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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财阀这一具有韩国特色的经济模式，已被视作“汉江奇迹”的后遗症。韩国政府始终想主导经济增长方向，不甘于成为一个“守夜者”，但大企业财团远远超越了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
时下，有一种搭配叫做“啤酒炸鸡”，有一种赞美叫做“女神经病”，“星你”则成为红遍朋友圈的接头暗号。这股韩流不禁让人想起一年多以前，韩国总统朴槿惠就职当天，“鸟叔”现场演绎骑马舞时人气爆棚的场景。
不过，在今年2月25日这一天，也就是这位韩国历史上首任女总统执政一周年的日子里，气氛却显得略为庄重——她“纪念”的方式是对外正式公布《经济改革3年规划》。朴槿惠表示，韩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达到了极限，除非改变经济基本面、打破缓慢增长的陷阱，否则将没有未来。
目前，韩国上下最为关注的是，政府如何“动真格儿”地迈出改革第一步？导致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的顽疾能否得到根治？以及这位主打民生牌的总统能否兑现她的承诺，再造一个“汉江奇迹”？
目标太过“丰满”？
仔细研读这份规划不难发现，朴槿惠的经济构想与其父亲、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时期的《经济发展5年规划》颇为类似，二者均将发展经济作为国政运营中心的想法。
对此，韩国有分析认为，朴槿惠就职以来一直秉承父志，用“改革”替换“发展”也表明了她欲打造“后浪推前浪”之势。
总结起来，改革勾勒出三大蓝图，即稳固经济基础、推动创新经济、均衡内需与出口，并提出到2017年经济增速达4%、就业率达70%、人均国民收入达4万美元的三大目标。
国际上，专家和媒体给予“朴槿惠经济学”肯定的评价，认为韩国人如果能大胆地执行改革规划，将有可能避开邻国日本正在遭遇的经济停滞。
可以说，韩国是少数几个安度金融风暴的国家之一，虽然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6.3%直降为2012年的2.0%，但在2013年已经出现好转迹象，恢复到2.8%，各国际组织对其2014年的经济预期亦保持一致乐观。
只不过，这与朴槿惠政府的改革目标依然相去甚远。
由于具体改革措施“丰满”到几乎涵盖所有领域，不少专家对其可行性存在较大疑虑。仅以人均GDP为例，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非部主任徐长文对本刊记者称，目前韩国这一数据为2.3万美元，即便按照4%的经济增速计算，也得要8年时间才能触及4万美元。
事实上，国民幸福与收入不一定成正比。韩国最新发布的《国民福祉水平的国际比较报告》显示，在34个经合组织国家中，韩国的国民幸福指数排名第33位，几乎垫底。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刘春生指出，韩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房价居高不下，家庭负债高企，这说明韩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并未被大多数老百姓所享受，更对国内消费构成了一定的遏制。
2013年，韩国家庭的负债首次突破了1千万亿韩元（1美元=1038.7500韩元）。其中，住房贷款金额约占其国民可支配收入的140%，为全球这一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已经陷入为准备生活费而继续举债的恶行循环。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群艺看来，所谓的改革规划仅仅是重复朴槿惠政府在竞选期间和上任初期的执政纲领，没有太多新意。况且，这些措施似乎并不能根治韩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顽疾。
“财阀症”依旧难解
就任之初，朴槿惠承诺要开启“国民幸福时代”。如今一年过去了，韩国人变幸福了吗？民调显示，并非如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天国告诉本刊记者，韩国GDP总值与家庭实际收入的背离现象比较突出。近十年来，家庭实际收入增长均低于GDP增速1-2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当GDP增长2%时，家庭实际收入几乎停滞。
而且，家庭与企业之间的收入不平衡正在逐渐深化。
恰如韩国央行行长金仲秀所说，全球金融危机后，韩国内需增长之所以低于经济增长，是受家庭收入所限。必须缩小个人与企业的收入差距，才可期待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据韩国开发研究院数据，家庭收入占韩国总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69%下降到2012年的62%，企业所得的比重却出现从17%到23%的大幅上升。
刘群艺指出，韩国政府始终想主导经济增长方向，不甘于成为一个“守夜者”，但大企业财团远远超越了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没有对“财阀症”推出改革设想，正是朴槿惠政府最为失分的因素。
前不久，在首尔市中心发生一宗由韩国总工会领导的“财阀症”抗议活动。参与该活动的上万名抗议者认为，总统没有履行约束巨大家族企业利益的承诺，困扰韩国数十年的财阀型经济仍未见改变。
显然，这一具有韩国特色的“小国家、大企业”的经济模式被视作“汉江奇迹”的后遗症。上世纪60年代起，受益于韩国政府的慷慨“资助”，一批非国有、却与政府投资密不可分的大企业一面扮演了经济的引擎，一面形成了行业垄断，给国内中小企业带来致命打击。
