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曾友明，重庆市大足县人，1981年10月入伍，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系中国人民武装部队西藏总队后勤部正团级军需处长，上校军衔。2001年9月5日被武警总部军事法院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2001年12月被中国人民武装部队开除军籍，同年12月3日转押重庆监狱服刑改造。
　　 入狱之初，面对高墙电网，我总是克制不住内心的悲哀，无法接受自己从军官到囚徒的猛然转变。但经过多年改造后，我不再悲哀，而今充满心头的全是真诚的忏悔。
　　 我出生在一个条件较好的家庭，从小就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高中毕业后，我便跨入绿色军营，成为一名武警战士。入伍第二年，我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4年组织上又将我送入军事院校深造，专修后勤保障专业；1989年，在平息拉萨骚乱的斗争中，我冲锋在前，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在抓生产中，我经过近百次试验，成功引进了适合高原气候和环境的美国樱桃、加拿大西芹等十余种国外优质农作物，为部队和地方做出了巨大贡献，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1994年，年仅30岁的我被提升为团级干部，不久，又被任命为西藏武警总队后勤部正团级军需处长，授上校军衔。当时，部队为我召开了庆功大会，地方政府邀请我到一些企事业单位作报告，中央电视台等媒体也多次宣传我的先进事迹。
　　 倘若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把过去的功劳作为坚实的起点，将眼前的成绩作为继续奋斗的阶梯，我肯定会有更多的收获。然而，头上的桂冠戴久了，耳边的颂歌听多了，我开始自以为是，很少参加政治学习，思想开始蜕化、变质。
　　 从1999年开始，组织上安排我负责所在部队军需处的工作，我经常奔波于部队与地方企事业单位之间，为部队采办各种军需物资。目睹一些老板一掷千金的气派，我的心理开始失衡，功臣的自豪感也开始淡化。是啊，别人搞个体、做生意，日子过得丰裕、富足，可我呢？辛苦工作一个月的薪水，却不够他们的一顿饭钱。我凭什么比他们过得窝囊呢？
　　 我第一次收受他人贿赂，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当时，因为要为部队采购一批服装，我与西安某仓库的一名姓王的主任联系上了业务。生意谈成后，他请我到酒店吃饭，席间，王主任神秘地将一个厚厚的红包放在了我的面前。当时，我已微有醉意，竟没半点推脱，会意地收了下来。饭后回到住处，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竟是两万元人民币。我的心里有一些害怕，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转而一想，这十多年来，我为部队立下汗马功劳，这两万元，难道不能算作一点补偿吗？再说，做生意吃“回扣”，在社会上是理所当然的，别人能收，为什么我就不能收？就这样，贪欲战胜了理智。我终于迈出了第一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事后不久，尝到甜头的我，又利用部队购买迷彩背包之机，将部分背包的订单交给了我亲属经营的小厂，从中获利近百万元。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我就先后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共计200余万元。
　　 俗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的罪行终于东窗事发。当我那捧过鲜花、奖杯的双手被铐上冰凉的手铐，当我在人们不可思议的目光中被押进囚车的一刹那，连我自己也不愿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原本前途无量的我自毁了锦绣前程，从不后悔的我终于悔恨万分。
　　 在服刑改造的这些日子里，我心中交织着深深的愧疚与悔恨，每当想起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人生履历，苦涩的泪水就会夺眶而出。我深深地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和亲人。是党和国家把我由一个普通青年培养成一名军官，但我却辜负了党和国家的培养，给部队带来了耻辱和损害，这些损失，是用什么也无法挽回的。
　　 现在，我终于醒悟，光荣的历史和罪恶的昨天都已成为过去，我只有正视现实，在对自己深刻的剖析中积极改造，弃旧图新。虽然我已是一名囚犯，但我多年受到的教育在心中依然没有泯灭。我相信，党和政府过去能将我从一名普通青年培养成一名功臣，今天同样能将我从一名罪犯塑造成一名合格的公民，让我再次拥有崭新的人生！
　　（重庆市监狱供稿，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