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在京召开学习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18位作家、学者出席会议。中宣部原副部长、文化部原部长、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贺敬之讲话。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忽培元、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艾斐、北京大学教授董学文、《文学评论》杂志原副主编曾镇南、北京市东城区党史办副主任胡澄、北京江山多娇旅游设计院院长原群作重点发言。
　　与会同志紧密联系文艺界的实际，深入学习领会六中全会精神，围绕文艺界如何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推进文艺领域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和文艺环境畅谈心得、提出建议。
　　会议认为，六中全会重申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对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文艺界取得成绩与遭遇挫折，都跟文艺界党的领导状况和党员文艺家的党性观念密不可分。文艺上取得成绩者很多是共产党员，文艺上出问题者不少也是共产党员，甚至是党的文艺领导干部。经验告诉我们，文艺上比较难办的就是党员文艺家出问题。
　　有的同志谈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有关领导的参与和指示下，发生过改译列宁名著《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事件。他们把其中“党的文学”这一词组改成“党的出版物”。当时在征求意见时，就有很多同志不同意。尤其是俄文翻译界的专家们，大多不赞成这种轻率的行为，因为这改变了作者文中的原意。譬如，原译文中有这样的句子：“这个党的文学的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部统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译文改后变成了这样：“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这里，“文学”没有了，“党的文学的原则”没有了，“文学事业”没有了，“无党性的文学家”也没有了……显然，这是对列宁原意的严重误读和误译！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这一重要论断的改译，不仅违背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而且助长了当时文艺界摆脱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事实证明是极其有害的。为在文艺领域把从严治党的原则落到实处，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教育，推动文艺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走向更大的繁荣，建议废止这一误译，还列宁这一科学论断的本来面目。
　　会议认为，身为共产党员，不能因为是作家或艺术家就可以不按党章办事，就可以不听中央的指挥，就可以随意发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作品。在文艺界历次思潮冲突和倾向斗争中，发表极端错误意见的代表性人物，有不少是党员甚至是老党员。例如，有的在中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期间，明确提出今后“两个不提”，即不再提“反对精神污染”、不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这样极端错误意见的，恰恰是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所以影响非常之大，导致文艺界长期的思想混乱。这理所当然地受到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严肃批评。然而至今，文艺界仍有一些党内知名作家和评论家，对党中央和邓小平的批评不服气，不买账，甚至认为1987年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文件是错误的。事实证明，文艺界的党员要不要严肃党的纪律，要不要遵守党的规矩，要不要净化党内的政治生态，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在从严治党问题上，文藝界也不能成为例外。绝不允许党员作家、艺术家成为特殊资格的党员。
　　会议强调，在文艺领域从严治党绝不等于对文艺“横加干涉”。要审慎区别什么是艺术民主问题、什么是党性观念问题，什么是创作自由问题、什么是党的纪律问题。对文艺家的创作热情和创作自由必须给予保护，绝不能重复过去“左”的错误。必须看到，在文艺领域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正是为了保障艺术民主，为创作自由开辟更大空间。违规球员被罚出场，不为妨害踢球的自由；清除杂草，不为妨害庄稼生长的自由；治理PM2.5，不为妨害呼吸的自由。一些无良作家和艺人把这盆清水搅浑，目的在于摆脱党的领导和人民的监督。要知道，摆脱一切约束的状态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主义的自专。
　　会议认为，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文艺领域反对各种错误倾向的强大思想武器，是社会主义文艺在新的历史条件发展繁荣的根本指导思想。《讲话》发表两年来，文艺界出现了令人可喜的新变化。在影视、戏剧、文学、评论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少好的作品。但是，从总体上看，文艺界贯彻落实《讲话》精神还有很大的差距。有些学习《讲话》的表态文章，空话连篇、转移视线、虚与周旋；有些号称为贯彻《讲话》精神组织的活动，实际上是为敷衍塞责而摆花架子的形象工程；有的文艺综述文章，只讲成绩不讲问题，给人的印象是贯彻《讲话》精神已经达到圆满无缺的地步。凡此种种，很难说是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
　　其实，《讲话》指出的文艺创作、文艺研究、文艺教育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还远没有得到实质上的解决。有些地方甚至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错误的东西翻案，而且凶得很！例如，“两个不提”的错误意见居然再次受到追捧，这样的署名文章居然刊登在报刊上并予以转载。持不同政见者李泽厚、刘再复等人宣传“告别革命”的文章在某些报纸头版转载刊发的现象仍是常见。有些人还在鼓吹唯心主义的“文学主体论”，还在以文艺的形式表达“我不相信”式的历史虚无主义情绪，还在用《杀狗的过程》这样的诗作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甚至仇恨。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所谓“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等“三个崛起”论调也再度卷土重来。一些人则借纪念鲁迅逝世八十周年之际歪曲鲁迅形象，阉割鲁迅精神，把鲁迅说成是“最大最好的民国范儿”。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在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上彻底解决文艺方向的问题绝不是容易的事情。所有这些，都严重背离了从严治党的要求，都是不讲党性的表现。在《讲话》发表两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一些典型事例的分析，让群众明白，认识清楚，不能再模模糊糊、糊里糊涂、不辨是非了。
　　会议认为，贯彻《讲话》精神，首要的是要解决文艺家的世界观问题、文艺观念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在理论和创作上端正正确导向就无从谈起。多年来，文艺工作上的最大失误还是在教育，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社会主义文艺信念的灌输都很缺乏，铺天盖地的还是那些错误的理论和观点。特别是在高校文学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评价体系仍然是照搬西方那一套东西。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审美培养，已经使一些年轻人不爱看具有正能量的作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难以在小说和诗歌的创作上落实。文艺理论上的是非，远没有得到清理，一些错误有害的文艺观念，还在影响着整个文艺界。文艺理论和批评上要有大的进步和改观，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是不行的，必须丢掉乡愿习气和庸人作风，开展指名道姓的批评，把党内民主、文艺民主，“双百”方针落到实处。党的媒体要带头开展活跃、健康的文艺争鸣。爱惜羽毛、当开明士绅的领导心理必须去除，“大花轿，人抬人”的批评方式必須废止，利益挂帅的庸俗批评现象必须遏制。
　　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