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府主导下的输入式文化公共品供给面临着资源闲置、供需错位等困境，乡村文化建设的本土化实践是突破这一困境的重要方式。基于山东博山的田野调查，分析乡村文化建设本土化实践的特点、意涵、机制和效果。研究发现，乡村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是农民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以其为载体开展的乡村文化建设具有文化外延丰富、参与主体广泛、组织成本微小等特点。具体实践机制上，基层政府在分类识别的基础上通过思想引领和组织再造对乡村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进行现代化改造，具有回应农民文化需求、引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凝聚村落共同体意识等文化建设功能。重视乡村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实质是在尊重城乡农民文化需求差异基础上的一种包容性发展策略。

[关键词]乡村文化建设;本土性文化资源;民间信仰;分类识别;组织再造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79（2021）03-0121-08
　　一、乡村文化建设的输入范式及视角转换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1]。乡村文化繁荣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意，乡村文化建设是繁荣乡村文化的实践路径。总体来看，乡村文化建设致力于实现两个目标，第一，提供村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第二，以先进文化为载体引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农民文化需求和精神文明建设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相辅相成，互相转化。一方面，只有与农民直接参与的具体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相结合，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才能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只有在先进文化指导下，农村文化产品和文化活动才能具有持续生命力，不落入俗套。本文基于山东D村的田野调研，结合村庄文化建设实践，探析乡村文化建设回应农民文化需求、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路径。
　　一直以来，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文化公共品供给，是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方式。经过十余年的探索，政府主导下农村形成了以农家书屋、电影放映、文艺下乡、文體设施建设等为主要形式的农村文化公共品供给模式^[2]。文化公共品的输入使得经济资源匮乏的一般农业型乡村也能拥有一定的物质文化资源，衰弱的乡村文化获得新的活力和发展生机。然而，不少学者调研发现，政府主导下的输入式文化建设经常陷入这样一种困境：大量由政府投入建设的文化活动设施和文化产品在村庄无人问津，处于闲置和浪费状态;但与此同时，农民的村庄文化生活依然单调枯燥，农民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3][4]。针对这一困境，学者从多个角度进行成因分析并提出优化路径。
　　韩鹏云从文化建设主体的角度出发，认为依靠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及村委会这一自上而下链条进行的乡村文化建设秉承的是一种“送文化”的理念，农民在文化建设中的缺位造成国家投入与农民文化需求之间出现较大鸿沟。因此，应鼓励村社集体和农民协同建设内生型文化组织，以实现与国家整合资金的有效对接^[5]。郑欣从建设理念的角度，指出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中普遍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重上级考核、轻农民参与等弊端。应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真正向农民本位回归，具体实践路径包括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建立有关文化公共品需求的沟通和表达机制，提高农村文化公共品供给的自主化和社会化程度^[6]。吴淼基于对农村文化建设模式的考量，认为由于将文化简单地意识形态化和工具化，并用国家政权按照科层式的行政机制去推进，结果因违背文化的内在规律而使乡村文化建设陷入困境，实现农村文化的发展与繁荣，需要将农村文化建设模式由行政主导转变为乡村自主发展^[7]。徐勇提出乡村文化振兴要立足文化供给侧改革，并从供给主体、内容、方式、机制等方面提出乡村文化建设策略^[8]。
