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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被遗忘的国家任务，一位坚守36年的编纂者，“国家忘了，我自己没有忘”。
车洪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其编纂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将要出版。36年的时间，车洪才最终完成了一项国家任务。然而，除了编纂者，已经没有人还记得曾经有这样一项国家任务了。
今年人们才知道车洪才的国家任务
车洪才生于1936年。中年时，他接下普什图语的词典编纂任务，伏案36年，其间无名。直到2014年，已过古稀的车洪才，因为他和他的国家任务，被公众熟知。
2012年的4月，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车洪才将他和张敏共同编纂的200万字《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交付商务印书馆。车洪才记得，那一天带着这本辞书的部分样稿到商务印书馆时，接待他的工作人员也一时没有明白眼前这位老人和他所编纂的《普什图语汉语字典》是什么。
随后的时间，车洪才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多次沟通。编辑让他放心，词典已经通过选题。
2013年6月，车洪才和另一位词典编纂者张敏陆续补充了一些新的词条。此外，他还将自己编纂词典时使用的普什图语软件刻入光盘，一并交付给商务印书馆。
词典出版的合同签订时，当年参与过一段时间编辑工作的宋强民已经去世。辗转取得对方家属的委托书后，车洪才代曾经的同伴签下合同。
“这本词典正在编写中，争取能在今年年底出版面世。”商务印书馆外语室主任崔燕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词典字数在200多万字左右，属于中型词典，将一册付印。按照合同签订的规定，车洪才获得每千字80元的稿费。
“几十年都过去了，书现在能够出来，他的工作也算结束了。”车洪才的妻子学平说。
为编纂词典，车洪才几年前开始跟着儿子学会了用电脑，如今电脑出现一般的小毛病，78岁的车洪才也能自己动手解决。
记者获悉，车洪才和他的搭档张敏又接下《普什图语汉语——汉语普什图语精选词典》的编纂工作。
老人36年后来交稿 编辑人员一时没听明白
在1978年接下国家交给他的词典编纂任务时，车洪才已近中年。
任务时间跨度近36年，中间经历中断，又被车洪才再度重启。
2012年，词典编纂任务初步完成。这年4月，车洪才带着打印好的词典编写过程、体例说明、几页已排好版的样稿以及主编人的简历，独身一人乘坐公交车，从中国传媒大学的家中出发，经两次换乘，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
他推门进入，却不知道该找谁。
“你来这里干什么？”门卫问。车洪才答，“我要出本书。”得知车洪才要出的书是外文类，门卫建议他去外文室。这是车洪才在1978年以后，第一次来到商务印书馆。
编辑室一位小姑娘接待了他。车洪才说，要出一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对方一时没有听明白。在听车洪才提到词典的字数是200多万字后，小姑娘叫来编辑室主任。
“这是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现在来交稿。”车洪才将带来的材料一并交给闻讯赶来的编辑室主任，两人交谈了约30分钟，这位主任当场表示，会认真研讨车洪才带来的材料。
在阐述编写过程的材料中，车洪才提到词典经过商务印书馆立项。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随后在馆内资料室查询，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任务记录的确在档，时间是1978年。
我国辞书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了解的人不多。编写这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源头还要追溯到1975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图书市场书目稀缺，而辞书类图书几近成荒。从1975年5月23日到6月17日，“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的内容，就是在1975年到1985年这10年间，规划编写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
对于辞书出版来说，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次重要的辞书会议。著名的出版人、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杨德炎在2005年撰文提到：“这是我国辞书史上第一次有关辞书编纂出版的规划会议，也是至今业内最为重要的会议。”
词典规划（草案）经会议讨论后，部分地方的代表主动承担了一些任务。
国务院在下达的通知中，要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区）有关方面加强协作，力争提前完成规划中提出的任务。列入规划的160种中外语文词典中不乏宠儿，而像《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一类的，分属小语种词典，则由商务印书馆承办下来。
1978年受命接下国家任务
1975年领回《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任务，商务印书馆又找到当时的北京广播电台，国家任务交接给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此时车洪才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但已被借调到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
