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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人所记献忠埋银
清夏燮《明通鉴·附编》：顺治元年（1644）八月甲子，张献忠军攻占成都。十一月庚寅，张献忠建大西国，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设丞相、尚书、五军都督府等官。此下记述了张献忠屠杀恶行，接着说：“又用法移锦江，涸而辟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
这里的文字全抄《明史·流贼传》，事件的时间是模糊的，只说明有埋银这么一回事。
沈荀蔚《蜀难纪略》所记较详，时在1646年，称张献忠将“所聚金银，以千余人运之江干，三月始毕。至是，测江水浅处，多支流以杀其势，一如决河法；水涸，于江底作大穴，投以金银；而杀运夫于上，后覆以土；仍决江流复故道。后续有所得，俱刳木成鞘，运至新津江口，载以千余艘，将为顺流计至巫峡投之。”
刘景佑《蜀龟鉴》综合各家传说，所述略同。其在1646年夏历五月后记：“锢金。献以财货妇女累兵心，令有妇女必杀；……有金银必缴。藏一两者斩，十两剥皮。凡金银、器物、首饰沉井窖屋，发觉者连坐一营；告捕者赏以其家器物。前门外铺席满地，金银山集。盛木鞘数万（《蜀碧》）。测江水浅处，开支流如筑决河法，水涸，掘大穴，投以木鞘，杀运夫而实以土。乃决江流，复故道。续得金银亦盛鞘，至新津江口而覆。（《叙略》）”
又在1646年六月记：“明副将杨展大败献于江口。”“献率劲兵十余万，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将变姓名走楚作巨商。展遂于彭山江口纵火，焚其舟。展身先士卒，殪其前锋。风烈火猛，展登岸夹攻，枪铳、弩矢齐发。（献忠）士卒辎重丧失多，急走成都。展取所遗金宝益军储，富强甲诸将。居民时于江日获木鞘金银。”
根据当时传闻编写的野史，张献忠埋银和沉银，实际上是前后两次。
所谓“锢金”式埋银，是指埋银于成都城中锦江。民间一直传有歌谣，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所谓江口沉银的事，欧阳直《蜀警录》记在1646年六七月：“金银山积。收齐，装以木鞘箱笼，载有数十巨舰。令水军督押，赴彭山之江，沉诸河。献贼移师出城，驻营于郊。令各营纵火，烧毁房屋。”八月，张献忠放弃成都北走。次年正月，“杨展奉旨晋广元伯。遣塘马四营，分镇成都四城。募善泅水手，打捞江口金银。”
费密《荒书》则记于1646年正月：“献忠尽括四川金银作鞘，注彭山县江口。杨展先锋见贼焚舟，不知为金银也。前后渔人得之，展始取以养兵，故上南为饶。”此事也见载于清《彭山县志》卷六。（图一）
上面的说法是先埋银，后沉银；沉银一说是战败覆舟，一说是主动沉江。但孙錤《蜀破镜》则将这两件事前后来个颠倒，书中记在1646年七月：“张献忠闻杨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三十余万，载金宝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胜负。拟乘势出峡，变姓名作巨商。展闻，以兵逆于彭山之江口。大战，顺风纵火，烧贼舟无算，士卒、辎重丧亡略尽。复奔还成都。展取所遗金宝，以益军储。”八月：“八月既望，张献忠将前自江口败回所余蜀府金宝，用法移锦江，锢其流。穿穴数仞，填之，下土石，并凿工掩筑，然后决堤放流，名曰水藏。”
这里的事情前后，基本依据彭遵泗《蜀碧》：“献自江口败还，势不振。又闻王祥、曾英近资简，决走川北。将所余蜀府金银铸饼，及瑶宝等物，用法移锦江，锢其流。穿穴数仞，实之。因尽杀凿工，下土石掩盖，然后决堤流，使后来者不得发，名曰锢金。又尽毁宫殿，坠砌堙井，焚市肆而逃。”
其次序是先沉银，后埋银；看来究竟孰先孰后，已难定论。《蜀碧》又补充注出江口所沉银两：“至今居民时于江底获大鞘，其金银镌有各州邑名号。”可见银沉江口是实。
