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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一直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早期的发展与曲折，无不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密切相关，共产国际指导的正确与错误直接反映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的顺利或曲折中。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通过派驻代表的方式实现的。从1920年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代表威金斯基至1932年的李德止，共产国际曾先后向中国派过多位代表。这些代表的个人风格、品质、能力对中国革命有着较大影响，也曾左右着中国共产党前进的航向。
一
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由列宁亲自领导成立，定名为第三国际以区别于已经变修了的第二国际，成立之初有32个国家加入。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领导人列宁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因此它在成立之初就与俄共密不可分。列宁逝世后，俄共长期以老子党自居，甚至时有代替共产国际的倾向，是与这种特殊背景分不开的。注意东方和发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一项重要政策。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受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并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这时起，共产国际就已开始派出代表在中国发现革命领导人并进行指导活动。
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正式代表是威金斯基。1920年3月威金斯基与妻子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一行到达北京，这时和他一起到达中国的，还有另外几位苏俄代表斯托扬诺维奇、马迈耶夫和玻林，他们几人在广州活动，联络的是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黄凌霜等。之前，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交往甚密的，是北大俄文系俄籍教员柏伟烈（一译为鲍立威）。此人与李大钊关系较好，并向李等人提供马克思主义读物，《共产主义ABC》英文本就是由柏伟烈带到北大图书馆的。
威金斯基来中国意在联络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经柏伟烈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张国焘等人，随后李大钊向其推荐了上海的陈独秀。于是威金斯基拿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到上海找到陈独秀。这时的陈独秀非常欢迎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对中国革命加以指导，“他经常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无中文译本”。他认为“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共产国际能派一位代表作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
威金斯基在中国的活动是顺利的，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关系是融洽的。这与威金斯基的个人品格有关，他态度谦逊，充满热情，从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备加推崇。他来中国后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威金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俄共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与陈独秀一起起草了党纲草案。他还指导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翻译出版介绍马克思和俄国革命的文章。此外，威金斯基还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向其介绍了俄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活动的情况，这也是共产国际代表与孙中山先生的第一次见面。192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各项筹备工作业已就绪的情况下，已在华活动了10个月的威金斯基返回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
二
接替威金斯基的第二个共产国际代表是马林，他于1921年6月到达上海。马林的风格和威金斯基截然不同，他一到中国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索要工作报告，并以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自居。陈独秀派李汉俊与马林会谈，但李汉俊因不满马林的做派，二人每每发生争执。陈独秀被选为中共一大书记时，还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职务，一大当选后即返回上海专任党的总书记之职。马林有两件事引起陈独秀的强烈不满并要求共产国际将其调回，甚至在一个多月内不顾马林的一再要求拒绝与其见面。一个是马林不经中共同意私派张太雷（时任马林翻译）去日本联络代表去苏联参加远东劳苦人大会；另一个是马林认为中共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上的援助。前一件事陈独秀认为是对中共的轻视和极为不尊重；后一件事陈独秀更是坚决反对，认为有被称为“卢布党”的嫌疑，并且很难使中共今后保持独立的地位。直到1921年9月上旬，陈独秀等五人被捕，马林四处奔走并交付一大笔保释金保释陈独秀后，陈、马才首次会晤。但在关于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与经济援助这一问题上，二人仍存在很大的争议，这也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大争论。但基于建党之初中共的确经济窘迫，陈独秀后来还是接受了马林的建议。
1921年马林经张继介绍认识孙中山先生后，其兴趣便主要放在了国民党身上。马林认为当时的共产党太幼小，而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公认领导人，因此力劝中共废除关门政策，直接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马林为此东奔西走，既要说服孙中山先生及其党员，同时还要说服共产党人。他的建议遭到中共内部绝大多数人的反对，陈独秀反对尤甚。为达成目的，马林专程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做了一个长篇报告，阐述了孙中山先生的地位影响，以及国共统一战线的重要。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的建议，作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面对这一决定，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有接受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后，尽管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在领导权问题上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牺牲，甚至犯了右倾的错误，但蒋介石还是为排除异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可以说这与共产国际的策略、马林的指导有很大关系。
