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几度改名经受社会风云变换，政治变迁引来人生家庭悲欢。这就是王百得传奇人生的缩写。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的王百得，原名王兴权，参加工作后改名王白旦，曾用名王白早。
一、新中国第一个特殊钢厂的炼钢总炉长
王白旦，1935年5月12日出生在河北省井陉县微水镇五里铺村。他的先人生活在河北省与山西省交界处的太行山区，世代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王秀山从祖上接过20亩田地，一辈子劳作在土地上。母亲王氏是一位勤劳淳朴妇女。王白旦有一个哥哥叫王生生，一个妹妹叫王二保。解放前，家里有窑洞四间、毛驴一头。
1948年，仅读了3年私塾的王白旦，由于家境破败而辍学。1949年，太行山区开始土改运动，他参加了儿童团，担任儿童团团长，带领小伙伴们站岗、查路条。这年6月，解放区各项建设不断发展，王白旦这个农村娃，又能回到学校读书了。
1951年9月，王白旦告别家乡，来到山西省太原市，投奔在电业局工作的哥哥王生生。1952年8月，王白旦在太原市钢铁厂参加工作，被分配到炼钢部平炉车间，成为一名炼钢工人。
新中国建立初期，太原钢铁厂的工作条件很差，而炼钢工作是既脏又累又辛苦的一个工种。王白旦这个身高一米八二、不满18岁的小伙子，不但刻苦肯干，还认真学习炼钢技术。一年以后，就由一名学徒工，转为正式工人。195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苏联援建的新中国唯一特殊钢厂，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兴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选送一部分骨干到国外进行培训，又从全国各大钢铁企业抽调更多的生产和管理人员。1956年2月，经过严格政治和业务审查，已经是七级炼钢工的王白旦，成为优秀人选。
1956年3月，王白旦带着妻子张雪英来到富拉尔基，他被分配到北满特钢平炉炼钢车间三号炉担任炼钢工人。王白旦报到时，北钢已经正式投产，他随即投入到特钢生产工作中。为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为多炼钢、炼好钢，他积极想办法缩短炼钢时间，经过和全组同志共同努力，把炼钢时间由10至12小时，缩短为8小时左右，每月多出十几炉钢。
1959年9月，经中共党的组织的多年培养，王白旦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到：我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真正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炼钢事业。1960年，工厂组织攻关生产运动会，王白旦所在的三号炉被评为模范班组，他自己也获得了“健将”荣誉称号。当年12月，他晋升为工人的最高级别——八级工，并由炉长助手，晋升为炉长。
1961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著作。他针对小组个别人劳动纪律松懈、工作责任心不强等现象，带领全组人员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坚持理论和实际结合学，成为工厂“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活动先进典型，并获得了厂党委最高奖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65年，《鞍钢宪法》公布后，王白旦积极组织全炉工人进行学习。他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把苏联专家规定的用沙合粘土堵出钢口的方法，改进为用矽砖砌出钢口，从而解决了非金属夹杂的问题，使生产效率提高了2-3倍。社教运动开始后，王白旦在工段整党小组工作。他平时就注意抓全组的思想工作，关心同志生产生活，经常到家里走访，及时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这一年，他晋升为三号炉的总炉长。
他率领全炉同志，改革了几年中没解决的烧结炉床的难关，延长了炉体寿命，保证了钢的质量，增加了炼钢次数，提高了生产效率。他还和全炉同志一起破除了苏联专家制定的炼炮钢的操作规定，创出自己炼炮钢的操作规程，使炮钢质量远远超过苏联，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二、以模范炼钢工人党员名义走入中共九大会场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作为共产党员的王白旦同工人群众一起参加运动。然而，很多人造反去了，工厂面临停产，他这位炉长冲着不安分的徒弟吼道：“工人不干活，叫什么主人翁!?”他和少数工人在炉前顶着干，使这个重要的特钢企业竞未停产。
1967年4月，“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王白旦被选为车间革委会副主任。他遵照毛泽东提出的“既当‘官’，又当老百姓”的指示，一没要办公室、二没要办公桌，一直没有脱离生产劳动。为了炼好炉、早出钢，他多数是连续三、五天战斗在平炉前。1968年，王白旦被全厂职工推选为参加北京国庆观礼的工人代表。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级把一个代表名额下到北钢，条件是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所以，这名代表只能从炼钢车间产生。那些造反派虽然掌权，但要么不是中共党员，要么不是炼钢工人。就这样，惟一具备条件的王白旦成为齐齐哈尔市这个国家老工业基地城市的中共九大代表的人选。
1968年11月24日，齐齐哈尔市革命委员会对王白旦进行政治审查，推选他为中共九大代表。审查结果全文如下：
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车间三号平炉炼钢工人，后担任该炉总炉长，现任车间革委会副主任。该同志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高，是抓革命的闯将，促生产的模范。
1，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士。王白旦同志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不懈和走资派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毫不动摇。
2，保持工人阶级本色，不脱离劳动。王白旦虽然是车间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是，他遵照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的伟大教导，一直没有脱离原岗位劳动，保持工人阶级普通劳动者本色。三号炉炼炉工作，他几年如一日，不怕苦、不怕累，哪里艰苦到哪里去。
3，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生活在群众中，有事和群众商量，作风正派，生活艰苦朴素。在群众中有威信，得到群众拥护。因此，被全厂职工推选为出席国庆观礼的工人代表。他不仅能正确处理和群众的关系，也能正确对待革命干部，在革命委员会工作中，相信和依靠革命干部。用阶级观点和革命原则正确处理造反派和革命干部的关系。
4，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他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斗私批修，经常在革命委员会交心会上讲：我们新班子要和过去不一样，要严格要求，公与私要分清，做到一尘不染。王白旦说到做到，永保革命青春。
王白旦同志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在工作方法上有些简单。 齐齐哈尔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968年12月4日，中共齐齐哈尔市核心领导小组确定王白旦为中共九大代表，并形成《中共“九大”代表王白旦同志政治审查和一贯表现情况综合材料》上报。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据王白旦回忆：开幕式那天，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像做梦一样，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往下流。回到住处，他与同室的著名劳模铁人王进喜共同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当九大代表，并不说明自己有什么本事、功劳，只能说明党对咱们的关心和培养，啥时候也不能忘了咱们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不能忘了自己的责任。”
会议进人选举阶段，一件更令王白旦和王进喜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酝酿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他俩都进了“大名单”。王进喜对王白旦说：“当了代表，已经不得了啦，怎么还能当中央委员呢?白旦你说，中央委员都得是高干，都得是管大事的，咱们哪是那块料呀!”王白旦也说：“起码得有点儿理论水平吧，咱哪行。”于是，两个人正式地向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不进“名单”。负责人回答说，工人代表进“中委”体现了党对工人阶级的关心和信任，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们要紧跟啊”!