《彭山县志》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清文宗实录》咸丰三年（1853）翰林院编修陈泰初奏：曾经眼见彭山居民在江中打捞到“其色黑暗”的银子。于是令成都将军裕瑞“按所呈情形悉心查访，博采舆论。若知其处，设法捞掘。”
直至现代，仍然有所发现。报载2005年4月20日上午，彭山县江口镇岷江大桥附近老虎滩河床引水工程建设工地上，挖掘机从河床3米深处，掘出一批银锭。（图二）每锭重1800余克，呈船形；正面刻有铭文，如“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沅陵县征完解司载充兵饷银五十两崇祯十年八月银匠姜国太”、“京山县十五年饷银肆十两”、“巴陵县榆口饷银五十两”等。出土银锭藏于木鞘内；木鞘是两个半圆形木块，长118厘米，外径18厘米，中间挖空，银绽放入其中，然后合在一起，两头用铁丝箍紧。其中6件有铭文的银锭，经鉴定为二级文物。
近年张超俊博士论文，又指出另一处埋银传说（但此事不见经传）：“在彭山江口镇，人们发现在这里竟也流传着与宝藏相关的歌谣，产生了沉宝谜踪的第二种版本。当地人这么唱道：‘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不同的是，石牛和石鼓换成了石龙和石虎，而歌谣的格式则一模一样。在江口镇为什么也有一首类似锦江石碑上的歌谣，这难道只是单纯的巧合吗？在江口镇的石龙沟中，石龙石虎遥遥相对。石龙沟位于江口镇石盘山，山上有石碑，刻有‘石龙对石虎’的一段歌谣，在曲折的山路尽头，一条石龙赫然立在岩壁上。石虎由于历史的冲刷，部分头像已被毁坏，但虎身仍清晰可见。”（图三）
城内锦江的理银，在清人记载中并不怎么肯定；以致究竟有没有这桩事，至今还有人质疑。
二、民国时期锦江淘宝
清人野史中的“锢金”、“水藏”一事，成都民间一直流传不绝，认为这件事绝对存在；并且留下宝藏地点的20字口诀，具体位置也有“五牛对石鼓”的醒目标志。笔者从三个方面推论可能是客观事实：一是《明史》记载了“水藏”情况。官方所修正史，专职史官要对史料进行查证，如果纯属谣传，则不大可能入史；而且修史时代距张献忠比较近，便于调查研究。二是战乱时期埋金埋银，是富裕人家的普遍行为，埋藏的地方一般都要进行伪装，以免被别人挖走，而伪装方法虽然各式各样，但很少有埋藏在水中的科学思维和决断魄力。能够想得到、办得到“水藏”的，在当时非张献忠莫属。三是编野史的人，多半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绝对想不出“水藏”的办法。如果没有这件事，他们也编造不出来。
基于“信以为真”这种认识，1937年冬，住在陕西街的杨白鹿（清末贡生）建议挖宝。因为在30年前，有个彭县为官的友人送他一个木匣，内有锦江藏宝图。此图来自其家高曾祖的仆人。此人原是石匠，曾在张献忠军中做工。张献忠一行离开成都时，在望江楼对岸莹华寺上船，因人多船少，大量金银就在石佛寺附近挖坑埋藏。当时民工皆被杀死，而他却侥倖逃脱，于是画下一张图，写了说明，藏在匣中。1937年时抗战军兴，政府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杨白鹿就想把图献出来，以表爱国之情，便将此事告诉赖心辉手下的团长马昆山。马昆山又将此事告诉新建88军的师长范绍增。范绍增便请马昆山向政府打报告，正式组织公司打捞金银，以充抗日军费。
此事随即得到批准，于是范绍增拿出银洋两万，开办“锦江淘江股份有限公司”，于1939年2月正式成立。投资股东还有熊玉璋、吴毅侯、刘升平、罗祖南等人，公司设在学道街，推举杨白鹿、马昆山、吴毅侯、罗祖南、张协华、幸蜀峰、范孔佳、李崇书、文超等为董事，杨白鹿任董事长，马昆山为总经理；并在郊外第一公园建立工程处，以吴毅侯任经理，张协华任总务，幸蜀峰任设计，罗祖南任工程，熊明煊任总工程师。于1939年春季开工挖河。
开工之日，省主席王治易主持大典，各界人士前来助阵。当时由特务团黄度、陈西华二营负责维持治安。
