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电影《海角七号》以历史和现实的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历史和现实相交织，给观众呈现了一系列极富喜剧性的现代日常生活矛盾，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一人类普遍处于自我无法掌控的悲剧命运之中。
[关键词]《海角七号》 喜剧 悲剧 现代性困境 极端体验
最近上映的台湾本土电影《海角七号》在观众中产生了极大反响，票房收入创五亿新台币，并在本届电影金马奖中获得诸多奖项。该电影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我以为，不仅仅是因为它选取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为主题，以及采用了极富夸张意味的喜剧性手法，更重要的是因为在这喜剧性的形式下面隐藏着悲剧性的深刻内涵现代人普遍处于自我无法掌控的“现代性困境”中。从而赋予该影片以强烈的现实意义。
电影首先给观众呈现了一艘客轮在阴沉的海上航行的历史性画面，讲述了二战期间，一个日本教师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不得不割舍下他深爱的恋人——台湾当地女孩子。忍着刻骨铭心的剧痛离开台湾，回到那战败以后残破不堪的日本。这位日本教师感到异常的无辜，因为他始终弄不明白，只是作为一名教师，为什么会让他卷入一场莫名其妙的不义战争之中。从而让自己经受如此惨烈的生离死别。正如他在信中写道的那样：“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时代的宿命是时代的罪过。我只是个穷教师，我爱你。却必须放弃你。”在这沉痛的责问中，似乎道出了一种普遍的人生荒诞感!我们不禁会回想而感叹，在二战中，由于一些政治野心家玩弄手腕，不知有多少无辜的平民百姓被卷入其中，最后只是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在那个失去公理的时代，人类处于战争的漩涡之中，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不能按照正常的逻辑生活!所以，在这种困境下，当理想破灭之后，脆弱的日本教师只有把爱情寄托于幻想之中。于是，他在信中写到：“愿这彩虹能永远伫立于这大海之上，连接大海的两端，连接你和我。”“彩虹”是该部电影中的关键性意象，贯穿了电影的始终。而这关键性的意象是很有象征意味的，它表明，现代人类渴望的理想，正如这彩虹。美丽，但却虚幻，可望而不可及，给人类增添了无尽的感伤!这位日本教师的爱情故事只是该电影的历史性的深层线索，与作为电影主要内容的现实性的表层线索——阿嘉的现代爱情故事，相互交织，相互照应，使该电影的主题意义取得了很好的阐释效果。
由阿嘉的爱情故事展开的现代现实生活的矛盾，是该电影特别吸引观众眼球的精彩内容之所在。但一般人只停留于其喜剧的表面形式，仅在短暂的诙谐中获得了瞬间的快感。而细心的观众在笑的一瞬间却感受到了剧中人物内心掩藏的深刻悲哀。而我认为这正是本剧的关键之所在。一场乐队演出。使原本零散的、甚至毫无关系的故事主人公都聚集在了一起，从而使本剧剧情上演到了高潮。电影的男主人公阿嘉一出场，便莫名其妙地发泄了一通，让人忍俊不禁。他骑一辆无牌无照的烂摩托，一上车，挂在肩上的电吉他便掉在了地上，这惹得他无比愤怒。似乎本来就怒火中烧，无处发泄，于是他干脆操起那把电吉他，使出全身力气恶狠狠地甩在柱角上，碎片横飞!嘴里还蹦出一句粗话：“操你妈的台北!”观众以为他简直要疯了。骑到红绿灯处又倒霉地遇上了交警劳马，他愤愤地问劳马：“这么多无牌无照驾驶，为啥只抓我一个?”似乎劳马也跟他一样晦气，答到：“他妈的，因为你看起来比较倒霉。”简直是火上添油，这话听起来也极不符合警察说话的逻辑。于是，紧接着又上演了一出阿嘉和劳马斗殴的闹剧。大大原是教堂唱诗班的一个弹钢琴的小女孩，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小学生却成功的扮演了一个成人的角色。