1923年10月，马林奉调回国，其在华共计两年多，筹划了中共一大、二大，三大与西湖会议及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三
1923年10月威金斯基再一次来到中国，接替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威金斯基此次来华，依然与中共高层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已成现实，但威金斯基觉察到中共在国共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右的倾向，对此他提出，中共重点在于自身发展和独立领导工人运动，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应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然而当时反革命势力已十分强大，特别是经历了北京政变、五卅运动，以及北方郭松岭倒戈失败和吴佩孚攻占河南之后，威金斯基和陈独秀都错误地认为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因此未能同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1926年7月，由于对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清，竟错误地接受了国民党的整理党务案。
1923年与威金斯基几乎同时来华的，还有一个共产国际驻国民党的代表——鲍罗廷。鲍罗廷帮助孙中山先生将改组国民党的建议真正付诸实施，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对他非常信任，任命其为国民党顾问。国民党一大后，鲍罗廷帮助国民党加强了军事，致电莫斯科要求组成一个由50名军事人员组成的顾问团。他还促进了冯玉祥参加革命。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鲍罗廷在参与解决中，对蒋介石妥协退让，意图使中共与蒋介石和解，而后仍出于这一想法，他与威金斯基一起促使中共接受了国民党的整理党务案。不过，鲍罗廷也试图遏制蒋介石的反共活动，让唐生智用军事力量对蒋进行抑制，这使蒋十分恼怒，蒋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要求撤换鲍罗廷，以威金斯基取而代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鲍罗廷与陈独秀一起作为中共首要分子遭到蒋介石政府通缉。
四
大革命失败后，由罗易、威金斯基、鲍罗廷组成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罗易为首席代表。早在1926年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罗易发言认为，“目前阶段的中国革命，首先应该是农民革命”。这是符合中国当时情况的，会议通过了罗易的这一意见，并派罗易为特别代表，负责监督这一决议案的贯彻执行。这时中国内部反革命势力高涨，中国革命处于十分紧急的时刻。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罗易撰文警告中共，蒋介石有可能叛变，并批评陈独秀的右倾。但罗易也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当时汪精卫是国民党左翼的头号人物，罗易知道汪精卫正加紧勾结国民党右派，妄图以共产党人的鲜血换取蒋介石对他的谅解。为了保持住国民党的左翼联盟，罗易极力拉拢汪精卫，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看。五月指示是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进行土地革命及建立军队事宜的，汪精卫看后更加强了叛变的决心，并找到了反共的口实，随即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这对当时已受重创的中共几乎造成了灭顶之灾。事后，罗易被调回莫斯科。
1927年7月，共产国际派罗明那兹来到中国接替罗易、鲍罗廷、威金斯基的工作。罗明那兹筹备召开了八七会议，从组织上结束了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主张进行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由此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从右到左，在政策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直接导致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但罗明那兹在中国工作仅半年时间就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于1928年2月被调回。批评他比较严厉的，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米夫于1927年2月至7月曾到中国作过为期半年的考察，并出席了中共五大，对中国的情况略有了解。1930年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他强烈批判李立三路线，极力推荐他的学生王明，并想尽办法使得王明占据了中共最高地位。1931年8月米夫回国。
五
1932年9月，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来到中国。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1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23年成为德共秘密组织的成员，与苏联秘密机关联系，后被捕，1928年被营救逃出，秘密到达苏联，在伏龙芝学院学习军事，1932年毕业后受共产国际委托来到中国。
1933年春，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9月李德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意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到达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李德直接参与第五次反“围剿”的指挥，他坚持正规的防御战，批评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游击战、运动战为“游击主义”，在军事上排斥一切相反意见，成了军委的“太上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工农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红军开始长征。李德也成为唯一一个参加红军长征并到达陕北的外国人。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并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批评了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撤销了他的军事顾问职务，结束了他错误的军事指挥。1937年李德曾担任中央军事研究委员会编委会主任职务，1939年秋，李德回到苏联。
以上所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共产国际各个阶段派往中国的主要代表，然而，相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秘密身份所不同的是，苏联政府还以公开外交使节的名义往中国派过代表。如1921年，阿道夫·越飞以苏俄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来华访问，除于当时的北京政府接触外，还与南方的孙中山建立了密切联系，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越飞回国后，接替他的是列夫·米哈依诺维奇·加拉罕，加拉罕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是因为三次加拉罕对华宣言，第一次宣言称：“苏政府将中东铁路及前帝俄所亲置矿产、森林、金场等地，一切返还与中国，不要分文”。第二次宣言称:“以前俄历届政府所定条约全部无效，在中国所夺去的一切，全部无偿永久归还中国”；第三次宣言称依前两次宣言之精神，作为对华关系原则。越飞与加拉罕虽是以公开的苏俄外交官的名义到中国来的，并且其接触的政府主要是北京政府，但因苏联和共产国际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与中国的革命人物多有接触，对中国革命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通过派驻代表的方式实现的。从1920年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代表威金斯基至1932年的李德止，共产国际曾先后向中国派过多位代表。这些代表的个人风格、品质、能力对中国革命有着较大影响，也曾左右着中国共产党前进的航向。
