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耿云志先生修订再版了他的《胡适年谱》，与旧版相比，做了不少改进。这本年谱以三十几万字的篇幅，抒写了胡适的心路历程，堪称是胡适的思想传记。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与原《新青年》同人分道扬镳，后者鼓吹马克思主义并很快建党，而胡适也开始了与社会主义思潮的毕生纠葛。
　　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就学期间，就接触了古典自由主义，但他侧重政治自由主义，他反复强调，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缺陷，是忽略了民主政治的建设，没有民主政治，便不能够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对民主政治的提倡和坚持，是胡适留给中国珍贵的思想遗产，直到今天，也没失去它的用处。但胡适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并不全面，他对经济自由主义甚少提倡，在胡适那里，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的社会主义化是可以调和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导致工人的绝对贫困，商品生产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罪恶而是一大功绩。
　　胡适对政府的认识，也是一种典型的社会主义观。1921年，他在《好政府主义》一文中提到，政府只是一个工具，它能够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他说：“无为的观念最不适宜于现代政治生活。现代政治的根本观念是充分利用政府机关作积极的事业。”他的这一说法很不自由主义，其源头在美国西奥多·罗斯福领导下的进步主义，这种美国式的社会主义要求政府充分介入公共事务以确保所谓的公共利益的实现。而胡适的这些非自由主义思想，可能与他经济思想史的修养欠缺有关。
　　1926年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否定个人主义，并说“远识的人知道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不能达到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目的。……救济的方法只有两条大路：一是国家利用其权力，实行裁制资本家，保障被压迫的阶级；一是被压迫的阶级团结起来，直接抵抗资产阶级的压迫与掠夺”。同年7月，他路过莫斯科，参观了一些样板作品并与当地人做了一些交谈之后，大受震撼。在莫斯科他还跟蔡和森见了一面，动了加入政治的念头，设想组织“自由党”，其政纲之一就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政策”。
　　不过首倡“多研究些问题”的胡博士自然有其过人之处。1933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胡适献策说，要复兴农村，需要的是“无为的政治哲学”。他说，政府须裁减机关和官吏，减除捐税，维持公共秩序，这样农村才能有复兴的条件和希望。在这一年年底，他指出，没有私营工商业，中国的生产事业便只能停顿下来。胡适走过弯路，但他最终还是遵循自由主义的定义，研究中国的问题，给出了令人惊佩的答案。
　　在30年代与《独立评论》同人就“民治与独裁”的辩论中，胡适认为独裁要比民主困难得多，专制统治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而民主政治则是一种幼稚的政治，是一种常识的政治，特别适宜于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一般民众只要集思广益，把各自的知识利用起来，就能做到独裁做不到的事情。但凡读过哈耶克1945年发表的名篇《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的人，对此都不能不感到震撼。而早在1933年，胡适就做出了类似的判断。
　　40年代，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发表，胡适通过周德伟，了解了哈耶克的思想，最终完成了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体悟。在1954年3月5日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社”茶话会上，胡适作了《从〈到奴役之路〉说起》 的演讲。胡适以花甲高龄，仍然好学不倦，仍能吐故纳新，令人钦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