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晚晴》与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共同打造“党史”专栏，讲述和传播贵州省丰富的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
1978年，关岭县顶云公社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在县委、公社党委的充分認可和积极支持下，探索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当年粮食大幅度增产的效果。顶云公社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贵州农村改革的亮点，有力促进了全省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形成一些重要经验。
贵州农村在1958年以前，经历了互助合作社、互助组和初级社，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互助合作只是一种劳动形式，干完还可以开展自己的副业。1958年以后，在“一大二公”思想的指导下，贵州也和全国一样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大搞人民公社化。60年代初，贵州农村在坚持“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体制的同时，普遍推行了责任制，农民除了责任田外，还有自留地。到了“文革”期间，单干被当成是搞资本主义，凡是个人的经营活动一律取缔。1976年，贵州各族人民的思想逐步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农村生产关系调整中，大胆地探索适合本地生产力水平的责任制形式。顶云公社的探索与实践，正是发端于这样一个思想大转变大开放的时期。
1978年，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农业政策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读着报纸，顶云公社八角岩生产队队长武正才坐不住了。春节一过，他就把群众召集起来，让大家为发展生产出谋划策。经反复磋商，定产到组的思路在顶云公社形成了共识，统一了思想后，武正才给省、地、县分别写信说明情况。时任关岭县委书记李清泉接到信后，亲自到顶云公社听取武正才意见，并向地委作了汇报。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首肯和支持后，顶云公社更加鼓足干劲，当年28个生产队中有16个队实行了定产到组，主要实施内容为：主要生产资料归生产队所有，由队统一调配;生产计划、经营范围和增产措施由队统一制定;种子、肥料等生产费用由队统一计划开支;劳动定额由队统一制定;粮食农副产品和现金由队统收统分。在“五个统一”前提下，把生产队划分成若干作业组，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五定一奖惩”，即：一定劳动力，二定生产资料，三定当年生产投资，四定各种作物产量指标，五定工分报酬，超产奖励工分，减产扣减等。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鼓舞，创造了灾害频发年取得大丰收的良好成绩。据统计，实行“定产到组”的16个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平均比1977年增产30%，全公社粮食总产达143.6万公斤，比1977年增产10% ，突破了粮食增产十年的徘徊局面。
秋收季节，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到关岭县视察工作，关岭县委书记李清泉汇报了顶云公社的经验和做法。马力同志听后非常高兴，让抓紧准备材料，要带到北京去汇报。由于省委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肯定，11月11日，《贵州日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刊发了《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 《定产到组超产奖励行之有效》两篇报道，介绍了顶云公社生产责任制的成功经验，并加发编者按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迅速在全省引发强烈的反响。然而，这篇报道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贵州省委班子的一致认同，报道出来的第二天，省委办公厅就向各地州市打电话表示，昨天的报纸没有经过省委审查，不代表省委意见。正当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确定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并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农业文件，广大农民群众受到极大鼓舞，纷纷学习顶云公社做法，以至于“定产到组”成为当时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覆盖了半数以上的生产队。
1978年底，贵州一半的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组，省里各种会议，都在讨论“顶云试验”。1979年3月，《人民日报》突然登出了张浩来信，说“包产到组”是复辟资本主义，要纠正。贵州省委随即给各地州市打电话，说要向下传达和讨论。李清泉组织关岭县委学习，县委认定该报道是错的，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十多天后，《人民日报》对张浩那封信违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了中央权威认定。自此，对顶云公社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才宣告最终消停。随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下，关岭全县范围内推广“顶云经验”，一千多个生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1980年，中共贵州省委下发38号文件，以正式红头文件形式肯定了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其在全省农村迅速铺开，并迅速走在了全国前列。
顶云公社创造的定产到组的承包制经验，成为全国农村改革最早的典型之一。“顶云经验”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顶云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是改革开放之初贵州地域精神的典型代表。之后，在“顶云精神”的鼓舞下，历届省委、省政府在农村改革方面进行了超前和持续的探索，通过各试验区、试点县和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增加人口、不再分地”等一批农村改革试验成果先后得到中央肯定，进入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