　　已有研究从建设主体、建设理念、建设模式等角度分析现阶段乡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及优化路径，回应的是如何提高政府主导的文化公共品输入效率问题，遵循的是一种输入型乡村文化建设理念。这一乡村文化建设理念隐含着两层假设：第一，城市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具有先进性，乡村文化资源匮乏、落后，政府按照城市标准输入的现代文化能够填补乡村文化的空缺;第二，村民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并能够实现文化需求的集体性表达，能够通过社会内部组织动员提高与政府文化资源对接效率。然而，一方面，我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了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乡村社会蕴藏着丰富的、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这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本。另一方面，输入性文化建设面临的低效率，不仅源于供给方式，更源于文化形式，城市文化与乡土社会的异质性难以调动农民参与积极性，使文化建设面临更高的组织成本。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研究意在实现一种思路转换，将乡村文化建设视野从聚焦于如何提高政府文化资源配置效率，转向如何发掘和利用乡土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进行文化建设。笔者在山东博山农村的田野调研是本文论证的经验基础。
　　二、乡村文化建设本土化路径的实践经验
　　博山有“华夏孝乡”之称，颜文姜信仰是这一盛誉形成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孝妇河、颜文姜祠、文姜庙会等作为地方文化名片，一方面对外不断进行着孝文化的展示和宣传，另一方面对内不断强化本地村民的文化自信以及对个体行为的规范。颜文姜信仰是当地开展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村民间流传的关于颜文姜的故事考证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李世民时期，故事主要围绕婆婆的“恶”与作为儿媳的颜文姜的“善”和“孝”展开。传说中颜文姜的丈夫去世后，婆婆对颜文姜百般挑剔和刁难，然而颜文姜仍然十年如一日地对婆婆毕恭毕敬，最终因她的善良而坐地成神，成为后人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据记载，D村所在乡镇是颜文姜的娘家，村民除了日常纪念颜文姜、传颂颜文姜孝敬公婆的故事外，还把文姜省亲和文姜庙会作为当地最重要的民俗活动。文姜省亲始于博山地区农村，据说古代结婚后的新媳妇，每年六月份有回娘家消夏纳凉纳鞋底的习俗，也就是“省亲”或者“走娘家”。由于颜文姜的娘家究竟是乡镇中的哪个村庄已无从考究，当地多个村庄通过与颜文姜“攀亲戚”的方式参与文姜省亲活动。每年农历五月三十日，各个村庄会组织声势浩大的彩旗队、锣鼓队、轿撵、秧歌队、腰鼓队、元宝花篮队等队伍到区颜文姜祠亲迎颜文姜回村，六月三十日各个村庄再组织队伍把颜文姜送回到颜文姜祠完成省亲仪式。文姜庙会是当地重要的民俗活动。传说中农历七月初三是颜文姜的寿诞，方圆数百里的民众都会提前准备“赴文姜庙会”，感受庙会当中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庙会活动的高潮在七月三日，博山当地的民众成群结队，盛装打扮，军号铜鼓队、腰鼓队、花篮队、扮玩队，抬着花轿，驾着旱船，载歌载舞，人潮涌动。
　　D村村民参与文姜庙会的形式经历了从自发参与到村级组织的过程。2007年之前，D村没有围绕颜文姜信仰组织活动，村民每年主要以自发的方式到距村庄10公里的区文姜祠参加庙会活动，一些老婆婆为表示虔诚，即使脚被磨破也坚持要走路去。2007年村庄新书记上任后，D村开始加入地方性的文姜文化活动潮流中，通过动员村民组成彩旗队、锣鼓队、轿撵、秧歌队、腰鼓队、元宝花篮队等方式，组织D村村民以村为单位参与文姜省亲和文姜庙会活动，村民对此评价极高。
　　围绕颜文姜信仰组织的乡村文化活动具有以下特点：
　　（一）文化外延丰富
　　颜文姜文化通过民间信仰的形式不断传承，但其本身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早已超出信仰本身具有的超验性而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意涵。
　　第一，颜文姜作为“孝”和“善”的化身，成为指导村民家庭生活实践的文化规范。村民对于颜文姜信仰弘扬的“孝”和“善”等优秀道德品质的吸收是耳濡目染的结果。孩子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会向其讲述颜文姜孝敬公婆的故事，而这种讲述的激发点就在于本地社会散布着的与颜文姜有关的文化符号，如以颜文姜的名字命名的文姜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文姜祠、孝妇河等。因此，颜文姜及其所弘扬的孝文化潜移默化中被村民吸收和内化，并外显为实际行动。颜文姜发挥着道德榜样的作用。
　　“传说中颜奶奶是个孝妇，孝敬老人本身就是天经地义，要学习颜奶奶的精神和意识，信不信要有实际行动。”
　　“孝敬父母就是对颜文姜最大的信仰。颜文姜信仰是一种风俗习惯，颜奶奶是孝敬父母的榜样”。
　　第二，文姜庙会是村庄文化活动的重要载体，丰富着农民的文化生活。一般来说，围绕民间信仰组织的各种庙会活动，同时具有着“娱神”和“娱人”双重意涵^[9]。而在D村实践中，村民之间的社会性互动和合作，弱化和消解着庙会原有的“人神互动”指向，“娱人”功能超越“娱神”属性，是文姜庙会延续的主导因素。庙会活动的民俗性不断凸显。
　　“每年文姜庙会是村庄声势最为浩大的民俗活动，信不信颜神的人都可以参加，有敲锣打鼓的，有扮玩的非常热闹。”
　　（二）村民参与广泛
　　村民参与颜文姜文化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日常生活中参与文化传播过程。每个村民都是文姜故事的讲述者，是颜文姜代表的“孝”和“善”等优秀道德品质在家庭中实现代际传导的一个环节。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村民讲述颜文姜故事的过程，就是参与颜文姜文化价值传导的过程，村民参与具有广泛性。
