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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年毛泽东价值观可追溯为以“无我”为核心的价值观、“唯我”价值观和“大我”价值观三个时期，其影响因素与各个时期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无我”为核心的价值观形成同他早期接受儒家学说的本体论观点和最高道德原则密不可分；“唯我”价值观的形成源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充分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青年毛泽东的“大我”价值观依然是他寻求“大本大源”的“宇宙真理”和实现“内圣外王”之业的思想模式，它不同于前两种价值观的关键是：“无我”、“唯我”价值观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价值观，而“大我”价值观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关键词：毛泽东；价值观；历史背景
中图分类号：A4；B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7)05-0586-04
毛泽东的青年时期是他一生中成长的关键时期，青年毛泽东价值观的形成为其整个人生之路奠定了基石，探索这个时期毛泽东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及历史背景，可一窥毛泽东一生探索人生价值与实现人生价值的历程。
一
(一)“无我”为核心的价值观
这一价值观形成是在1917年写《<伦理学原理>批注》以前。佛学和儒家伦理学都有“无我”之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虽受佛学思想的影响，但我们从其“无我”价值观主要内容可知他的“无我”不是佛教“三法印”中的“诸引无常、万泽无我”之“无我”，而是儒家伦理上的“无我”。
毛泽东“无我”价值观的主要观点反映在《讲堂录》中，其中心思想是要求物质之我服从作为世界本原的精神之我，达到“我即宇宙”的境界。这种观点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面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舍琐事而求大志。他认为，人之所谓立志，应该是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作斗争。他说：“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他还认为，“真欲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即真正的立志，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哲学世界观的指导。
其二，倡勤奋，鄙懒惰。他说：“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而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之。”“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其三，倡积极向上，鄙消极堕落。他说：“夫以五千之率，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图存，非奋斗不可”。“淫为万恶之本，而意淫之为害，比实事尤甚，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苦履薄冰”。“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
其四，倡高尚理想，鄙追逐小利。他认为：“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不为浮誉所感，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为流俗相竟，则所以制其气者重。
毛泽东“无我”价值观的形成同他早期接受儒家学说的本体论观点和最高道德原则密不可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的中心精神是伦理精神，儒家对宇宙人生有极高明的觉解，把本体论和伦理学作为整体思考。如，在儒学看来，人性与宇宙本体即道德本体是统一的；“天道”的“人道”是统一的，人间的伦理规范，是来自天命或天理，天命或天理是本来具有的道德律，人类凭借自觉意识即良心或良知把它生发或体验出来，在良心的贯通下，本体和现象之间圆融无间溶为一体，不能区分。这些观点，都对毛泽东“无我”价值观之形成有深远影响。理所当然，毛泽东早期，六年的私塾和五年的师范所受之教育对其“无我”价值观的形成也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此间，深受毛泽东敬仰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先生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
(二)“唯我”价值观
毛泽东“唯我”价值观形成是在写《(伦理学原理)批注》至“五四”时期。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主要思想是：
其一，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他认为：“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价值大于宇宙价值可也。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突出了人在社会活动中的能动性。
其二，提倡“自我实现”说。他指出，“人类之目的在于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挥自己的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故而，毛泽东高度重视个人独立人格、独立意志的发挥，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皆是首先从“利我”开始，然后才谈得上“利他”。他还认为：“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故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
同时，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还极力强调“圣贤豪杰”的作用和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可见，青年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意义。
(三)“大我”价值观
1920年前后，毛泽东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观转变的同时，青年毛泽东的价值观又经历一次转变——从“唯我”价值观转变为“大我”价值观。这是否定意义上的一次回归，是对自我的一次超越，其中心思想是肯定个我(小我)的同时将个我寓于“民众”之中。主要体现在：
其一，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不忽视个人利益。“五四”运动前，青年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已初显端倪。1917年冬，他和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的根本原因是：“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思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生活向上’”。他还主张派人出国学习新东西新道理以治理国家，并主张国民要立足并研究解决好本国的实际问题。所以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已不仅仅是从“唯我”时期的“自尽其性”、“自究其心”出发，而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来考虑和研究问题了。
