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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世界地图，会发现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就像“靴”尖踢着的一只球。这里有着天堂般的美景，2000年意大利发行了一部名为《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的电影，让很多人对意大利西西里岛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不过，西西里岛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因为西西里岛也是意大利黑手党的发源地。在这里居住的居民，向黑手党分子交“保护费”已成了生活的一种方式。有外国媒体报道称，在西西里岛，80%的商户都要向黑手党交保护费，保护费的平均价格大概是，零售店每月457欧元，酒店、饭店每月578欧元。只不过，现在勇敢的新一代青年已经以实际行动号召人们开始抵制。
告别pizzo，7年前的挑战
自从维特托里欧·格莱科穿着黑色连头帽大衣，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溜入巴勒莫的街道，散发宣传材料，向黑手党宣战已过去了7个春秋。但是，每当回忆起与六七个朋友在房屋的墙壁、商店橱窗和公交站台刷上标贴，动员西西里的居民们起来抵制黑手党的威胁和敲诈时，他的双眼仍然神采奕奕，表情依然热血沸腾。
“这一行动毕竟令人精神紧张，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否会被黑手党分子当场抓住。不过我们做的这件事是警告那些坏家伙们——不要再来骚扰，所以确实也很振奋。”
向黑手党发起挑战的匿名标贴设计类似加有黑色边框的讣告。这些标贴宣称：“支付pizzo（pizzo在意大利语中意为鸟嘴，其俚语意指“保护费”）的公民是丧失了尊严的人。”在意大利，将子弹放在信封里寄给被威胁者或将一只羊头放在被威胁者的家门口隐喻着一种敲诈含义。而在西西里岛居民的记忆中，黑手党一直采用将鸟嘴寄给公司、酒店、饭馆、商场，甚至放在卑微的街头小贩的口袋里来进行敲诈。
2004年6月29日，当巴勒莫的市民们一早醒来，发现街上到处贴满了这种标贴，格莱科因为困倦，当时还在睡觉。“电话铃响了起来，一个朋友在电话中要我赶快打开电视。当地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在报道这件事并猜测到底是谁在幕后干的，而黑手党又会如何应对。”他继续回忆，“我们起初并没有把握这些标贴能造成何种冲击，但当我们询问当地人是否支持反对黑手党的行动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令人吃惊的肯定，仿佛西西里民众都在企盼这一时刻。”
作为一名哲学教师，脸庞削瘦，如今30多岁的维特托里欧·格莱科意识到他们已开始了某种具有潜在发展的行动，他们称这一行动为“告别pizzo”，而参与这一行动使得志同道合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格莱科和这些朋友当年只有20多岁，都具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背景。他们期望在巴勒莫开一家自己的酒吧。
“我们核算了运营开支、租金、电费等，”格莱科说。“可是随后有人提醒说，‘别忘了还有pizzo’。这句话表明，当时在西西里这个地方，敲诈和逆来顺受的文化习惯是多么根深蒂固。”
开一家酒吧的计划不久因为其他原因而放弃了，但是黑手党收“保护费”的阴影总是徘徊于格莱科和友人们的意识之中。他们觉得自己应该采取某种行动来改变现状。“在讨论了整个事情的历史渊源之后，我们决定直接向公众呼吁。”于是这些热血青年想到在行动中穿上连头帽大衣以实施掩护的办法。
战斗正在持续
如今，反黑手党敲诈运动由一群志愿者执行，他们的活动地点位于巴勒莫办公街区一处被政府当局没收的当地黑手党首脑人物的房产。在此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这段楼区办公的有约500家商业机构，它们都是印在其散发的购物袋指南上的商家，这些商家在巴勒莫的经销店都保证决不向黑手党交“保护费”。