“当初没有明确分工，负责普什图语的有十几个人，有些人做，有些人旁观。”词典的后期主要编纂者张敏回忆，后来，车洪才和他的学生宋强民慢慢接下这个任务。
1978年，随着车洪才工作调动，国家任务被他带回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成为助手，另一位编纂者张敏则偶尔过来帮些忙。
商务印书馆向车洪才提供了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普什图语词典。以这本词典为蓝本，车洪才和宋强民进行《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簒。但很快，车洪才发现，俄语的翻译导致不少普什图语词汇的意思产生变化，蓝本只能当做参考资料，不能直接使用。
“词典是后世之师，至少要影响后边的两三代人，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像普什图语这样的语种出版机会不多，所以，我们工作非常认真。”车洪才说。
在编纂中，为了让每个词的释义都尽量准确，在原文解释的基础上，车洪才又找来普什图语俄语、普什图语波斯语、波斯语英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等多种版本词典互校来确定。
编纂词典的内容涉及词的搭配，还要列出适量的例证，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成语、习语和谚语。 “这本词典虽然不是百科词典，但由于语言背景特殊，涉及历史人物、风俗习惯及与宗教有关的词条，也用简单的文字略加介绍，免得读者无处查阅。”车洪才说，自己有时候为了确定一个词，转了一上午，而有时，一天也搞不出几个词。
他和搭档整理10万张词汇卡
除了要付出时间，词典编纂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两个人，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一个手工做起来的托架，还有一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
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词汇需要逐个抄写在卡片上。团队里，宋强民主要负责抄写和中文的润色，没钱购买卡片，车洪才和宋强民托关系找到一个印刷厂，将印刷剩下的边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15cm规格的卡片。
从1978年到1982年，车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词典的编写上。到1981年，3年的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这是词典约70%的工作量。
然而，之后一系列的工作调动使车洪才被迫暂停了编纂工作，盛着10万张卡片的文件柜在他的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待了好几年。车洪才不放心，有一次回去正好办公室装修，他发现卡片竟被工人们铺在地上垫着睡觉，发了一通脾气以后赶紧将卡片都拿回家，一一查验后发现还是少了很多。
“后来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这些卡片。”搬回家的卡片就这么放着，车洪才看一眼都觉得心里难过，“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此后，车洪才和张敏对毁坏遗失的卡片进行过一次补录。
当年的任务被渐渐遗忘
10万张词汇卡抄写完成，词典的编著工作进度是70%。正当任务将要完成时，车洪才与他的搭档的人生经历变化，任务渐渐被遗忘。
“好像没有人再提起这本词典，它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后期的主要编纂者之一张敏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变化的时代里，大家都各搞各的工作去了。
在车洪才提交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纂材料中，团队中有6个人。车洪才与张敏是主编，最早参与进来的宋强民也在编纂团队名单里。宋强民忙于工作，后又去了美国，车洪才自己的命运也因国家安排而不断变化，编纂词典的任务无暇顾及。
当年踌躇满志地接下编纂词典的任务，到2012年小心翼翼地拿着材料走进商务印书馆，历经了34年。其间，车洪才回校教书，参与新专业建设，借调外交部在中东从事外交工作。
2000年年初，车洪才和张敏都被返聘回高校教授普什图语，其间为教学筹备编写了4本普什图语教材，但受限于普什图语软件的缺乏，文字书写差异在编写教材中难以克服。直到2003年，车洪才在瑞典的一个阿富汗语网站找到一款普什图语软件。
普什图语词典的任务也在2008年前后得以恢复。此时车洪才和张敏教完两届学生，正式退休。两人没有事务牵挂，一碰头，决定将词典剩下的部分做完。
“国家与个人都在经历变迁，从中阿关系，到商务印书馆，也都在变化着。”商务印书馆外语室主任崔燕试图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解释国家任务为何被遗忘。但最后，她也说不太清楚其中原委。“情况变化太大了。”崔燕说。
“他的团队人太少。”崔燕对比大部分中型以上词典的编纂工作，背后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崔燕回忆，当车洪才拿着词典的材料来到商务印书馆时，外语室编辑团队心生敬佩，决定要做出版这本词典。