据成都市档案馆收藏的《工程经过记略》称：1939年3月1日，招工96人，开始在“望江楼与兵工厂（今南光机器厂）相对河流正中砂堆间，开始淘掘。”至12日“从砂堆右边挖进，距水面四尺深左右（约l.3米），发现无数枯骨，并枯骨人头四具，相隔尺许，知非由江水冲来”。据多数专家考察，显然是张献忠当日所杀石工及运夫遗骨。“同时，又挖得血浸砂石一层，厚约五六寸，面积颇宽”。专家认为也是当时牺牲的民工血迹，推断下面必有石条。13日下午，在枯骨和血石层下，“深约二尺上下，掘得红色石条数根，横江排列。前后左右相接处，均有桐油石灰。”有一块条石上还刻有“张”字。这种条石砌体，沿右岸伸展，到17日，共挖出92根条石，上面大都刻有单字。21日已将条石全部取出，再向下深挖，“距石条下二尺许，又发现桐油石灰、砂石凝结之三合层。再将三合层起出，又发现无数朽黑木”。4月8日23时，“工程周围，突涌现白光，状似月色尤明，约十余分钟始灭。“当放光之前二时，掘壕发出河岸崩溃声，车水夫惊骇，及持灯视之，无恙”。
随后，在“凿深二丈余”（约7米）的地方，“水色黄黑，气臭，类似死尸。”这时“石牛对石鼓”的谣诀果然应验。“于工程右岸，挖出石牛。形式睡卧，头向东北角。详加视察，牛约数千斤，睡卧形式，似非水冲倒的，疑有作用。”“乃命工人向东北角牛头相对处挖掘，果然挖出一石，与众不同。半边圆形，半边方形，石之平面，左右凸而中凹。该处仅此一石，其他无石。或取石面鼓出，以为鼓乎？未可知也”。推想张献忠思想离奇，决不循规蹈矩，鼓是圆的，偏不使它为圆，也未可知。
到5月2日，在工程右岸发现石牛的背后，又挖出条石70余根，仍有刻字，“石条下，均有平铺无数朽木”，下面又挖到张献忠铸造的“大顺通宝”数枚。这说明条石砌体下铺枕木，都是张献忠所为。《工程经过记略》的记录到此为止。
此后，又采取扫雷用的金属探测仪，指导挖掘，结果挖出4箩筐锈成一饼的铜钱，并未得到金银；随后，淘江公司也就关闭了。
通过锦江中张献忠时期人工建筑物的发现，可以证实埋银一事的存在性。难道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取走宝藏？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3个世纪，中间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
30多年之后，1975年4月上旬，在望江楼附近的锦江岸边，发掘出张献忠大西政权铸造的“大顺通宝”铜钱10多公斤。1976年2月，又在南郊永丰乡农田中，挖出“大顺通宝”铜钱15公斤。据《蜀碧》记载，当时张献忠曾设立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熔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肉色，光润精致。至今得者，作妇女簪花，不减赤金。”这种钱币直径2.7厘米，成色较好，可能铸币材料夹杂着当时收缴的各种金宝成分，才有这种结果。1939年打捞所得，也许就是这些钱币。那是张献忠军仓皇撤离时丢进锦江的，可能并非有意识埋宝。
三、石牛线索考查
1997年冬，在望江楼一段锦江修建生态河堤时，挖出一具石牛。现在沿新修的九眼桥上溯约200米，在石牛堰进水口的对岸，望江楼公园滨锦江的河滩上，就安放着这两具石牛，皆为砖红色砂岩所刻制，牛的角和头面都已冲蚀不清，蹄脚尾巴依稀可辨。公园在旁立有石碑，刻着“石牛对石鼓”4句谚谣，下有说明：“这首民谣，传说明末张献忠撤出成都时，曾在九眼桥下游江心中，埋藏了上千驮金银，留下石牛、石鼓为记。该石牛是1997年底修此段生态河堤时挖掘而出，其史料价值待考。”