在夜晚还和小男孩在海边约会，似乎有成人一样的烦恼。茂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要参加到属于年轻人的摇滚乐队来，成了观众瞩目的新星。仅这两个人物的出场便制造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这是所谓的“儿童成人化、成人儿童化”的现代怪异现象。水蛙当了一家摩托车店的修理工，一有空便在店门上凳子上敲起节奏来。一开始让人觉得怪异得很，这与他修摩托车八竿子打不着。马拉桑，更是搞笑，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推销他的小米酒，以至于他形成了条件反射。一见到人便大吼一声：“马啦桑!”让人胆战心惊，生怕人家没注意。所有人都觉得他像个怪物，都躲着他，怕被他吓着。更夸张的是，在正式的乐队演出时他却不自觉地让乐队成员穿上了他的马啦桑T恤，好借演出推销他的米酒。这种异常的举动发挥到了极致!他完全丧失了自我，几乎成了一架推销的机器。所以，他经常遭到别人的呵斥。但为了推销，他却逆来顺受，笑脸相迎。又不免让人觉得可爱!影片的女主人公友子，乐队总监。首先给人的印象是冷酷，急躁，目中无人，一个冷美人的形象。他对乐队开始毫无信心。面对即将来临的演出到期，当乐队训I练接连两次乱得一团糟，而她向阿嘉提要求，阿嘉又根本不屑时，她几乎绝望了!她既走不成，又毫无支援，于是便引发了她在中国传统的极为喜庆的婚宴场上与别人大打出手的一幕场景，让人哭笑不得!这样还没能排遣她的郁闷，于是，下意识中她又醉熏熏地来到了阿嘉的住处，找阿嘉撒无赖!当阿嘉这时还没理会她时，她便在门口做出了惊人的举动：拿起鞋便往阿嘉门上扔，一连砸碎了好几块玻璃。然后哭着沮丧地倒在地上，指着天上的那一片月亮，蹦出了一句极不符合日常逻辑的话语：“你(指月亮)为什么还笑!”不禁让观众捧腹大笑。像这样的喜剧性情节。零零散散地点缀了全剧的始终，给观众制造了无数的笑点。
接下来，我们便要问，难道编剧纯粹是为了让观众笑笑而已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本剧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只是一般的庸俗喜剧罢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固然不乏编剧的故作夸张之处。但在这些喜剧性的形式下面确实掩藏着悲剧性的真实内涵——人类普遍处于自我无法掌控的“现代性困境”之中。可以说这一乐队所有成员的一切怪异举动(即如上所述的喜剧性情节)都最终归因于这一悲剧性内涵，可从这一内涵中得到解释。如阿嘉的愤世嫉俗，不仅有早年丧父给他带来的心灵创伤，以及寄人篱下给他带来的无尽委屈，更有在现实环境中内心理想无法实现的悲哀。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杰出的吉他手，不仅会唱，还能作词、作曲，不愧为一个音乐天才，但却不能沉迷于音乐，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花巨资搞包装、打广告的话，音乐是不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只能活活饿死。但他哪具备这条件啊?于是，为免遭人唾骂“游手好闲”。他被迫做起了小邮递员的无聊工作。这不免使他觉得生活更加没有意义，单调、呆板、乏味。使他本来内向敏感的性格变得更加冷酷、叛逆和急躁。所以，全剧很少见到他的笑容，只在陷入友子的爱情中时偶有闪现。乍一看。女主人公友子好像极不通人情，傲慢、冷酷、无理，虽美，而不可爱。但只要一分析她的背景，我们便 会觉得，在剧中，她其实是最令人同情的一位现代女性。为了工作，她远离日本家人。只身来到台湾，举目无亲。本想在台湾寻找理想，可现实却让她处处碰壁。她是模特，公司却让她当翻译，作音乐总监。这违背了她的初衷。让她大失所望。但又能如何?作为一名弱女子，只能屈从。所以在训练乐队时，既没情绪又不懂专业。只能让她焦躁，处处冒火，冷酷而不讲理。当周围的人都不能理解她时。她便上演了后来的一出出闹剧。那个成人化的小女孩大大，显得过于早熟，小学生的年龄却能把大人玩的摇滚乐键盘要得出神入化，而且还跟小男孩月夜幽会，表现出成人的困惑。