“这个群体，多是不计名利，把文化传承视为担当。”崔燕从这位老教授身上看到老一代辞书人的典型特质，“你要知道，编纂一本词典，并不能作为科研项目，很多年轻的学者并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
如今所见的重要辞书《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都是在1975年列入国家任务的。生于同时代的许多词典早已赫赫有名，而《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还待出版。
（摘自《北京青年报》 ）
车洪才，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其编纂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将要出版。36年的时间，车洪才最终完成了一项国家任务。然而，除了编纂者，已经没有人还记得曾经有这样一项国家任务了。
今年人们才知道车洪才的国家任务
车洪才生于1936年。中年时，他接下普什图语的词典编纂任务，伏案36年，其间无名。直到2014年，已过古稀的车洪才，因为他和他的国家任务，被公众熟知。
2012年的4月，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特聘教授车洪才将他和张敏共同编纂的200万字《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交付商务印书馆。车洪才记得，那一天带着这本辞书的部分样稿到商务印书馆时，接待他的工作人员也一时没有明白眼前这位老人和他所编纂的《普什图语汉语字典》是什么。
随后的时间，车洪才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多次沟通。编辑让他放心，词典已经通过选题。
2013年6月，车洪才和另一位词典编纂者张敏陆续补充了一些新的词条。此外，他还将自己编纂词典时使用的普什图语软件刻入光盘，一并交付给商务印书馆。
词典出版的合同签订时，当年参与过一段时间编辑工作的宋强民已经去世。辗转取得对方家属的委托书后，车洪才代曾经的同伴签下合同。
“这本词典正在编写中，争取能在今年年底出版面世。”商务印书馆外语室主任崔燕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词典字数在200多万字左右，属于中型词典，将一册付印。按照合同签订的规定，车洪才获得每千字80元的稿费。
“几十年都过去了，书现在能够出来，他的工作也算结束了。”车洪才的妻子学平说。
为编纂词典，车洪才几年前开始跟着儿子学会了用电脑，如今电脑出现一般的小毛病，78岁的车洪才也能自己动手解决。
记者获悉，车洪才和他的搭档张敏又接下《普什图语汉语——汉语普什图语精选词典》的编纂工作。
老人36年后来交稿 编辑人员一时没听明白
在1978年接下国家交给他的词典编纂任务时，车洪才已近中年。
任务时间跨度近36年，中间经历中断，又被车洪才再度重启。
2012年，词典编纂任务初步完成。这年4月，车洪才带着打印好的词典编写过程、体例说明、几页已排好版的样稿以及主编人的简历，独身一人乘坐公交车，从中国传媒大学的家中出发，经两次换乘，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务印书馆。
他推门进入，却不知道该找谁。
“你来这里干什么？”门卫问。车洪才答，“我要出本书。”得知车洪才要出的书是外文类，门卫建议他去外文室。这是车洪才在1978年以后，第一次来到商务印书馆。
编辑室一位小姑娘接待了他。车洪才说，要出一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对方一时没有听明白。在听车洪才提到词典的字数是200多万字后，小姑娘叫来编辑室主任。
“这是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现在来交稿。”车洪才将带来的材料一并交给闻讯赶来的编辑室主任，两人交谈了约30分钟，这位主任当场表示，会认真研讨车洪才带来的材料。
在阐述编写过程的材料中，车洪才提到词典经过商务印书馆立项。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随后在馆内资料室查询，组织编写《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任务记录的确在档，时间是1978年。
我国辞书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
普什图语是阿富汗的官方语言，了解的人不多。编写这本《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源头还要追溯到1975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图书市场书目稀缺，而辞书类图书几近成荒。从1975年5月23日到6月17日，“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广州召开，会议讨论的内容，就是在1975年到1985年这10年间，规划编写出版160种中外语文词典。
对于辞书出版来说，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次重要的辞书会议。著名的出版人、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杨德炎在2005年撰文提到：“这是我国辞书史上第一次有关辞书编纂出版的规划会议，也是至今业内最为重要的会议。”
词典规划（草案）经会议讨论后，部分地方的代表主动承担了一些任务。
国务院在下达的通知中，要求中央各部委，以及各省、市（区）有关方面加强协作，力争提前完成规划中提出的任务。列入规划的160种中外语文词典中不乏宠儿，而像《普什图语汉语词典》一类的，分属小语种词典，则由商务印书馆承办下来。
1978年受命接下国家任务
1975年领回《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任务，商务印书馆又找到当时的北京广播电台，国家任务交接给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此时车洪才在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但已被借调到广播电台的普什图语组。