4月24日，大会进行选举，黑龙江代表团的王白旦与王进喜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当选为第九届中共中央委员。回到住处，两人睡不着觉，谈论了很久，最后再次形成共识：“这不是做梦吧，泥腿子、放牛娃也能当中央委员?这是党的关怀和培养，不是咱们个人的事，咱们是代表工人阶级的。面对毛主席和党组织的信任，咱们只有好好学习，干好工作。”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那天，王白旦与王进喜坐在第一排。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投完了票就回到座位一边唠嗑一边看中央委员们投票。王白旦投完票，从毛泽东面前走过。周恩来起身说：“主席，这是北满钢厂的炼钢工人王白旦。”毛泽东站起来，伸出手笑着说：“我知道，你是工人阶级的代表。”王白旦赶忙伸出自己的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又风趣地说：“你今年三十几岁，很年青嘛!”
中共九大结束了，离京前，王白旦与王进喜两人又议论到天亮。分别时相约：“当上中央委员后，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到什么时候不要忘记党的关怀和培养，不忘记咱们是代表工人阶级的。”
三、名字的“谐音”引来一段“弦外之音”
当上中央委员了，王白旦的名字成了问题。据他个人回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某会议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说了一句：“王白旦，这名字念白了不太好听啊。”与会人员会心地笑了，“应该改改名，中央委员怎么能叫‘王八蛋’。”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号称老夫子，他略有所思后说：“我给他改个字，‘旦’字底下加一竖为‘早’，音变意不变。”普通工人当上中央委员，又被当时炙手可热的大人物“赐”了名，顿时在寒冷的北方重镇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掀起一场热带旋风。1969年4月末，王白早从北京回来后，被提升为北满钢厂(此时改名反修钢厂)革委会副主任，同年11月，被提升为厂党委副书记。1971年6月，又兼任厂工会主席。
1971年9月，林彪集团被粉碎后，陈伯达的真正面目也被识破。审查中，有人自然提出陈伯达为“王白早”改名一事。幸而周恩来给解了围：“那次改名是我提议，陈伯达插手改的。这件事我负责，不能让工人背包袱。”据王白旦回忆，当时江青动了心思，不容置疑地说：“我再给他改个名。在原基础上加几笔，叫王百得吧。”听江青说要给自己改名，他很不情愿地皱着眉头嘀咕：“怎么又给我改名，上次有总理保护，我和陈伯达没牵联上，以后再有此事，谁又能为我说话。”可他是党员，长期养成的组织观念，只能再次服从“中央决定”。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王百得主动提出请求，鉴于黑龙江省的中央委员(王百得)是群众代表，请求中央将这一名额给真正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省内全局需要的同志，不再连任本届中央委员人选。他真诚朴实的发言赢得东北组一片掌声。周恩来将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受感动。经研究决定，尊重王百得的请求。王百得降了一格，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四、“王书记”再婚寻到患难妻子
当上厂党委副书记的王百得，个人问题成了组织关注的政治任务。原配妻子张雪英因患肝癌去世了，家务事难免要牵扯他“抓革命、促生产”的精力。于是，许多老领导、老同志都积极为他张罗“找对象”。但他又不能没有顾虑：一怕自己年龄大，孩子多，家务负担重，找不到合适人，日子过不长。再伤孩子们的心。二怕对方是奔自己的虚名而来，而自己这个官只讲为人民服务，不能给予回报，一旦对方入了门，后悔药难吃。所以，众人提了一大堆人选，他一概不肯问津。王百得等了三年，38岁的他终于等到了意中人。
于淑彦，这位36岁的齐齐哈尔印刷厂党支部书记还待嫁闺中，她与市妇联的领导苏青是在牡丹江时的老相识。苏青原是牡丹江市委宣传部长。丈夫洪澍调任嫩江地委副书记，她随同来齐。这两位老同志是于淑彦最为信赖的师长。小于的婚事迟迟未决，他们比对自己孩子的事还着急。
1972年夏，苏青夫妇把于淑彦邀到家中，第一次跟她提起王百得。于淑彦此前也知道王百得是中央委员、还让中央领导改过名。一听苏青介绍说他有四个孩子，于淑彦顿时缄口不言了。她矛盾的内心让洪澍识破。老书记亲切而细致地帮她分析：先论人品，王百得为人正派，老实厚道；再论工作，他是炼钢技师，国家人才中的宝贝；谈到现在，他不同于造反派，没有政治野心；讲到未来，如果有一天不当官儿，仍然可凭技术吃饭。最后，老书记说，“王百得虽是工人，可他并不是大老粗。他虽只有高小文化，但专业知识却不亚于一般大学生。再说他有责任感，懂得关心人，从他对前妻的态度上，就可知道他人品不错。”老书记夫妇的话入情入理，终于打动了于淑彦的心。
第一次相亲，是在王百得的家。一进门，这个中央委员、全国重点特殊钢厂党委副书记的家境便使于淑彦揪心：空荡荡的两间屋，只有一个破衣柜，一对旧箱子，一张歪歪扭扭的饭桌。王百得披着工作服，正十分专注地听广播。他一开口便诚实地坦白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个人条件不好，我是工人，你是文人，恐怕没什么共同语言；我经济负担重，虽然每月工资100多元，但要养活两位老人和四个孩子，眼下还欠着为孩子妈治病借的1700元外债；更重要一点，我虽然现在是中央委员、厂党委副书记，但这是形势和政治的需要，你不可能借到什么光，有一天解任了，我还是工人。总之，你要 想好，将来别吃后悔药。”于淑彦感到委屈，又有些不满：“我不是奔中央委员来的，只要人品合乎我的心，你是工人我不挑，你家境差我不嫌。”
王百得的确没料到面前这位女子能说出这番话。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人吗。他那孤独苦涩的心渴求爱的抚慰，他艰难之中的家庭和事业更需要爱的支撑。而名为文化人的于淑彦看重的是王百得老实可靠，有真才实学，为人谦虚正派。双方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说话更加投机。1972年9月23日，这对中年人终于手牵手、心贴心地走到了一块。
婚后，于淑彦舍弃了市里正科级的职务，主动要求调到富拉尔基，以便更好地照顾丈夫和孩子们。她在富拉尔基热电厂宣传科担任了一般干部。她善于处理与孩子们的关系，精心料理这个家。王百得穿戴整洁了，孩子们的面色红润了。当时，王百得常常出差，中央和省、市开会吸烟喝茶都交费。王百得对自己要求严，不要补贴，也不搞特殊化，家庭开销无形中增加了很多。于淑彦便精打细算，确保了丈夫的需要。街坊们说，自打于淑彦过门，这个家象个家，人象个人了。一年后，于淑彦生下了一个男孩。
