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上海一家大报在第七版上连载朋友、同事、小辈们回忆杨绛先生的文章，其中3月1日第十八篇的题目叫《看似柔弱却坚强》，其中就记载了“向已经不在世的钱锺书先生拜年”这件事。
　　说有一年，杨绛先生接到某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联合签名的贺年信，内容是“向钱锺书先生拜年”。其实那时“钱先生已去世有好几年了”。新年新岁接到这样的贺年信，杨先生当时的郁闷是可想而知的。作者说，“这是我少有的见到老人家不开心”。现在我们的人都在说要“精细化管理”，但把去世的人当成活人，过年的时候去骚扰别人，这谈得上是“精细”么？
　　唉，我們的人呀，你们的工作为什么这般地粗糙不仔细呢？倘若自己吃不准，那为什么就不能去查一查、问一问呢？过年的时候，去向这位已经失去丈夫、女儿的百岁老人再提故人，这不有点残酷么？再说钱先生也不是一般的人物，“钱先生已去世好几年了”，这是连街头卖报人都知道的事情，堂堂的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怎会不知道呢。退一步讲，就算校长、党委书记位重事多给疏忽了，那么那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秘书们，你们在当些什么差呀，领导或许疏忽了，可你们是要给把关的呀，怎么竟会让这样低级的错误给出笼的呢？
　　我说这些话，无非是想借题替当年的杨先生排解一点心中的郁懑，本该打住，不过由此又想起了与之相关的另一个话题。
　　也是媒体披露的。说有一位局长去机关上班，打他从小车中出来，走进局机关大楼，进电梯、出电梯，再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一路上所有的人其实都已发现他裤子前面的拉链没拉上，露出里面红色的短裤衩（那鲜红的颜色格外显眼），但就是没一人上前去提醒他。后来他走上主席台，连下面那些出席会议的人也都发现了，但人们仍然不给他说穿。直至这位局长下班回到家才自己发现了这一尴尬。为什么会这样呢？尽管人人都是聪明人，但人人却都装聋作哑，明明已经发现了问题，但大家只当没看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尤其是涉及到领导的事。这难道很正常么？发现不了问题，或者发现了问题，但部下都不说，或者不敢说，这能帮助领导日后作出科学严谨的决策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