让人不可思议。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她父母离异，母亲在海滨大楼当服务员。我想，正是这现实的烦恼，逼迫她去过早地思考人生。让她感到了人生的无意义。也许，正是因为这，她才沉迷于音乐，以此来忘却现实的烦恼，表达她的情感，从而造就了她的音乐天才。茂伯着实让人觉得搞笑，七八十岁还来参加摇滚乐队。一个古董与现代音乐极不协调!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偶然!不久之前，他还是一个邮递员，只是因为那场车祸，他才退下来养伤，偶有机会玩弄他原本酷爱的音乐。他也厌倦了常年累月、忙忙碌碌的机器人似的单调生活，为给生活增添点乐趣，他也来寻求刺激。劳马原是台北霹雳小组的一名特警，人称“半条命”，在一次行动中受重伤而住院半年。妻子无法忍受日日夜夜的孤独和担惊受怕，于是离家出走。为了使妻子回心转意，劳马无奈地去做了他并不喜欢的小交警，于是时时想找人发泄，才与阿嘉发生斗殴。水蛙本是一个玩架子鼓的能手，却偏偏去做了讨厌的摩托修理工。但他时时涌现音乐的灵感，虽手操起家伙便在门上，凳子上敲。当一个尼姑请他化缘时，他却冒出了一句诙谐但又令人感伤的原著民土语：“阿弥陀佛，这位菩萨，我不是土虱，我是水蛙，我没钱。”这不禁让人同情，一个架子鼓的天才不能打鼓，却屈从于一个摩托车老板。马拉桑原是一个贝斯手，为了赚钱，却变成了一个推销的机器，其行为极其异常，随便什么人他都可以卖笑。由以上分析可见，表面上看来极为搞笑、不可思议的滑稽喜剧，背后却都深藏着让人心酸的悲剧性内涵——所有剧中人物都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本真”地活着，都屈从于一种无形的力量而“非本真”地存在，丧失了自我!他们内心都透露出孤独、压抑、焦虑、愤懑而又无可奈何!从他们身上反观自身，我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现代人类的生存悲哀——我们普遍处于一种“现代性困境”中。
正是处于这种共同的境遇，阿嘉和友子才有同病相怜之感，并且，由开始互相敌视发展到后来的双双坠入爱河，并使剧情逐渐达到了高潮。也正是由于共同的境遇，才凝聚了整个乐队，在最后的演出中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在演出中，所有乐队成员忘乎所以，毕其全力发泄其原始的生命力，好像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生命的“极端体验”，在这种“极端体验”中，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随着阿嘉空中飞舞的造型，震撼、动荡、急迫的摇滚乐响彻了整个海滨，他们狂吼：“想搜集夏天的热，穿越叫幸福的河，想作吞大象的蛇，不自量力，说真的，有何不可……”他们忘我的极力表现和歌词本身便具有强烈的对抗现实的意味。在这个性的极力张扬之中，我们听出了现代人类为摆脱异化、回归本真自我的极度呐喊!
呐喊归呐喊，但现实依然是现实!令人惋惜的是，在影片的最后，友子无奈地告诉阿嘉演出结束后。公司便要她回日本当公关。于是，我们不禁要为他们担忧纵使阿嘉深情地挽留，或跟着去日本，他们的爱情能顺利吗7会不会重演几十年前那位日本教师的悲剧?或者。会不会重演大大母亲的悲剧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任何人都无法自我掌控的现代性困境之中，想追求纯粹的爱情，显得多么的渺茫!所以，几十年后，时过境迁，那困扰日本教师和台湾友子的灾难性境遇又一次地摆在了阿嘉和日本友子的面前。这个日本友子与那个日本教师有着惊人的相似，也把希望寄托于彩虹!
当剧中人物一次次怀着无限感伤不约而同地露宿于海滩时，当阿嘉一次次地逃避现实掷身大海享受无拘无束的自由时，当镇长一次次地面对大海抱怨现实的丑恶赞赏大海的美丽时，我们不禁要问：面对战争、恐怖主义、夫妻离异、人性异化、环境恶化……人类的现代工业文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给人类自身带来了幸福?