日子过了4年，期间王百得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带头将两个大子女送去上山下乡。父亲为社会做了表率，却增加了母亲的心理负担。于淑彦不顾体弱路远，顶风冒雪几百里去农村探望。不知内情的知青们谁也看不出于淑彦是继母。1976年6月，王百得调任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于淑彦担任市电视台副台长，一家人搬到了市委家属院。
五、政治变局带来命运跌宕
1978年，不测风云向这个家庭袭来。在王百得与全国人民一齐声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发现自己被政治斗争推到了十分难堪的地步。他那段被陈伯达、江青二改其名的传闻，在这个城市早已家喻户晓，于是很自然被列为“揭批查”的重点问题。
1978年1月初，中共黑龙江省委下发了“同意对王百得同志实行停职审查，办学习班”的文件。不过，审查人员将王百得所有电文、信函查了个底朝天，也看不出他与林彪、“四人帮”有什么“特殊关系”。王百得积极配合组织审查，可他自己怎么也解释不清，“为什么江青给你改名字?”这时有人建议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气，王百得来了倔劲儿：“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也有人动员于淑彦跟王百得划清界线。于淑彦不为所动：“他是啥人我最知道。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家老王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正确解决的。”同年5月，中共齐齐哈尔市委下发通知：“决定王百得同志停职审查回齐齐哈尔钢(原北满钢厂)检查交待问题，接受群众揭发批判。在此期间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系，听从学习班的管理，并由齐钢党委负责查清他在齐钢的问题。”王百得被停职审查，关进“学习班”8个月，一度失去人身自由。于淑彦冲破阻力一次次到“学习班”探望，给丈夫送去好吃好喝，更送去精神上的温暖和支持。
1980年6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会讨论认为：“王百得同志在“四人帮”横行时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决定调离领导岗位，回到生产劳动岗位。”等待处理三年多。闲赋在家，王百得正好补上前欠。他帮助妻子洗衣、做饭，把小菜园伺弄得规规矩矩，还养了几十只鸡、鸭、兔，当上了“三军司令”。
1982年3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对王百得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按照中央[1982]9号文件‘关于对说错话办错事的可不作结论的规定’和全省清查定案工作会议精神，决定撤销1980年对王百得同志的审查结论，本人写的检查材料退给本人，原定的工作安排意见不变。”本着对干部负责，有关部门为他的职务做了几种选择：或另任新职，或易地作宫。
王百得却向领导表明了自己相反的愿望：弃官为民，回齐钢重操旧业——当一名炼钢工人。平日熟知丈夫为人的于淑彦态度坚决地唱了“反调”。“老王啊，你我都是奔50的人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不是舍不得你的官儿，而是耽心你的身体，炼钢的活儿苦、脏、累、险占全了，你一把老骨头能顶住?”王百得用他的理由开导老伴：“天底下，只有你最理解我。我本是块炼钢的材料，“文革”荒废了我10年，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如今所剩时间不多了，我也没什么奢望，只想多炼几炉钢，为国家做点实打实的事，让人们真正认识我的为人。”这时，她只能与丈夫肩并肩，手挽手，为他分担人生的“苦”和“难”。
六、回归炼钢炉台考验劳模本色
1982年的一天，齐钢平炉分厂护炉组休息室走进一个粗实的汉子。“王…书记…师傅…”有人认出是王百得，他们的老炉长。有传闻说他“出事了”，竟然无法称呼。“从今天起，王百得同志到我们平炉分厂担任护炉顾问。”陪同来的领导和蔼地交待说，“王百得同志，大家都熟悉，以后就是我们的顾问了。老王，你上班不用穿工作服，在一边指挥就行了。”说完便转身离去，屋内众人无言相对。工人们正在思付，王百得已换好工作服，大步走到炉前。他俯身炉口，一双虎眼严密注视着白热化的炉内。他紧握风管，激起烈焰奔放，钢花飞溅。耀眼的炉火映红了他斑驳的鬓发，如注的汗水浸过他脸上的沟沟坎坎。“歇歇吧。”“不用”。还是当年的王白旦。
1985年的一天深夜，一号平炉后墙塌落，满炉钢水一旦冲出炉体，便是塌天大祸。总厂领导和技术权威面色严峻，在现场紧急蹉商，决定放掉钢水熄火停炉检查。“不能这样，用烧结法可以维复后墙。”不知什么时候，王百得也凑了上来。有人用异样的眼神打量这位“顾问”。一位好心人悄悄拉他衣角，“别忘了，你是个啥身份，弄不好……”王百得全然不顾继续说道：“如果停炉，小修也要三天，少出十炉钢，损失可就大了。”
钢水从炉体的裂缝渗漏，事不宜迟，王百得大胆的建议终于得到允许。他迅速组织人员，配好镁砂，一锹、二锹……炉料准确地补在炉体漏处。一分钟、二分钟……在炉前劳动了一个白班的王百得，又连着干了一个通宵。他成功了，奇迹产生了。工友们欢呼跳跃，跑去为王百得请功，不久却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归来。
不是一次两次了，论工作态度，论技术水平，王百得在炉前谁不佩服：50多岁的人了，干起活与小伙子比高低，且不论他为炉上解决了多少难题，就那一把年纪在全厂找找，坚持顶岗在生产第一线没白没黑干的有几个?人们通过多种渠道为王百得评功摆好，还有个通讯员写了篇稿交上去，可得到的却是善意的告诫。两天后，一位领导把王百得拉到一边说，“按规定，你应得到重奖，可……”他叹了一口气，悄悄塞给王百得一块枕巾，临了嘱咐又嘱咐：“你可千万别声张啊。”工人们愤愤不平，“不 署王百得的名，光写他的业绩，全国劳模也够。”
在家庭的另一半，于淑彦面临着同样的压力：持有市俗观念的人们想看离婚笑话不成，就对她和丈夫的关系散布种种蜚言，人身攻击她本人的大字报还贴到了大街上。单位机构变动时，她的职务也发生了变化，由副台长变为下面一个部门主任。对这一切，她都泰然处之。在紧张的电视节目采编工作中，50来岁的她用一项项突出业绩，证明着自己，慰籍着丈夫，回答着世人。
七、夕阳红中迎来了人生的辉煌
1989年，王百得临近他炼钢生涯终点站——退休。妻子早为他设计好了退休后的生活：受聘到市内一家区办企业，每月可轻松地拿到当时众人羡慕的高酬。王百得能吃苦，有技术，可他并不眼馋那些退休后靠一技之长挣大钱的人。他心中怀着对妻子的歉疚，盼望早日结束这种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偿还对妻子、儿女的感情债。然而就在即将享受这迟到的天伦之乐时，王百得又面临一份新的考卷。
