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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人口13亿3972万4852人、年均增长率0.57％、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为13.26％、流动人口2亿6138万6075人、118.06的出生人口性别比
2011年4月28日，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给出了备受关注的“六普”主要数据。
马建堂表示，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已从过去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高、低、高”的模式过渡到了目前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低、低”模式，中国人口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是中国人口、经济、社会面临的三大矛盾和挑战。
争议“总和生育率”
本次“六普”的标准时点为2010年11月1日零时，不包括居住在境内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查登记的全国总计人口约为13.397亿人，相比“五普”数据，中国人口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率为0.57％。
这一数据相比上一个十年——1990年－2000年的1.07％年均增长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马建堂表示，“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不过，人口学界更看重和更常用的指标是——“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时，代际之间人口更替将大致均衡。在此之上，人口逐渐增加，其下则减少。
4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建堂并未透露总和生育率的具体数字。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依据每年新生儿约1600万人，推算出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0，再考虑漏报因素，可修正为1.65左右。
“六普”数据公布四天后，5月3日，联合国人口司发布《世界人口展望（2010）》。与翟振武的推算接近，这份报告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2009年间，是1.64，预计2010年－2014年，为1.56。
不过，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蔡泳、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不到1.5。
蔡泳认为，翟振武的算法有两个漏洞：其一，“六普”统计0－14岁有2.225亿人，年平均增长不到1500万人。其二，依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数据，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数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依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出生数，可以推算2010年的出生人口约为1400万人。因而估计当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4，再加上漏报，也就是1.45，不会超过1.5。
而在官方层面，包括国家人口计生委原主任张维庆、现任副主任赵白鸽在内的官员，近年来都宣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7－1.8之间。
无论是2006年的“十一五”人口规划，还是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皆称“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006年，国家人口计生委亦根据这一指标，“规划”到2010年“十一五”末，中国的人口应该在13.6亿人。但是“六普”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中国人口只有13.397亿；2010年统计公报显示：至2010年底，为13.41亿，这较当年的规划，少了1900万人。
总性别比存疑
在总人口性别构成方面，中国男性人口为6.869亿人，占总人口的51.27％；女性人口为6.529亿人，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由2000年“五普”的106.74（男∶女，女为100）下降为105.20。
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人口性别比下降原因的问题时透露，“六普”统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06。他表示，这个数据比“五普”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但是比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118.59下降了0.53个百分点，比2009年的人口抽样调查119.45下降了1.39个百分点。“说明近年来我们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一些措施，如关爱女孩活动等等，还是取得了成效的。”马建堂这样解释。
所谓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值，在103－107之间属正常情况。“五普”及此前的历次人口普查公报中都未公布这项数据。从2006年开始，国家统计局的年度公报里开始出现这一数据。2006年－2009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是：119.25、120.22、120.56和119.45，远超正常水平。
《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框架（征求意见稿）》中也承认，“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持续偏高时间最长的国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张车伟等学者认为，这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关，“越严格的地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越严重。”
但对于马建堂用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趋势来解释中国男女比例下降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严谨。蔡泳认为，中国这些年因为出生人数、青少年人口的下降，老年化程度提高、女性比男性长寿等原因，总人口性别比下降是可能的。但十年间从106.74下降到105.20“不太可能”的。
蔡泳估算后认为，要达到上述降幅，意味着“中国男女的人均预期寿命差别要达到八年左右，也就是妇女死亡率的大幅下降”。人均预期寿命是指在一定的死亡水平下，预期每个人平均可存活的年数。
“十二五”规划提到，中国总人口预期寿命在“十一五”末为73.5岁，预计在“十二五”达到74.5岁。但目前中国尚无公开的男女预期寿命数据。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称，中国男性的预期平均寿命为71岁，女性为74岁。
蔡泳因此对“六普”的总人口中性别比数据存在质疑，“这当然只是猜测，具体要到统计局公布分年龄性别数据以后，才能找到答案。”他说。
老龄化加剧
“老龄化”是近年来公众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根据国际通行计算标准，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还可以细分：当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数的10％－19％为轻度，20％－29％为中度，30％及以上则为重度。
“六普”数据表明，中国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较“五普”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亿人，占总人口的8.87％，上升1.91个百分点。