这些抵制黑手党收取“保护费”的商家包括著名的本尼顿多彩便装公司的经销店和巴勒莫最知名的餐馆之一AFSF。AFSF的老板温桑佐·康迪塞洛树立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榜样。他在公开的法庭审判中，递交了无以辩驳的证据，最终将一个黑手党敲诈者送进了大牢。敢于抵制黑手党，拒交“保护费”的商家还包括一些眼镜商、建筑商、旅行社、运动俱乐部、汽车修理站、经济旅馆、夜总会、合作超市等等。
公众的舆论也被调动起来。大约有一万人集体签署了一个共同宣言：“我将购买那些拒交者的商品。”旨在鼓励公众只在那些拒交保护费的商家的店里买东西。
现在，反保护费行动已不再像以前那样要在暗中活动了。穿套头大衣作掩护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阳光明媚的10月的一天，格莱科的一个战友，埃多阿多·查夫托背着他一岁的儿子，与几个志愿者，来到巴勒莫的高档商品购物街挨家挨户地张贴宣传标贴。
“我们贴在商店橱窗上或旅馆墙上或冷食店里的提示标志是让顾客们了解，他们在这些地方花去的每一元钱，绝不会落入黑手党的腰包。”查夫托说道，“那些与我们配合的商家虽然曾被敲诈过，但现在已不再感到孤独和无助了。”
大多数商店经理和职员对反敲诈行动志愿者的做法表示支持，对未来的前景抱有期望（尽管有一家珠宝店把门锁了起来，以阻止志愿者们进入）。当散发标贴的行动结束后，查夫托，这位35岁、目前服务于一家美国驻意大利的旅行社、担任自行车领队的艺术学院毕业生，手捧一杯浓浓的咖啡，坐在街边与采访记者谈起Cosa Nostra（“我们的事业”，一个臭名昭著的黑手党组织）对生活在西西里的年轻人每天造成的压抑感。“我们被称为屠杀环境下苟延残喘的孩子，因为我们的青年时代充满着那些邪恶的家伙对反黑手党的法官、政治家、警官、记者和商人实施的一波波谋杀。”
1991年8月某纺织工厂企业主里贝罗·格拉西被暗杀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这位老板曾以致函“亲爱的敲诈者”的一封公开信，拒绝支付“保护费”。“他是在西西里，以无比的勇气，第一个站出来答复黑手党的人。”查夫托说，“结果他被残忍地杀害了。”
探访黑手党住宅旧址
几天后，查夫托领着前来采访的一名记者来到一处看上去颇为熟悉的地带。从巴勒莫通往考尔利奥尼的道路弯弯曲曲地穿越西西里最崎岖的荒郊地区，到处是峻峭的石灰岩质群山和深谷，仅有一些零星的农屋点缀在山坡上。整个地貌的景色与描写黑手党的《教父》书籍和电影中显现的场景十分相似，尽管好莱坞影片和录像带中的镜头没有一个是在这里拍摄的，可是旅游者们仍试图发现小说或电影中虚构的唐·维托·考尔莱奥尼的住宅。
最先被称为考尔莱奥尼住宅的是刷成粉红色的，由大理石铺地的一座别墅，它曾由萨尔瓦托莱·“野兽”·里伊纳拥有。这个家伙就是近年来被认为是最凶残的黑手党杀手之一，如今正在监狱里服刑，而刑期长达多个终生监禁。该幢别墅目前由当地的一个警方机构使用，这个部门专门负责调查税务、诈骗以及追踪意大利有组织的犯罪辛迪加集团产生的数量庞大的“黑钱”。
记者探访的下一站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农场，也是从里伊纳手中没收来的，今天移交给了一家农业合作社。查夫托告诉记者别把好莱坞影片当回事：“我们现在待的地方是里伊纳和他的爪牙们多次策划冷血谋杀的地方。他们曾经在这里将一名15岁的少年的尸体抛于装满硝镪水的大缸之中。”
透过一杯由该农场酿制的红酒，查夫托冷静地谈到反黑手党行动的志愿者们所面临的危险。“如果他们要杀死我们其中的一个人，很可能激起公众要求当局进行镇压的呼吁。我认为尽管我们一直被黑手党视为攻击目标，然而他们晓得杀人会适得其反。我的妻子卡洛妮有时担心黑手党分子会闹出点事端，但她从未要我停止这一活动。”
虽然仍存在令人不安的情绪，反黑手党行动也传来鼓舞人心的信息。2010年10月，曾控制着巴勒莫最富裕区域的一名黑手党大头目，在被拘捕并成为检方证人之前，出于谋取本身利益的考虑，向查夫托行动小组捐款50欧元，以象征性地表示自己的支持。在经过商讨之后，行动小组决定出于“希望的因素”，接受这一捐款。按照查夫托的观点，更为令人兴奋的是，据报道，警方监听设备不久前获得一段录音：两名死硬的黑手党分子在谈话中不断抱怨收保护费的困难。“你从那些人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一个黑手党分子嘟哝道，“他们已不再愿意交款了。”
寄希望于未来