一天下班，分厂领导把他请到办公室，十分恳切地说：“老王啊，工段一再打报告：分厂面临任务重，设备老，技术力量青黄不接，大家都希望您继续留下一段时间，为护炉组搞好传、帮、带。”由于他不属于编内职工了，在待遇上除100元的补差费外，什么加班费、奖金、升级等待遇统统与他无缘。“只要炉上需要，我就干。”王百得回家与妻子商量后，十分明快地作出了回答。他一如既往，又投身在炉前。为了炉上有事招呼方便，王百得吃住在厂区宿舍，连续近10年主动与妻子两地分居。人们戏称他为“编外炉长”。而他对企业的回报是，一干又分居五年。
甘当牛郎织女的苦果，隔断了这对多病缠身的患难夫妻，失去了当家人对一家老小的随时照顾，而直接的不幸是：先是爱女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在这个家庭上演。1990年，又一噩耗降临——王百得的长子得了胃癌救治无效离开人世。听着儿媳和孙女的哭声，一股急火使王百得双耳失聪。长子之死击倒了王百得，工友们曾猜测，大病一场的王师傅怕是不会来上班了。谁知几天后，王百得的身影又出现在炉台上。坚定的信念使他没向困境低头，没向命运屈服。
在思想解放的浪潮推动下，齐钢终于在王百得的问题上有了明确态度：1989年，齐钢党委在王百得当选职工代表时明文批复：“既然被群众选上了，就实事求是地对待”。1990年，齐钢党委书记还在关于分厂以王百得为新时期优秀党员宣传典型的请示报告中批示：“实事求是，可以宣扬”。在平炉分厂乃至全齐钢，情系炉台的“编外炉长”以其实际行动换来了一条醒目的口号：“学百得、见行动、当主人、做贡献。”
人们欣喜地看到，老王夫妻人生之剧最后一幕在夕阳红中，迎来了真正的辉煌：中共齐钢党委连续五年将王百得树为全厂优秀共产党员标兵、劳动模范标兵。作为一名退休工人，他是齐钢空前绝后的唯一。于淑彦在电视战线也不示弱，多次获省、市先进新闻工作者，制作的节目荣获全国大奖，她领导的部门也连年成为全台先进集体。
八、晚年经济困窘贫病中离世
1994年，王百得正式退休。这个从来不操心家务的先进工人代表开始感到了经济的困窘。他每月只有300元工资，几年来逐渐长到600元。老伴于淑彦退休金1200元。但自从老伴得了胃癌，王百得患上了糖尿病，家中经济就进入了困境。面对每月大笔的医药费开支，两位老人愁肠百结，生活中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乐。
这还要从王百得最珍爱的“家”——他所在的单位说起。王百得所在的北满特钢公司，是“一五”期间由苏联援建的惟一的一座大型特殊钢厂，原本是国家重点企业，后来又成为全国冶金行业第一个特钢企业上市公司。在王百得刚退休的头几年，企业效益还算过得去。工厂和车间继续以他为爱岗敬业的工人楷模来教育职工。逢年过节，工厂和基层的领导还会来家看望看望这位老劳模，并送来一些慰问金或物品。可是，由于企业效益逐年下滑。到2002年以后，企业资不抵债，基本进入停产状态，职工的工资由长期拖欠到失去保障。2003年，国家和中共黑龙江省委进行干预，促成了辽宁的特钢企业跨省兼并，组成东北特钢集团。企业转制重组，精减机构和人员，人数由12 000人减到6000人。原企业的领导和老职工基本都提前退休回家，而王百得所在的平炉分厂因技术淘汰干脆就扒掉，人员也分散到四面八方。他的困难也暂时没有人来管了。
企业这个“家”不行了，但作为一名党员还有另一个“家”——党的组织部门。面对王百得的困难，于淑彦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门写信，向这个“家”发出了求援的呼吁。很快，中组部就收到了信，并及时转给中共黑龙江省委，请他们对王百得的生活问题给以过问和关心。随后，东北特钢集团北满特钢基地党委领导就来到了王百得的家中，了解了他的困难和需求。由于企业处于恢复阶段，资金还有一定困难，基地党委就临时从企业自留的党费中给王百得解决了3000元钱，作为给他的特困补助。王百得终生从没向组织伸过手，这次面对这3 000元钱，他百感交集，老泪纵横。
2005年2月24日元宵节刚过，王百得遭受了晚年的最大打击——相依维命的老伴于淑彦不幸病故。患上胃癌后，老伴就决心放弃治疗，自己默默地承受痛苦，所以一直没有告诉王百得。当老伴终于病倒，不能进食后，王百得才得知真相。他拿出家中的全部积蓄，为老伴治病。可金钱散尽，也没能挽救老伴的性命。当老伴恋恋不舍地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王百得这位70岁的老人放声大哭，那情景让在场的人们不忍目睹。老伴去世后，王百得日夜想念。但有小孙子在身旁慰藉，也减少了许多的思念之苦。同年12月15日，王百得终因糖尿病并发症逝世，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
一、新中国第一个特殊钢厂的炼钢总炉长
王白旦，1935年5月12日出生在河北省井陉县微水镇五里铺村。他的先人生活在河北省与山西省交界处的太行山区，世代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王秀山从祖上接过20亩田地，一辈子劳作在土地上。母亲王氏是一位勤劳淳朴妇女。王白旦有一个哥哥叫王生生，一个妹妹叫王二保。解放前，家里有窑洞四间、毛驴一头。
1948年，仅读了3年私塾的王白旦，由于家境破败而辍学。1949年，太行山区开始土改运动，他参加了儿童团，担任儿童团团长，带领小伙伴们站岗、查路条。这年6月，解放区各项建设不断发展，王白旦这个农村娃，又能回到学校读书了。
1951年9月，王白旦告别家乡，来到山西省太原市，投奔在电业局工作的哥哥王生生。1952年8月，王白旦在太原市钢铁厂参加工作，被分配到炼钢部平炉车间，成为一名炼钢工人。
新中国建立初期，太原钢铁厂的工作条件很差，而炼钢工作是既脏又累又辛苦的一个工种。王白旦这个身高一米八二、不满18岁的小伙子，不但刻苦肯干，还认真学习炼钢技术。一年以后，就由一名学徒工，转为正式工人。195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苏联援建的新中国唯一特殊钢厂，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兴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选送一部分骨干到国外进行培训，又从全国各大钢铁企业抽调更多的生产和管理人员。1956年2月，经过严格政治和业务审查，已经是七级炼钢工的王白旦，成为优秀人选。
1956年3月，王白旦带着妻子张雪英来到富拉尔基，他被分配到北满特钢平炉炼钢车间三号炉担任炼钢工人。王白旦报到时，北钢已经正式投产，他随即投入到特钢生产工作中。为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为多炼钢、炼好钢，他积极想办法缩短炼钢时间，经过和全组同志共同努力，把炼钢时间由10至12小时，缩短为8小时左右，每月多出十几炉钢。
1959年9月，经中共党的组织的多年培养，王白旦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到：我愿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真正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炼钢事业。1960年，工厂组织攻关生产运动会，王白旦所在的三号炉被评为模范班组，他自己也获得了“健将”荣誉称号。当年12月，他晋升为工人的最高级别——八级工，并由炉长助手，晋升为炉长。