　　第二种是参与民俗活动。D村从2007年开始组织村民以村为单位参与到文姜祠的庙会活动中，由村民组成锣鼓队、秧歌队、腰鼓队等进行展演。村民参与活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方面作为表演者，庙会中民俗活动形式丰富，使村民可以根据个人特长和个人兴趣自主选择参与的事项;另一方面是作为观看者，各种民俗活动具有的趣味性、草根性是村民能够理解的文化形式，村民沉浸在文化氛围中参与文化活动。
　　“博山人民将每年农历五月最后一天定为接颜神，六月最后一天定为送颜神，届时文姜娘家八陡镇各村便来到文姜祠接文姜回家省亲，满一月后再送回。接送队伍浩大，有彩旗、锣鼓、轿撵、秧歌、腰鼓、元宝花篮队等队列，沿途商家纷纷摆供品，人山人海，人们争相摸轿子，热闹非凡，具有浓厚的民俗风情和乡土气息。”
　　“人数最多的时候，文姜庙会吸引前来观看的人数不下10万人，七月二日晚在文姜祠周边等待观望的人也至少有3000多人，村民别的事不积极，参与文姜庙会最积极。”
　　（二）组织成本微小
　　村庄以颜文姜文化为载体开展乡村文化建设，需要的物质成本和社会成本都很低。第一，经济成本由村集体和村民共同承担。村级组织主要承担村民开展闲暇文化活动需要的物质设备开支。村干部利用集体经济收入，在丰富农民闲暇文化生活价值指导下，为村民购买腰鼓、锣鼓、服装等文化设备，提供村民开展民俗活动的物质基础。而村庄组织文姜庙会活动的开支，则主要由村民集资负担。文姜庙会的开支主要包括租车费用、聚餐費用、车辆装饰费用等，费用不高，主要由村民捐款负担，每年还会有结余。
　　第二是社会组织成本由广泛参与的村民共同承担。村民日常性的闲暇活动和仪式性的庙会活动，都具有很强的“村民自发+村级组织引导”特点。村级组织不是文化供给的主体，而是在村民文化实践基础上进行引导。因此，文化展开形式发挥了村级组织和村民的双重主动性。村民不是作为配合村庄文化治理目标的被动参与，而是作为积极的主体，在村级组织支持和辅助下，不断提高文化活动参与的质量。
　　“2018年，村民捐款2000多元用于文姜省亲活动和文姜庙会活动，最后结余600多元，由村委会暂管，用于村庄公益事业建设。”
　　三、乡村文化建设本土化路径的实践意涵与机制
　　乡村文化建设本土化路径的实践意涵即充分发掘乡土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以本土性文化资源为载体，以农民文化特点和文化生活实践为标准，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由内到外的乡村文化建设路径。民间信仰作为中国农村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深深植根于乡土社会，与普通民众生活世界紧密相连并对其文化心理、道德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产生影响^[10]。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发展，人们从一种更加务实和客观的角度出发，对民间信仰的认识发生了转变，即不再简单和笼统地将民间信仰斥为封建迷信并消灭，而是开始在承认民间信仰大量存在的客观现实基础上，发掘其作为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在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11]。民间信仰具有丰富的文化意涵，民间信仰生发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是乡村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和重要的文化资本^[12]。发掘和弘扬民间信仰内涵的民俗活动形式和积极价值导向，是回应农民文化需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之一^[13]。在实用主义视角下所倡导的民间信仰的“复兴”不是一种简单的复活，而是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和新环境里有损有益、有扬有弃的文化再建构过程^[14]。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民间信仰既是文化治理的对象，也是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的手段和途径。通过民间信仰进行乡村文化建设的实践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分类识别
　　通过传统民间信仰建设乡村文化的第一步是对民间信仰本身所内涵的文化意涵进行识别。一般来说，生发于农民生产生活实践的民间信仰杂糅着道德、祝愿、祭祀三种文化因素，其中“道德”更多表现在社会层面上对传统社会规范和道德的弘扬与维系，例如颜文姜信仰所包含的对“孝”和“善”的弘扬;而“祝愿”更多在个人层面上表现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精神寄托，比如村民到文姜祠对希望家人平安祥和的许愿;“祭祀”一般从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围绕信仰对象的仪式性行为，比如以前村庄的小脚婆婆为表虔诚坚持走路到距离村庄很远的文姜祠上香。而民间信仰所蕴含的保守、落后和迷信的一面也多表现在“祭祀”文化方面。从文化视角而非政治视角审视民间信仰，民间信仰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具有丰富的文化面向。因此，以民间信仰为载体进行乡村文化建设，需要在对民间信仰进行分类识别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输出。