李天国认为，财阀问题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总体上，财阀对韩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但盲目的重复投资与多元经营，内部治理脆弱，以及所有结构扭曲与集中等弊端，都有碍韩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而在朴槿惠的相关规划中，人们只看到政府将兴建更多住宅，为渴望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家庭提供低息贷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负债。
“除此之外，备受争议的财阀问题始终未被提上处理日程。”刘春生指出。
出口比重看似“不安”
“财阀症”仍在蔓延。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韩国前30大企业集团对GDP的贡献高达82%，这一数值在2002年仅为53%。
徐长文表示，从这个角度考虑，财阀的存在也具有其合理性。只不过，韩国目前的出口产品多半来自于财阀企业，而这类大型企业对出口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韩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阻力。 从韩国经济增长的构成来看，出口所占比重一直很“耀眼”。2013年，韩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创下57%的历史新高，也为全球最高。
得益于出口型经济，韩国曾创下两位数的年经济增长奇迹，同时也埋下了最易受到攻击的弱点。一旦全球经济低迷，意味着韩国的出口领域首当其冲。
这也是此次朴槿惠将“增加服务业份额”作为改革核心措施的原因所在。未来3年，政府将在医疗、教育、旅游、金融、软件5大服务类领域投资4万亿韩元扶植中小型初创企业。
同时，政府将进一步放宽外国医疗机构在韩国自由经济区内设立医院的各种限制，积极引进国际一流大学，设立外国教育机构，以及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李天国分析称，上述措施之所以受到韩国经济界人士的普遍欢迎，是因为抓住了“改善内需”这一关键词。
上述提到，均衡内需与出口为改革的三大蓝图之一，但在朴槿惠任期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韩国仍将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李天国说，这一方面是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与韩国近些年大力推动自由贸易协定（FTA）有关。
徐长文则认为，表面上令人“不安”的出口比重，短期内不会对经济构成威胁，而且与其他经济体即将完成的FTA更有可能成为韩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根据韩国产业研究院和贸易协会的统计，2013年韩国出口总额为5597亿美元，其中对中国出口占比26.1%，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眼下，中韩FTA第10次谈判于3月份刚刚结束。徐长文介绍说，该谈判自2012年5月开始计划两年内达成，但由于韩方素来敏感的农业领域不愿开放，现在看来要指望今年下半年了。
中韩地理位置接近，产品相似，农产品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如前几年的“大蒜事件”，为避免本国市场受到冲击，韩国对中国大蒜出口设置了360%的关税壁垒。
诸位专家表示，中韩关系处于历史上最紧密的阶段，FTA谈判也要“有舍有得”，何况韩国一直在两国贸易中保持顺差地位，这一点只要看看北京满街奔跑的现代出租汽车便可知了。
拼的还是技术创新
不少人担心，“财阀症”与出口比重过高终将演变为韩国经济的拖累，待结构性问题完全浮出水面，韩国可能重蹈日本式经济停滞的覆辙。
此外，刘群艺指出，韩国国内私人部门投资不振，企业大量投资海外。由于国内生产成本过高、政府规制严格以及企业对经济景气度较为悲观等因素，2007-2013年间，韩企年均海外投资达到230亿美元，国内投资大幅缩减。
刘春生同时指出，韩国人口已逼近零增长，适龄工作人口以每年1.2%的速度下降，为经合组织国家中下降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使韩国经济增长的后续动力遭受考验。
可以断言的是，“国民幸福时代”前路坎坷。
那么，未来重燃韩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哪里？特别是面对其汽车、IT领域的劲敌日本，韩国又将如何胜出？技术创新或许是答案。
比较过去十年韩日各行业出口竞争力，韩国在IT、造船、纤维等方面领先于日本，而在汽车、一般机械领域，日本的竞争力则始终优于韩国。
尽管竞争如此激烈，韩国相当部分的零部件与技术仍然选择从日本进口，致使其对日贸易逆差达250亿美元之多，徐长文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说，韩国的汽车、电子产品技术大多从日本“效仿”而来，三星集团就是在日本企业的协助下发展起来的，且包括三星和现代集团在内的许多企业大佬从小就在日本学习。
目前，日本企业正在酝酿多个创新技术，如搭载燃料电池的新型环保汽车正在进入商业化示范推广前期。韩国的研发突破能力尚敌不过日本，但它可以依赖日本技术创新，通过“二次加工”达到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之目的。
如此，“汉江奇迹”即便难以重现，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是有望达成的，刘群艺表示。
