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可以简单地用三个数字来标注：2000、50、40——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四十年新交。在古代，中国是日本的老师。而近代日本维新改革变强，也曾是中国的学习对象。然而，更让中国人铭记的是长达五十年的屈辱史，甲午战争豁开了伤口，“九一八”灼伤了皮肉，八年抗战是中国人民血泪交织的永恸。正是有着这一段历史，在两国邦交正常化逢四十不惑之时，关系却变得异常脆弱而敏感。历史问题如鲠在喉，民族情感纠葛难清，钓鱼岛事件的冲击、日本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再次拉紧了原本紧绷的两国关系之弦。
　　正如3月22日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会见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时所说，中日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混乱，这种不正常状态对双方不利，会两败俱伤。时至目前，中日困局都未能找到最佳的解决之法，未来何去何从，实难定论。但是，回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日关系的曲折变化，或许能有所启示。
　　建国初期，日本不承认新中国合法地位，中日关系仅限于民间交往，以民间贸易为主，后来逐渐发展成半官半民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外交始打开局面，在中日关系发展上，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等领导人都付出了巨大努力。
　　周恩来提出的对日方针是“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瞻前顾后、日积月累、水到渠成”，作好了持久的准备。1971年11月，中国重返联合国，次年2月尼克松访华，日本政府开始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1972年9月29日时任首相田中角荣绕开国会，以政府联合声明方式与中国恢复邦交。当时关于钓鱼岛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钓鱼岛的问题没有必要涉及，它与恢复邦交相比算不了什么问题。”彼时中日外交的争议点在反霸权、反苏修和一个中国的问题上，钓鱼岛如沧海一粟被轻描淡写。
　　1974年田中角荣因洛克希德丑闻下台，接任的三木武夫在缔约问题上裹足不前，反倒是曾反对复交的福田赳夫最终促成了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1977年复出的邓小平也积极促进缔约谈判。1978年7月21日，中日缔约谈判在北京重启，当时的统一意见是搁置钓鱼岛争端，谈判分歧主要体现在反霸条款上。历经22天16个回合的谈判，1978年8月12日，中日正式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友好关系在法律上有了保障。当年10月2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成为中国第一位访日的领导人。在与裕仁天皇会面时，邓小平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
　　中日和平友好条件的缔结，使中日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而被称为 “蜜月中的蜜月”的，是在胡耀邦时期。1982年9月28日，刚刚在十二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北京会见日本首相铃木时说，中国和日本是世界上两个伟大民族，中日两国“和则两利，离则两伤”。
　　1983年11月23日，胡耀邦访日，与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达成了很多共识，中日关系三原则更被扩展成了四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当时中曾根内阁的外相，即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表示：“双方确认了日中关系四原则，并且为此而建立‘日中友好21世纪委员会’，对此我们感到很高兴。”
　　1984年中曾根康弘回访中国，受到超规格礼遇，胡耀邦更设家宴回请中曾根康弘。1984年秋，胡耀邦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并向他们开放中南海。时年9月24日，第一批701名日本青年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时任全国青联主席的胡锦涛带领1200名上海青年到机场迎接。在当年欢迎日本青年的晚会上，日本女歌手芥洋子和彭丽媛同台演唱的一首欢快的《四季歌》成为当年中日甜蜜友好的最佳诠释。这3000名日本青年先后到北京、上海、西安、武汉等名城走访，与中国青年广泛交流、欢聚，还受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35周年国庆大典。当时的中日关系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都进入了较甜蜜的时期。
　　回望前路，四十年来，中日关系路远坎多，从来走的都不是平坦路，然而越是如此，从官方到民间越是要冷静视之。历史事实自是不容篡改，但两国关系“和则两利，离则两伤”，每一个决定终须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