实际上，2000年“五普”时，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已达到10.33％，已然步入老龄化社会。十年过去后，老龄化程度在加剧。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图，已由起初的“金字塔形”变为日益明显的“宝塔形”。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表示，尽管对这一趋势人口学界是有共识的，但0－14岁年轻人口降幅超出预期，老龄化加速的严重程度也超出了想象。
马建堂特别指出，人口由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模式过渡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模式，在发达国家是一个自然、长时间的过程，需要50年以上，甚至近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实现这个转变的时间则非常短，主要原因是“中国模式的转变有很强的调控性，中国政府从1980年开始实行认真积极的计划生育政策”。
至于老龄化程度加剧将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社会可能因此背上沉重的“养老负担”。有人口学者指出，由于人为调控的缘故，中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造成所谓“未富先老”的局面，薄弱的经济基础能否承担起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将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马建堂也坦承，中国“妥善处理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是所有国家都没有的，难度极大”。
“2000年，中国20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和60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是5.5∶1，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4.8∶1，到2030年时，预计会变为2.1∶1。”王丰表示，中国的养老制度将面临严峻挑战。
超出想象的流动性
“六普”数据亦表明，中国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到了2.61亿人，相比“五普”时, 增加了1.17亿人，增幅高达81.03％。
城乡人口方面，城镇人口为6.66亿人，占49.68％，相比“五普”增加了13.46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亿人，占50.32％。
地区和各省的常住人口排名也随之发生了剧变，东部沿海及发达地区的总人口比重在增加，中西部人口比重在减少。
最突出的是，广东省常住人口达到1.04亿人，超越“五普”时的河南省，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也成为唯一一个人口过亿的省份。
另外，北京市的人口也由“五普”时的1382万人，上升到“六普”时的1961万人，升幅高达41.90％；上海市的人口由1674万上升至2302万，升幅也达到了37.51％，均大大高于5.84％的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这些结果颇出乎人口学界的意料。翟振武表示，虽然流动性和城镇化的大趋势已是共识，但起初部分人口学家也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转移的加快，在东部沿海及发达地区的流动人口，会向中西部地区回流，或者流动人口会分散。但“六普”结果表明，并非如此。
王丰亦称，中国流动人口增加这么多，以及流动人口的主动性，有些“超出想象”。
此外，在统计方法上，“六普”被多位中外人口学家认为“最大亮点”的是实施了“双口径制”，即“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的双重登记方式，同时在计算机后期处理上，予以辨别，剔除了重复登记的人口信息。
这直接的结果是，“六普”的“漏登率”只有罕见的0.12％。这是在人口普查现场登记结束后，于全国随机抽取了402个普查小区进行事后质量抽查，与现场登记结果比对得出的结果。
而在“五普”时，漏登率达到了1.81％——不过马建堂说，这在国际上仍处于较好的水平。国际上一般认为，一个国家人口普查的漏报率控制在3％以内，质量是比较好的。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漏报率有高有低，一般在2％左右。有的发展中国家漏登率到了惊人的地步，达到15％。
无论是马建堂，还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或是王丰等人口学者，均认为“六普”是一次可以“打高分”的、“高质量的人口普查”，其数据整体可以信赖。
本刊记者左林对此文亦有贡献
2011年4月28日，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下称“六普”）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给出了备受关注的“六普”主要数据。
马建堂表示，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已从过去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高、低、高”的模式过渡到了目前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低、低”模式，中国人口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是中国人口、经济、社会面临的三大矛盾和挑战。
争议“总和生育率”
本次“六普”的标准时点为2010年11月1日零时，不包括居住在境内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普查登记的全国总计人口约为13.397亿人，相比“五普”数据，中国人口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率为0.57％。
这一数据相比上一个十年——1990年－2000年的1.07％年均增长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马建堂表示，“十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处于低生育水平阶段。”
不过，人口学界更看重和更常用的指标是——“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时，代际之间人口更替将大致均衡。在此之上，人口逐渐增加，其下则减少。
4月2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建堂并未透露总和生育率的具体数字。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依据每年新生儿约1600万人，推算出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60，再考虑漏报因素，可修正为1.65左右。
“六普”数据公布四天后，5月3日，联合国人口司发布《世界人口展望（2010）》。与翟振武的推算接近，这份报告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2009年间，是1.64，预计2010年－2014年，为1.56。
不过，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蔡泳、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等学者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不到1.5。
蔡泳认为，翟振武的算法有两个漏洞：其一，“六普”统计0－14岁有2.225亿人，年平均增长不到1500万人。其二，依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数据，中国每年出生人口数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依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出生数，可以推算2010年的出生人口约为1400万人。因而估计当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4，再加上漏报，也就是1.45，不会超过1.5。
而在官方层面，包括国家人口计生委原主任张维庆、现任副主任赵白鸽在内的官员，近年来都宣称，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7－1.8之间。
无论是2006年的“十一五”人口规划，还是2007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皆称“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006年，国家人口计生委亦根据这一指标，“规划”到2010年“十一五”末，中国的人口应该在13.6亿人。但是“六普”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时，中国人口只有13.397亿；2010年统计公报显示：至2010年底，为13.41亿，这较当年的规划，少了1900万人。