李天国认为，“汉江奇迹”是韩国在特定发展阶段、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的典型案例。原来工业化初期可利用的廉价劳动力、出口导向战略及产业扶持政策均无法再简单重复。
无论如何，为使韩国经济避免失去一次摆脱低迷的良机，光靠强烈的改革意愿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行动。（支点杂志2014年5月刊）
时下，有一种搭配叫做“啤酒炸鸡”，有一种赞美叫做“女神经病”，“星你”则成为红遍朋友圈的接头暗号。这股韩流不禁让人想起一年多以前，韩国总统朴槿惠就职当天，“鸟叔”现场演绎骑马舞时人气爆棚的场景。
不过，在今年2月25日这一天，也就是这位韩国历史上首任女总统执政一周年的日子里，气氛却显得略为庄重——她“纪念”的方式是对外正式公布《经济改革3年规划》。朴槿惠表示，韩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达到了极限，除非改变经济基本面、打破缓慢增长的陷阱，否则将没有未来。
目前，韩国上下最为关注的是，政府如何“动真格儿”地迈出改革第一步？导致国家经济结构失衡的顽疾能否得到根治？以及这位主打民生牌的总统能否兑现她的承诺，再造一个“汉江奇迹”？
目标太过“丰满”？
仔细研读这份规划不难发现，朴槿惠的经济构想与其父亲、韩国前总统朴正熙时期的《经济发展5年规划》颇为类似，二者均将发展经济作为国政运营中心的想法。
对此，韩国有分析认为，朴槿惠就职以来一直秉承父志，用“改革”替换“发展”也表明了她欲打造“后浪推前浪”之势。
总结起来，改革勾勒出三大蓝图，即稳固经济基础、推动创新经济、均衡内需与出口，并提出到2017年经济增速达4%、就业率达70%、人均国民收入达4万美元的三大目标。
国际上，专家和媒体给予“朴槿惠经济学”肯定的评价，认为韩国人如果能大胆地执行改革规划，将有可能避开邻国日本正在遭遇的经济停滞。
可以说，韩国是少数几个安度金融风暴的国家之一，虽然经济增速从2010年的6.3%直降为2012年的2.0%，但在2013年已经出现好转迹象，恢复到2.8%，各国际组织对其2014年的经济预期亦保持一致乐观。
只不过，这与朴槿惠政府的改革目标依然相去甚远。
由于具体改革措施“丰满”到几乎涵盖所有领域，不少专家对其可行性存在较大疑虑。仅以人均GDP为例，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非部主任徐长文对本刊记者称，目前韩国这一数据为2.3万美元，即便按照4%的经济增速计算，也得要8年时间才能触及4万美元。
事实上，国民幸福与收入不一定成正比。韩国最新发布的《国民福祉水平的国际比较报告》显示，在34个经合组织国家中，韩国的国民幸福指数排名第33位，几乎垫底。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刘春生指出，韩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房价居高不下，家庭负债高企，这说明韩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并未被大多数老百姓所享受，更对国内消费构成了一定的遏制。
2013年，韩国家庭的负债首次突破了1千万亿韩元（1美元=1038.7500韩元）。其中，住房贷款金额约占其国民可支配收入的140%，为全球这一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已经陷入为准备生活费而继续举债的恶行循环。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刘群艺看来，所谓的改革规划仅仅是重复朴槿惠政府在竞选期间和上任初期的执政纲领，没有太多新意。况且，这些措施似乎并不能根治韩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顽疾。
“财阀症”依旧难解
就任之初，朴槿惠承诺要开启“国民幸福时代”。如今一年过去了，韩国人变幸福了吗？民调显示，并非如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天国告诉本刊记者，韩国GDP总值与家庭实际收入的背离现象比较突出。近十年来，家庭实际收入增长均低于GDP增速1-2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说，当GDP增长2%时，家庭实际收入几乎停滞。
而且，家庭与企业之间的收入不平衡正在逐渐深化。
恰如韩国央行行长金仲秀所说，全球金融危机后，韩国内需增长之所以低于经济增长，是受家庭收入所限。必须缩小个人与企业的收入差距，才可期待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据韩国开发研究院数据，家庭收入占韩国总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69%下降到2012年的62%，企业所得的比重却出现从17%到23%的大幅上升。
刘群艺指出，韩国政府始终想主导经济增长方向，不甘于成为一个“守夜者”，但大企业财团远远超越了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没有对“财阀症”推出改革设想，正是朴槿惠政府最为失分的因素。
前不久，在首尔市中心发生一宗由韩国总工会领导的“财阀症”抗议活动。参与该活动的上万名抗议者认为，总统没有履行约束巨大家族企业利益的承诺，困扰韩国数十年的财阀型经济仍未见改变。
显然，这一具有韩国特色的“小国家、大企业”的经济模式被视作“汉江奇迹”的后遗症。上世纪60年代起，受益于韩国政府的慷慨“资助”，一批非国有、却与政府投资密不可分的大企业一面扮演了经济的引擎，一面形成了行业垄断，给国内中小企业带来致命打击。