　　从最为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文化包含了人类所有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民间信仰同时具有两种文化意涵，一是“精神”意涵，具体表现为其所承载的价值体系及道德观念;二是“物质承载形式”，具体表现为围绕民间信仰所进行的庙会、仪式、节日等活动^[15]。因此，对民间信仰的分类识别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民间信仰所传导的价值观念的先进与落后之分，其次是围绕民间信仰组织的文化活动形式的积极与愚昧之分。在分类识别的基础上，弘扬民间信仰内涵的先进文化要素，扩大积极民俗活动，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利用民间信仰开展乡村文化建设，本身是一个止损扬益的过程。
　　（二）思想引领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是先进文化的弘扬者和维护者。政府通过思想引领对民间信仰进行现代化改造，是民间信仰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文化资源作用的重要基础。故事是民间信仰得以持续流传的物质载体，是政府输入先进文化理念进行民间信仰改造的重要支点。文化故事的传播具有明显的人民性、草根性，故事讲述的开放性和低门槛性，决定了每个主体都可以根据自身的现实需要进行文化的再解释和再创作。在博山地方社会，存在着关于颜文姜“孝”和“善”故事的不同版本。政府介入故事传说的传承，是通过思想引领实现颜文姜文化现代化改造的重要方式。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以地方志的形式确立了对颜文姜故事的“官方解释”，其中有以下几点突出导向。一是强调颜文姜作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而存在，并以一定的史实记载为辅证，将颜文姜“去魅”。二是对颜文姜孝敬公婆、与人为善的事例进行详细描述，树立其为“孝”和“善”的榜样。三是弱化和摒弃民间传说中迷信性和超验性的一面，用先进文化替换民间信仰中愚昧落后的文化因素。政府资源投入进行的造势和文化宣传使颜文姜故事的官方解释取代民间解释占据主导地位。政府思想引领下，颜文姜文化具有的道德性、民俗性文化意涵不断被放大，迷信落后的一面不断缩小。被“神化”的颜文姜成为村民孝行和善行的榜样，实现了对颜文姜信仰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改造。
　　（三）组织再造
　　乡村文化建设所要着眼的不仅是个体村民与政府供给的特定文化产品的物的关系，在村庄场域中还涉及人与人、人与村庄社会的关系，也就是说，乡村文化建设不仅是资源供给问题，还是对村民的组织和动员的问题，这一层面的乡村文化建设就不仅能够回应村民个体性的文化需求，还能够在村庄层面上形成具有引领性的文化氛围，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村庄颜文姜文化活动中，村级组织发挥着重要的组织动员作用。村干部虽然不是国家干部，但是在当地农民的观念里面，他们不仅代表国家，也是村庄的“领导干部”。在每年的颜文姜省亲活动和庙会活动中，村干部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村干部既依赖于颜文姜文化开展村庄文化建设，重塑村民的村庄认同，同时党员干部身份又要求他们避免直接参与民间信仰的组织过程，因此，村干部实践的是一种非正式参与，主要发挥群众动员和活动仪式改造两种功能。一方面，村干部通过非正式动员的方式，动员村民和村庄精英参与准备各种民俗活动，并以私人名义捐款，带动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为颜文姜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基础。另一方面，村级组织作为颜文姜文化活动的监督者，在组织村民的过程中对文化活动形式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造。既包括将一些不合时宜的文化形式从民俗活动中剔除出去，也包括基于對村民现实文化需求的了解，与时俱进地加入新的文化内容和形式，赋予颜文姜文化活动新的内涵和生命力。
　　总结而言，分类识别、思想引领和组织再造对民间信仰的现代化改造，调动了村庄文化资源和村民参与村庄文化建设的能动性，直接回应了农民的文化需求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与此同时，文化建设作为乡村社会重要的公共性事件，还产生了超越文化建设本身的公共性影响。
　　四、乡村文化建设本土化路径的实践效果
　　市场经济背景下，乡村社会生产性功能不断弱化，农民以共同生产为载体进行的交往互动不断瓦解。乡村社会面临着人口结构空心化、集体经济衰败化、精神文化荒漠化、个体成员利己化等困境^[16]。乡村文化建设是将分散的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将涣散的村庄“精气神”重新凝聚起来的重要方式。以民间信仰为代表的乡村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蕴含着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发挥着促进乡村社会理性、凝聚乡村社会共识的文化价值功能^[17]。由于这些乡村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扎根于乡土社会并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实践相联系，因此便不存在与农民需求对接困难的问题，从根本上化解了乡村社会文化建设的资源困境效率问题。以乡土社会内生性文化资源为载体开展乡村文化建设，能够发挥以下社会功能。
