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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北京城热闹的街市，拐进窄小的禄米仓胡同，一座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古刹隐匿其中，夹在幢幢极具现代感的水泥高楼间显得别扭而不搭调。红墙已然斑驳，佛龛也无光泽，如果不是那偶尔从院墙内飘出的阵阵乐声，它便和北京城里其他不为人知遭人遗忘的古建筑一样，被扫进历史的尘埃中。
寺庙院中大殿内，五位身着黄色僧衣的中年男子，正各自操着笛、笙、云锣、管子、鼓并排坐在一张长桌前演奏，几首固定曲目早已熟稔于心。台下陪着他们的，不过寥寥四五人，这已经是这天听众最多的一场了。15分钟的演奏过程中，又有二人离去。
这种智化寺特有的古乐，不够热闹、晦涩难懂。它是现在唯一还保持着师徒口传身授、按代袭承的古乐，因此被称作是“古乐活化石”。
智化寺在历史上最近一次的辉煌，已是50多年前老舍、吴晗等艺界名人入寺聆听演奏。历经几度兴衰，时至今日懂它的人已是越来越少，但比知音难觅更为严峻的，是继者难寻。
所剩无几的演奏者
“我们每个人演一场能挣两块五，一天下来就挣10块钱了。”乐队班长胡庆学苦笑着解释演出的收入问题，显然已经习惯乏人问津的境况，其余4位乐队成员也笑而不语只是点头。
5个人已经是不能再精简的队伍了，完整地演奏京音乐至少需要17个人，现在只能保留云锣、竹笛等几样最基本的乐器。由于乐队规模不完整，能够演奏的曲子只剩十几首了。京音乐血管中流淌的宫廷礼乐的宏大气势在今天已荡然无存。
关于为什么会进寺庙学古乐，这5位已在而立之年的男人不约而同苦笑道—“户口”。
几个农村孩子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村里的老艺人学起了鼓吹乐，有红白喜事或是庙会活动时四处赶场演出，在当地也逐渐小有名气。
1991年秋他们跟着师傅到北京参加文化节，他们的演奏让智化寺的几位艺僧眼前一亮，当场就表示想收其为徒。允诺“能解决北京户口”。6人无一能抵抗这个诱惑。于是，这6个孩子作为第27代传人接受师父们一对一的传授。
产生于隋唐时代的工尺谱必须由师父一个一个教，白天抄晚上背，反复记熟才可以进行“阿口”教习。存在于每个曲谱符号之间的“阿口”包含着京音乐所有的秘密，只能由师父传给徒弟，绝不外传。掌握了“阿口”的诀窍后，才能唱出谱子。
“唱出谱子，你会寄托以情感，演奏乐器的时候，自然有韵味儿。”胡庆学即兴哼起了一段谱。他捏着手腕上的佛珠，右手敲打着桌子，闭上眼睛抑扬顿挫地哼唱，一脸陶醉。
离寺归世别古乐
在智化寺9平米的宿舍里，孩子们挤在三张双层床上。床边就只剩一条窄窄的过道，换衣服都得侧着身。寺里每个月发90块钱生活费，除去吃饭就剩不下什么了。四年后生活费涨到了200元。“当时北京市的平均工资也到了500元”，胡庆学解释说，即使是在他老家打工都比在这里拿得多，他们时不时还要靠家里寄钱接济。
胡庆学第一个离开智化寺，回到“红尘”中。师父没有挽留他，他也知道已经到了“留都留不住的时候了”。之后，师兄弟们都陆续走出了寺门。几年后6人都娶妻生子有了家庭，学艺的日子像那些压在箱底的手抄乐谱一样不辨痕迹。
徒弟们全都走了后，智化寺只剩师父张本兴一个人。他的一生中见着京音乐在寺里奏起又停下，停了又奏起，见证了京音乐的起起伏伏，也随着它跌跌宕宕。