其二，提倡奉献精神，做有益于国民的人。1920年夏，毛泽东已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在结果上更稳定了青年毛泽东“大我”价值观，他提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后来，毛泽东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就是其“大我”价值观的深刻体现。
二
青年毛泽东“无我”价值观之形成是他早期受教育的结果，比较而言，“唯我”、“大我”价值观的形成受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则尤为深刻。
早在毛泽东“无我”价值观时期，“唯我”价值观作为伴生物已开始萌芽，其思想养料则主要来自于描写战争或反叛的文学作品，如《水游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正如他自己回忆的：“我 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尔后，毛泽东先后就读于湘乡县立东山小学、湖南省第一高等中学、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些学校在当时多实行“新法教育”，新思想、新学说得以广泛传播。
在东山小学，毛泽东第一次借阅《新民丛报》后开始崇拜“康梁”，无疑他们的有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毛泽东有极大影响。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封建思想文化展开了猛烈批判，他们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抨击封建礼教、封建旧道德、旧文化，这都深刻影响了当时一批爱国青年，毛泽东也是其中之一。这一时期，毛泽东深为陈独秀鼓吹的科学和民主所吸引，陈独秀开始取代“康梁”而成为他心目中的“思想界明星”。毛泽东也开始向中国的封建遗毒开火：“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为专制，……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面对“五四”运动的狂飚突进，他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发挥个人独立自由的思考精神，“我们当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所以，青年毛泽东“唯我”价值观的确立与陈独秀等人在“五四”时期宣传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思潮完全一致，有其时代的合理性。
三
青年毛泽东从“无我”价值观到“唯我”、“大我”价值观的转变经历了一个量的积累过程，同时，这种转变也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辩证的转变过程。
从其价值观的基本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无我”、“唯我”观都不是绝对的，“无我”之中蕴涵着“贵我”，在一定程度上给“唯我”价值观以内在的支持。在《讲堂录》中他写道：“山河大地，一无可据，而可恃者惟我(贵我)”。“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也，以其与我有关也”。可见，尽管他信奉“元我”论，却也强调了个人的地位和重要性。
同样，他的“唯我”也并不如有些人所归结的“个人主义”，它同现代个人主义更有着本质的不同，现代个人主义其实质是利己主义，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处世哲学，认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是权势、等级、财富及金钱。青年毛泽东的“唯我”价值观并不是对其从前“无我”价值观的完全否定，只是强调“个人”，强调“自我”，可以说它是时代进步的产物。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以坚船利炮等物质形式为一些先进中国人所认识，然而，炮艇和纺织机常常是带着他们的哲学一起进来的。不久，西方资本主义强调人性，否定神论；强调“自由”、“民主”、“人权”，否定君权、神权，这种价值观带着历史的先进性让久为传统封建主义纲常名教压制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耳目一新，他们开始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的状况根本在于革除中国人的传统陋习。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强调“个人”、“自我”，实际上是为了使刚开始有所革新的思想界、文化界不至夭折所做的一种努力。事实上，“奇杰”终非圣贤，单凭个人奋斗，“不能有所成就”。当时，毛泽东认为“亲师而外，取友为急”，因而，1915年，毛泽东在长沙各校张贴“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1917年，他又和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以讨论“个人及全人类生活向上”和“个人及全人类生活如何向上”等问题。显然，“唯我”不是绝对的“个人主义”。
无论是在“无我”价值观，还是在“唯我”价值观的指导下，毛泽东始终追求自己人格的完善，树立一种奋发向上的人生观。
青年毛泽东从“唯我”价值观向“大我”价值观转变的社会历史动因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转变时期，毛泽东积极参与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在当时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帮助下，逐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最终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价值观上，也逐步形成并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大我”价值观。
归纳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地勾勒出青年毛泽东价值观变化发展的逻辑线索：“大我”是对“唯我”的扬弃；“大我”不是向“无我”的简单回归。
首先，青年毛泽东“无我”价值观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价值观，而“大我”价值观是在吸取了“无我”价值观的“合理内核”以及能牺牲自我、舍生取义等的形式，抛弃其唯心主义成分，代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丰富内容的基础上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其次，青年毛泽东“唯我”价值观是一种“精神利己主义”的价值观，这种“精神利己主义”不是庸俗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而是以“利我”开始，达到“利他”，“由利己而开之于利人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大我”价值观正是继承了“唯我”价值观中肯定“个我”的这一积极因素，同时否定“唯我”价值观中“个我”立场的偏离，从而在摆正个人、集体、社会及人类位置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个性自由和个性发展。