关于成都的石牛，应该追溯到李冰创建都江堰时建立的镇水石犀。《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引扬雄《蜀王本纪》：“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犀牛里。”《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李冰所制5具石犀，西汉时有两具在府城内，两具在水里，一具在市桥附近；到了东晋，市桥那一具还在，其他就下落不明。市桥的位置，大概在今少城路将军衙门一带，今金河宾馆那里，晋代是圣寿寺，由于市桥那个石牛已被移入寺中，所以俗称石牛庙或石犀寺。南宋陆游还曾在庙里见到石牛。他在《老学庵笔记》中说：“石犀在庙之东阶下，亦相似一犀。”“一足不备，以他石续之。气象甚古。”这一石牛，明代仍在，万历十六年（1588）王士性《入蜀记》说他看见“一石立殿左，牛形，又似未琢成者。或云：李冰所作。”那时石牛已严重风化，就像没有雕刻过的岩石。明末曹学佺《蜀中名胜记》也说：“今寺殿阶左，有石蹲处；状若犀然。”这一李冰留给后人的遗产，近代业已不存。
石牛庙位于西城，与张献忠埋银没有什么关系。但望江楼附近的石牛堰，与此关系可就大了。此堰在新九眼桥以上从锦江东岸分水，大致向南开渠道约1.5公里，又汇入锦江，现在那里有新建的东湖。明正德年间所修《四川志》记有华阳县的万年堤，在“治东府河岸，承奉宋景等修筑，三百余丈。置石人、石牛各九，以镇水恶。”天启《成都府志》补充说，此堤是蜀王府主持修建，应该就是今望江楼锦江右岸河堤，长约1公里，当时平均每100米左右立一具石人和石牛，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王士性《入蜀记》说：“成都故多水，是处为石犀镇之。城东有十犀九牧，立于江边，可按。”便指这堤上的许多石牛。在这些石牛附近，原先开凿有一条洗瓦堰，就是现在的石牛堰；明代方志未载，清雍正《四川通志》始载，位于华阳县东五里。嘉庆《华阳县志·水利》记载得比较详细：“洗瓦堰，治东三里，俗名石牛，昔人置以镇水，今尚存。堰袤三百余丈，分引大江水，灌田数万亩。”关于这些石牛的来历，志中《金石》记为：“治东城外万年堤，石人石牛各九，盖前人以之镇水患者，今惟余石牛一头，余无存。”可见洗瓦堰附近的石牛，也就是明代后期万年堤上的唯一残余。而洗瓦堰本身，应是明末清初所修建。
洗瓦堰附近那一具石牛，成为“石牛对石鼓”谚谣的地面依据。近代锦江中挖出的两具石牛，应该是明代那九具石牛的孑遗。张献忠“锢金”时，九具石牛可能大部分健在，经过随后的战乱，到清初只剩下最后那一具了。
四、埋银悬案探论
张献忠被今人奉为“农民起义首领”，善于作战，但政治上毫无远见。他在占领成都以后，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却与以往在成都建国的割据政权大为不同，没有施行任何促进经济生产的措施，只是热衷于搜罗财宝。蜀王府搜括殆尽就不说了，多数寺庙也难以幸免，民间更是难逃浩劫。大顺通宝铸造质量之好，就是明证。因此，在张献忠撤离成都以前，埋下大量财宝，以便在卷土重来时仍可继续占有，是其必然的思考。所以锦江埋银一事在民间盛传，决非空穴来风。
把金银埋在河底，隐蔽性很强，思路也很科学，确实是一大创造。办这件事，首先要选择埋银河段，在其上游用杩槎截断河水，再在河岸开挖一条引水渠，进行导流，使锦江水全部移出，把埋银那一段河道排干，然后挖坑埋藏。一切就绪之后，重新覆盖隐藏，再拆除杩槎，让河水恢复故道，于是便达到神不知、鬼不觉的目的。“石牛对石鼓”的标志物是十分必要的。战争时代环境变化很快，如无标志，后来发掘会遇到不少困难。张献忠当然希望保密，但可惜他失败得太快，他的军中可能无人不晓，所以消息传出去也很快。漏网的石工，不过是知情人中的沧海一粟而已。
导流移江，以冬季枯水季节最为有利；因此推测埋银之事，应在张献忠进入成都后的第二年冬季，即1645年冬。今石牛堰渠道，疑即当时的导流渠；截断河水之处应在今新建的九眼桥处。锦江水由石牛堰直下，流到今东湖一带再回入江中，排干的一段河道正好埋银。今望江楼以下，锦江向西转了一个大弯，以下河道产生很大的心滩，旧称上河心、下河心，可能就是当时河心挖坑排出大量泥土，冲到下游所造成。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即假定锦江原是沿现在石牛堰水路笔直地流淌，张献忠在西岸陆地上挖深坑埋银，埋好之后，在其上下新开锦江河道，再堵塞石牛堰那里的老河道，于是这段锦江就变成了现在样子，而银子也便安全地埋藏在新的江底了。这一种方案也很有可能，而且相当科学。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清夏燮《明通鉴·附编》：顺治元年（1644）八月甲子，张献忠军攻占成都。十一月庚寅，张献忠建大西国，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设丞相、尚书、五军都督府等官。此下记述了张献忠屠杀恶行，接着说：“又用法移锦江，涸而辟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
