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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在整个宋代的影响一如王羲之在唐代的影响，正如史学家范文澜所说：“宋人之师颜真卿，如同唐人之师王羲之。”[1]虽然北宋和南宋都取法颜真卿，但是北宋和南宋书法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局面。清代陈奕禧在《隐绿轩题识·临蔡忠惠》中云：“临颜遂及宋四家，寻源而得其流也。四家皆学颜，而各成其一家。”宋四家取法颜真卿而各具面目，并引领了北宋的“尚意”书风。清人梁在《评书帖》中云：“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其中“宋尚意”主要指北宋而言。南宋亦十分推崇颜真卿，陆游云：“学书当学颜。”张孝祥、张即之等，莫不以颜真卿为宗。南宋还专门为颜真卿刊刻了《忠义堂帖》，其影响不可谓不大。但是，虽同北宋一样标榜颜真卿，南宋书法却出现了式微的局面。本文重点即在于比较颜真卿在北宋和南宋的影响之不同，并试着探究造成其影响不同的原因。
一、颜真卿对北宋书家及北宋“尚意”书风的影响
总体而言，宋代以尺牍为主的“尚意”书风如兰苕翡翠，难于与唐代的丰碑巨制相提并论。北宋初期便面临着如何突破唐人法度的枷锁这一窘况。北宋初期可以说是对唐代法度森严的反叛，欧阳修云：“然此初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较其工拙，而区区于此，遂成一役之劳，岂非人心蔽于好胜邪！”[2]此后执文坛牛耳者的苏轼深受欧阳修此学书观点的影响，并把此观点深化、扩展开来：“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3]宋四家皆取法颜真卿，除了蔡襄亦步亦趋紧随“颜面”，如其《万安桥记》即是竭力模仿颜真卿的《大唐中兴颂》之作（图一），其余三家也学颜，但更侧重学其行草。苏东坡曾经学习过颜真卿的墨迹书法并且题跋云：‘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本，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易为之言也。”[4]苏轼极力推崇颜真卿，“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5]可以说对其推崇备至。其学生黄庭坚也有记载：“东坡先生尝自比于颜鲁公，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至于行、草、正书，风气皆略相似”。[6]黄庭坚尤重韵，强调用笔的灵活性。他在书法思想上主要继承颜真卿除陈求新的精神，“观鲁公此帖，奇伟秀拔，奄有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7]米芾以“癫狂”著称于世，他对颜真卿的书法毁誉参半。“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8]米芾《书史》：“《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虽贬其真书，但对其行书，米芾持有高度赞扬的态度。这道出了米芾对颜真卿的取法倾向，即取其行书而弃其真书。蔡襄亦取法于颜，宋徽宗曾说：“蔡君谟书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也。”[9]
颜真卿的行草对北宋“尚意”书风起到了开启作用。冯班在《钝吟书要》中认为：“宋人行书，多出颜鲁公。”[10]董其昌也认为：“宋人书多以平原为宗，如山谷、鲁直是也。”[11]而颜真卿取笔法于张旭，解缙在《书学传授》中曰：“旭传颜平原真卿。”[12]蒋衡在《争座位帖》题跋中云：“颜鲁公学书于张长史。”[13]颜真卿师法张旭这点，我们也可从其《祭侄文稿》中获得证实。从颜真卿师法于张旭，我们可以推测出张旭那种不计工拙、肆无忌惮的书写方式，或多或少会对颜真卿的行草书产生影响。颜氏行书大多是以草书笔法写出的。由此观之，颜真卿在行书方面最大的贡献与突破就是摆脱了唐人“行书楷化”的樊笼，创造了真正抒情达意、自由舒放的颜式行书，这为宋代的“尚意”书风开启了一道突破之门。日本人舟桥名男、池田哲也，在所撰的《＜祭侄文稿＞的推敲过程》中对颜真卿的情感发挥进行了逐行的分析，其结论是“颜真卿在书法创作上很重感情”。正如前文所述，宋代书家基本都取法于颜真卿行书，所以颜真卿的行书可以看做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前奏。
