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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文化差异,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作出适当的调整,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
关键词: 商务英语 翻译 文化差异 不对等性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语际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还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所说:“要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因此,从事国际商务的翻译人员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注意文化信息的传递,尽量按照国际商务英语翻译的4Es标准做到文化信息对等。一般来说,导致文化差异有以下几个因素。
1.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
例如,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龙)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dragon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Satan)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dragon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所以,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因为tiger(老虎)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
2.颜色的文化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例如,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美国有“蓝色星期一”(blue Monday),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所以,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另外,埃及人和比利时人视蓝色为倒霉的颜色。蓝色在中国人心中一般不会引起“忧郁”或“倒霉”的联想。尽管如此,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作为汽车商标呢?blue bird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其文化含义是“幸福”,所以,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牌的汽车,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驾驶Blue Bird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身份的象征。
3.数字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其原因就是与圣经故事中耶稣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有关。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因为与“久”同音,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在我国历史中,皇帝都崇拜“九”,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
“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一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连锁店)。但在我国,“七”是个普通的数字。
文化差异还受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等的不同因素的影响。文化差异会引起几种不对应的情况。
1.源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罕见或被忽视。例如,汉语里有许多用数字开头的词语,如“三心二意”译为neither off nor on;“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译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这些词语通常不能按字面意思翻译。
2.源语文化在概念上有明确的实体,而译入语文化不加以区分或恰恰相反。例如,英语中的armchair指任何有扶手的、硬的或软的椅子,但在汉语中我们却分别有“扶手椅”和“单人沙发”。
3.和译入语中同一个指称对象可能由字面意义不同的词语加以指称。例如,英语的black tea,翻译成汉语是“红茶”,而不是“黑茶”。这是因为中国人注意的是茶水的颜色,而英国人重点放在茶叶的颜色上。
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了解他国文化。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遵循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原则,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为了达到这些对等,必须在翻译中进行调整。
1.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关于这点,可参阅前文的dragon和White Elephant的例子。
2.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例如,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发音译为Dukang,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时,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Dukang)与“好酒”联系起来。所以,“杜康”作为商标,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不过,我们不妨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这样,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因为Bacchus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的联想。
3.一篇原文的翻译,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这就常常译者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例如,Nike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吉祥,因为Nike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是胜利女神。传说中的Nike身上长有双翼,拿着橄榄枝,给人们带来胜利和诸神的礼物,她是吉祥、正义和美丽之神。Nike作为体育用品商标,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暗示Nike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使用Nike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不过,英语单词Nike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被丢失。
各民族有着其独特的文化,文化差异必然存在。正是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受到限制。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如果这个切合点是两种文化的交融,那就是最理想的了。但是,往往由于文化差异,有时很难找到切合点,这时,译者就必须就自己的能力让这两种文化尽可能接近,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作出适当的调整,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
参考文献:
[1]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刘醒吾.经贸英语口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3]李平.国际经贸英语教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
