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常态”下的世界经济态势
近年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西方开始调整国际经济规则，竭力推进《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战略伙伴协定》（TTIP）谈判，排挤中国，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等方面设置高门槛，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影响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强化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相互交织，中国成为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严重国家。
中国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倡导维护加改革，使之更加公正、合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区域和国际金融机构。同时，中国积极推进自贸区建设，国内在上海自贸区试验成功基础上设立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出台统一负面清单。国际上，与东盟等国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定》（RCEP）谈判继续取得进展，与韩国、澳大利亚自贸区协定已经顺利签署。这些经济开放措施标志着中国支持的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在加快。
同时，全球经济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以美国能源革命和全球智能制造为特征的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而广大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业的转移承接，希望复制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工业化的路径。这对中国形成“双向挤压”。
能否在世界地缘经济深刻变化、全球力量态势总体朝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方向发展的新时代，走在新工业革命的前列，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严峻的考验。
中国走出去的优势和困难并存
中国走出去既是制造业、装备等产品和富裕产能的输出，也是技术和资本的输出，进入了“走出去的新常态”。
中国走出去的优势首先是，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成功发展经验，经过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千锤百炼的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制度优势。这是中国软实力的充分体现。
其次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虽还不是强国。2014年，中国工业增加值22.8万亿元，GDP占比 35.85%，在全球制造业比重超过1/5，居首位。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在高速轨道交通装备、通信装备、电力装备以及工程机械等领域，形成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群。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数据显示，中国工业竞争力指数2012年升至全球第五位。
同时，中国制造业面临稳增长、调结构双重挑战，进入“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作为资源贫国，中国唯有发展制造业弥补资源赤字，才能取得经济可持续发展。制造业升级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与否最重要组成模块。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必须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跃升。
再则，中国的技术和资本输出已经起步，且发展势头迅猛，即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拓展。这其中除了产品的出口，技术和资本的输出近年大幅增长。中非合作基金、中国与拉美的合作基金、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清迈倡议等等，充分展示了中国资金走出去的速度和规模都在加快、扩大。这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难以想象的。
走出去需要处理好四对关系
2014年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多次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等中国装备走出去。国务院日前印发《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提出了中国发展制造业的战略方针和目标。
面对全球产业竞争格局调整和未来产业竞争新挑战，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为指导，积极主动，力争在新一轮全球竞争格局中赢得主动。这就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第一，走出去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关系。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特点是，多边贸易体系步履维艰，呈碎片化趋势，而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各种双边和多边的高标准自贸区五彩纷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既受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制约，也将对国际经济规则修订、新规则制定，乃至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改革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经济活动在新时代内容十分广泛，更深入地涉及经济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这需要外交的配合支持和国家层面的统筹与协调。从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看，走出去不仅仅是单个企业、金融机构的事，重要的是着眼于全球行业、系统的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所在。
就制造业而言，通过优化结构，使中国制造成为科技含量高、产品质量好、产业配套全、性价比优的榜样，全面提升中国制造在科研、生产、营销、服务等全产业链的竞争能力，实现从产品竞争优势向全产业链竞争优势转变，树立中国制造的整体国际形象。做到了这一条，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就会超越产品，向涉及规则和标准的全球治理领域迈进。
第二，走出去与各国发展战略互相对接和不同文化融合的关系。
把企业和资本走出去简单地理解为转移过剩产能和富裕资本是机械、短视的做法，缺乏全球视野和世界经济全局观。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这就需要中国企业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无论是建设开发区还是投资设厂，都要充分考虑所在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尽量实现两国或多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找到对接的端口实际上是寻找双方合作的共同点。在全球化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错、融合的新经济时代，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是行不通的。
中国还需要鼓励中国企业以文明对话、文化融合、民众交流、民心相通为基础，认真考虑走出去过程中自身承担的文化和社会责任，融入所在国文化，为所在地和社区的社会稳定、民生发展做出贡献，不仅造福当地老百姓，也对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有利。
第三，走出去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落地的关系。
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经济带和粤、闽、沪、津四大自贸区建设，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0%），目的是下好“先手棋”，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以开放促改革，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中国制造2025”战略落地还将为“一带一路”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支撑。
中国需要鼓励推动更多国外企业参与到中国走出去进程中，让国外企业特别是所在国企业包括华商企业，从投资项目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要在科学评估各类风险的前提下，加快走出去本土化进程，让国外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看到中国对于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诚意，从而尽快融入到当地市场竞争中去，顺利推进以合作为主题的经济互惠互利。
第四，走出去与实体经济资本和金融资本输出的关系。
当前，中国正在加速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这几年会出现转折点。那么，中国资本与西方资本究竟有什么区别？
中国是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又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20核心成员，是全球治理的决策者之一。过去说引进外资或外国直接投资（FDI），都不言而喻指西方国家的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中国资本逐步走向世界将开启资本全球流动的全新时代。中国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让中国资本服务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全球主义思想，既为中国资本盈利，又促进资本输入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须同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通过“两条腿”支撑中国在全球的经济脊梁。这也是中国资本的重要任务。目前中国已与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4万亿元人民币互换协议。2015年，人民币已超过美元成为亚洲支付首要货币。要推动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国制造走出去提供跟进式服务，继续健全完善财政税收优惠、财政性金融支持、信贷担保、外汇使用等相关重点支持政策，形成更加有利于中国制造走出去的集成优势。