二、颜真卿对南宋书家的影响及南宋书法的式微
陆游云：“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陆游书于乾道元年（1165年）年镇江焦山的摩崖大字《焦山题名》（图二），完全是模仿鲁公《大唐中兴颂》之作，何绍基评价说：“放翁此书，雄伟厚重似蔡君谟，而非蔡君谟所能及。”[14]另外，放翁的《钟山题名》及行书《清秋帖》明显可以看出其取法于颜真卿。张孝样自称“法颜书”，学习颜书是张氏家族的传统。詹景凤说，张即之书法（图三）“其结造盖以鲁公法，中函分书方劲古拙、斩钉截铁之意，以成一家。”[15]白玉蟾的行楷书，其转折带竖钩的圆曲亦明显受到颜真卿的影响。
尽管南宋书家对北宋书家亦步亦趋，却始终未能出现像北宋一样能够引领一代的大家。米友仁书法模仿其父，“友仁的兴趣专注绘画，于米家云山戏墨有所光大而书法不免坠其家声，这真是辜负了其父执的一片热望”。[16]能尽传米芾风神的则是王升与吴琚，但也因为承袭米芾而为“大小米”所掩。赵令畤、孙觌是苏轼书法的追随者，而学黄有成就的南宋书家有王十朋、张九龄、宋胜非等。其书法均充分表现出南宋对北宋书法的学习和向往。虽然南宋理学讲究尊卑，崇尚秩序，同样和北宋一样标榜、取法于颜真卿，但南宋书法却走向了衰退，其缘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三、颜真卿在北宋和南宋影响不同原因之辨析
1.政治背景的不同决定取法颜真卿的侧重点不同。北宋在建国之初，虽然不断受到外来的滋扰，但始终是国家主权牢牢在握。鉴于前朝的藩镇割据和皇权减弱的经验教训，北宋通过采取“强干弱枝”等一系列政策，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以往门阀士族的文人士大夫统治集团；加之宋太祖为后世留下三条祖训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使得在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文人的地位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文人当政，国家尚算完整的情况下，书家还可以把书法当做把玩、表达自己才情的手段。在此背景下，北宋书家提倡自我的表现。欧阳修云：“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17]苏东坡云：“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另外黄庭坚似乎更看重颜真卿的不“随人作计”，“颜真卿书虽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军父子笔法。书家多不到此处，故尊尚徐浩、沈传师尔。九方皋得千里马于沙丘，众公犹笑之。今之论书者多牡而骊者也。”[18]“黄庭坚书体虽与颜真卿不同，但结构和线质的古拙生辣却有异曲同工之妙。”[19]黄庭坚虽学书于苏轼，但其书法面貌却与苏轼甚不相同，这和他看重颜真卿的创新思想有关。米芾自幼习颜书，称“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20]。他借鉴颜真卿《争座位帖》中偶尔一用的钩画，在作品中经常使用，从而形成独特的行书风格。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北宋国家主权尚算完整，文人士大夫作为掌握政权的核心，依然还把书法当做把玩的对象，依然在追求自己的风格，在对颜真卿的取法上侧重于能发挥自己性情的方面。因此北宋书家更看重颜真卿的创新思想，多取法于颜真卿之行草书；加之颜真卿行草书的肆无忌惮的书写方式，直接或间接地给北宋书家以突破唐代法度严谨的启示，使得北宋形成“尚意”书风。
而南宋相对来说是半壁江山，外患深重，始终面临着外族入侵，国土面积不到北宋时期的五分之三，且不断地受到北方金朝和蒙元的野蛮侵略，政权受到严重的威胁，大多数君王和臣子都怀有收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这种政治背景决定了文人对艺术取法的倾向。从南宋不少画家以画作表现爱国主义情操也可看出当时南宋人主要是从人品、字品、画品等精神方面取法，如南宋中叶的著名水墨画家马远、夏珪，所作的画常常不满全幅，有“马一角”、“夏半边”之称，意在表明当时南宋的“半壁江山”之意；还有郑思肖所画兰花，画兰不画土，称为“露根兰”，意指国土沦丧，兰花无土可植，是通过画作表达爱国之情。这些都可看出当时的“半壁江山”对文人的深深影响。这一点在书法上表现为对颜真卿的崇拜。颜真卿抵御分裂中央集权的壮举被宋统治者所认可，其刚毅不阿的性格，忠君报国的言行，坚贞不屈的气节等政治形象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自晚唐以来，颜真卿逐渐成为书界忠贞大臣的代表。如果南宋都以颜真卿为楷模，统治者何愁江山不固？南宋诗人沈作喆云：“予观颜平原书，凛凛正色，如在廊庙，直言鲠论，天威不可屈。至于行草，虽纵横超逸绝尘，犹不失正书。未必翰墨全类其人也，人心之所尊贱，油然而生，自然见异而。”[21]明显地就是以书观人。