这里的文字全抄《明史·流贼传》，事件的时间是模糊的，只说明有埋银这么一回事。
沈荀蔚《蜀难纪略》所记较详，时在1646年，称张献忠将“所聚金银，以千余人运之江干，三月始毕。至是，测江水浅处，多支流以杀其势，一如决河法；水涸，于江底作大穴，投以金银；而杀运夫于上，后覆以土；仍决江流复故道。后续有所得，俱刳木成鞘，运至新津江口，载以千余艘，将为顺流计至巫峡投之。”
刘景佑《蜀龟鉴》综合各家传说，所述略同。其在1646年夏历五月后记：“锢金。献以财货妇女累兵心，令有妇女必杀；……有金银必缴。藏一两者斩，十两剥皮。凡金银、器物、首饰沉井窖屋，发觉者连坐一营；告捕者赏以其家器物。前门外铺席满地，金银山集。盛木鞘数万（《蜀碧》）。测江水浅处，开支流如筑决河法，水涸，掘大穴，投以木鞘，杀运夫而实以土。乃决江流，复故道。续得金银亦盛鞘，至新津江口而覆。（《叙略》）”
又在1646年六月记：“明副将杨展大败献于江口。”“献率劲兵十余万，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将变姓名走楚作巨商。展遂于彭山江口纵火，焚其舟。展身先士卒，殪其前锋。风烈火猛，展登岸夹攻，枪铳、弩矢齐发。（献忠）士卒辎重丧失多，急走成都。展取所遗金宝益军储，富强甲诸将。居民时于江日获木鞘金银。”
根据当时传闻编写的野史，张献忠埋银和沉银，实际上是前后两次。
所谓“锢金”式埋银，是指埋银于成都城中锦江。民间一直传有歌谣，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石牛对石鼓，银子万万五。有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
所谓江口沉银的事，欧阳直《蜀警录》记在1646年六七月：“金银山积。收齐，装以木鞘箱笼，载有数十巨舰。令水军督押，赴彭山之江，沉诸河。献贼移师出城，驻营于郊。令各营纵火，烧毁房屋。”八月，张献忠放弃成都北走。次年正月，“杨展奉旨晋广元伯。遣塘马四营，分镇成都四城。募善泅水手，打捞江口金银。”
费密《荒书》则记于1646年正月：“献忠尽括四川金银作鞘，注彭山县江口。杨展先锋见贼焚舟，不知为金银也。前后渔人得之，展始取以养兵，故上南为饶。”此事也见载于清《彭山县志》卷六。（图一）
上面的说法是先埋银，后沉银；沉银一说是战败覆舟，一说是主动沉江。但孙錤《蜀破镜》则将这两件事前后来个颠倒，书中记在1646年七月：“张献忠闻杨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三十余万，载金宝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胜负。拟乘势出峡，变姓名作巨商。展闻，以兵逆于彭山之江口。大战，顺风纵火，烧贼舟无算，士卒、辎重丧亡略尽。复奔还成都。展取所遗金宝，以益军储。”八月：“八月既望，张献忠将前自江口败回所余蜀府金宝，用法移锦江，锢其流。穿穴数仞，填之，下土石，并凿工掩筑，然后决堤放流，名曰水藏。”
这里的事情前后，基本依据彭遵泗《蜀碧》：“献自江口败还，势不振。又闻王祥、曾英近资简，决走川北。将所余蜀府金银铸饼，及瑶宝等物，用法移锦江，锢其流。穿穴数仞，实之。因尽杀凿工，下土石掩盖，然后决堤流，使后来者不得发，名曰锢金。又尽毁宫殿，坠砌堙井，焚市肆而逃。”
其次序是先沉银，后埋银；看来究竟孰先孰后，已难定论。《蜀碧》又补充注出江口所沉银两：“至今居民时于江底获大鞘，其金银镌有各州邑名号。”可见银沉江口是实。