一
共产国际于1919年3月由列宁亲自领导成立，定名为第三国际以区别于已经变修了的第二国际，成立之初有32个国家加入。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领导人列宁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领袖，因此它在成立之初就与俄共密不可分。列宁逝世后，俄共长期以老子党自居，甚至时有代替共产国际的倾向，是与这种特殊背景分不开的。注意东方和发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一项重要政策。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受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并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这时起，共产国际就已开始派出代表在中国发现革命领导人并进行指导活动。
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第一个正式代表是威金斯基。1920年3月威金斯基与妻子库兹涅佐娃、翻译杨明斋一行到达北京，这时和他一起到达中国的，还有另外几位苏俄代表斯托扬诺维奇、马迈耶夫和玻林，他们几人在广州活动，联络的是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黄凌霜等。之前，与中共早期领导人交往甚密的，是北大俄文系俄籍教员柏伟烈（一译为鲍立威）。此人与李大钊关系较好，并向李等人提供马克思主义读物，《共产主义ABC》英文本就是由柏伟烈带到北大图书馆的。
威金斯基来中国意在联络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经柏伟烈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张国焘等人，随后李大钊向其推荐了上海的陈独秀。于是威金斯基拿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到上海找到陈独秀。这时的陈独秀非常欢迎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对中国革命加以指导，“他经常慨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无中文译本”。他认为“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共产国际能派一位代表作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
威金斯基在中国的活动是顺利的，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关系是融洽的。这与威金斯基的个人品格有关，他态度谦逊，充满热情，从不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备加推崇。他来中国后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威金斯基向陈独秀介绍了共产国际、俄共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与陈独秀一起起草了党纲草案。他还指导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翻译出版介绍马克思和俄国革命的文章。此外，威金斯基还会见了孙中山先生，向其介绍了俄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活动的情况，这也是共产国际代表与孙中山先生的第一次见面。1921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各项筹备工作业已就绪的情况下，已在华活动了10个月的威金斯基返回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
二
接替威金斯基的第二个共产国际代表是马林，他于1921年6月到达上海。马林的风格和威金斯基截然不同，他一到中国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索要工作报告，并以共产国际东方问题权威自居。陈独秀派李汉俊与马林会谈，但李汉俊因不满马林的做派，二人每每发生争执。陈独秀被选为中共一大书记时，还在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职务，一大当选后即返回上海专任党的总书记之职。马林有两件事引起陈独秀的强烈不满并要求共产国际将其调回，甚至在一个多月内不顾马林的一再要求拒绝与其见面。一个是马林不经中共同意私派张太雷（时任马林翻译）去日本联络代表去苏联参加远东劳苦人大会；另一个是马林认为中共应该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上的援助。前一件事陈独秀认为是对中共的轻视和极为不尊重；后一件事陈独秀更是坚决反对，认为有被称为“卢布党”的嫌疑，并且很难使中共今后保持独立的地位。直到1921年9月上旬，陈独秀等五人被捕，马林四处奔走并交付一大笔保释金保释陈独秀后，陈、马才首次会晤。但在关于中共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与经济援助这一问题上，二人仍存在很大的争议，这也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大争论。但基于建党之初中共的确经济窘迫，陈独秀后来还是接受了马林的建议。
1921年马林经张继介绍认识孙中山先生后，其兴趣便主要放在了国民党身上。马林认为当时的共产党太幼小，而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公认领导人，因此力劝中共废除关门政策，直接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马林为此东奔西走，既要说服孙中山先生及其党员，同时还要说服共产党人。他的建议遭到中共内部绝大多数人的反对，陈独秀反对尤甚。为达成目的，马林专程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做了一个长篇报告，阐述了孙中山先生的地位影响，以及国共统一战线的重要。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的建议，作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面对这一决定，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有接受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后，尽管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在领导权问题上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牺牲，甚至犯了右倾的错误，但蒋介石还是为排除异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可以说这与共产国际的策略、马林的指导有很大关系。
1923年10月，马林奉调回国，其在华共计两年多，筹划了中共一大、二大，三大与西湖会议及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三
