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锁桥写《林语堂传》，一开始说的却不是林语堂，而是“我们要鲁迅还是胡适”。胡适和鲁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标杆。鲁迅秉持中国本体立场，胡适倡导自由主义，他们同属反传统阵营，都希望建立“新的文明”。钱锁桥说，在中国现代性经验一个多世纪之后，这两个坐标都需要被重新反思，因此林语堂走进了他的视线。
　　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士人阶层失去入仕渠道，然后是王朝被推翻，传统社会体制和价值观念趋于解体。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应对？新文化运动干将大多从小接受中式教育，青年时期留洋，比如胡适留美、鲁迅留日，目的是“开眼看世界”，赶上西方，这些“海归”往往态度激烈地反抗传统。从小在教会学校长大的林语堂，接受的西式教育反而更有本土色彩，更希望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现代化阐释而不是摧毁后再重建。
　　1895年，林语堂出生于福建龙溪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与其他知识学人相比，林语堂的特别之处在于1936至1966年移居美（欧）三十年，并且以英文创作、演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这三十年，是林语堂创作丰盛、声望起伏的时期，也是这部传记的重点时段。
　　林语堂于1935年9月出版了第一部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这是一部向西方世界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民族、文化的厚重专著，由美国的“中国通”赛珍珠作序，一经出版就广受欢迎，奠定了林语堂与赛珍珠及其夫婿华尔希的友谊，林氏英文著作后来长期由华尔希当老板的庄台公司出版。赛珍珠夫妇熟悉美国书界和图书市场，给林语堂的创作提供了很多有用的建议，林语堂的第二本书《生活的艺术》谈论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阐述一种跨文化人生哲学，出版后成为1938年美国非小说类畅销书榜第一名，赛珍珠夫妇功不可没。
　　林语堂身在国外，心系国内。抗战爆发之后，他回国支持抗日，返美后写了一些英文小说，比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以中国近现代历史为背景，叙述人间的悲欢离合，内蕴仍是中国人的生活哲学。钱锁桥说《京华烟云》是要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与进程画一幅多视角的全景图，他以木兰、黛云、曼娘的小说人物形象来分析中国女性的转型与林语堂眼里理想的现代女性。身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专注中西文学文化研究，紧扣传主生平与作品的分析能力相当突出。
　　钱锁桥强调了这些作品之所以大获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林语堂是“中国人”，这些作品有强烈的“中国味”。林语堂对孔孟思想中积极进取部分加以阐述，对老庄人生哲学加以发挥，介绍中国人的美学、思想、生活以及民族特性、生活哲理等。这些都让外国读者很感兴趣。而他后期作品比如《远景》等的失败，恰恰是因为他丢掉了“中国”。当林语堂的写作对象脱离了中国情境，整个创作的生命力也变得干瘪。
　　林语堂致力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除了著作甚丰，他还非常关心汉语改革和拼音化。稍有积蓄之后，林语堂就投资发明“明快中文打字机”，为此欠了十多万美元债务，连公寓都不得不出售。传记还强调了林语堂对国际事务的关注。林语堂很早就注意到了帝国主义的危害，欧战如火如荼之时，他就预言了英国殖民体系的崩溃，关心印度和亚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且说要警惕美国霸权。这些发言在当时被人们嗤之以鼻，遭遇很多嘲讽，而林语堂却没有表现他一贯提倡的幽默与性灵，而是坚持一种强劲的后殖民批评的风格，传记在这些方面呈现了一个与我的印象中大不相同的林语堂。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在林語堂的身上可以看见一代知识分子为中国的现代化所做的规划、所得与所失，以及探寻道路的艰辛努力。《林语堂传》绝不止写一个人，而是作为群体的镜像之一，来加以审视。这就是钱锁桥把《林语堂传》立意为“中国文化重生之道”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