[4]王学文.新编经贸口译教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1.
关键词: 商务英语 翻译 文化差异 不对等性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语际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互相交换,还是两种文化的传递。文化在翻译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所说:“要真正出色的做好翻译工作,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甚至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因此,从事国际商务的翻译人员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的民族文化差异,注意文化信息的传递,尽量按照国际商务英语翻译的4Es标准做到文化信息对等。一般来说,导致文化差异有以下几个因素。
1.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
例如,在西方神话传说中,dragon(龙)不是中国人心中的吉祥动物,而是表示邪恶的怪物。在中世纪,dragon是罪恶的象征,圣经故事中恶魔撒旦(Satan)就被认为是the great dragon。另外,dragon还有“泼妇”的意思,由此可知,dragon在英语国家人中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的“龙”完全不同,所以,翻译时就要特别小心。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四个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被西方人称为“亚洲四小龙”,将其翻译成英语Four Asian Dragons恐怕不太妥当。有人建议翻译成Four Asian Tigers,这不失为一种较好的文化信息的对等,因为tiger(老虎)在西方人心中是一种强悍的动物,至少不会让人联想到某种可怕的动物。
2.颜色的文化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对颜色的认识尽管有相似之处,但他们对各种颜色的感觉有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其原因在于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例如,蓝色在英语国家有忧郁的含义,美国有“蓝色星期一”(blue Monday),指心情不好的星期一。blue sky在英语中意思是“没有价值”,所以,把“蓝天”牌台灯翻译成Blue Sky Lamp,意思便是“没有用的台灯”,这样的台灯怎能销得出去呢?另外,埃及人和比利时人视蓝色为倒霉的颜色。蓝色在中国人心中一般不会引起“忧郁”或“倒霉”的联想。尽管如此,世界知名品牌“蓝鸟”汽车并不是“伤心的鸟”的汽车,否则怎么会用Blue Bird作为汽车商标呢?blue bird是产于北美的蓝色鸣鸟,其文化含义是“幸福”,所以,英语国家人驾驶Blue Bird牌的汽车,心中的文化取向是“幸福”。但是,驾驶Blue Bird牌汽车的中国人恐怕不知道身在福中,而只感到驾驶世界名牌汽车是一种身价的体现和身份的象征。
3.数字的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数字,其原因就是与圣经故事中耶稣被他的第十三个门徒犹大出卖有关。所以,在西方国家,人们通常避免使用“十三”这个数字。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数字“十三”没有这种文化含义,但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近来这种蕴涵也被国人所接受。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九”因为与“久”同音,所以“九”经常用来表示“长久”的意思。例如,在我国历史中,皇帝都崇拜“九”,希望其天下长治久安。因此,我国便有“999”药品。英语中的nine没有这种含义。但不要把用“666”作商标的商品出口到英国,因为“666”在《圣经》里象征魔鬼。
“七”在欧美国家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商标为“7-Up”的饮料翻译或汉语为“七喜”,而不是“七上”。英语国家的人心目中的“七”相当于中国人的“八”。“七”对英语国家人是一个大吉大利的数字,投掷中以“七”为胜利。商标还有Mild Seven,7-Eleven(连锁店)。但在我国,“七”是个普通的数字。
文化差异还受地理位置、社会制度、历史等的不同因素的影响。文化差异会引起几种不对应的情况。
1.源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入语文化中根本不存在、罕见或被忽视。例如,汉语里有许多用数字开头的词语,如“三心二意”译为neither off nor on;“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译为“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这些词语通常不能按字面意思翻译。
2.源语文化在概念上有明确的实体,而译入语文化不加以区分或恰恰相反。例如,英语中的armchair指任何有扶手的、硬的或软的椅子,但在汉语中我们却分别有“扶手椅”和“单人沙发”。
3.和译入语中同一个指称对象可能由字面意义不同的词语加以指称。例如,英语的black tea,翻译成汉语是“红茶”,而不是“黑茶”。这是因为中国人注意的是茶水的颜色,而英国人重点放在茶叶的颜色上。
文化信息的传递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是通过翻译了解他国文化。文化信息的对等也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遵循奈达先生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原则,这里的“对等”不能理解为数学意义上的等同,只能是近似的等同,即以功能对等接近程度为依据的近似。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应该是原文和译文在信息内容、说话方式、文体、文风、语言、文化、社会因素诸方面达到对等。为了达到这些对等,必须在翻译中进行调整。
1.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对所指意义可能产生误解的话,必须对译文文字作某些变通;可以保留直译,但必须加上脚注来解释可能产生的误解。关于这点,可参阅前文的dragon和White Elephant的例子。
2.如果在形式上贴近的译文,有可能导致对原文联想意义的误解,或者对正确理解原文的风格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对译文进行必要的调整来反映原文的联想价值就十分重要。例如,将中国名酒“杜康”翻译成英语一般按发音译为Dukang,英语国家读者看到英语商标Dukang时,只会把它与酒联系起来,而不会想到中国历史上酿酒的高手“杜康”,也不会像中国人那样把“杜康”(Dukang)与“好酒”联系起来。所以,“杜康”作为商标,文化信息没有完全对等。不过,我们不妨用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作“杜康”酒的英语商标,这样,文化信息的对等无疑比“杜康”要好得多,因为Bacchus会使西方人产生更多有关的联想。
3.一篇原文的翻译,必须产生与之相伴随的语码,这就常常译者要求在音位、词汇、句法及语篇等各个层面作一系列的调整。例如,Nike作为商标能使英语国家人士联想到胜利、吉祥,因为Nike一词在希腊神话中是胜利女神。传说中的Nike身上长有双翼,拿着橄榄枝,给人们带来胜利和诸神的礼物,她是吉祥、正义和美丽之神。Nike作为体育用品商标,我们可以把它音译为“耐克”,暗示Nike牌体育用品经久、耐用,使用Nike牌体育用品能在比赛中克敌。“耐克”可以说是较好的翻译,不过,英语单词Nike所蕴涵的文化信息对中国人来说,不可能像英语国家人那样想起Nike女神。翻译中文化信息被丢失。
各民族有着其独特的文化,文化差异必然存在。正是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受到限制。进行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特别注意这些差异,必须在外国文化和本国文化中找到一个切合点。如果这个切合点是两种文化的交融,那就是最理想的了。但是,往往由于文化差异,有时很难找到切合点,这时,译者就必须就自己的能力让这两种文化尽可能接近,按照4Es标准和奈达先生的翻译原则,作出适当的调整,使带异国情调的东西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
参考文献:
[1]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刘醒吾.经贸英语口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3]李平.国际经贸英语教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
[4]王学文.新编经贸口译教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