[关键词]《海角七号》 喜剧 悲剧 现代性困境 极端体验
最近上映的台湾本土电影《海角七号》在观众中产生了极大反响，票房收入创五亿新台币，并在本届电影金马奖中获得诸多奖项。该电影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我以为，不仅仅是因为它选取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为主题，以及采用了极富夸张意味的喜剧性手法，更重要的是因为在这喜剧性的形式下面隐藏着悲剧性的深刻内涵现代人普遍处于自我无法掌控的“现代性困境”中。从而赋予该影片以强烈的现实意义。
电影首先给观众呈现了一艘客轮在阴沉的海上航行的历史性画面，讲述了二战期间，一个日本教师在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不得不割舍下他深爱的恋人——台湾当地女孩子。忍着刻骨铭心的剧痛离开台湾，回到那战败以后残破不堪的日本。这位日本教师感到异常的无辜，因为他始终弄不明白，只是作为一名教师，为什么会让他卷入一场莫名其妙的不义战争之中。从而让自己经受如此惨烈的生离死别。正如他在信中写道的那样：“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时代的宿命是时代的罪过。我只是个穷教师，我爱你。却必须放弃你。”在这沉痛的责问中，似乎道出了一种普遍的人生荒诞感!我们不禁会回想而感叹，在二战中，由于一些政治野心家玩弄手腕，不知有多少无辜的平民百姓被卷入其中，最后只是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在那个失去公理的时代，人类处于战争的漩涡之中，已经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不能按照正常的逻辑生活!所以，在这种困境下，当理想破灭之后，脆弱的日本教师只有把爱情寄托于幻想之中。于是，他在信中写到：“愿这彩虹能永远伫立于这大海之上，连接大海的两端，连接你和我。”“彩虹”是该部电影中的关键性意象，贯穿了电影的始终。而这关键性的意象是很有象征意味的，它表明，现代人类渴望的理想，正如这彩虹。美丽，但却虚幻，可望而不可及，给人类增添了无尽的感伤!这位日本教师的爱情故事只是该电影的历史性的深层线索，与作为电影主要内容的现实性的表层线索——阿嘉的现代爱情故事，相互交织，相互照应，使该电影的主题意义取得了很好的阐释效果。
由阿嘉的爱情故事展开的现代现实生活的矛盾，是该电影特别吸引观众眼球的精彩内容之所在。但一般人只停留于其喜剧的表面形式，仅在短暂的诙谐中获得了瞬间的快感。而细心的观众在笑的一瞬间却感受到了剧中人物内心掩藏的深刻悲哀。而我认为这正是本剧的关键之所在。一场乐队演出。使原本零散的、甚至毫无关系的故事主人公都聚集在了一起，从而使本剧剧情上演到了高潮。电影的男主人公阿嘉一出场，便莫名其妙地发泄了一通，让人忍俊不禁。他骑一辆无牌无照的烂摩托，一上车，挂在肩上的电吉他便掉在了地上，这惹得他无比愤怒。似乎本来就怒火中烧，无处发泄，于是他干脆操起那把电吉他，使出全身力气恶狠狠地甩在柱角上，碎片横飞!嘴里还蹦出一句粗话：“操你妈的台北!”观众以为他简直要疯了。骑到红绿灯处又倒霉地遇上了交警劳马，他愤愤地问劳马：“这么多无牌无照驾驶，为啥只抓我一个?”似乎劳马也跟他一样晦气，答到：“他妈的，因为你看起来比较倒霉。”简直是火上添油，这话听起来也极不符合警察说话的逻辑。于是，紧接着又上演了一出阿嘉和劳马斗殴的闹剧。大大原是教堂唱诗班的一个弹钢琴的小女孩，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小学生却成功的扮演了一个成人的角色。在夜晚还和小男孩在海边约会，似乎有成人一样的烦恼。茂伯七十多岁的人了，还要参加到属于年轻人的摇滚乐队来，成了观众瞩目的新星。仅这两个人物的出场便制造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这是所谓的“儿童成人化、成人儿童化”的现代怪异现象。