由此可以看出南宋推崇颜真卿的真正用意。南宋半壁江山，外患不断，需要树立及学习颜真卿作为忠臣的忠烈行为，因此书法界推崇颜真卿除其书艺之外，更看重的是其政治形象，更注重通过取法其书而标榜其人。南宋人推崇颜真卿的最终目的是扩大其忠君爱国精神的影响。
2.北宋与南宋理学发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对书家思想约束的不同。理学起于北宋，盛行于南宋、元、明时代，清朝中叶以后逐渐开始衰落。“北宋初期政统与道统、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使道学家如二程等文艺思想还处于统治的边缘，没有形成真正的话语权力，只象征着士大夫阶层的理想主义思潮而已。中后期蜀学书论能在文艺理论界异军崛起，虽然吸取佛道思想，但儒家思想仍然是主流。宋代是重经书而轻文艺的时代，书法已不作为考试内容，完全是士大夫修身养性的手段而已。”[22]北宋是理学发展初期，人们的思想尚未受到严重的制约，这在书法上表现为书家们的创新思想。因此，北宋书家取法颜真卿更侧重于颜真卿的行草书和创新思想。（对“宋四家”的创新前一部分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理学在南宋达到高峰期。理学中的“人格理想”过分“德性化”，导致了自由人格的丧失，进而带来个性特征的缺失；过分注重理性力量而忽略情感价值，则削弱了创造精神。这在书法取法上亦相应带来局限性。朱熹在《晦庵论书》曰：“余少时喜学曹孟德书，时刘共父方学颜真卿书，余以字书今古诮之，共父正色谓余曰：‘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余嘿然无以应，是则取法不可不端也。”朱熹多次在弟子面前批评苏轼、黄庭坚，认为好端端的字，被他们歪七竖八地“写坏”了。当然，朱熹自己的字，是平正温雅不饰浮华的，一如其人。（图四）
一次，朱熹看到黄庭坚的一篇楷书，给出了以下评价：“黄鲁直书自谓人所不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但自家既是写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须要得恁崎斜则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为是，但自要如此写，亦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悫为是，但自是要恁地放纵？”[23]
总之，南宋在理学的束缚下，书法缺乏创新思想，书法创作亦不讲究个性。由朱熹的论述可以看出，南宋以颜真卿为取法对象，是因为其忠烈的政治形象。与此同时，南宋书法讲究法度，却摈弃了创新。因此不管他们如何推崇颜真卿，对其法度严谨的楷书如何顶礼膜拜，却终究对颜真卿的书法创新未有感悟。思想上的束缚、实践中的拘束，致使南宋书法逐渐走向式微。
注释：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49页。
[2][3][8][9][10][11][12][13][17]《历代书论》第309页，315页，363页，409页，550页，543页，500页，689页，307页。
[4]《东坡题跋》卷四。
[5]《苏轼文集》卷七十《书吴道子画后》。
[6]黄庭坚：《山谷论书》，崔尔平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7][18]转见孙洵：《黄庭坚书论选注》，华夏翰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第28页。
[14]《中国书法全集·清代编·何绍基卷》，荣宝斋出版社1994年版，第320页。
[15]詹景凤：《题陈廷尉所藏张即之墨迹》，见《詹东图玄览编·附录题跋》，载《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第56页。
[16][19]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第140页。