“当初没有明确分工，负责普什图语的有十几个人，有些人做，有些人旁观。”词典的后期主要编纂者张敏回忆，后来，车洪才和他的学生宋强民慢慢接下这个任务。
1978年，随着车洪才工作调动，国家任务被他带回北京广播学院外语系。他以前的学生宋强民成为助手，另一位编纂者张敏则偶尔过来帮些忙。
商务印书馆向车洪才提供了一本从俄语翻译过来的普什图语词典。以这本词典为蓝本，车洪才和宋强民进行《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的编簒。但很快，车洪才发现，俄语的翻译导致不少普什图语词汇的意思产生变化，蓝本只能当做参考资料，不能直接使用。
“词典是后世之师，至少要影响后边的两三代人，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且，像普什图语这样的语种出版机会不多，所以，我们工作非常认真。”车洪才说。
在编纂中，为了让每个词的释义都尽量准确，在原文解释的基础上，车洪才又找来普什图语俄语、普什图语波斯语、波斯语英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等多种版本词典互校来确定。
编纂词典的内容涉及词的搭配，还要列出适量的例证，其中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成语、习语和谚语。 “这本词典虽然不是百科词典，但由于语言背景特殊，涉及历史人物、风俗习惯及与宗教有关的词条，也用简单的文字略加介绍，免得读者无处查阅。”车洪才说，自己有时候为了确定一个词，转了一上午，而有时，一天也搞不出几个词。
他和搭档整理10万张词汇卡
除了要付出时间，词典编纂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经费支持。两个人，北京广播学院5号楼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一张桌子，一个手工做起来的托架，还有一台借来的普什图语打字机。
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词汇需要逐个抄写在卡片上。团队里，宋强民主要负责抄写和中文的润色，没钱购买卡片，车洪才和宋强民托关系找到一个印刷厂，将印刷剩下的边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15cm规格的卡片。
从1978年到1982年，车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词典的编写上。到1981年，3年的时间里车洪才和宋强民整理出了10万张卡片，他们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里，塞进文件柜，足足装了30多箱，这是词典约70%的工作量。
然而，之后一系列的工作调动使车洪才被迫暂停了编纂工作，盛着10万张卡片的文件柜在他的办公室里安安静静地待了好几年。车洪才不放心，有一次回去正好办公室装修，他发现卡片竟被工人们铺在地上垫着睡觉，发了一通脾气以后赶紧将卡片都拿回家，一一查验后发现还是少了很多。
“后来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看这些卡片。”搬回家的卡片就这么放着，车洪才看一眼都觉得心里难过，“那是很多人很多年的心血”。此后，车洪才和张敏对毁坏遗失的卡片进行过一次补录。
当年的任务被渐渐遗忘
10万张词汇卡抄写完成，词典的编著工作进度是70%。正当任务将要完成时，车洪才与他的搭档的人生经历变化，任务渐渐被遗忘。
“好像没有人再提起这本词典，它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后期的主要编纂者之一张敏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变化的时代里，大家都各搞各的工作去了。
在车洪才提交的《普什图语汉语词典》编纂材料中，团队中有6个人。车洪才与张敏是主编，最早参与进来的宋强民也在编纂团队名单里。宋强民忙于工作，后又去了美国，车洪才自己的命运也因国家安排而不断变化，编纂词典的任务无暇顾及。
当年踌躇满志地接下编纂词典的任务，到2012年小心翼翼地拿着材料走进商务印书馆，历经了34年。其间，车洪才回校教书，参与新专业建设，借调外交部在中东从事外交工作。
2000年年初，车洪才和张敏都被返聘回高校教授普什图语，其间为教学筹备编写了4本普什图语教材，但受限于普什图语软件的缺乏，文字书写差异在编写教材中难以克服。直到2003年，车洪才在瑞典的一个阿富汗语网站找到一款普什图语软件。
普什图语词典的任务也在2008年前后得以恢复。此时车洪才和张敏教完两届学生，正式退休。两人没有事务牵挂，一碰头，决定将词典剩下的部分做完。
“国家与个人都在经历变迁，从中阿关系，到商务印书馆，也都在变化着。”商务印书馆外语室主任崔燕试图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解释国家任务为何被遗忘。但最后，她也说不太清楚其中原委。“情况变化太大了。”崔燕说。
“他的团队人太少。”崔燕对比大部分中型以上词典的编纂工作，背后是一个团队的工作。崔燕回忆，当车洪才拿着词典的材料来到商务印书馆时，外语室编辑团队心生敬佩，决定要做出版这本词典。
“这个群体，多是不计名利，把文化传承视为担当。”崔燕从这位老教授身上看到老一代辞书人的典型特质，“你要知道，编纂一本词典，并不能作为科研项目，很多年轻的学者并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
如今所见的重要辞书《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都是在1975年列入国家任务的。生于同时代的许多词典早已赫赫有名，而《普什图语汉语词典》还待出版。
（摘自《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