1961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著作。他针对小组个别人劳动纪律松懈、工作责任心不强等现象，带领全组人员做到缺什么、补什么，坚持理论和实际结合学，成为工厂“学习毛主席著作”群众活动先进典型，并获得了厂党委最高奖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965年，《鞍钢宪法》公布后，王白旦积极组织全炉工人进行学习。他发扬敢想、敢干的革命精神，把苏联专家规定的用沙合粘土堵出钢口的方法，改进为用矽砖砌出钢口，从而解决了非金属夹杂的问题，使生产效率提高了2-3倍。社教运动开始后，王白旦在工段整党小组工作。他平时就注意抓全组的思想工作，关心同志生产生活，经常到家里走访，及时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这一年，他晋升为三号炉的总炉长。
他率领全炉同志，改革了几年中没解决的烧结炉床的难关，延长了炉体寿命，保证了钢的质量，增加了炼钢次数，提高了生产效率。他还和全炉同志一起破除了苏联专家制定的炼炮钢的操作规定，创出自己炼炮钢的操作规程，使炮钢质量远远超过苏联，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二、以模范炼钢工人党员名义走入中共九大会场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作为共产党员的王白旦同工人群众一起参加运动。然而，很多人造反去了，工厂面临停产，他这位炉长冲着不安分的徒弟吼道：“工人不干活，叫什么主人翁!?”他和少数工人在炉前顶着干，使这个重要的特钢企业竞未停产。
1967年4月，“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了，王白旦被选为车间革委会副主任。他遵照毛泽东提出的“既当‘官’，又当老百姓”的指示，一没要办公室、二没要办公桌，一直没有脱离生产劳动。为了炼好炉、早出钢，他多数是连续三、五天战斗在平炉前。1968年，王白旦被全厂职工推选为参加北京国庆观礼的工人代表。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准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级把一个代表名额下到北钢，条件是有7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所以，这名代表只能从炼钢车间产生。那些造反派虽然掌权，但要么不是中共党员，要么不是炼钢工人。就这样，惟一具备条件的王白旦成为齐齐哈尔市这个国家老工业基地城市的中共九大代表的人选。
1968年11月24日，齐齐哈尔市革命委员会对王白旦进行政治审查，推选他为中共九大代表。审查结果全文如下：
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一车间三号平炉炼钢工人，后担任该炉总炉长，现任车间革委会副主任。该同志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高，是抓革命的闯将，促生产的模范。
1，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战士。王白旦同志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不懈和走资派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毫不动摇。
2，保持工人阶级本色，不脱离劳动。王白旦虽然是车间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但是，他遵照毛主席“既当‘官’、又当老百姓”的伟大教导，一直没有脱离原岗位劳动，保持工人阶级普通劳动者本色。三号炉炼炉工作，他几年如一日，不怕苦、不怕累，哪里艰苦到哪里去。
3，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生活在群众中，有事和群众商量，作风正派，生活艰苦朴素。在群众中有威信，得到群众拥护。因此，被全厂职工推选为出席国庆观礼的工人代表。他不仅能正确处理和群众的关系，也能正确对待革命干部，在革命委员会工作中，相信和依靠革命干部。用阶级观点和革命原则正确处理造反派和革命干部的关系。
4，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他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斗私批修，经常在革命委员会交心会上讲：我们新班子要和过去不一样，要严格要求，公与私要分清，做到一尘不染。王白旦说到做到，永保革命青春。
王白旦同志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是在工作方法上有些简单。 齐齐哈尔市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968年12月4日，中共齐齐哈尔市核心领导小组确定王白旦为中共九大代表，并形成《中共“九大”代表王白旦同志政治审查和一贯表现情况综合材料》上报。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据王白旦回忆：开幕式那天，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像做梦一样，激动的泪水止不住往下流。回到住处，他与同室的著名劳模铁人王进喜共同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当九大代表，并不说明自己有什么本事、功劳，只能说明党对咱们的关心和培养，啥时候也不能忘了咱们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不能忘了自己的责任。”
会议进人选举阶段，一件更令王白旦和王进喜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酝酿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时，他俩都进了“大名单”。王进喜对王白旦说：“当了代表，已经不得了啦，怎么还能当中央委员呢?白旦你说，中央委员都得是高干，都得是管大事的，咱们哪是那块料呀!”王白旦也说：“起码得有点儿理论水平吧，咱哪行。”于是，两个人正式地向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不进“名单”。负责人回答说，工人代表进“中委”体现了党对工人阶级的关心和信任，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们要紧跟啊”!