[20]转见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第37卷，荣宝斋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页。
[21]（宋）沈作喆：《寓简》，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37年版。
[22]邱世鸿：《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第24页。
[23]转见胡传海、郑晓华：《中国书法史话》，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作者：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成都）
一、颜真卿对北宋书家及北宋“尚意”书风的影响
总体而言，宋代以尺牍为主的“尚意”书风如兰苕翡翠，难于与唐代的丰碑巨制相提并论。北宋初期便面临着如何突破唐人法度的枷锁这一窘况。北宋初期可以说是对唐代法度森严的反叛，欧阳修云：“然此初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较其工拙，而区区于此，遂成一役之劳，岂非人心蔽于好胜邪！”[2]此后执文坛牛耳者的苏轼深受欧阳修此学书观点的影响，并把此观点深化、扩展开来：“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3]宋四家皆取法颜真卿，除了蔡襄亦步亦趋紧随“颜面”，如其《万安桥记》即是竭力模仿颜真卿的《大唐中兴颂》之作（图一），其余三家也学颜，但更侧重学其行草。苏东坡曾经学习过颜真卿的墨迹书法并且题跋云：‘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本，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非自得于书，易为之言也。”[4]苏轼极力推崇颜真卿，“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5]可以说对其推崇备至。其学生黄庭坚也有记载：“东坡先生尝自比于颜鲁公，以余考之，绝长补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至于行、草、正书，风气皆略相似”。[6]黄庭坚尤重韵，强调用笔的灵活性。他在书法思想上主要继承颜真卿除陈求新的精神，“观鲁公此帖，奇伟秀拔，奄有汉魏晋隋唐以来风流气骨。回视欧、虞、褚、薛、徐、沈辈，皆为法度所窘，岂如鲁公萧然出于绳墨之外，而卒与之合哉。”[7]米芾以“癫狂”著称于世，他对颜真卿的书法毁誉参半。“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8]米芾《书史》：“《争座位帖》有篆籀气，为颜书第一，字相连属，诡异飞动，得于意外。”虽贬其真书，但对其行书，米芾持有高度赞扬的态度。这道出了米芾对颜真卿的取法倾向，即取其行书而弃其真书。蔡襄亦取法于颜，宋徽宗曾说：“蔡君谟书包藏法度，停蓄锋锐，宋之鲁公也。”[9]
颜真卿的行草对北宋“尚意”书风起到了开启作用。冯班在《钝吟书要》中认为：“宋人行书，多出颜鲁公。”[10]董其昌也认为：“宋人书多以平原为宗，如山谷、鲁直是也。”[11]而颜真卿取笔法于张旭，解缙在《书学传授》中曰：“旭传颜平原真卿。”[12]蒋衡在《争座位帖》题跋中云：“颜鲁公学书于张长史。”[13]颜真卿师法张旭这点，我们也可从其《祭侄文稿》中获得证实。从颜真卿师法于张旭，我们可以推测出张旭那种不计工拙、肆无忌惮的书写方式，或多或少会对颜真卿的行草书产生影响。颜氏行书大多是以草书笔法写出的。由此观之，颜真卿在行书方面最大的贡献与突破就是摆脱了唐人“行书楷化”的樊笼，创造了真正抒情达意、自由舒放的颜式行书，这为宋代的“尚意”书风开启了一道突破之门。日本人舟桥名男、池田哲也，在所撰的《＜祭侄文稿＞的推敲过程》中对颜真卿的情感发挥进行了逐行的分析，其结论是“颜真卿在书法创作上很重感情”。正如前文所述，宋代书家基本都取法于颜真卿行书，所以颜真卿的行书可以看做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前奏。
二、颜真卿对南宋书家的影响及南宋书法的式微
陆游云：“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陆游书于乾道元年（1165年）年镇江焦山的摩崖大字《焦山题名》（图二），完全是模仿鲁公《大唐中兴颂》之作，何绍基评价说：“放翁此书，雄伟厚重似蔡君谟，而非蔡君谟所能及。”[14]另外，放翁的《钟山题名》及行书《清秋帖》明显可以看出其取法于颜真卿。张孝样自称“法颜书”，学习颜书是张氏家族的传统。詹景凤说，张即之书法（图三）“其结造盖以鲁公法，中函分书方劲古拙、斩钉截铁之意，以成一家。”[15]白玉蟾的行楷书，其转折带竖钩的圆曲亦明显受到颜真卿的影响。