而今，顶云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成为改革开放初期贵州时代精神的象征，顶云公社的成功实践也成为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各族人民不断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大胆实践，把贵州各项改革推向纵深的宝贵精神财富。
1978年，关岭县顶云公社的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在县委、公社党委的充分認可和积极支持下，探索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当年粮食大幅度增产的效果。顶云公社作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贵州农村改革的亮点，有力促进了全省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形成一些重要经验。
贵州农村在1958年以前，经历了互助合作社、互助组和初级社，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互助合作只是一种劳动形式，干完还可以开展自己的副业。1958年以后，在“一大二公”思想的指导下，贵州也和全国一样大办食堂大炼钢铁，大搞人民公社化。60年代初，贵州农村在坚持“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体制的同时，普遍推行了责任制，农民除了责任田外，还有自留地。到了“文革”期间，单干被当成是搞资本主义，凡是个人的经营活动一律取缔。1976年，贵州各族人民的思想逐步从“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农村生产关系调整中，大胆地探索适合本地生产力水平的责任制形式。顶云公社的探索与实践，正是发端于这样一个思想大转变大开放的时期。
1978年，拨乱反正、落实党的农业政策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读着报纸，顶云公社八角岩生产队队长武正才坐不住了。春节一过，他就把群众召集起来，让大家为发展生产出谋划策。经反复磋商，定产到组的思路在顶云公社形成了共识，统一了思想后，武正才给省、地、县分别写信说明情况。时任关岭县委书记李清泉接到信后，亲自到顶云公社听取武正才意见，并向地委作了汇报。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首肯和支持后，顶云公社更加鼓足干劲，当年28个生产队中有16个队实行了定产到组，主要实施内容为：主要生产资料归生产队所有，由队统一调配;生产计划、经营范围和增产措施由队统一制定;种子、肥料等生产费用由队统一计划开支;劳动定额由队统一制定;粮食农副产品和现金由队统收统分。在“五个统一”前提下，把生产队划分成若干作业组，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五定一奖惩”，即：一定劳动力，二定生产资料，三定当年生产投资，四定各种作物产量指标，五定工分报酬，超产奖励工分，减产扣减等。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鼓舞，创造了灾害频发年取得大丰收的良好成绩。据统计，实行“定产到组”的16个生产队的粮食产量平均比1977年增产30%，全公社粮食总产达143.6万公斤，比1977年增产10% ，突破了粮食增产十年的徘徊局面。
秋收季节，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马力到关岭县视察工作，关岭县委书记李清泉汇报了顶云公社的经验和做法。马力同志听后非常高兴，让抓紧准备材料，要带到北京去汇报。由于省委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肯定，11月11日，《贵州日报》以头版整版篇幅刊发了《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 《定产到组超产奖励行之有效》两篇报道，介绍了顶云公社生产责任制的成功经验，并加发编者按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迅速在全省引发强烈的反响。然而，这篇报道在当时并没有得到贵州省委班子的一致认同，报道出来的第二天，省委办公厅就向各地州市打电话表示，昨天的报纸没有经过省委审查，不代表省委意见。正当此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中央确定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并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两个农业文件，广大农民群众受到极大鼓舞，纷纷学习顶云公社做法，以至于“定产到组”成为当时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要形式，覆盖了半数以上的生产队。
1978年底，贵州一半的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组，省里各种会议，都在讨论“顶云试验”。1979年3月，《人民日报》突然登出了张浩来信，说“包产到组”是复辟资本主义，要纠正。贵州省委随即给各地州市打电话，说要向下传达和讨论。李清泉组织关岭县委学习，县委认定该报道是错的，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十多天后，《人民日报》对张浩那封信违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了中央权威认定。自此，对顶云公社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才宣告最终消停。随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下，关岭全县范围内推广“顶云经验”，一千多个生产队实行生产责任制。1980年，中共贵州省委下发38号文件，以正式红头文件形式肯定了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其在全省农村迅速铺开，并迅速走在了全国前列。
顶云公社创造的定产到组的承包制经验，成为全国农村改革最早的典型之一。“顶云经验”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顶云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是改革开放之初贵州地域精神的典型代表。之后，在“顶云精神”的鼓舞下，历届省委、省政府在农村改革方面进行了超前和持续的探索，通过各试验区、试点县和有关部门的不懈努力，“增加人口、不再分地”等一批农村改革试验成果先后得到中央肯定，进入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
而今，顶云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不仅成为改革开放初期贵州时代精神的象征，顶云公社的成功实践也成为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各族人民不断大胆探索、大胆创新、大胆实践，把贵州各项改革推向纵深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