4月24日，大会进行选举，黑龙江代表团的王白旦与王进喜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当选为第九届中共中央委员。回到住处，两人睡不着觉，谈论了很久，最后再次形成共识：“这不是做梦吧，泥腿子、放牛娃也能当中央委员?这是党的关怀和培养，不是咱们个人的事，咱们是代表工人阶级的。面对毛主席和党组织的信任，咱们只有好好学习，干好工作。”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那天，王白旦与王进喜坐在第一排。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投完了票就回到座位一边唠嗑一边看中央委员们投票。王白旦投完票，从毛泽东面前走过。周恩来起身说：“主席，这是北满钢厂的炼钢工人王白旦。”毛泽东站起来，伸出手笑着说：“我知道，你是工人阶级的代表。”王白旦赶忙伸出自己的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又风趣地说：“你今年三十几岁，很年青嘛!”
中共九大结束了，离京前，王白旦与王进喜两人又议论到天亮。分别时相约：“当上中央委员后，我们一定要努力工作，到什么时候不要忘记党的关怀和培养，不忘记咱们是代表工人阶级的。”
三、名字的“谐音”引来一段“弦外之音”
当上中央委员了，王白旦的名字成了问题。据他个人回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某会议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说了一句：“王白旦，这名字念白了不太好听啊。”与会人员会心地笑了，“应该改改名，中央委员怎么能叫‘王八蛋’。”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号称老夫子，他略有所思后说：“我给他改个字，‘旦’字底下加一竖为‘早’，音变意不变。”普通工人当上中央委员，又被当时炙手可热的大人物“赐”了名，顿时在寒冷的北方重镇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掀起一场热带旋风。1969年4月末，王白早从北京回来后，被提升为北满钢厂(此时改名反修钢厂)革委会副主任，同年11月，被提升为厂党委副书记。1971年6月，又兼任厂工会主席。
1971年9月，林彪集团被粉碎后，陈伯达的真正面目也被识破。审查中，有人自然提出陈伯达为“王白早”改名一事。幸而周恩来给解了围：“那次改名是我提议，陈伯达插手改的。这件事我负责，不能让工人背包袱。”据王白旦回忆，当时江青动了心思，不容置疑地说：“我再给他改个名。在原基础上加几笔，叫王百得吧。”听江青说要给自己改名，他很不情愿地皱着眉头嘀咕：“怎么又给我改名，上次有总理保护，我和陈伯达没牵联上，以后再有此事，谁又能为我说话。”可他是党员，长期养成的组织观念，只能再次服从“中央决定”。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上，王百得主动提出请求，鉴于黑龙江省的中央委员(王百得)是群众代表，请求中央将这一名额给真正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省内全局需要的同志，不再连任本届中央委员人选。他真诚朴实的发言赢得东北组一片掌声。周恩来将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受感动。经研究决定，尊重王百得的请求。王百得降了一格，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四、“王书记”再婚寻到患难妻子
当上厂党委副书记的王百得，个人问题成了组织关注的政治任务。原配妻子张雪英因患肝癌去世了，家务事难免要牵扯他“抓革命、促生产”的精力。于是，许多老领导、老同志都积极为他张罗“找对象”。但他又不能没有顾虑：一怕自己年龄大，孩子多，家务负担重，找不到合适人，日子过不长。再伤孩子们的心。二怕对方是奔自己的虚名而来，而自己这个官只讲为人民服务，不能给予回报，一旦对方入了门，后悔药难吃。所以，众人提了一大堆人选，他一概不肯问津。王百得等了三年，38岁的他终于等到了意中人。
于淑彦，这位36岁的齐齐哈尔印刷厂党支部书记还待嫁闺中，她与市妇联的领导苏青是在牡丹江时的老相识。苏青原是牡丹江市委宣传部长。丈夫洪澍调任嫩江地委副书记，她随同来齐。这两位老同志是于淑彦最为信赖的师长。小于的婚事迟迟未决，他们比对自己孩子的事还着急。
1972年夏，苏青夫妇把于淑彦邀到家中，第一次跟她提起王百得。于淑彦此前也知道王百得是中央委员、还让中央领导改过名。一听苏青介绍说他有四个孩子，于淑彦顿时缄口不言了。她矛盾的内心让洪澍识破。老书记亲切而细致地帮她分析：先论人品，王百得为人正派，老实厚道；再论工作，他是炼钢技师，国家人才中的宝贝；谈到现在，他不同于造反派，没有政治野心；讲到未来，如果有一天不当官儿，仍然可凭技术吃饭。最后，老书记说，“王百得虽是工人，可他并不是大老粗。他虽只有高小文化，但专业知识却不亚于一般大学生。再说他有责任感，懂得关心人，从他对前妻的态度上，就可知道他人品不错。”老书记夫妇的话入情入理，终于打动了于淑彦的心。
第一次相亲，是在王百得的家。一进门，这个中央委员、全国重点特殊钢厂党委副书记的家境便使于淑彦揪心：空荡荡的两间屋，只有一个破衣柜，一对旧箱子，一张歪歪扭扭的饭桌。王百得披着工作服，正十分专注地听广播。他一开口便诚实地坦白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个人条件不好，我是工人，你是文人，恐怕没什么共同语言；我经济负担重，虽然每月工资100多元，但要养活两位老人和四个孩子，眼下还欠着为孩子妈治病借的1700元外债；更重要一点，我虽然现在是中央委员、厂党委副书记，但这是形势和政治的需要，你不可能借到什么光，有一天解任了，我还是工人。总之，你要 想好，将来别吃后悔药。”于淑彦感到委屈，又有些不满：“我不是奔中央委员来的，只要人品合乎我的心，你是工人我不挑，你家境差我不嫌。”