尽管南宋书家对北宋书家亦步亦趋，却始终未能出现像北宋一样能够引领一代的大家。米友仁书法模仿其父，“友仁的兴趣专注绘画，于米家云山戏墨有所光大而书法不免坠其家声，这真是辜负了其父执的一片热望”。[16]能尽传米芾风神的则是王升与吴琚，但也因为承袭米芾而为“大小米”所掩。赵令畤、孙觌是苏轼书法的追随者，而学黄有成就的南宋书家有王十朋、张九龄、宋胜非等。其书法均充分表现出南宋对北宋书法的学习和向往。虽然南宋理学讲究尊卑，崇尚秩序，同样和北宋一样标榜、取法于颜真卿，但南宋书法却走向了衰退，其缘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三、颜真卿在北宋和南宋影响不同原因之辨析
1.政治背景的不同决定取法颜真卿的侧重点不同。北宋在建国之初，虽然不断受到外来的滋扰，但始终是国家主权牢牢在握。鉴于前朝的藩镇割据和皇权减弱的经验教训，北宋通过采取“强干弱枝”等一系列政策，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以往门阀士族的文人士大夫统治集团；加之宋太祖为后世留下三条祖训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使得在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文人的地位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文人当政，国家尚算完整的情况下，书家还可以把书法当做把玩、表达自己才情的手段。在此背景下，北宋书家提倡自我的表现。欧阳修云：“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17]苏东坡云：“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另外黄庭坚似乎更看重颜真卿的不“随人作计”，“颜真卿书虽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军父子笔法。书家多不到此处，故尊尚徐浩、沈传师尔。九方皋得千里马于沙丘，众公犹笑之。今之论书者多牡而骊者也。”[18]“黄庭坚书体虽与颜真卿不同，但结构和线质的古拙生辣却有异曲同工之妙。”[19]黄庭坚虽学书于苏轼，但其书法面貌却与苏轼甚不相同，这和他看重颜真卿的创新思想有关。米芾自幼习颜书，称“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至大一幅”[20]。他借鉴颜真卿《争座位帖》中偶尔一用的钩画，在作品中经常使用，从而形成独特的行书风格。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北宋国家主权尚算完整，文人士大夫作为掌握政权的核心，依然还把书法当做把玩的对象，依然在追求自己的风格，在对颜真卿的取法上侧重于能发挥自己性情的方面。因此北宋书家更看重颜真卿的创新思想，多取法于颜真卿之行草书；加之颜真卿行草书的肆无忌惮的书写方式，直接或间接地给北宋书家以突破唐代法度严谨的启示，使得北宋形成“尚意”书风。
而南宋相对来说是半壁江山，外患深重，始终面临着外族入侵，国土面积不到北宋时期的五分之三，且不断地受到北方金朝和蒙元的野蛮侵略，政权受到严重的威胁，大多数君王和臣子都怀有收复中原的强烈愿望。这种政治背景决定了文人对艺术取法的倾向。从南宋不少画家以画作表现爱国主义情操也可看出当时南宋人主要是从人品、字品、画品等精神方面取法，如南宋中叶的著名水墨画家马远、夏珪，所作的画常常不满全幅，有“马一角”、“夏半边”之称，意在表明当时南宋的“半壁江山”之意；还有郑思肖所画兰花，画兰不画土，称为“露根兰”，意指国土沦丧，兰花无土可植，是通过画作表达爱国之情。这些都可看出当时的“半壁江山”对文人的深深影响。这一点在书法上表现为对颜真卿的崇拜。颜真卿抵御分裂中央集权的壮举被宋统治者所认可，其刚毅不阿的性格，忠君报国的言行，坚贞不屈的气节等政治形象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自晚唐以来，颜真卿逐渐成为书界忠贞大臣的代表。如果南宋都以颜真卿为楷模，统治者何愁江山不固？南宋诗人沈作喆云：“予观颜平原书，凛凛正色，如在廊庙，直言鲠论，天威不可屈。至于行草，虽纵横超逸绝尘，犹不失正书。未必翰墨全类其人也，人心之所尊贱，油然而生，自然见异而。”[21]明显地就是以书观人。