　　（一）满足农民闲暇文化需求
　　以乡村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为载体开展的乡村文化建设，本质上供给的是一种大众文化，这一文化形式与在村农民的文化素养和生活实践相匹配，是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回应了农民闲暇文化需求。市场经济背景下，农民家庭青壮年劳动力嵌入市场务工获得经济收入，老年人是在村主体，也是乡村文化建设需要回应的文化需求主体。农村老年人的文化需求具有不同于市民和年轻人的典型特点，市民群体具有文化购买力，年轻人具有文化学习能力，因此市民群体和年轻人实践的多是一种精英文化和小众文化。农村老人不具有文化素养培养意识以及为文化产品付费的能力，因此，乡村文化建设提供的主要是一种与村庄生活相贴合、低成本、低进入门槛的大众文化。 　　中老年农民思想的相对保守性和文化素养的有限性使得很多专业化的书法、绘画兴趣小组对他们来说难以企及，而需要一定物质资源投入的文化活动又会受其经济条件和消费观念的影响而缺乏普遍性。因此乡村社会文化建设一定要具有亲和力，也就是在祖祖辈辈在村庄生活的中老年群体具有亲和力。乡村文化建设要实现一种“融合”，国家引领的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与乡土社会的融合，其媒介和载体就是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的民间信仰、民俗活动、乡规民约等，这些生根于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形式融嵌于农民生产生活之中，被地域内全体农民所共享并具有开放性、低门槛甚至无门槛性等，是最易被村民所接受和最易动员村民参与的文化形式。
　　乡土社会中的民俗活动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具有群众性和草根性，村民是敲锣打鼓、秧歌队的直接参与者，也是主要观赏者，是文化活动的主要受益者。农民无论是参与日常闲暇生活中的排练过程，还是仪式性的表演过程，都能够获得直接的娱乐和精神体验。同时，由于这些民俗活动都是群体性活动，农民参与的过程同时是相互之间建构关系的过程，满足了农民的社会交往需要，赋予农民闲暇生活以社会性意义。
　　（二）引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直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农村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落后于城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点难点都在农村^[18]。而乡村文化建设，是实现乡村精神文明的主要方式。人民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主体，坚持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19]。因此，乡村精神文明建设要立足农民的主体性地位，以农民村庄生活需求为导向展开。政府引领乡村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村庄社会的具体实践有两个着力点，一是改造乡土社会内部的传统文化习俗，去粗取精，剔除杂糅在乡村本土性文化资源中的糟粕，净化乡村社会文化环境。二是引导农民健康有序地开展闲暇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意义世界。
　　以本土性文化资源为载体，发挥了村民参与积极性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同时从资源和主体两个角度回应了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意涵。首先，本土性文化资源内生于农村生产生活实践，回应了农民的社会生活需要，农民对其具有某种程度的功能性依赖。当缺少外力介入和引导时，民间信仰等本土性文化资源本身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行变迁，或是因为农村人口外流及村庄社会原子化而逐渐消亡，或是被村庄特定群体利用而异化，或是封建迷信的一面不断滋生而堕化。在分类识别基础上引领本土性文化资源进行现代化改造，是一种针对本土性文化资源“疏”、“堵”结合的治理方式。一味将其归为“迷信落后”进行打压，反而会适得其反，造成落后文化因素在阴暗处逆风生长。而通过政府引导对乡土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进行现代化改造，能够使本土性文化资源焕发新的活力和生机。其次，围绕本土性文化展开的各种民俗活动形式，是与农民需求相符合的文化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文化生活，农民在闲暇娱乐中内化其文化价值，不断强化精神文明价值的引领功能。
　　（三）凝聚村庄社会共同体意识
　　发展精英文化和小众文化更多是资源投入问题，资源支持下小团体就可以进行自组织和运行;而在乡村社会内部发展村民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更多表现为组织问题，强调将分散的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将涣散的农村“精气神”重新凝聚起来，在村民间生产性联结不断弱化背景下通过文化联结将村民重新组织起来。因此乡村文化建设的重点不仅在于个体性的村民与特定文化产品的关系、村民与政府的关系，更在于重新撬动村民与村庄社会以及村民之间的关系。通过村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将村民组织起来，既能够增强集体在村庄社会中的存在感和合法性，同时也为村民间的互动交往提供平台，在满足村民文化需求的基础上为村庄公共性的再生产提供可能。