黑手党何时、如何从西西里岛起家已经无从考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黑手党最猖狂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据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西西里岛最乱的时候，当时黑手党为了争夺地盘斗得很凶，1年被枪杀的就有几百人。后来西西里岛的黑手党慢慢趋向平静，且走向高端，涉足地产、石油等行业，收保护费只是低层次的黑手党才做的事。
不过每一个参加西西里岛反黑手党敲诈行动的人都承认前面的路依旧漫长。据巴勒莫大学2008年的一项研究估计，这座岛上高达80％的商家仍然在支付“保护费”，每个营业状况良好的制造业厂家每个月交付的“保护费”为1500欧元，而每个卖瓜果蔬菜的小商贩则交付10欧元。黑手党每年的非法收入高达10亿欧元，占西西里年度GDP的1.3％。
不过反黑手党志愿者行动的兴起确实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震动。63岁的安利克·考拉亚尼对此十分赞赏。他是一位反对收“保护费”的资深人士，多年前就在巴勒莫建立了“反敲诈协会”，为那些被敲诈分子骚扰的人提供专门的法律咨询，并为警方在调查收“保护费”的案情方面充当联络人。
考拉亚尼指出，在里贝罗·格拉西被暗杀之后的15年期间，西西里的商业圈子里没有人再敢在公开场合谴责黑手党的罪恶。“可是这些年轻人冒了出来，声称，‘瞧，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就有可能拒绝这些帮派分子的敲诈。’毫无疑问，这种行动在激励人们抵制敲诈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我，要迈出第一步，是需要不少勇气的。”
考拉亚尼还十分欣赏反黑手党志愿者们将这一战斗延伸到西西里的学校。“一些从商人士最近决定反抗这些敲诈分子的威胁，因为他们的孩子老是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老爸，你为什么要付钱给犯罪分子？’”
反黑手党的道路纵然异常漫长，但黑手党还是抵挡不住西西里岛让人们感受到一股浪漫情怀。或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世界名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就是在西西里岛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写成的，或许，这里的浪漫情怀比黑手党的恐惧更值得人们慢慢体会。
不过，西西里岛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因为西西里岛也是意大利黑手党的发源地。在这里居住的居民，向黑手党分子交“保护费”已成了生活的一种方式。有外国媒体报道称，在西西里岛，80%的商户都要向黑手党交保护费，保护费的平均价格大概是，零售店每月457欧元，酒店、饭店每月578欧元。只不过，现在勇敢的新一代青年已经以实际行动号召人们开始抵制。
告别pizzo，7年前的挑战
自从维特托里欧·格莱科穿着黑色连头帽大衣，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溜入巴勒莫的街道，散发宣传材料，向黑手党宣战已过去了7个春秋。但是，每当回忆起与六七个朋友在房屋的墙壁、商店橱窗和公交站台刷上标贴，动员西西里的居民们起来抵制黑手党的威胁和敲诈时，他的双眼仍然神采奕奕，表情依然热血沸腾。
“这一行动毕竟令人精神紧张，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否会被黑手党分子当场抓住。不过我们做的这件事是警告那些坏家伙们——不要再来骚扰，所以确实也很振奋。”
向黑手党发起挑战的匿名标贴设计类似加有黑色边框的讣告。这些标贴宣称：“支付pizzo（pizzo在意大利语中意为鸟嘴，其俚语意指“保护费”）的公民是丧失了尊严的人。”在意大利，将子弹放在信封里寄给被威胁者或将一只羊头放在被威胁者的家门口隐喻着一种敲诈含义。而在西西里岛居民的记忆中，黑手党一直采用将鸟嘴寄给公司、酒店、饭馆、商场，甚至放在卑微的街头小贩的口袋里来进行敲诈。