水蛙当了一家摩托车店的修理工，一有空便在店门上凳子上敲起节奏来。一开始让人觉得怪异得很，这与他修摩托车八竿子打不着。马拉桑，更是搞笑，他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机会推销他的小米酒，以至于他形成了条件反射。一见到人便大吼一声：“马啦桑!”让人胆战心惊，生怕人家没注意。所有人都觉得他像个怪物，都躲着他，怕被他吓着。更夸张的是，在正式的乐队演出时他却不自觉地让乐队成员穿上了他的马啦桑T恤，好借演出推销他的米酒。这种异常的举动发挥到了极致!他完全丧失了自我，几乎成了一架推销的机器。所以，他经常遭到别人的呵斥。但为了推销，他却逆来顺受，笑脸相迎。又不免让人觉得可爱!影片的女主人公友子，乐队总监。首先给人的印象是冷酷，急躁，目中无人，一个冷美人的形象。他对乐队开始毫无信心。面对即将来临的演出到期，当乐队训I练接连两次乱得一团糟，而她向阿嘉提要求，阿嘉又根本不屑时，她几乎绝望了!她既走不成，又毫无支援，于是便引发了她在中国传统的极为喜庆的婚宴场上与别人大打出手的一幕场景，让人哭笑不得!这样还没能排遣她的郁闷，于是，下意识中她又醉熏熏地来到了阿嘉的住处，找阿嘉撒无赖!当阿嘉这时还没理会她时，她便在门口做出了惊人的举动：拿起鞋便往阿嘉门上扔，一连砸碎了好几块玻璃。然后哭着沮丧地倒在地上，指着天上的那一片月亮，蹦出了一句极不符合日常逻辑的话语：“你(指月亮)为什么还笑!”不禁让观众捧腹大笑。像这样的喜剧性情节。零零散散地点缀了全剧的始终，给观众制造了无数的笑点。
接下来，我们便要问，难道编剧纯粹是为了让观众笑笑而已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本剧并没有什么高明之处，只是一般的庸俗喜剧罢了。问题的关键是，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固然不乏编剧的故作夸张之处。但在这些喜剧性的形式下面确实掩藏着悲剧性的真实内涵——人类普遍处于自我无法掌控的“现代性困境”之中。可以说这一乐队所有成员的一切怪异举动(即如上所述的喜剧性情节)都最终归因于这一悲剧性内涵，可从这一内涵中得到解释。如阿嘉的愤世嫉俗，不仅有早年丧父给他带来的心灵创伤，以及寄人篱下给他带来的无尽委屈，更有在现实环境中内心理想无法实现的悲哀。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杰出的吉他手，不仅会唱，还能作词、作曲，不愧为一个音乐天才，但却不能沉迷于音乐，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花巨资搞包装、打广告的话，音乐是不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只能活活饿死。但他哪具备这条件啊?于是，为免遭人唾骂“游手好闲”。他被迫做起了小邮递员的无聊工作。这不免使他觉得生活更加没有意义，单调、呆板、乏味。使他本来内向敏感的性格变得更加冷酷、叛逆和急躁。所以，全剧很少见到他的笑容，只在陷入友子的爱情中时偶有闪现。乍一看。女主人公友子好像极不通人情，傲慢、冷酷、无理，虽美，而不可爱。但只要一分析她的背景，我们便 会觉得，在剧中，她其实是最令人同情的一位现代女性。为了工作，她远离日本家人。只身来到台湾，举目无亲。本想在台湾寻找理想，可现实却让她处处碰壁。她是模特，公司却让她当翻译，作音乐总监。这违背了她的初衷。让她大失所望。但又能如何?作为一名弱女子，只能屈从。所以在训练乐队时，既没情绪又不懂专业。只能让她焦躁，处处冒火，冷酷而不讲理。当周围的人都不能理解她时。她便上演了后来的一出出闹剧。那个成人化的小女孩大大，显得过于早熟，小学生的年龄却能把大人玩的摇滚乐键盘要得出神入化，而且还跟小男孩月夜幽会，表现出成人的困惑。让人不可思议。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她父母离异，母亲在海滨大楼当服务员。