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而恰巧翻译就是在不同的语言之间，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为了使得跨文化的交际得以顺利的进行，译者需要按原文的语境和目的，选择理解原文，运用多种相应的翻译策略，顺应选择最佳的表达方式。两种不同的语言背后必定蕴含着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习俗，这导致了来源语和目的语的读者群具有不同的认知因素和意识程度。因此，如何能在翻译中动态顺应来源语和目的语的文化语境是决定译文“好坏”的关键。
　　一般来说，由于在不同文化的社交規范、认知因素、情感因素上存在着差异，如果选择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就会照成双方的交际障碍，所以需要在翻译中按照不同文化的差异之处调整译文的表达方式，利用解释扩充、词语替代或删减概念来调整译文的某些内容。
　　比如在《围城》中钱钟书写道：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而莫宜家则翻译成“Sp?ter deutete man das als Vorboten des Kriegs-man schrieb 1937， das Jahr des japanischen Einmarsches.” 在此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关于时间的指示不同，为了顺应目的语的文化语境，译者选择省略了“民国二十六年”，补充点明了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这便是通过删减无关紧要的文化概念，补充扩展了目的语所缺的文化知识内容，进行了文化的顺应。
　　同时，为了顺应双方的交际语境，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上下文，译者也可以选择解释的翻译方法来阐释原语的文化背景。原文中作者按照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描述以下内容：“他刚会走路，一刻不停地要乱跑；母亲怕爇，拉得手累心烦，又惦记着丈夫在下面的输赢，不住骂这孩子讨厌”。而译者翻译为“Da er gerade laufen gelernt hatte， fühlte er einen gro?en Bewegungsdrang， doch hielt ihn seine Mutter an einem Lederriemen， so dass er keine drei Schritte tun konnte， ohne zurückgezogen zu werden. Da die Mutter unter der Hitze litt……”在这段翻译中，译者增加了“中国人用皮绳拴住小孩，教小孩走路的方式”，为下句中“拉得手累心烦”做铺垫，顺应了目的语读者的意识程度，补充了来源语的文化背景，成功完成了两者的文化顺应。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顺应目的语读者的认知因素或用词习惯，往往会选择利用“归化”的翻译手段，在目的语中选择恰当的词语对原文中表达进行替换，以此达到其语用性的效果和双方交际的目的。比如把“大宴会上没人敷衍的来宾”翻译成“wie ein Mauerblümchen auf einem Fest”，这里的Mauerblümchen指的是舞会上没有受到邀请的“壁花小姐”，在德语中找到合适的词进行替代，两者表述的意思相当，而且使译文显得生动，同时又顺应了交际者的认知因素，让德语读者读起来更有亲近之情，更能很好地理解小说的内容。
　　但是，一味地使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也会带来一些弊端。比如目的语读者将无法了解到来源语的文化习俗，这不利于双方文化的交流。而且，在目的语中找寻相应的词汇进行替换也会产生一些理解的偏差。例如方鸿渐在写给父亲的书信上，希望由父亲出面解除婚约，原句相容为“善为解铃”，蕴含了中国文化中“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意思，暗示应有父亲解除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但译者翻译为“den gordischen Knoten l?sen”，即为“解开结”的意思，虽然表层意思相同，但却少了层深意，没有原文那么耐人寻味。又比如说，方鸿渐的父亲批评儿子爱照镜子，称其为“梨园弟子”，德语译文为“Kom?dianten”，它特指西方十七、十八世纪中的戏剧演员，让我们联想到的是具有滑稽扮相的喜剧小丑，与中国文化中油墨扮相、长衫水袖的戏剧演员是完全不同的。虽然两者职业相同，但文化的背景有很大的出入。由此看来，要找到恰如其分的顺应文化语境的词语是多么的不易啊！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翻译时要讲究文化的顺应性。在翻译时，应考虑到目的语读者的背景知识、语言表达习惯、生活风俗等因素，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顺应目的语的文化语境，使得目的语读者能理解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在此基础上，又要尽可能的顺应原文的风格，尽可能地把原文的文化传播到目的语文化中去，成功达到双方文化的交流。
　　参考文献：
　　[1]李建，何自然，霍永寿. 语用学十二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2]钱钟书著，莫宜佳译. 围城[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