2004年6月29日，当巴勒莫的市民们一早醒来，发现街上到处贴满了这种标贴，格莱科因为困倦，当时还在睡觉。“电话铃响了起来，一个朋友在电话中要我赶快打开电视。当地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在报道这件事并猜测到底是谁在幕后干的，而黑手党又会如何应对。”他继续回忆，“我们起初并没有把握这些标贴能造成何种冲击，但当我们询问当地人是否支持反对黑手党的行动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令人吃惊的肯定，仿佛西西里民众都在企盼这一时刻。”
作为一名哲学教师，脸庞削瘦，如今30多岁的维特托里欧·格莱科意识到他们已开始了某种具有潜在发展的行动，他们称这一行动为“告别pizzo”，而参与这一行动使得志同道合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格莱科和这些朋友当年只有20多岁，都具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背景。他们期望在巴勒莫开一家自己的酒吧。
“我们核算了运营开支、租金、电费等，”格莱科说。“可是随后有人提醒说，‘别忘了还有pizzo’。这句话表明，当时在西西里这个地方，敲诈和逆来顺受的文化习惯是多么根深蒂固。”
开一家酒吧的计划不久因为其他原因而放弃了，但是黑手党收“保护费”的阴影总是徘徊于格莱科和友人们的意识之中。他们觉得自己应该采取某种行动来改变现状。“在讨论了整个事情的历史渊源之后，我们决定直接向公众呼吁。”于是这些热血青年想到在行动中穿上连头帽大衣以实施掩护的办法。
战斗正在持续
如今，反黑手党敲诈运动由一群志愿者执行，他们的活动地点位于巴勒莫办公街区一处被政府当局没收的当地黑手党首脑人物的房产。在此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这段楼区办公的有约500家商业机构，它们都是印在其散发的购物袋指南上的商家，这些商家在巴勒莫的经销店都保证决不向黑手党交“保护费”。
这些抵制黑手党收取“保护费”的商家包括著名的本尼顿多彩便装公司的经销店和巴勒莫最知名的餐馆之一AFSF。AFSF的老板温桑佐·康迪塞洛树立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榜样。他在公开的法庭审判中，递交了无以辩驳的证据，最终将一个黑手党敲诈者送进了大牢。敢于抵制黑手党，拒交“保护费”的商家还包括一些眼镜商、建筑商、旅行社、运动俱乐部、汽车修理站、经济旅馆、夜总会、合作超市等等。
公众的舆论也被调动起来。大约有一万人集体签署了一个共同宣言：“我将购买那些拒交者的商品。”旨在鼓励公众只在那些拒交保护费的商家的店里买东西。
现在，反保护费行动已不再像以前那样要在暗中活动了。穿套头大衣作掩护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阳光明媚的10月的一天，格莱科的一个战友，埃多阿多·查夫托背着他一岁的儿子，与几个志愿者，来到巴勒莫的高档商品购物街挨家挨户地张贴宣传标贴。
“我们贴在商店橱窗上或旅馆墙上或冷食店里的提示标志是让顾客们了解，他们在这些地方花去的每一元钱，绝不会落入黑手党的腰包。”查夫托说道，“那些与我们配合的商家虽然曾被敲诈过，但现在已不再感到孤独和无助了。”
大多数商店经理和职员对反敲诈行动志愿者的做法表示支持，对未来的前景抱有期望（尽管有一家珠宝店把门锁了起来，以阻止志愿者们进入）。当散发标贴的行动结束后，查夫托，这位35岁、目前服务于一家美国驻意大利的旅行社、担任自行车领队的艺术学院毕业生，手捧一杯浓浓的咖啡，坐在街边与采访记者谈起Cosa Nostra（“我们的事业”，一个臭名昭著的黑手党组织）对生活在西西里的年轻人每天造成的压抑感。“我们被称为屠杀环境下苟延残喘的孩子，因为我们的青年时代充满着那些邪恶的家伙对反黑手党的法官、政治家、警官、记者和商人实施的一波波谋杀。”
1991年8月某纺织工厂企业主里贝罗·格拉西被暗杀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这位老板曾以致函“亲爱的敲诈者”的一封公开信，拒绝支付“保护费”。“他是在西西里，以无比的勇气，第一个站出来答复黑手党的人。”查夫托说，“结果他被残忍地杀害了。”
探访黑手党住宅旧址
几天后，查夫托领着前来采访的一名记者来到一处看上去颇为熟悉的地带。从巴勒莫通往考尔利奥尼的道路弯弯曲曲地穿越西西里最崎岖的荒郊地区，到处是峻峭的石灰岩质群山和深谷，仅有一些零星的农屋点缀在山坡上。整个地貌的景色与描写黑手党的《教父》书籍和电影中显现的场景十分相似，尽管好莱坞影片和录像带中的镜头没有一个是在这里拍摄的，可是旅游者们仍试图发现小说或电影中虚构的唐·维托·考尔莱奥尼的住宅。
