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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Ｇ633．3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673–1875（2007）01–082–02
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百读不厌，魅力长存，主要原因乃是作家以如椽大笔刻画了既具时代特征又极富个性的人物形象。
鲁迅的《阿Ｑ正传》和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虽相隔半个世纪，但两篇小说的写作背景、写作目的、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性格特征各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试分析如下：
一、写作背景：把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联系在一起
《阿Ｑ正传》中鲁迅把主人公阿Ｑ放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向我们展示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人的真实面貌。小说共九章，自始至终以阿Ｑ活动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阿Ｑ是未庄一个不为世人所闻的，穷得连姓名、籍贯都十分模糊的流浪雇农，受尽压迫和剥削。“精神胜利法”贯穿他短暂而悲惨的一生。阿Ｑ在革命到来之后性格发生变化。他不满现状，起先对革命“深恶痛绝之”，但又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觉得“革命也好罢”，产生了“投降共产党”的念头。然而阿Ｑ要求革命而不可得，革命后反而被枪毙，他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小说显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旧麻木愚昧。作品通过对阿Ｑ的遭遇和阿Ｑ式的革命的描写，深刻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原因，告诉人们阿Ｑ式的“革命”和杀害阿Ｑ的“革命”都只能使中国一天天沉入黑暗，中国迫切需要真正的革命，而真正的革命要想获得真正的胜利，首先要有一场思想革命和一大批觉醒的人民！
《陈奂生上城》中，高晓声把陈奂生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向我们展示了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民性格和农民命运。小说以陈奂生活动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赶上了改革开放好政策，摘掉“漏斗户主”帽子的陈奂生“肚子吃得饱，身上穿得新”。上城卖油绳，准备买一顶簇新的刮刮叫的帽子。然而卖了油绳，帽子还没来得及买，却因患了感冒，昏睡在车站的长椅上。被县委吴书记用吉普车送到了高级宾馆，住了五块钱一夜的房间。陈奂生因受到吴书记关心而感动，却更因花了五块钱住一夜而心疼，于是实施了一系列阿Ｑ式的报复行为——使劲作践招待所的沙发、枕巾，方使心理平衡精神取胜。回村之后，便因这次传奇经历提高了身份，一直很神气。小说显示新时期的农民在物质生活刚刚得到改善后，也开始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尽管这追求是朦胧的、狭隘浅薄的。就在这一过程中，长期以来在他们身上积淀的自私狭隘和愚昧落后更明显地暴露了出来。一方面是摆脱贫困后的喜悦，一方面是新追求中的尴尬。小说告诉人们要想进一步解放国民思想，提高国民素质，改革开放必须深入持久有序地进行下去。
二、写作目的：提示国民弱点，引起疗救注意
《阿Ｑ正传》写于1921年到1922年2月间，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鲁迅旨在“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②，达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晓声从事专业创作，他是一位对生活有真知灼见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引人注目的是以陈奂生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和《陈奂生出国》。《陈奂生上城》是其中最为精彩的一篇。作者塑造了陈奂生这样一个历史感、时代感很强的典型农民形象，其用意何在呢？正如高晓声所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松又沉重，高兴又慨叹。我轻松、高兴的是，我们的境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我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④“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
可见鲁迅塑造阿Ｑ和高晓声塑造陈奂生，虽相隔半个多世纪，时易世移，但目的都在于探索国民性问题，指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国民尤其是农民身上存在的或同或异的弱点，引起疗救的注意，进而提高国民素质。
三、典型意义：铸造特定时期国民性的镜子
正是因为两位作家将文学的使命与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结合起来，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才使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丰满厚重，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阿Ｑ是鲁迅从历史的积淀里，从辛亥革命前后旧中国现实和人生的深刻剖析中，“杂取种种人”，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铸造出来的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深邃社会历史内容的不朽典型。作品发表之时，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甚至“对号入座”。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少人身上仍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残存着阿Ｑ的“精神胜利法”。
高晓声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这一传统，他为自己的创作确定的总主题“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⑤正因为如此，陈奂生性格包蕴着丰富的内容，既有现实感又有历史感。陈奂生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国民性的镜子越来越显示其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
四、人物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
所谓“精神胜利法”是指用虚幻的精神胜利来掩饰或替代事实上的失败，即对于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采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象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虽然阿Ｑ和陈奂生两人性格中“精神胜利法”的内涵不尽相同，但都存在着妄自尊大、狭隘保守、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自轻自贱、自欺欺人、靠作践东西发泄怨愤以求胜利等主要病症，以下逐一分析。
