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的中国,腐朽的清王朝正经历着英法联军和太平军的双重蹂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1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烧杀掳掠,正伺机北上;2月,三次受挫于石达开的曾国藩,返乡奔父丧,太平军一度得势。3月,一个将从思想根基上动摇清朝统治的人降生了。他就是康有为。
　　
　　国学扎根变法基石
　　
　　康有为出身于一个“世以理学传家”的官僚地主家庭,他5岁便能夜读信件,口诵唐诗数百首。少年康有为从几位启蒙塾师教授的儒家经典里得到封建文化熏陶,有志于圣贤之学,与人交谈,言必称圣人,话必引经典。康有为拜当时的大儒朱次琦为师,受“济人经世”之学,从学三载,阅书无数,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基。
　　1879年康有为辞别朱先生,入西樵山读书四年,此次修行奠定了他一生的学力。他先是转向道学和佛学,修心养性,后又全心致力于公羊学,用一种新的眼光来阅读“故纸堆”。康有为认为《春秋公羊传》是最完备和最可靠的儒家真理,孔子作《春秋》是微言大义,而不在记录史实。梁启超说,康有为是用公羊学来变法的第一人。经由对公羊学的研究,以及后来所接触的印度佛学和西学,康有为试图重建儒学,为革新制度奠定哲学基础。
　　1895年,甲午战败,《马关条约》即将签订的消息传来,正在北京准备会试的康有为深感痛心,连续一日两夜没有休息,写成了一篇长达万多字的《上清帝书》,随即令梁启超等人联络18省在京举人,准备联名呈给光绪帝,史称“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反对议和,主张继续作战,将矛头直指主和派大臣,阐发了变法的必要性。同时还提出了比较系统、具体的变法纲领和措施:富国(发展经济)、养民(奖励发明,改善商业环境)、教民(普及文化教育)和革新庶政(改革政治组织和行政机构,广泛吸收人民参政议政),从而为戊戌变法确立了基本框架。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深感“亡国无日”,又给光绪帝上书,同时上呈自己所著《日本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大帝变政记》等书,引起了光绪帝的重视。两人一拍即合,先是由康有为呈递《应诏统筹全局折》,表述维新派政治改革的全部要求;接着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以皇帝名义宣布实行变法。下诏后,光绪帝立刻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康有为终于见到了向往已久的龙颜。当时的康有为不过是一个六品工部主事,被皇上破例召见,还赐座说话,这对康有为来说,是怎样的殊荣!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后来的历史大家都很清楚,变法因慈禧太后的干预而流产。没有掌握实权的光绪帝和过于理想主义的康有为,在经历了人生最辉煌的103天后,开始走向各自人生的末路:光绪被慈禧囚禁,直至去世;康有为远走海外,思想日益为世人所弃。
　　
　　思想启蒙漂泊人生
　　
　　1895至1897年,维新派在全国共创办学会33个、学堂17所、报馆9家、书局2家,至1898年增至300多个(所),用以广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它突破了洋务派仅仅学习西方技艺的牢笼,开创了中国近代政治改革先河,中国近代史由此开始改写。梁启超说:“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见效极少,而实二十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
　　变法失败后,康有为被清政府通缉,开始了长达16年的逃亡生涯,遍游四洲,经31国,行60万里。在此期间,他一直念念不忘被慈禧幽禁的光绪帝,更让他无法舍弃的是孜孜以求的“君主立宪”梦。在康有为的心目中,要想下赢“全中国”这盘棋,首先必须保证将帅(光绪)无虞,方可徐图大计。
　　为保光绪,康有为先是逐个给各国驻华公使写信,希望他们联合起来干涉慈禧太后,解救光绪帝;后又辗转日本、英国等国,试图说服各国政府,但均未果。康有为逃亡日本时,正赶上孙中山也在日本。孙中山想与康有为联合起来,共同反抗清政府,但康声称自己奉有光绪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来,依然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解救光绪,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
　　康有为深知,要想营救光绪,还得依靠军事力量。1899年7月,在加拿大华侨领袖的协助下,康组织成立了保皇会,全称为“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但解救光绪帝活动遭到失败。之后的康有为,暂时脱离了现实世界,把注意力转移到戊戌变法前的理想——重建儒学。1901年到1902年间,康有为先后完成了五部书:《礼运注》《中庸注》《孟子微》《大学注》和《论语注》。这是康融会古今中外思想重建儒学的一个结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礼运注》,在这本书中,康有为正式将大同与小康之说(取之于《礼记·礼运》)与三世说(取之于《春秋公羊传》)相挂钩,为写作《大同书》奠定了根基。
　　1902年,康有为写完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大同书》,构建了他对“新世界”的理想。他把三世说和大同、小康之道结合起来,又吸取耶稣教、佛教的平等、博爱的教义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提出了人类走向大同世界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忠于君主,更忠于思想
　　
　　1908年11月14日,一心变法而不得的光绪皇帝逝世,时年37岁。消息传来,康有为“泣血呼踊,号于昊天”。回想起“公车上书”时的意气风发、“戊戌变法”时的挥斥方道,而如今却只能寄情山水,为世人所不解,禁不住苦叹道:“人生百年悠忽而过,欲建功立业,何其难呀!”此时的他,不得不面对人生理想的幻灭,承认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使命将永远不能实现:“先帝遇害早亡,革命祸乱神州,大同之梦看来是遥不可及了。”
　　从表面上看,康有为似乎是一个冥顽不化的保皇派,实际上,康有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始终坚信自己的思想和信仰。康有为说:“春秋之义,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依据这一理论,他主张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共和,也就是从升平世进入太平世。他断言,太平世即大同社会,大同社会即民主共和。
　　但是,先知的命运往往是不被人所理解的。对此,李敖有这样一段话:
　　他写的《大同书》,20万字之多,是对世界未来最详尽的设计。他19世纪在中国搞变法,却在21世纪为世界画蓝图,这才是先知。先知的眼光就是要远,在人们只关心朝廷的时候,他关心到中国;在人们只关心中国的时候,他又关心到世界。他总是朝前去了,可是人们还回首朝背后指点他,他觉得好孤立。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欣赏过去的他;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追怀现在的他。那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就是先知的下场,他只有未来,却只能活在现在。
　　倘若康有为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视李敖为知己的。
　　1 927年康有为病逝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