几十年前，张本兴进入智化寺深造技艺。不久后智化寺开始走向衰退，乐声中断。但没几年独具历史价值的京音乐被纳入中国文化遗产欲加保护。离去的艺僧们被召回寺演出，甚至老舍、吴晗、梅兰芳都到场聆听。不料，“文革”刚开始，智化寺首先受到了冲击，张本兴再次还俗，他去建筑公司管起了建材，再也没有碰过音乐，只是偶尔拿出珍藏在身边的磁带听听。
2004年国家开始对京音乐加大扶持力度，拨出专项经费用于京音乐的整理和保护。本兴老人试着联系徒弟们，没想到6个人都愿意舍弃现有收入回到寺里。香火不断让本兴老人又燃起了希望。
2008年文化部为老人颁发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继承人证书》，同年年底他悄然辞世。张本兴的离去等于宣告了智化寺延续了数百年艺僧时代的终结。
传承道路艰难坎坷
比起师父们当年，摆在胡庆学他们面前的接班人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一般学习京音乐，要想出师至少要7年。现在胡庆学他们带徒弟，尽量放低了标准、简化了程式，像坐、站、跪、行四种基本的演奏姿势都不练了，可学生们还是觉得苦。
馆里也曾邀请过一些社会志愿者和音乐学院的学生，共同排演参加一些音乐活动。也是为增进学生们对此的兴趣，可是演出一结束，他们就走了。
“人家高学历的学生，愿意留在寺里学上几年吗？”乐队另一位师傅屈炳庆摇摇头。
“连我孩子都不愿意学”，胡庆学无奈地说。
京音乐传承了近600年从未断代过，他们也清楚自己身上的担子。先为京音乐找到经济出路，才有可能解决继承问题。
每天四场雷打不动的演出，收入虽然不高但有人来看。胡庆学还带着队伍去大屯、望京一带社区做法事，与寿衣店建立渠道“吹丧”。这有些偏离京音乐的雅乐“身段”，可是他们目前也找不到更好的创收办法。
暮色中，胡庆学和兄弟们饭后又开始为数日后一场演出进行排练。狭小古老的院墙间，悠扬深沉的乐声来回反弹，最终袅袅缠绕在黑琉璃的瓦顶上迟迟不肯离去。
寺庙院中大殿内，五位身着黄色僧衣的中年男子，正各自操着笛、笙、云锣、管子、鼓并排坐在一张长桌前演奏，几首固定曲目早已熟稔于心。台下陪着他们的，不过寥寥四五人，这已经是这天听众最多的一场了。15分钟的演奏过程中，又有二人离去。
这种智化寺特有的古乐，不够热闹、晦涩难懂。它是现在唯一还保持着师徒口传身授、按代袭承的古乐，因此被称作是“古乐活化石”。
智化寺在历史上最近一次的辉煌，已是50多年前老舍、吴晗等艺界名人入寺聆听演奏。历经几度兴衰，时至今日懂它的人已是越来越少，但比知音难觅更为严峻的，是继者难寻。
所剩无几的演奏者
“我们每个人演一场能挣两块五，一天下来就挣10块钱了。”乐队班长胡庆学苦笑着解释演出的收入问题，显然已经习惯乏人问津的境况，其余4位乐队成员也笑而不语只是点头。
5个人已经是不能再精简的队伍了，完整地演奏京音乐至少需要17个人，现在只能保留云锣、竹笛等几样最基本的乐器。由于乐队规模不完整，能够演奏的曲子只剩十几首了。京音乐血管中流淌的宫廷礼乐的宏大气势在今天已荡然无存。
关于为什么会进寺庙学古乐，这5位已在而立之年的男人不约而同苦笑道—“户口”。
几个农村孩子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村里的老艺人学起了鼓吹乐，有红白喜事或是庙会活动时四处赶场演出，在当地也逐渐小有名气。