总性别比存疑
在总人口性别构成方面，中国男性人口为6.869亿人，占总人口的51.27％；女性人口为6.529亿人，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由2000年“五普”的106.74（男∶女，女为100）下降为105.20。
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人口性别比下降原因的问题时透露，“六普”统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06。他表示，这个数据比“五普”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但是比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118.59下降了0.53个百分点，比2009年的人口抽样调查119.45下降了1.39个百分点。“说明近年来我们国家有关部门采取一些措施，如关爱女孩活动等等，还是取得了成效的。”马建堂这样解释。
所谓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值，在103－107之间属正常情况。“五普”及此前的历次人口普查公报中都未公布这项数据。从2006年开始，国家统计局的年度公报里开始出现这一数据。2006年－2009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是：119.25、120.22、120.56和119.45，远超正常水平。
《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框架（征求意见稿）》中也承认，“我国是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持续偏高时间最长的国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副所长张车伟等学者认为，这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有关，“越严格的地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越严重。”
但对于马建堂用出生人口性别比下降趋势来解释中国男女比例下降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严谨。蔡泳认为，中国这些年因为出生人数、青少年人口的下降，老年化程度提高、女性比男性长寿等原因，总人口性别比下降是可能的。但十年间从106.74下降到105.20“不太可能”的。
蔡泳估算后认为，要达到上述降幅，意味着“中国男女的人均预期寿命差别要达到八年左右，也就是妇女死亡率的大幅下降”。人均预期寿命是指在一定的死亡水平下，预期每个人平均可存活的年数。
“十二五”规划提到，中国总人口预期寿命在“十一五”末为73.5岁，预计在“十二五”达到74.5岁。但目前中国尚无公开的男女预期寿命数据。200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称，中国男性的预期平均寿命为71岁，女性为74岁。
蔡泳因此对“六普”的总人口中性别比数据存在质疑，“这当然只是猜测，具体要到统计局公布分年龄性别数据以后，才能找到答案。”他说。
老龄化加剧
“老龄化”是近年来公众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根据国际通行计算标准，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还可以细分：当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数的10％－19％为轻度，20％－29％为中度，30％及以上则为重度。
“六普”数据表明，中国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6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较“五普”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亿人，占总人口的8.87％，上升1.91个百分点。
实际上，2000年“五普”时，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已达到10.33％，已然步入老龄化社会。十年过去后，老龄化程度在加剧。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图，已由起初的“金字塔形”变为日益明显的“宝塔形”。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表示，尽管对这一趋势人口学界是有共识的，但0－14岁年轻人口降幅超出预期，老龄化加速的严重程度也超出了想象。
马建堂特别指出，人口由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模式过渡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模式，在发达国家是一个自然、长时间的过程，需要50年以上，甚至近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实现这个转变的时间则非常短，主要原因是“中国模式的转变有很强的调控性，中国政府从1980年开始实行认真积极的计划生育政策”。
至于老龄化程度加剧将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社会可能因此背上沉重的“养老负担”。有人口学者指出，由于人为调控的缘故，中国的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造成所谓“未富先老”的局面，薄弱的经济基础能否承担起供养老年人口的能力，将是一个巨大的疑问。
马建堂也坦承，中国“妥善处理老龄化带来的压力是所有国家都没有的，难度极大”。
“2000年，中国20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和60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是5.5∶1，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4.8∶1，到2030年时，预计会变为2.1∶1。”王丰表示，中国的养老制度将面临严峻挑战。
超出想象的流动性
“六普”数据亦表明，中国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达到了2.61亿人，相比“五普”时, 增加了1.17亿人，增幅高达81.03％。
城乡人口方面，城镇人口为6.66亿人，占49.68％，相比“五普”增加了13.46个百分点；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亿人，占50.32％。
地区和各省的常住人口排名也随之发生了剧变，东部沿海及发达地区的总人口比重在增加，中西部人口比重在减少。
最突出的是，广东省常住人口达到1.04亿人，超越“五普”时的河南省，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也成为唯一一个人口过亿的省份。
另外，北京市的人口也由“五普”时的1382万人，上升到“六普”时的1961万人，升幅高达41.90％；上海市的人口由1674万上升至2302万，升幅也达到了37.51％，均大大高于5.84％的全国平均增长水平。
这些结果颇出乎人口学界的意料。翟振武表示，虽然流动性和城镇化的大趋势已是共识，但起初部分人口学家也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产业转移的加快，在东部沿海及发达地区的流动人口，会向中西部地区回流，或者流动人口会分散。但“六普”结果表明，并非如此。
王丰亦称，中国流动人口增加这么多，以及流动人口的主动性，有些“超出想象”。
此外，在统计方法上，“六普”被多位中外人口学家认为“最大亮点”的是实施了“双口径制”，即“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的双重登记方式，同时在计算机后期处理上，予以辨别，剔除了重复登记的人口信息。
这直接的结果是，“六普”的“漏登率”只有罕见的0.12％。这是在人口普查现场登记结束后，于全国随机抽取了402个普查小区进行事后质量抽查，与现场登记结果比对得出的结果。
而在“五普”时，漏登率达到了1.81％——不过马建堂说，这在国际上仍处于较好的水平。国际上一般认为，一个国家人口普查的漏报率控制在3％以内，质量是比较好的。国际上发达国家的漏报率有高有低，一般在2％左右。有的发展中国家漏登率到了惊人的地步，达到15％。
无论是马建堂，还是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或是王丰等人口学者，均认为“六普”是一次可以“打高分”的、“高质量的人口普查”，其数据整体可以信赖。
本刊记者左林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