　　历时态的社会记忆和共时态的社会经验都是乡村文化建设需要考虑的因素^[20]。通过发掘和利用乡土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具有凝聚村落共同体意识的功能。首先，乡土社会的本土性文化资源往往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色，凝聚着地方社会中村民的共同价值认同。通过弘扬和发展本土性文化资源内涵的优秀文化价值，能够在本体性意义上确立和强化村民之间的价值性关联。其次，在具体实践层面上，围绕本土性文化资源开展的民俗活动往往以村庄为单位，能够组织起庙会等民俗活动，是村庄凝聚力和村民集体行动能力的证明，顺利开展民俗活动能够不断强化村民的村落自豪感和认同感。最后，围绕本土性文化资源开展的各项文化活动，村民在广泛参与的过程中能够强化彼此之间的社会性联结。在村民之间的生产性联结弱化背景下，乡村文化建设吸纳村民普遍参与，能够形塑村民的文化共同体意识。
　　五、总结与讨论
　　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不断扩大对农村资源投入力度。乡村文化建设也主要沿着资源输入路径，依赖政府主导下的资源供給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然而，文化公共品供给模式长期面临的资源闲置和需求错位问题，引发对乡村文化建设方式的深刻反思。本文基于对山东博山农村文化建设方式的田野调研，认为乡村文化建设不仅是以城市文化为样板对乡村进行物质资源和文化产品输入的过程，同时也应是发挥乡土社会内生性文化资源优势，对乡土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进行现代化改造和创新的过程;乡村文化建设凸显的不仅是资源问题，更是组织农民的问题。研究发现，利用乡土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开展乡村文化建设，具有文化外延丰富、村民参与广泛、组织成本低等优势，通过分类识别、思想引领、组织再造等机制对乡土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进行现代化改造和利用，满足了回应农民文化需求、引领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凝聚村落共同体意识等文化建设功能。
　　农耕传统是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以农为本的传统社会围绕土地利用生发出一套自给自足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在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生计模式下，人与土地相依相存、相互作用、关系亲密，土地不仅是虔诚敬奉的对象，自然亦是有情的实体^[21]。万物有灵观基础上生发的乡土社会本土性文化或是作为人们面对未知世界的不确定性进行的自我慰藉，或是在压抑的社会环境下寻求的情感宣泄，都服务于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具有极强的功能属性。这也决定了民间信仰等乡土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的易变性和可塑性，提供了正式力量介入引导其进行现代化变迁的空间。通过乡村社会本土性文化资源进行乡村文化建设，能够由内而外化解乡村文化建设的供需对接困境，使乡村文化建设呈现一种上下互动、内外共同的发展模式。 　　最后，乡村文化建设的本土化实践路径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主要源于其产生的三个结构性基础。第一，乡村社会具有丰富的本土性文化资源。我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历史在全国各地孕育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传统，如安徽农村的“板龙灯”、北方农村的各种“庙会”。这些各具特色的本土性文化是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本。第二，农民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需求。城市化进程深入发展背景下，农民家庭代际之间城乡分离，村民之间利益关联不断弱化，造成的结果是在村主体的家庭交往和社会交往同时萎缩，老年人闲暇时光如何有意义地度过成为老龄化农村社会的突出问题。以本土性文化资源为载体的乡村文化建设能够回应在村农民的文化需求。第三，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具有推动农村文化建设有效开展的压力。税费改革之后的很长时期，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几乎都是“无事村”，干群之间关系疏离。乡村振兴背景下，国家向基层干部重新提供主动接触群众的压力。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在发掘和改造本土性文化资源基础上提供乡村文化建设效果，能够回应基层干部的文化治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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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杜亦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