第三，“无我”、“唯我”作为两种形式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点，它们都是青年毛泽东追求“内圣外王”这一人生理想的两种模式，是为达到相同目的而采取的两种不同“手段”。同样，青年毛泽东的“大我”价值观依然是他寻求“大本大源”的“宇宙真理”和实现“内圣外王”之业的思想模式，它不同于前两种价值观的关键是“无我”、“唯我”价值观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价值观，而“大我”价值观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责任编辑 文格)
关键词：毛泽东；价值观；历史背景
中图分类号：A4；B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7)05-0586-04
毛泽东的青年时期是他一生中成长的关键时期，青年毛泽东价值观的形成为其整个人生之路奠定了基石，探索这个时期毛泽东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及历史背景，可一窥毛泽东一生探索人生价值与实现人生价值的历程。
一
(一)“无我”为核心的价值观
这一价值观形成是在1917年写《<伦理学原理>批注》以前。佛学和儒家伦理学都有“无我”之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虽受佛学思想的影响，但我们从其“无我”价值观主要内容可知他的“无我”不是佛教“三法印”中的“诸引无常、万泽无我”之“无我”，而是儒家伦理上的“无我”。
毛泽东“无我”价值观的主要观点反映在《讲堂录》中，其中心思想是要求物质之我服从作为世界本原的精神之我，达到“我即宇宙”的境界。这种观点在日常生活中具体表面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舍琐事而求大志。他认为，人之所谓立志，应该是追求真理，为实现真理作斗争。他说：“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谓也。”他还认为，“真欲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即真正的立志，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哲学世界观的指导。
其二，倡勤奋，鄙懒惰。他说：“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而退行，继则衰弱，终则灭之。”“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其三，倡积极向上，鄙消极堕落。他说：“夫以五千之率，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图存，非奋斗不可”。“淫为万恶之本，而意淫之为害，比实事尤甚，当懔懔然如在深渊，苦履薄冰”。“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
其四，倡高尚理想，鄙追逐小利。他认为：“理想者，事实之母也”。不为浮誉所感，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为流俗相竟，则所以制其气者重。
毛泽东“无我”价值观的形成同他早期接受儒家学说的本体论观点和最高道德原则密不可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的中心精神是伦理精神，儒家对宇宙人生有极高明的觉解，把本体论和伦理学作为整体思考。如，在儒学看来，人性与宇宙本体即道德本体是统一的；“天道”的“人道”是统一的，人间的伦理规范，是来自天命或天理，天命或天理是本来具有的道德律，人类凭借自觉意识即良心或良知把它生发或体验出来，在良心的贯通下，本体和现象之间圆融无间溶为一体，不能区分。这些观点，都对毛泽东“无我”价值观之形成有深远影响。理所当然，毛泽东早期，六年的私塾和五年的师范所受之教育对其“无我”价值观的形成也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此间，深受毛泽东敬仰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先生对他的影响尤为深刻。
(二)“唯我”价值观
毛泽东“唯我”价值观形成是在写《(伦理学原理)批注》至“五四”时期。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以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主要思想是：
其一，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他认为：“离群索居，诚哉不堪，然社会为个人而设，非个人为社会而设也。”“个人有无上之价值，百般之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价值大于宇宙价值可也。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突出了人在社会活动中的能动性。
其二，提倡“自我实现”说。他指出，“人类之目的在于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挥自己的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故而，毛泽东高度重视个人独立人格、独立意志的发挥，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皆是首先从“利我”开始，然后才谈得上“利他”。他还认为：“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故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
同时，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还极力强调“圣贤豪杰”的作用和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可见，青年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意义。
(三)“大我”价值观
1920年前后，毛泽东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观转变的同时，青年毛泽东的价值观又经历一次转变——从“唯我”价值观转变为“大我”价值观。这是否定意义上的一次回归，是对自我的一次超越，其中心思想是肯定个我(小我)的同时将个我寓于“民众”之中。主要体现在：
其一，国家(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不忽视个人利益。“五四”运动前，青年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已初显端倪。1917年冬，他和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的根本原因是：“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思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生活向上’”。他还主张派人出国学习新东西新道理以治理国家，并主张国民要立足并研究解决好本国的实际问题。所以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已不仅仅是从“唯我”时期的“自尽其性”、“自究其心”出发，而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来考虑和研究问题了。
其二，提倡奉献精神，做有益于国民的人。1920年夏，毛泽东已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在结果上更稳定了青年毛泽东“大我”价值观，他提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后来，毛泽东提倡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就是其“大我”价值观的深刻体现。
二