《彭山县志》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宝玉器等物。《清文宗实录》咸丰三年（1853）翰林院编修陈泰初奏：曾经眼见彭山居民在江中打捞到“其色黑暗”的银子。于是令成都将军裕瑞“按所呈情形悉心查访，博采舆论。若知其处，设法捞掘。”
直至现代，仍然有所发现。报载2005年4月20日上午，彭山县江口镇岷江大桥附近老虎滩河床引水工程建设工地上，挖掘机从河床3米深处，掘出一批银锭。（图二）每锭重1800余克，呈船形；正面刻有铭文，如“崇祯十六年八月纹银五十两”、“沅陵县征完解司载充兵饷银五十两崇祯十年八月银匠姜国太”、“京山县十五年饷银肆十两”、“巴陵县榆口饷银五十两”等。出土银锭藏于木鞘内；木鞘是两个半圆形木块，长118厘米，外径18厘米，中间挖空，银绽放入其中，然后合在一起，两头用铁丝箍紧。其中6件有铭文的银锭，经鉴定为二级文物。
近年张超俊博士论文，又指出另一处埋银传说（但此事不见经传）：“在彭山江口镇，人们发现在这里竟也流传着与宝藏相关的歌谣，产生了沉宝谜踪的第二种版本。当地人这么唱道：‘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不同的是，石牛和石鼓换成了石龙和石虎，而歌谣的格式则一模一样。在江口镇为什么也有一首类似锦江石碑上的歌谣，这难道只是单纯的巧合吗？在江口镇的石龙沟中，石龙石虎遥遥相对。石龙沟位于江口镇石盘山，山上有石碑，刻有‘石龙对石虎’的一段歌谣，在曲折的山路尽头，一条石龙赫然立在岩壁上。石虎由于历史的冲刷，部分头像已被毁坏，但虎身仍清晰可见。”（图三）
城内锦江的理银，在清人记载中并不怎么肯定；以致究竟有没有这桩事，至今还有人质疑。
二、民国时期锦江淘宝
清人野史中的“锢金”、“水藏”一事，成都民间一直流传不绝，认为这件事绝对存在；并且留下宝藏地点的20字口诀，具体位置也有“五牛对石鼓”的醒目标志。笔者从三个方面推论可能是客观事实：一是《明史》记载了“水藏”情况。官方所修正史，专职史官要对史料进行查证，如果纯属谣传，则不大可能入史；而且修史时代距张献忠比较近，便于调查研究。二是战乱时期埋金埋银，是富裕人家的普遍行为，埋藏的地方一般都要进行伪装，以免被别人挖走，而伪装方法虽然各式各样，但很少有埋藏在水中的科学思维和决断魄力。能够想得到、办得到“水藏”的，在当时非张献忠莫属。三是编野史的人，多半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绝对想不出“水藏”的办法。如果没有这件事，他们也编造不出来。
基于“信以为真”这种认识，1937年冬，住在陕西街的杨白鹿（清末贡生）建议挖宝。因为在30年前，有个彭县为官的友人送他一个木匣，内有锦江藏宝图。此图来自其家高曾祖的仆人。此人原是石匠，曾在张献忠军中做工。张献忠一行离开成都时，在望江楼对岸莹华寺上船，因人多船少，大量金银就在石佛寺附近挖坑埋藏。当时民工皆被杀死，而他却侥倖逃脱，于是画下一张图，写了说明，藏在匣中。1937年时抗战军兴，政府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杨白鹿就想把图献出来，以表爱国之情，便将此事告诉赖心辉手下的团长马昆山。马昆山又将此事告诉新建88军的师长范绍增。范绍增便请马昆山向政府打报告，正式组织公司打捞金银，以充抗日军费。
此事随即得到批准，于是范绍增拿出银洋两万，开办“锦江淘江股份有限公司”，于1939年2月正式成立。投资股东还有熊玉璋、吴毅侯、刘升平、罗祖南等人，公司设在学道街，推举杨白鹿、马昆山、吴毅侯、罗祖南、张协华、幸蜀峰、范孔佳、李崇书、文超等为董事，杨白鹿任董事长，马昆山为总经理；并在郊外第一公园建立工程处，以吴毅侯任经理，张协华任总务，幸蜀峰任设计，罗祖南任工程，熊明煊任总工程师。于1939年春季开工挖河。
开工之日，省主席王治易主持大典，各界人士前来助阵。当时由特务团黄度、陈西华二营负责维持治安。