1923年10月威金斯基再一次来到中国，接替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威金斯基此次来华，依然与中共高层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时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已成现实，但威金斯基觉察到中共在国共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右的倾向，对此他提出，中共重点在于自身发展和独立领导工人运动，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应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然而当时反革命势力已十分强大，特别是经历了北京政变、五卅运动，以及北方郭松岭倒戈失败和吴佩孚攻占河南之后，威金斯基和陈独秀都错误地认为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因此未能同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的斗争。1926年7月，由于对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清，竟错误地接受了国民党的整理党务案。
1923年与威金斯基几乎同时来华的，还有一个共产国际驻国民党的代表——鲍罗廷。鲍罗廷帮助孙中山先生将改组国民党的建议真正付诸实施，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对他非常信任，任命其为国民党顾问。国民党一大后，鲍罗廷帮助国民党加强了军事，致电莫斯科要求组成一个由50名军事人员组成的顾问团。他还促进了冯玉祥参加革命。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鲍罗廷在参与解决中，对蒋介石妥协退让，意图使中共与蒋介石和解，而后仍出于这一想法，他与威金斯基一起促使中共接受了国民党的整理党务案。不过，鲍罗廷也试图遏制蒋介石的反共活动，让唐生智用军事力量对蒋进行抑制，这使蒋十分恼怒，蒋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要求撤换鲍罗廷，以威金斯基取而代之。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鲍罗廷与陈独秀一起作为中共首要分子遭到蒋介石政府通缉。
四
大革命失败后，由罗易、威金斯基、鲍罗廷组成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罗易为首席代表。早在1926年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成为这次会议的中心。罗易发言认为，“目前阶段的中国革命，首先应该是农民革命”。这是符合中国当时情况的，会议通过了罗易的这一意见，并派罗易为特别代表，负责监督这一决议案的贯彻执行。这时中国内部反革命势力高涨，中国革命处于十分紧急的时刻。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罗易撰文警告中共，蒋介石有可能叛变，并批评陈独秀的右倾。但罗易也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当时汪精卫是国民党左翼的头号人物，罗易知道汪精卫正加紧勾结国民党右派，妄图以共产党人的鲜血换取蒋介石对他的谅解。为了保持住国民党的左翼联盟，罗易极力拉拢汪精卫，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看。五月指示是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进行土地革命及建立军队事宜的，汪精卫看后更加强了叛变的决心，并找到了反共的口实，随即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这对当时已受重创的中共几乎造成了灭顶之灾。事后，罗易被调回莫斯科。
1927年7月，共产国际派罗明那兹来到中国接替罗易、鲍罗廷、威金斯基的工作。罗明那兹筹备召开了八七会议，从组织上结束了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主张进行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由此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从右到左，在政策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直接导致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但罗明那兹在中国工作仅半年时间就遭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于1928年2月被调回。批评他比较严厉的，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米夫于1927年2月至7月曾到中国作过为期半年的考察，并出席了中共五大，对中国的情况略有了解。1930年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再次来到中国，他强烈批判李立三路线，极力推荐他的学生王明，并想尽办法使得王明占据了中共最高地位。1931年8月米夫回国。
五
1932年9月，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来到中国。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1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23年成为德共秘密组织的成员，与苏联秘密机关联系，后被捕，1928年被营救逃出，秘密到达苏联，在伏龙芝学院学习军事，1932年毕业后受共产国际委托来到中国。
1933年春，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9月李德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意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到达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1933年10月至1934年10月，李德直接参与第五次反“围剿”的指挥，他坚持正规的防御战，批评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游击战、运动战为“游击主义”，在军事上排斥一切相反意见，成了军委的“太上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给中国工农红军造成了巨大损失，红军开始长征。李德也成为唯一一个参加红军长征并到达陕北的外国人。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并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批评了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撤销了他的军事顾问职务，结束了他错误的军事指挥。1937年李德曾担任中央军事研究委员会编委会主任职务，1939年秋，李德回到苏联。
以上所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共产国际各个阶段派往中国的主要代表，然而，相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秘密身份所不同的是，苏联政府还以公开外交使节的名义往中国派过代表。如1921年，阿道夫·越飞以苏俄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来华访问，除于当时的北京政府接触外，还与南方的孙中山建立了密切联系，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越飞回国后，接替他的是列夫·米哈依诺维奇·加拉罕，加拉罕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是因为三次加拉罕对华宣言，第一次宣言称：“苏政府将中东铁路及前帝俄所亲置矿产、森林、金场等地，一切返还与中国，不要分文”。第二次宣言称:“以前俄历届政府所定条约全部无效，在中国所夺去的一切，全部无偿永久归还中国”；第三次宣言称依前两次宣言之精神，作为对华关系原则。越飞与加拉罕虽是以公开的苏俄外交官的名义到中国来的，并且其接触的政府主要是北京政府，但因苏联和共产国际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与中国的革命人物多有接触，对中国革命也发挥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