青年毛泽东“无我”价值观之形成是他早期受教育的结果，比较而言，“唯我”、“大我”价值观的形成受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则尤为深刻。
早在毛泽东“无我”价值观时期，“唯我”价值观作为伴生物已开始萌芽，其思想养料则主要来自于描写战争或反叛的文学作品，如《水游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正如他自己回忆的：“我 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尔后，毛泽东先后就读于湘乡县立东山小学、湖南省第一高等中学、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些学校在当时多实行“新法教育”，新思想、新学说得以广泛传播。
在东山小学，毛泽东第一次借阅《新民丛报》后开始崇拜“康梁”，无疑他们的有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对毛泽东有极大影响。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中国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发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封建思想文化展开了猛烈批判，他们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抨击封建礼教、封建旧道德、旧文化，这都深刻影响了当时一批爱国青年，毛泽东也是其中之一。这一时期，毛泽东深为陈独秀鼓吹的科学和民主所吸引，陈独秀开始取代“康梁”而成为他心目中的“思想界明星”。毛泽东也开始向中国的封建遗毒开火：“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为专制，……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面对“五四”运动的狂飚突进，他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发挥个人独立自由的思考精神，“我们当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所以，青年毛泽东“唯我”价值观的确立与陈独秀等人在“五四”时期宣传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思潮完全一致，有其时代的合理性。
三
青年毛泽东从“无我”价值观到“唯我”、“大我”价值观的转变经历了一个量的积累过程，同时，这种转变也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辩证的转变过程。
从其价值观的基本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无我”、“唯我”观都不是绝对的，“无我”之中蕴涵着“贵我”，在一定程度上给“唯我”价值观以内在的支持。在《讲堂录》中他写道：“山河大地，一无可据，而可恃者惟我(贵我)”。“一贵我，求己，不责人；二通今，如读史必重近也，以其与我有关也”。可见，尽管他信奉“元我”论，却也强调了个人的地位和重要性。
同样，他的“唯我”也并不如有些人所归结的“个人主义”，它同现代个人主义更有着本质的不同，现代个人主义其实质是利己主义，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处世哲学，认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是权势、等级、财富及金钱。青年毛泽东的“唯我”价值观并不是对其从前“无我”价值观的完全否定，只是强调“个人”，强调“自我”，可以说它是时代进步的产物。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明以坚船利炮等物质形式为一些先进中国人所认识，然而，炮艇和纺织机常常是带着他们的哲学一起进来的。不久，西方资本主义强调人性，否定神论；强调“自由”、“民主”、“人权”，否定君权、神权，这种价值观带着历史的先进性让久为传统封建主义纲常名教压制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耳目一新，他们开始认识到要改变中国落后的状况根本在于革除中国人的传统陋习。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强调“个人”、“自我”，实际上是为了使刚开始有所革新的思想界、文化界不至夭折所做的一种努力。事实上，“奇杰”终非圣贤，单凭个人奋斗，“不能有所成就”。当时，毛泽东认为“亲师而外，取友为急”，因而，1915年，毛泽东在长沙各校张贴“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1917年，他又和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发起组织“新民学会”以讨论“个人及全人类生活向上”和“个人及全人类生活如何向上”等问题。显然，“唯我”不是绝对的“个人主义”。
无论是在“无我”价值观，还是在“唯我”价值观的指导下，毛泽东始终追求自己人格的完善，树立一种奋发向上的人生观。
青年毛泽东从“唯我”价值观向“大我”价值观转变的社会历史动因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转变时期，毛泽东积极参与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在当时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帮助下，逐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最终成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价值观上，也逐步形成并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大我”价值观。
归纳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地勾勒出青年毛泽东价值观变化发展的逻辑线索：“大我”是对“唯我”的扬弃；“大我”不是向“无我”的简单回归。
首先，青年毛泽东“无我”价值观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价值观，而“大我”价值观是在吸取了“无我”价值观的“合理内核”以及能牺牲自我、舍生取义等的形式，抛弃其唯心主义成分，代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丰富内容的基础上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
其次，青年毛泽东“唯我”价值观是一种“精神利己主义”的价值观，这种“精神利己主义”不是庸俗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而是以“利我”开始，达到“利他”，“由利己而开之于利人类之大己，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类智力进步可得达到也”。“大我”价值观正是继承了“唯我”价值观中肯定“个我”的这一积极因素，同时否定“唯我”价值观中“个我”立场的偏离，从而在摆正个人、集体、社会及人类位置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个性自由和个性发展。
第三，“无我”、“唯我”作为两种形式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两个极端，但它们都有着共同点，它们都是青年毛泽东追求“内圣外王”这一人生理想的两种模式，是为达到相同目的而采取的两种不同“手段”。同样，青年毛泽东的“大我”价值观依然是他寻求“大本大源”的“宇宙真理”和实现“内圣外王”之业的思想模式，它不同于前两种价值观的关键是“无我”、“唯我”价值观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价值观，而“大我”价值观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
(责任编辑 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