据成都市档案馆收藏的《工程经过记略》称：1939年3月1日，招工96人，开始在“望江楼与兵工厂（今南光机器厂）相对河流正中砂堆间，开始淘掘。”至12日“从砂堆右边挖进，距水面四尺深左右（约l.3米），发现无数枯骨，并枯骨人头四具，相隔尺许，知非由江水冲来”。据多数专家考察，显然是张献忠当日所杀石工及运夫遗骨。“同时，又挖得血浸砂石一层，厚约五六寸，面积颇宽”。专家认为也是当时牺牲的民工血迹，推断下面必有石条。13日下午，在枯骨和血石层下，“深约二尺上下，掘得红色石条数根，横江排列。前后左右相接处，均有桐油石灰。”有一块条石上还刻有“张”字。这种条石砌体，沿右岸伸展，到17日，共挖出92根条石，上面大都刻有单字。21日已将条石全部取出，再向下深挖，“距石条下二尺许，又发现桐油石灰、砂石凝结之三合层。再将三合层起出，又发现无数朽黑木”。4月8日23时，“工程周围，突涌现白光，状似月色尤明，约十余分钟始灭。“当放光之前二时，掘壕发出河岸崩溃声，车水夫惊骇，及持灯视之，无恙”。
随后，在“凿深二丈余”（约7米）的地方，“水色黄黑，气臭，类似死尸。”这时“石牛对石鼓”的谣诀果然应验。“于工程右岸，挖出石牛。形式睡卧，头向东北角。详加视察，牛约数千斤，睡卧形式，似非水冲倒的，疑有作用。”“乃命工人向东北角牛头相对处挖掘，果然挖出一石，与众不同。半边圆形，半边方形，石之平面，左右凸而中凹。该处仅此一石，其他无石。或取石面鼓出，以为鼓乎？未可知也”。推想张献忠思想离奇，决不循规蹈矩，鼓是圆的，偏不使它为圆，也未可知。
到5月2日，在工程右岸发现石牛的背后，又挖出条石70余根，仍有刻字，“石条下，均有平铺无数朽木”，下面又挖到张献忠铸造的“大顺通宝”数枚。这说明条石砌体下铺枕木，都是张献忠所为。《工程经过记略》的记录到此为止。
此后，又采取扫雷用的金属探测仪，指导挖掘，结果挖出4箩筐锈成一饼的铜钱，并未得到金银；随后，淘江公司也就关闭了。
通过锦江中张献忠时期人工建筑物的发现，可以证实埋银一事的存在性。难道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取走宝藏？毕竟事情已经过去了3个世纪，中间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
30多年之后，1975年4月上旬，在望江楼附近的锦江岸边，发掘出张献忠大西政权铸造的“大顺通宝”铜钱10多公斤。1976年2月，又在南郊永丰乡农田中，挖出“大顺通宝”铜钱15公斤。据《蜀碧》记载，当时张献忠曾设立铸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熔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肉色，光润精致。至今得者，作妇女簪花，不减赤金。”这种钱币直径2.7厘米，成色较好，可能铸币材料夹杂着当时收缴的各种金宝成分，才有这种结果。1939年打捞所得，也许就是这些钱币。那是张献忠军仓皇撤离时丢进锦江的，可能并非有意识埋宝。
三、石牛线索考查
1997年冬，在望江楼一段锦江修建生态河堤时，挖出一具石牛。现在沿新修的九眼桥上溯约200米，在石牛堰进水口的对岸，望江楼公园滨锦江的河滩上，就安放着这两具石牛，皆为砖红色砂岩所刻制，牛的角和头面都已冲蚀不清，蹄脚尾巴依稀可辨。公园在旁立有石碑，刻着“石牛对石鼓”4句谚谣，下有说明：“这首民谣，传说明末张献忠撤出成都时，曾在九眼桥下游江心中，埋藏了上千驮金银，留下石牛、石鼓为记。该石牛是1997年底修此段生态河堤时挖掘而出，其史料价值待考。”
关于成都的石牛，应该追溯到李冰创建都江堰时建立的镇水石犀。《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引扬雄《蜀王本纪》：“江水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桥下；二枚在水中；以厌水精，因曰犀牛里。”《华阳国志·蜀志》说：李冰“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李冰所制5具石犀，西汉时有两具在府城内，两具在水里，一具在市桥附近；到了东晋，市桥那一具还在，其他就下落不明。市桥的位置，大概在今少城路将军衙门一带，今金河宾馆那里，晋代是圣寿寺，由于市桥那个石牛已被移入寺中，所以俗称石牛庙或石犀寺。南宋陆游还曾在庙里见到石牛。他在《老学庵笔记》中说：“石犀在庙之东阶下，亦相似一犀。”“一足不备，以他石续之。气象甚古。”这一石牛，明代仍在，万历十六年（1588）王士性《入蜀记》说他看见“一石立殿左，牛形，又似未琢成者。或云：李冰所作。”那时石牛已严重风化，就像没有雕刻过的岩石。明末曹学佺《蜀中名胜记》也说：“今寺殿阶左，有石蹲处；状若犀然。”这一李冰留给后人的遗产，近代业已不存。