王百得的确没料到面前这位女子能说出这番话。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的人吗。他那孤独苦涩的心渴求爱的抚慰，他艰难之中的家庭和事业更需要爱的支撑。而名为文化人的于淑彦看重的是王百得老实可靠，有真才实学，为人谦虚正派。双方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说话更加投机。1972年9月23日，这对中年人终于手牵手、心贴心地走到了一块。
婚后，于淑彦舍弃了市里正科级的职务，主动要求调到富拉尔基，以便更好地照顾丈夫和孩子们。她在富拉尔基热电厂宣传科担任了一般干部。她善于处理与孩子们的关系，精心料理这个家。王百得穿戴整洁了，孩子们的面色红润了。当时，王百得常常出差，中央和省、市开会吸烟喝茶都交费。王百得对自己要求严，不要补贴，也不搞特殊化，家庭开销无形中增加了很多。于淑彦便精打细算，确保了丈夫的需要。街坊们说，自打于淑彦过门，这个家象个家，人象个人了。一年后，于淑彦生下了一个男孩。
日子过了4年，期间王百得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带头将两个大子女送去上山下乡。父亲为社会做了表率，却增加了母亲的心理负担。于淑彦不顾体弱路远，顶风冒雪几百里去农村探望。不知内情的知青们谁也看不出于淑彦是继母。1976年6月，王百得调任中共齐齐哈尔市委副书记，于淑彦担任市电视台副台长，一家人搬到了市委家属院。
五、政治变局带来命运跌宕
1978年，不测风云向这个家庭袭来。在王百得与全国人民一齐声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发现自己被政治斗争推到了十分难堪的地步。他那段被陈伯达、江青二改其名的传闻，在这个城市早已家喻户晓，于是很自然被列为“揭批查”的重点问题。
1978年1月初，中共黑龙江省委下发了“同意对王百得同志实行停职审查，办学习班”的文件。不过，审查人员将王百得所有电文、信函查了个底朝天，也看不出他与林彪、“四人帮”有什么“特殊关系”。王百得积极配合组织审查，可他自己怎么也解释不清，“为什么江青给你改名字?”这时有人建议王百得把名字改回去，免得沾晦气，王百得来了倔劲儿：“名是名，我是我，改不改有什么关系。”也有人动员于淑彦跟王百得划清界线。于淑彦不为所动：“他是啥人我最知道。相信群众、相信党，我家老王的事情总有一天会正确解决的。”同年5月，中共齐齐哈尔市委下发通知：“决定王百得同志停职审查回齐齐哈尔钢(原北满钢厂)检查交待问题，接受群众揭发批判。在此期间不准回家，不准对外联系，听从学习班的管理，并由齐钢党委负责查清他在齐钢的问题。”王百得被停职审查，关进“学习班”8个月，一度失去人身自由。于淑彦冲破阻力一次次到“学习班”探望，给丈夫送去好吃好喝，更送去精神上的温暖和支持。
1980年6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会讨论认为：“王百得同志在“四人帮”横行时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决定调离领导岗位，回到生产劳动岗位。”等待处理三年多。闲赋在家，王百得正好补上前欠。他帮助妻子洗衣、做饭，把小菜园伺弄得规规矩矩，还养了几十只鸡、鸭、兔，当上了“三军司令”。
1982年3月，中共黑龙江省委对王百得的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按照中央[1982]9号文件‘关于对说错话办错事的可不作结论的规定’和全省清查定案工作会议精神，决定撤销1980年对王百得同志的审查结论，本人写的检查材料退给本人，原定的工作安排意见不变。”本着对干部负责，有关部门为他的职务做了几种选择：或另任新职，或易地作宫。
王百得却向领导表明了自己相反的愿望：弃官为民，回齐钢重操旧业——当一名炼钢工人。平日熟知丈夫为人的于淑彦态度坚决地唱了“反调”。“老王啊，你我都是奔50的人了，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我不是舍不得你的官儿，而是耽心你的身体，炼钢的活儿苦、脏、累、险占全了，你一把老骨头能顶住?”王百得用他的理由开导老伴：“天底下，只有你最理解我。我本是块炼钢的材料，“文革”荒废了我10年，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如今所剩时间不多了，我也没什么奢望，只想多炼几炉钢，为国家做点实打实的事，让人们真正认识我的为人。”这时，她只能与丈夫肩并肩，手挽手，为他分担人生的“苦”和“难”。
六、回归炼钢炉台考验劳模本色
1982年的一天，齐钢平炉分厂护炉组休息室走进一个粗实的汉子。“王…书记…师傅…”有人认出是王百得，他们的老炉长。有传闻说他“出事了”，竟然无法称呼。“从今天起，王百得同志到我们平炉分厂担任护炉顾问。”陪同来的领导和蔼地交待说，“王百得同志，大家都熟悉，以后就是我们的顾问了。老王，你上班不用穿工作服，在一边指挥就行了。”说完便转身离去，屋内众人无言相对。工人们正在思付，王百得已换好工作服，大步走到炉前。他俯身炉口，一双虎眼严密注视着白热化的炉内。他紧握风管，激起烈焰奔放，钢花飞溅。耀眼的炉火映红了他斑驳的鬓发，如注的汗水浸过他脸上的沟沟坎坎。“歇歇吧。”“不用”。还是当年的王白旦。
1985年的一天深夜，一号平炉后墙塌落，满炉钢水一旦冲出炉体，便是塌天大祸。总厂领导和技术权威面色严峻，在现场紧急蹉商，决定放掉钢水熄火停炉检查。“不能这样，用烧结法可以维复后墙。”不知什么时候，王百得也凑了上来。有人用异样的眼神打量这位“顾问”。一位好心人悄悄拉他衣角，“别忘了，你是个啥身份，弄不好……”王百得全然不顾继续说道：“如果停炉，小修也要三天，少出十炉钢，损失可就大了。”
钢水从炉体的裂缝渗漏，事不宜迟，王百得大胆的建议终于得到允许。他迅速组织人员，配好镁砂，一锹、二锹……炉料准确地补在炉体漏处。一分钟、二分钟……在炉前劳动了一个白班的王百得，又连着干了一个通宵。他成功了，奇迹产生了。工友们欢呼跳跃，跑去为王百得请功，不久却一个个垂头丧气地归来。