由此可以看出南宋推崇颜真卿的真正用意。南宋半壁江山，外患不断，需要树立及学习颜真卿作为忠臣的忠烈行为，因此书法界推崇颜真卿除其书艺之外，更看重的是其政治形象，更注重通过取法其书而标榜其人。南宋人推崇颜真卿的最终目的是扩大其忠君爱国精神的影响。
2.北宋与南宋理学发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对书家思想约束的不同。理学起于北宋，盛行于南宋、元、明时代，清朝中叶以后逐渐开始衰落。“北宋初期政统与道统、政治重心与文化重心的分离，使道学家如二程等文艺思想还处于统治的边缘，没有形成真正的话语权力，只象征着士大夫阶层的理想主义思潮而已。中后期蜀学书论能在文艺理论界异军崛起，虽然吸取佛道思想，但儒家思想仍然是主流。宋代是重经书而轻文艺的时代，书法已不作为考试内容，完全是士大夫修身养性的手段而已。”[22]北宋是理学发展初期，人们的思想尚未受到严重的制约，这在书法上表现为书家们的创新思想。因此，北宋书家取法颜真卿更侧重于颜真卿的行草书和创新思想。（对“宋四家”的创新前一部分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理学在南宋达到高峰期。理学中的“人格理想”过分“德性化”，导致了自由人格的丧失，进而带来个性特征的缺失；过分注重理性力量而忽略情感价值，则削弱了创造精神。这在书法取法上亦相应带来局限性。朱熹在《晦庵论书》曰：“余少时喜学曹孟德书，时刘共父方学颜真卿书，余以字书今古诮之，共父正色谓余曰：‘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余嘿然无以应，是则取法不可不端也。”朱熹多次在弟子面前批评苏轼、黄庭坚，认为好端端的字，被他们歪七竖八地“写坏”了。当然，朱熹自己的字，是平正温雅不饰浮华的，一如其人。（图四）
一次，朱熹看到黄庭坚的一篇楷书，给出了以下评价：“黄鲁直书自谓人所不及，自今观之，亦是有好处，但自家既是写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须要得恁崎斜则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为是，但自要如此写，亦非不知做人诚实端悫为是，但自是要恁地放纵？”[23]
总之，南宋在理学的束缚下，书法缺乏创新思想，书法创作亦不讲究个性。由朱熹的论述可以看出，南宋以颜真卿为取法对象，是因为其忠烈的政治形象。与此同时，南宋书法讲究法度，却摈弃了创新。因此不管他们如何推崇颜真卿，对其法度严谨的楷书如何顶礼膜拜，却终究对颜真卿的书法创新未有感悟。思想上的束缚、实践中的拘束，致使南宋书法逐渐走向式微。
注释：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49页。
[2][3][8][9][10][11][12][13][17]《历代书论》第309页，315页，363页，409页，550页，543页，500页，689页，307页。
[4]《东坡题跋》卷四。
[5]《苏轼文集》卷七十《书吴道子画后》。
[6]黄庭坚：《山谷论书》，崔尔平编《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
[7][18]转见孙洵：《黄庭坚书论选注》，华夏翰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第28页。
[14]《中国书法全集·清代编·何绍基卷》，荣宝斋出版社1994年版，第320页。
[15]詹景凤：《题陈廷尉所藏张即之墨迹》，见《詹东图玄览编·附录题跋》，载《中国书画全书》第四册第56页。
[16][19]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2页，第140页。
[20]转见刘正成《中国书法全集》第37卷，荣宝斋出版社1992年版，第275页。
[21]（宋）沈作喆：《寓简》，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37年版。
[22]邱世鸿：《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第24页。
[23]转见胡传海、郑晓华：《中国书法史话》，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作者：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书法研究所（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