李天国认为，财阀问题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总体上，财阀对韩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但盲目的重复投资与多元经营，内部治理脆弱，以及所有结构扭曲与集中等弊端，都有碍韩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而在朴槿惠的相关规划中，人们只看到政府将兴建更多住宅，为渴望进入房地产市场的家庭提供低息贷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负债。
“除此之外，备受争议的财阀问题始终未被提上处理日程。”刘春生指出。
出口比重看似“不安”
“财阀症”仍在蔓延。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韩国前30大企业集团对GDP的贡献高达82%，这一数值在2002年仅为53%。
徐长文表示，从这个角度考虑，财阀的存在也具有其合理性。只不过，韩国目前的出口产品多半来自于财阀企业，而这类大型企业对出口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韩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阻力。 从韩国经济增长的构成来看，出口所占比重一直很“耀眼”。2013年，韩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创下57%的历史新高，也为全球最高。
得益于出口型经济，韩国曾创下两位数的年经济增长奇迹，同时也埋下了最易受到攻击的弱点。一旦全球经济低迷，意味着韩国的出口领域首当其冲。
这也是此次朴槿惠将“增加服务业份额”作为改革核心措施的原因所在。未来3年，政府将在医疗、教育、旅游、金融、软件5大服务类领域投资4万亿韩元扶植中小型初创企业。
同时，政府将进一步放宽外国医疗机构在韩国自由经济区内设立医院的各种限制，积极引进国际一流大学，设立外国教育机构，以及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李天国分析称，上述措施之所以受到韩国经济界人士的普遍欢迎，是因为抓住了“改善内需”这一关键词。
上述提到，均衡内需与出口为改革的三大蓝图之一，但在朴槿惠任期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韩国仍将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李天国说，这一方面是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与韩国近些年大力推动自由贸易协定（FTA）有关。
徐长文则认为，表面上令人“不安”的出口比重，短期内不会对经济构成威胁，而且与其他经济体即将完成的FTA更有可能成为韩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
根据韩国产业研究院和贸易协会的统计，2013年韩国出口总额为5597亿美元，其中对中国出口占比26.1%，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眼下，中韩FTA第10次谈判于3月份刚刚结束。徐长文介绍说，该谈判自2012年5月开始计划两年内达成，但由于韩方素来敏感的农业领域不愿开放，现在看来要指望今年下半年了。
中韩地理位置接近，产品相似，农产品贸易摩擦时有发生。如前几年的“大蒜事件”，为避免本国市场受到冲击，韩国对中国大蒜出口设置了360%的关税壁垒。
诸位专家表示，中韩关系处于历史上最紧密的阶段，FTA谈判也要“有舍有得”，何况韩国一直在两国贸易中保持顺差地位，这一点只要看看北京满街奔跑的现代出租汽车便可知了。
拼的还是技术创新
不少人担心，“财阀症”与出口比重过高终将演变为韩国经济的拖累，待结构性问题完全浮出水面，韩国可能重蹈日本式经济停滞的覆辙。
此外，刘群艺指出，韩国国内私人部门投资不振，企业大量投资海外。由于国内生产成本过高、政府规制严格以及企业对经济景气度较为悲观等因素，2007-2013年间，韩企年均海外投资达到230亿美元，国内投资大幅缩减。
刘春生同时指出，韩国人口已逼近零增长，适龄工作人口以每年1.2%的速度下降，为经合组织国家中下降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使韩国经济增长的后续动力遭受考验。
可以断言的是，“国民幸福时代”前路坎坷。
那么，未来重燃韩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在哪里？特别是面对其汽车、IT领域的劲敌日本，韩国又将如何胜出？技术创新或许是答案。
比较过去十年韩日各行业出口竞争力，韩国在IT、造船、纤维等方面领先于日本，而在汽车、一般机械领域，日本的竞争力则始终优于韩国。
尽管竞争如此激烈，韩国相当部分的零部件与技术仍然选择从日本进口，致使其对日贸易逆差达250亿美元之多，徐长文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说，韩国的汽车、电子产品技术大多从日本“效仿”而来，三星集团就是在日本企业的协助下发展起来的，且包括三星和现代集团在内的许多企业大佬从小就在日本学习。
目前，日本企业正在酝酿多个创新技术，如搭载燃料电池的新型环保汽车正在进入商业化示范推广前期。韩国的研发突破能力尚敌不过日本，但它可以依赖日本技术创新，通过“二次加工”达到提升自身创新能力之目的。
如此，“汉江奇迹”即便难以重现，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是有望达成的，刘群艺表示。
李天国认为，“汉江奇迹”是韩国在特定发展阶段、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的典型案例。原来工业化初期可利用的廉价劳动力、出口导向战略及产业扶持政策均无法再简单重复。
无论如何，为使韩国经济避免失去一次摆脱低迷的良机，光靠强烈的改革意愿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行动。（支点杂志2014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