不是一次两次了，论工作态度，论技术水平，王百得在炉前谁不佩服：50多岁的人了，干起活与小伙子比高低，且不论他为炉上解决了多少难题，就那一把年纪在全厂找找，坚持顶岗在生产第一线没白没黑干的有几个?人们通过多种渠道为王百得评功摆好，还有个通讯员写了篇稿交上去，可得到的却是善意的告诫。两天后，一位领导把王百得拉到一边说，“按规定，你应得到重奖，可……”他叹了一口气，悄悄塞给王百得一块枕巾，临了嘱咐又嘱咐：“你可千万别声张啊。”工人们愤愤不平，“不 署王百得的名，光写他的业绩，全国劳模也够。”
在家庭的另一半，于淑彦面临着同样的压力：持有市俗观念的人们想看离婚笑话不成，就对她和丈夫的关系散布种种蜚言，人身攻击她本人的大字报还贴到了大街上。单位机构变动时，她的职务也发生了变化，由副台长变为下面一个部门主任。对这一切，她都泰然处之。在紧张的电视节目采编工作中，50来岁的她用一项项突出业绩，证明着自己，慰籍着丈夫，回答着世人。
七、夕阳红中迎来了人生的辉煌
1989年，王百得临近他炼钢生涯终点站——退休。妻子早为他设计好了退休后的生活：受聘到市内一家区办企业，每月可轻松地拿到当时众人羡慕的高酬。王百得能吃苦，有技术，可他并不眼馋那些退休后靠一技之长挣大钱的人。他心中怀着对妻子的歉疚，盼望早日结束这种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偿还对妻子、儿女的感情债。然而就在即将享受这迟到的天伦之乐时，王百得又面临一份新的考卷。
一天下班，分厂领导把他请到办公室，十分恳切地说：“老王啊，工段一再打报告：分厂面临任务重，设备老，技术力量青黄不接，大家都希望您继续留下一段时间，为护炉组搞好传、帮、带。”由于他不属于编内职工了，在待遇上除100元的补差费外，什么加班费、奖金、升级等待遇统统与他无缘。“只要炉上需要，我就干。”王百得回家与妻子商量后，十分明快地作出了回答。他一如既往，又投身在炉前。为了炉上有事招呼方便，王百得吃住在厂区宿舍，连续近10年主动与妻子两地分居。人们戏称他为“编外炉长”。而他对企业的回报是，一干又分居五年。
甘当牛郎织女的苦果，隔断了这对多病缠身的患难夫妻，失去了当家人对一家老小的随时照顾，而直接的不幸是：先是爱女病逝，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在这个家庭上演。1990年，又一噩耗降临——王百得的长子得了胃癌救治无效离开人世。听着儿媳和孙女的哭声，一股急火使王百得双耳失聪。长子之死击倒了王百得，工友们曾猜测，大病一场的王师傅怕是不会来上班了。谁知几天后，王百得的身影又出现在炉台上。坚定的信念使他没向困境低头，没向命运屈服。
在思想解放的浪潮推动下，齐钢终于在王百得的问题上有了明确态度：1989年，齐钢党委在王百得当选职工代表时明文批复：“既然被群众选上了，就实事求是地对待”。1990年，齐钢党委书记还在关于分厂以王百得为新时期优秀党员宣传典型的请示报告中批示：“实事求是，可以宣扬”。在平炉分厂乃至全齐钢，情系炉台的“编外炉长”以其实际行动换来了一条醒目的口号：“学百得、见行动、当主人、做贡献。”
人们欣喜地看到，老王夫妻人生之剧最后一幕在夕阳红中，迎来了真正的辉煌：中共齐钢党委连续五年将王百得树为全厂优秀共产党员标兵、劳动模范标兵。作为一名退休工人，他是齐钢空前绝后的唯一。于淑彦在电视战线也不示弱，多次获省、市先进新闻工作者，制作的节目荣获全国大奖，她领导的部门也连年成为全台先进集体。
八、晚年经济困窘贫病中离世
1994年，王百得正式退休。这个从来不操心家务的先进工人代表开始感到了经济的困窘。他每月只有300元工资，几年来逐渐长到600元。老伴于淑彦退休金1200元。但自从老伴得了胃癌，王百得患上了糖尿病，家中经济就进入了困境。面对每月大笔的医药费开支，两位老人愁肠百结，生活中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乐。
这还要从王百得最珍爱的“家”——他所在的单位说起。王百得所在的北满特钢公司，是“一五”期间由苏联援建的惟一的一座大型特殊钢厂，原本是国家重点企业，后来又成为全国冶金行业第一个特钢企业上市公司。在王百得刚退休的头几年，企业效益还算过得去。工厂和车间继续以他为爱岗敬业的工人楷模来教育职工。逢年过节，工厂和基层的领导还会来家看望看望这位老劳模，并送来一些慰问金或物品。可是，由于企业效益逐年下滑。到2002年以后，企业资不抵债，基本进入停产状态，职工的工资由长期拖欠到失去保障。2003年，国家和中共黑龙江省委进行干预，促成了辽宁的特钢企业跨省兼并，组成东北特钢集团。企业转制重组，精减机构和人员，人数由12 000人减到6000人。原企业的领导和老职工基本都提前退休回家，而王百得所在的平炉分厂因技术淘汰干脆就扒掉，人员也分散到四面八方。他的困难也暂时没有人来管了。
企业这个“家”不行了，但作为一名党员还有另一个“家”——党的组织部门。面对王百得的困难，于淑彦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门写信，向这个“家”发出了求援的呼吁。很快，中组部就收到了信，并及时转给中共黑龙江省委，请他们对王百得的生活问题给以过问和关心。随后，东北特钢集团北满特钢基地党委领导就来到了王百得的家中，了解了他的困难和需求。由于企业处于恢复阶段，资金还有一定困难，基地党委就临时从企业自留的党费中给王百得解决了3000元钱，作为给他的特困补助。王百得终生从没向组织伸过手，这次面对这3 000元钱，他百感交集，老泪纵横。
2005年2月24日元宵节刚过，王百得遭受了晚年的最大打击——相依维命的老伴于淑彦不幸病故。患上胃癌后，老伴就决心放弃治疗，自己默默地承受痛苦，所以一直没有告诉王百得。当老伴终于病倒，不能进食后，王百得才得知真相。他拿出家中的全部积蓄，为老伴治病。可金钱散尽，也没能挽救老伴的性命。当老伴恋恋不舍地咽下最后一口气时，王百得这位70岁的老人放声大哭，那情景让在场的人们不忍目睹。老伴去世后，王百得日夜想念。但有小孙子在身旁慰藉，也减少了许多的思念之苦。同年12月15日，王百得终因糖尿病并发症逝世，走完了不平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