1991年秋他们跟着师傅到北京参加文化节，他们的演奏让智化寺的几位艺僧眼前一亮，当场就表示想收其为徒。允诺“能解决北京户口”。6人无一能抵抗这个诱惑。于是，这6个孩子作为第27代传人接受师父们一对一的传授。
产生于隋唐时代的工尺谱必须由师父一个一个教，白天抄晚上背，反复记熟才可以进行“阿口”教习。存在于每个曲谱符号之间的“阿口”包含着京音乐所有的秘密，只能由师父传给徒弟，绝不外传。掌握了“阿口”的诀窍后，才能唱出谱子。
“唱出谱子，你会寄托以情感，演奏乐器的时候，自然有韵味儿。”胡庆学即兴哼起了一段谱。他捏着手腕上的佛珠，右手敲打着桌子，闭上眼睛抑扬顿挫地哼唱，一脸陶醉。
离寺归世别古乐
在智化寺9平米的宿舍里，孩子们挤在三张双层床上。床边就只剩一条窄窄的过道，换衣服都得侧着身。寺里每个月发90块钱生活费，除去吃饭就剩不下什么了。四年后生活费涨到了200元。“当时北京市的平均工资也到了500元”，胡庆学解释说，即使是在他老家打工都比在这里拿得多，他们时不时还要靠家里寄钱接济。
胡庆学第一个离开智化寺，回到“红尘”中。师父没有挽留他，他也知道已经到了“留都留不住的时候了”。之后，师兄弟们都陆续走出了寺门。几年后6人都娶妻生子有了家庭，学艺的日子像那些压在箱底的手抄乐谱一样不辨痕迹。
徒弟们全都走了后，智化寺只剩师父张本兴一个人。他的一生中见着京音乐在寺里奏起又停下，停了又奏起，见证了京音乐的起起伏伏，也随着它跌跌宕宕。
几十年前，张本兴进入智化寺深造技艺。不久后智化寺开始走向衰退，乐声中断。但没几年独具历史价值的京音乐被纳入中国文化遗产欲加保护。离去的艺僧们被召回寺演出，甚至老舍、吴晗、梅兰芳都到场聆听。不料，“文革”刚开始，智化寺首先受到了冲击，张本兴再次还俗，他去建筑公司管起了建材，再也没有碰过音乐，只是偶尔拿出珍藏在身边的磁带听听。
2004年国家开始对京音乐加大扶持力度，拨出专项经费用于京音乐的整理和保护。本兴老人试着联系徒弟们，没想到6个人都愿意舍弃现有收入回到寺里。香火不断让本兴老人又燃起了希望。
2008年文化部为老人颁发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继承人证书》，同年年底他悄然辞世。张本兴的离去等于宣告了智化寺延续了数百年艺僧时代的终结。
传承道路艰难坎坷
比起师父们当年，摆在胡庆学他们面前的接班人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一般学习京音乐，要想出师至少要7年。现在胡庆学他们带徒弟，尽量放低了标准、简化了程式，像坐、站、跪、行四种基本的演奏姿势都不练了，可学生们还是觉得苦。
馆里也曾邀请过一些社会志愿者和音乐学院的学生，共同排演参加一些音乐活动。也是为增进学生们对此的兴趣，可是演出一结束，他们就走了。
“人家高学历的学生，愿意留在寺里学上几年吗？”乐队另一位师傅屈炳庆摇摇头。
“连我孩子都不愿意学”，胡庆学无奈地说。
京音乐传承了近600年从未断代过，他们也清楚自己身上的担子。先为京音乐找到经济出路，才有可能解决继承问题。
每天四场雷打不动的演出，收入虽然不高但有人来看。胡庆学还带着队伍去大屯、望京一带社区做法事，与寿衣店建立渠道“吹丧”。这有些偏离京音乐的雅乐“身段”，可是他们目前也找不到更好的创收办法。
暮色中，胡庆学和兄弟们饭后又开始为数日后一场演出进行排练。狭小古老的院墙间，悠扬深沉的乐声来回反弹，最终袅袅缠绕在黑琉璃的瓦顶上迟迟不肯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