石牛庙位于西城，与张献忠埋银没有什么关系。但望江楼附近的石牛堰，与此关系可就大了。此堰在新九眼桥以上从锦江东岸分水，大致向南开渠道约1.5公里，又汇入锦江，现在那里有新建的东湖。明正德年间所修《四川志》记有华阳县的万年堤，在“治东府河岸，承奉宋景等修筑，三百余丈。置石人、石牛各九，以镇水恶。”天启《成都府志》补充说，此堤是蜀王府主持修建，应该就是今望江楼锦江右岸河堤，长约1公里，当时平均每100米左右立一具石人和石牛，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王士性《入蜀记》说：“成都故多水，是处为石犀镇之。城东有十犀九牧，立于江边，可按。”便指这堤上的许多石牛。在这些石牛附近，原先开凿有一条洗瓦堰，就是现在的石牛堰；明代方志未载，清雍正《四川通志》始载，位于华阳县东五里。嘉庆《华阳县志·水利》记载得比较详细：“洗瓦堰，治东三里，俗名石牛，昔人置以镇水，今尚存。堰袤三百余丈，分引大江水，灌田数万亩。”关于这些石牛的来历，志中《金石》记为：“治东城外万年堤，石人石牛各九，盖前人以之镇水患者，今惟余石牛一头，余无存。”可见洗瓦堰附近的石牛，也就是明代后期万年堤上的唯一残余。而洗瓦堰本身，应是明末清初所修建。
洗瓦堰附近那一具石牛，成为“石牛对石鼓”谚谣的地面依据。近代锦江中挖出的两具石牛，应该是明代那九具石牛的孑遗。张献忠“锢金”时，九具石牛可能大部分健在，经过随后的战乱，到清初只剩下最后那一具了。
四、埋银悬案探论
张献忠被今人奉为“农民起义首领”，善于作战，但政治上毫无远见。他在占领成都以后，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却与以往在成都建国的割据政权大为不同，没有施行任何促进经济生产的措施，只是热衷于搜罗财宝。蜀王府搜括殆尽就不说了，多数寺庙也难以幸免，民间更是难逃浩劫。大顺通宝铸造质量之好，就是明证。因此，在张献忠撤离成都以前，埋下大量财宝，以便在卷土重来时仍可继续占有，是其必然的思考。所以锦江埋银一事在民间盛传，决非空穴来风。
把金银埋在河底，隐蔽性很强，思路也很科学，确实是一大创造。办这件事，首先要选择埋银河段，在其上游用杩槎截断河水，再在河岸开挖一条引水渠，进行导流，使锦江水全部移出，把埋银那一段河道排干，然后挖坑埋藏。一切就绪之后，重新覆盖隐藏，再拆除杩槎，让河水恢复故道，于是便达到神不知、鬼不觉的目的。“石牛对石鼓”的标志物是十分必要的。战争时代环境变化很快，如无标志，后来发掘会遇到不少困难。张献忠当然希望保密，但可惜他失败得太快，他的军中可能无人不晓，所以消息传出去也很快。漏网的石工，不过是知情人中的沧海一粟而已。
导流移江，以冬季枯水季节最为有利；因此推测埋银之事，应在张献忠进入成都后的第二年冬季，即1645年冬。今石牛堰渠道，疑即当时的导流渠；截断河水之处应在今新建的九眼桥处。锦江水由石牛堰直下，流到今东湖一带再回入江中，排干的一段河道正好埋银。今望江楼以下，锦江向西转了一个大弯，以下河道产生很大的心滩，旧称上河心、下河心，可能就是当时河心挖坑排出大量泥土，冲到下游所造成。
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即假定锦江原是沿现在石牛堰水路笔直地流淌，张献忠在西岸陆地上挖深坑埋银，埋好之后，在其上下新开锦江河道，再堵塞石牛堰那里的老河道，于是这段锦江就变成了现在样子，而银子也便安全地埋藏在新的江底了。这一种方案也很有可能，而且相当科学。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