中非合作基金、中国与拉美的合作基金、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
安排、清迈倡议等等，充分展示了中国资金走出去的速度和规模都在加快、扩大。
近年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西方开始调整国际经济规则，竭力推进《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投资战略伙伴协定》（TTIP）谈判，排挤中国，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等方面设置高门槛，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影响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西方贸易保护主义强化与全球贸易规则重构相互交织，中国成为遭受贸易救济调查最严重国家。
中国对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倡导维护加改革，使之更加公正、合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区域和国际金融机构。同时，中国积极推进自贸区建设，国内在上海自贸区试验成功基础上设立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出台统一负面清单。国际上，与东盟等国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协定》（RCEP）谈判继续取得进展，与韩国、澳大利亚自贸区协定已经顺利签署。这些经济开放措施标志着中国支持的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在加快。
同时，全球经济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以美国能源革命和全球智能制造为特征的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而广大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业的转移承接，希望复制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工业化的路径。这对中国形成“双向挤压”。
能否在世界地缘经济深刻变化、全球力量态势总体朝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方向发展的新时代，走在新工业革命的前列，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严峻的考验。
中国走出去的优势和困难并存
中国走出去既是制造业、装备等产品和富裕产能的输出，也是技术和资本的输出，进入了“走出去的新常态”。
中国走出去的优势首先是，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成功发展经验，经过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千锤百炼的中国发展模式和道路、制度优势。这是中国软实力的充分体现。
其次是中国的制造业。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大国，虽还不是强国。2014年，中国工业增加值22.8万亿元，GDP占比 35.85%，在全球制造业比重超过1/5，居首位。在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量居世界第一。在高速轨道交通装备、通信装备、电力装备以及工程机械等领域，形成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群。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数据显示，中国工业竞争力指数2012年升至全球第五位。
同时，中国制造业面临稳增长、调结构双重挑战，进入“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作为资源贫国，中国唯有发展制造业弥补资源赤字，才能取得经济可持续发展。制造业升级是中国经济转型成功与否最重要组成模块。中国要成为制造业强国，必须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跃升。
再则，中国的技术和资本输出已经起步，且发展势头迅猛，即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的海外利益不断拓展。这其中除了产品的出口，技术和资本的输出近年大幅增长。中非合作基金、中国与拉美的合作基金、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清迈倡议等等，充分展示了中国资金走出去的速度和规模都在加快、扩大。这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难以想象的。
走出去需要处理好四对关系
2014年以来，中央和国务院多次部署加快铁路、核电、建材生产等中国装备走出去。国务院日前印发《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提出了中国发展制造业的战略方针和目标。
面对全球产业竞争格局调整和未来产业竞争新挑战，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为指导，积极主动，力争在新一轮全球竞争格局中赢得主动。这就需要处理好四个关系：
第一，走出去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关系。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特点是，多边贸易体系步履维艰，呈碎片化趋势，而区域经济合作方兴未艾，各种双边和多边的高标准自贸区五彩纷呈。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既受到全球治理体系的制约，也将对国际经济规则修订、新规则制定，乃至全球治理机制和体系改革产生重大影响。
世界经济活动在新时代内容十分广泛，更深入地涉及经济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这需要外交的配合支持和国家层面的统筹与协调。从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看，走出去不仅仅是单个企业、金融机构的事，重要的是着眼于全球行业、系统的标准和规则的制定。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所在。
就制造业而言，通过优化结构，使中国制造成为科技含量高、产品质量好、产业配套全、性价比优的榜样，全面提升中国制造在科研、生产、营销、服务等全产业链的竞争能力，实现从产品竞争优势向全产业链竞争优势转变，树立中国制造的整体国际形象。做到了这一条，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就会超越产品，向涉及规则和标准的全球治理领域迈进。
第二，走出去与各国发展战略互相对接和不同文化融合的关系。
把企业和资本走出去简单地理解为转移过剩产能和富裕资本是机械、短视的做法，缺乏全球视野和世界经济全局观。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这就需要中国企业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无论是建设开发区还是投资设厂，都要充分考虑所在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尽量实现两国或多国发展战略的对接。找到对接的端口实际上是寻找双方合作的共同点。在全球化发展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错、融合的新经济时代，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是行不通的。
中国还需要鼓励中国企业以文明对话、文化融合、民众交流、民心相通为基础，认真考虑走出去过程中自身承担的文化和社会责任，融入所在国文化，为所在地和社区的社会稳定、民生发展做出贡献，不仅造福当地老百姓，也对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有利。
第三，走出去与“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落地的关系。
中央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经济带和粤、闽、沪、津四大自贸区建设，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0%），目的是下好“先手棋”，主动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以开放促改革，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中国制造2025”战略落地还将为“一带一路”提供坚实的产业基础支撑。
中国需要鼓励推动更多国外企业参与到中国走出去进程中，让国外企业特别是所在国企业包括华商企业，从投资项目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要在科学评估各类风险的前提下，加快走出去本土化进程，让国外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看到中国对于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诚意，从而尽快融入到当地市场竞争中去，顺利推进以合作为主题的经济互惠互利。
第四，走出去与实体经济资本和金融资本输出的关系。
当前，中国正在加速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转变。这几年会出现转折点。那么，中国资本与西方资本究竟有什么区别？
中国是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又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G20核心成员，是全球治理的决策者之一。过去说引进外资或外国直接投资（FDI），都不言而喻指西方国家的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中国资本逐步走向世界将开启资本全球流动的全新时代。中国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让中国资本服务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全球主义思想，既为中国资本盈利，又促进资本输入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须同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通过“两条腿”支撑中国在全球的经济脊梁。这也是中国资本的重要任务。目前中国已与2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4万亿元人民币互换协议。2015年，人民币已超过美元成为亚洲支付首要货币。要推动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国制造走出去提供跟进式服务，继续健全完善财政税收优惠、财政性金融支持、信贷担保、外汇使用等相关重点支持政策，形成更加有利于中国制造走出去的集成优势。
中非合作基金、中国与拉美的合作基金、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
安排、清迈倡议等等，充分展示了中国资金走出去的速度和规模都在加快、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