最先被称为考尔莱奥尼住宅的是刷成粉红色的，由大理石铺地的一座别墅，它曾由萨尔瓦托莱·“野兽”·里伊纳拥有。这个家伙就是近年来被认为是最凶残的黑手党杀手之一，如今正在监狱里服刑，而刑期长达多个终生监禁。该幢别墅目前由当地的一个警方机构使用，这个部门专门负责调查税务、诈骗以及追踪意大利有组织的犯罪辛迪加集团产生的数量庞大的“黑钱”。
记者探访的下一站是一座具有相当规模的农场，也是从里伊纳手中没收来的，今天移交给了一家农业合作社。查夫托告诉记者别把好莱坞影片当回事：“我们现在待的地方是里伊纳和他的爪牙们多次策划冷血谋杀的地方。他们曾经在这里将一名15岁的少年的尸体抛于装满硝镪水的大缸之中。”
透过一杯由该农场酿制的红酒，查夫托冷静地谈到反黑手党行动的志愿者们所面临的危险。“如果他们要杀死我们其中的一个人，很可能激起公众要求当局进行镇压的呼吁。我认为尽管我们一直被黑手党视为攻击目标，然而他们晓得杀人会适得其反。我的妻子卡洛妮有时担心黑手党分子会闹出点事端，但她从未要我停止这一活动。”
虽然仍存在令人不安的情绪，反黑手党行动也传来鼓舞人心的信息。2010年10月，曾控制着巴勒莫最富裕区域的一名黑手党大头目，在被拘捕并成为检方证人之前，出于谋取本身利益的考虑，向查夫托行动小组捐款50欧元，以象征性地表示自己的支持。在经过商讨之后，行动小组决定出于“希望的因素”，接受这一捐款。按照查夫托的观点，更为令人兴奋的是，据报道，警方监听设备不久前获得一段录音：两名死硬的黑手党分子在谈话中不断抱怨收保护费的困难。“你从那些人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一个黑手党分子嘟哝道，“他们已不再愿意交款了。”
寄希望于未来
黑手党何时、如何从西西里岛起家已经无从考证。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黑手党最猖狂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据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西西里岛最乱的时候，当时黑手党为了争夺地盘斗得很凶，1年被枪杀的就有几百人。后来西西里岛的黑手党慢慢趋向平静，且走向高端，涉足地产、石油等行业，收保护费只是低层次的黑手党才做的事。
不过每一个参加西西里岛反黑手党敲诈行动的人都承认前面的路依旧漫长。据巴勒莫大学2008年的一项研究估计，这座岛上高达80％的商家仍然在支付“保护费”，每个营业状况良好的制造业厂家每个月交付的“保护费”为1500欧元，而每个卖瓜果蔬菜的小商贩则交付10欧元。黑手党每年的非法收入高达10亿欧元，占西西里年度GDP的1.3％。
不过反黑手党志愿者行动的兴起确实产生了巨大的社会震动。63岁的安利克·考拉亚尼对此十分赞赏。他是一位反对收“保护费”的资深人士，多年前就在巴勒莫建立了“反敲诈协会”，为那些被敲诈分子骚扰的人提供专门的法律咨询，并为警方在调查收“保护费”的案情方面充当联络人。
考拉亚尼指出，在里贝罗·格拉西被暗杀之后的15年期间，西西里的商业圈子里没有人再敢在公开场合谴责黑手党的罪恶。“可是这些年轻人冒了出来，声称，‘瞧，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就有可能拒绝这些帮派分子的敲诈。’毫无疑问，这种行动在激励人们抵制敲诈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我，要迈出第一步，是需要不少勇气的。”
考拉亚尼还十分欣赏反黑手党志愿者们将这一战斗延伸到西西里的学校。“一些从商人士最近决定反抗这些敲诈分子的威胁，因为他们的孩子老是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老爸，你为什么要付钱给犯罪分子？’”
反黑手党的道路纵然异常漫长，但黑手党还是抵挡不住西西里岛让人们感受到一股浪漫情怀。或许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世界名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就是在西西里岛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写成的，或许，这里的浪漫情怀比黑手党的恐惧更值得人们慢慢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