我想，正是这现实的烦恼，逼迫她去过早地思考人生。让她感到了人生的无意义。也许，正是因为这，她才沉迷于音乐，以此来忘却现实的烦恼，表达她的情感，从而造就了她的音乐天才。茂伯着实让人觉得搞笑，七八十岁还来参加摇滚乐队。一个古董与现代音乐极不协调!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偶然!不久之前，他还是一个邮递员，只是因为那场车祸，他才退下来养伤，偶有机会玩弄他原本酷爱的音乐。他也厌倦了常年累月、忙忙碌碌的机器人似的单调生活，为给生活增添点乐趣，他也来寻求刺激。劳马原是台北霹雳小组的一名特警，人称“半条命”，在一次行动中受重伤而住院半年。妻子无法忍受日日夜夜的孤独和担惊受怕，于是离家出走。为了使妻子回心转意，劳马无奈地去做了他并不喜欢的小交警，于是时时想找人发泄，才与阿嘉发生斗殴。水蛙本是一个玩架子鼓的能手，却偏偏去做了讨厌的摩托修理工。但他时时涌现音乐的灵感，虽手操起家伙便在门上，凳子上敲。当一个尼姑请他化缘时，他却冒出了一句诙谐但又令人感伤的原著民土语：“阿弥陀佛，这位菩萨，我不是土虱，我是水蛙，我没钱。”这不禁让人同情，一个架子鼓的天才不能打鼓，却屈从于一个摩托车老板。马拉桑原是一个贝斯手，为了赚钱，却变成了一个推销的机器，其行为极其异常，随便什么人他都可以卖笑。由以上分析可见，表面上看来极为搞笑、不可思议的滑稽喜剧，背后却都深藏着让人心酸的悲剧性内涵——所有剧中人物都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本真”地活着，都屈从于一种无形的力量而“非本真”地存在，丧失了自我!他们内心都透露出孤独、压抑、焦虑、愤懑而又无可奈何!从他们身上反观自身，我们能够真实地感受到现代人类的生存悲哀——我们普遍处于一种“现代性困境”中。
正是处于这种共同的境遇，阿嘉和友子才有同病相怜之感，并且，由开始互相敌视发展到后来的双双坠入爱河，并使剧情逐渐达到了高潮。也正是由于共同的境遇，才凝聚了整个乐队，在最后的演出中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在演出中，所有乐队成员忘乎所以，毕其全力发泄其原始的生命力，好像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生命的“极端体验”，在这种“极端体验”中，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随着阿嘉空中飞舞的造型，震撼、动荡、急迫的摇滚乐响彻了整个海滨，他们狂吼：“想搜集夏天的热，穿越叫幸福的河，想作吞大象的蛇，不自量力，说真的，有何不可……”他们忘我的极力表现和歌词本身便具有强烈的对抗现实的意味。在这个性的极力张扬之中，我们听出了现代人类为摆脱异化、回归本真自我的极度呐喊!
呐喊归呐喊，但现实依然是现实!令人惋惜的是，在影片的最后，友子无奈地告诉阿嘉演出结束后。公司便要她回日本当公关。于是，我们不禁要为他们担忧纵使阿嘉深情地挽留，或跟着去日本，他们的爱情能顺利吗7会不会重演几十年前那位日本教师的悲剧?或者。会不会重演大大母亲的悲剧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任何人都无法自我掌控的现代性困境之中，想追求纯粹的爱情，显得多么的渺茫!所以，几十年后，时过境迁，那困扰日本教师和台湾友子的灾难性境遇又一次地摆在了阿嘉和日本友子的面前。这个日本友子与那个日本教师有着惊人的相似，也把希望寄托于彩虹!
当剧中人物一次次怀着无限感伤不约而同地露宿于海滩时，当阿嘉一次次地逃避现实掷身大海享受无拘无束的自由时，当镇长一次次地面对大海抱怨现实的丑恶赞赏大海的美丽时，我们不禁要问：面对战争、恐怖主义、夫妻离异、人性异化、环境恶化……人类的现代工业文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给人类自身带来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