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世纪的黑暗、狭隘、宗教歧视和大屠杀，20世纪的记录肯定会使善于思考的观察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丝毫不比当时高明。”
　　这是法国多尔多涅河附近一座中世纪城池的废墟，断壁残垣随处可见。此刻，耶鲁大学的一个考古小组在约翰·斯顿教授带领下，正对修道院进行发掘。他们的出资人，是美国一家实力雄厚的国际技术公司。这家公司期望通过对古代遗迹的重现，来建造一个“超真实”的娱乐公园。
　　该公司研制出一种极为特殊、神奇的旅行工具。在约翰斯顿的“要挟”下，公司应允他借助这种量子发射机“穿梭”到中世纪。但不久他却因违规使用机器而被“卡”在了那个时代里。为营救教授，他的三个弟子也“进入”1357年4月7日，与教授成功会合，并在跟中世纪人的交锋中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情；同时，也亲身“体验”和“考察”了他们所关注的那一段历史，“解开”史学上的一些谜团，“纠正”一些认识上的谬误……
　　美国作家迈克尔·克莱顿于1999年推出的科幻小说《时间线》（2002年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斥巨资将其搬上银幕，改名为《重返中世纪》），讲述的就是上面这个故事。自畅销书《侏罗纪公园》问世之后，克莱顿一直醉心于历史，对所谓黑暗的中世纪的说法不以为然，并决意以小说的形式为之“翻案”。
　　克莱顿对中世纪的反思，是有比较扎实的史学研究基础作支撑的。
　　多少年来，中世纪一直被视为“黑暗”、“愚昧”和“残酷”的渊薮，对它的经典描述常常跟“黑暗时代”、“落后停滞”这样的字眼联系在一起，人们很难想象其中会有什么积极的东西。在英语世界的许多人眼里，“中世纪”是不变的、静止的和落后的事物的同义词，“中世纪的”则被用来指代任何过时之物。这与紧随其后的文艺复兴时代所展现出的光明、进步和自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近一个世纪以降，中世纪长期被遮蔽的历史原貌渐渐地得到恢复和校正。人们认识到，在那千年之中，并非是一片漆黑，也不再是西方历史上的一场可怕的梦魇。欧洲近代以理性和科学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绝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实际上，它恰恰是在不乏活力和创造力的中世纪母腹中逐渐孕育成熟的。现代科学的智力根基（一系列具有古希腊-阿拉伯传统的科学著述被翻译成拉丁文、西欧一些大学的建立、神学家-自然哲学家阶层的出现等），也是在中世纪造就的；在中世纪的欧洲，事实上和观念上都出现了某种形式的“国家”；而中世纪的艺术家以及作家则开辟了西方的写实主义传统，取得了颇具创造性的成就……正是上述这一切，奠定了西方近现代历史最切近的基础。
　　伴随着解蔽中世纪过程的，是西方近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思潮——历史主义的兴起。它强调历史发展的有机联系和连续性，反对用抽象的理性原则、理想的或今人的标准去概括和衡量一切时代与一切民族的历史。以此而言，一旦我们采用了那种被视为“现代”的假定预期来看待和评价中世纪，难免就会出现扭曲的危险，陷入“黑暗论”的成见中。
　　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很早就对“中世纪是黑暗时代”这一陈说持怀疑态度。在其广有影响的《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一书中，他强调任何历史时期都兼具连续性和变化性的双重特点，并批评了对中世纪所进行的没有具体历史实证的概念化的描述。“历史的连续性否定在前后相继的时期之间存在如此明显而强烈的反差。”相反，中世纪展示了历史发展的许多进程，蕴涵了现代文明许多方面的起源。因此，哈斯金斯认为，中世纪“与古代和现代的紧密相连，确保其在连续的人类发展史上享有一席之地”。
　　克莱顿在小说《时间线》的末尾写道：“至于中世纪的黑暗、狭隘、宗教歧视和大屠杀，20世纪的记录肯定会使善于思考的观察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丝毫不比当时高明。”诚哉斯言。
　　（作者为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