㈠妄自尊大，狭隘保守
“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诸如此类的“名言”表现出阿Ｑ在现实失败中寻求精神安慰。阿Ｑ一方面以进过城“更自负”，另一方又“鄙薄城里人”，可以说这是一种矛盾心态。“阿Ｑ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一值一笑的神情。”以进过城而自负，是对于未庄人的自负，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盲目趋时，以为进城看到未庄人未曾看过的东西（譬如杀头）就非常了不起；而“鄙薄城里人”则是以为城里人把包括阿Ｑ在内的未庄人都称为长凳的东西叫条凳是错误的，可笑的！这充分表明阿Ｑ妄自尊大，狭隘保守。
较阿Ｑ进步的是陈奂生开始注意精神需求。然而他的精神需求不过是“能碰上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何其微不足道！何其狭隘浅薄！然而这样的事情还真让他“碰上了”！他坐上了县委吴书记的汽车，住上了五块钱一夜的县招待所高级房间！一夜间花掉了两顶帽子钱！陈奂生心疼肉也疼。然而转念一想：这五块钱花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于是“自豪”、“精神陡增”、“高大了许多”，这不正是妄自尊大、狭隘保守的阿Ｑ精神吗？
㈡自轻自贱
阿Ｑ被逼说人打畜生时，他自轻自贱地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但又高兴自己是“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因为除去“自轻自贱”，就只剩下“第一个”！陈奂生口拙、经历贫乏，因此“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服务员大姑娘当他是吴书记客人时笑靥如花，断定他“不是个人物”时则“冷若冰霜”，面对如此不正之风，陈奂生则认为是自己“说错了话，得罪了人”。可见，陈奂生也相当自卑，相当自轻自贱。
㈢等级观念根深蒂固
阿Ｑ灵魂里积淀的奴隶意识很深，姓名、籍贯乃至行状皆渺茫的阿Ｑ居然自称是赵太爷的本家，因这件事“蒙赵太爷”把他嘴巴之后，阿Ｑ竟出了名，“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且因此人们对阿Ｑ“不如尊敬一些稳当”，阿Ｑ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阿Ｑ不把自己当人看，面对强者加诸他的肉体和精神的凌辱，他敢怒而不敢言，甚至以挨赵太爷打为荣。他也不把同胞当人看，畏强欺弱。“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当他做不成奴隶时，他也想做主子，然后，变本加厉地凌辱比他更弱小的人物。
陈奂生感慨招待所房间的豪华，“心想吴书记照顾得太好了，这哪儿是我该住的地方！”“连沈万山都要住穷的；他一个农业社员，去年工分单价七角，困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这不是开了大玩笑！”“真是阴错阳差，他这副骨关能在那种床上躺尸吗？”然而“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贴……”
综上可见，阿Ｑ、陈奂生乃至他们周围的人灵魂深处的封建等级观念、尊卑意识都是根深蒂固的。
㈣自欺欺人，自安自慰
阿Ｑ对于头上的癞疮疤，先是忌讳，后来是自诩“你还不配”，被人打后心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足见阿Ｑ是以自欺求得自安自慰，求得精神胜利。陈奂生心疼自己的血汗钱，但“他是个看得穿的人，这时就有了兴头，想道：这等于出晦气钱——譬如买药吃掉！”难道不是在自欺吗？其实从自欺这方面讲，陈奂生似乎远胜阿Ｑ一筹，陈奂生不仅自欺，而且欺人，进而达到自负自傲，自足自满的地步。居然还有那么多人买他的账！自从上城有了奇遇，回家之后，陈奂生果然身价倍增，不仅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也对他友好起来，并且遗憾自己不如陈奂生幸运。这充分说明了陈奂生周围生活着许多和他一样精神世界的农民，陈奂生是这一时代农民形象的典型。
㈤作贱东西，发泄怨愤
在这一点上两个人目的相同：发泄怨愤，但做法略有区别。阿Ｑ作贱的是特殊的东西——阿Ｑ自己。阿Ｑ好不容易赌赢了一回，但却遭人抢劫，“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被儿子算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热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陈奂生比阿Ｑ精明，他不作践自己，他作践的是招待所的枕巾、沙发等东西。以交钱为界，陈奂生心理变化极大。交钱之前，对所有东西爱惜备至，躺在床上生怕弄脏床单，走在地上生怕弄脏地板，“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但当听说住一夜要花五块钱且花五块钱还要受大姑娘的气时，他一反常态，进行了一系列阿Ｑ式的报复，拼命作践沙发枕巾。“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且“故意立直身子，扑通坐下去……试了三次”。用提花枕巾擦满脸油汗，也心安理得“——即使房间成了猪圈，也不值！”
阿Ｑ和陈奂生的行为和心理何其相似！在极为不顺心时，便进行可笑的报复，借作践东西来发泄怨愤，求得精神胜利。
综上可知，阿Ｑ和陈奂生“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症状是极为相似的。然而两个艺术形象毕竟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又各有其独特的性格特征。20世纪80年代，学者林兴宅概括了阿Ｑ性格的十大方面：“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直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⑥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Ｑ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阿Ｑ几乎是国民弱点的别称；阿Ｑ精神（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历史和社会的“病状”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存在，它将作为一面镜子，使人们从中窥测到这种精神病容而时时警戒。阿Ｑ生逢乱世，一生短暂凄惨，遭遇可悲可叹，是病态社会里落后的，不觉悟的，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鲁迅对阿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陈奂生是幸运的，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囤里有米，橱里有衣。”他初步摆脱物质贫乏，同时也感到精神贫乏，有精神需求，尽管这需求是狭隘浅薄的。与阿Ｑ受尽欺压、不满现状不同，陈奂生受到了吴书记关心，对目前生活“满意透了”，并且“相信会越来越好”。可见陈奂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有一定觉悟的农民。他忠厚憨直，纯朴勤劳，有开放意识和经营理念，能够与时俱进。作者写陈奂生时“情绪轻快又沉重，高兴又慨叹”。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新形势下的陈奂生们经历了“包户”、“转业”、“出国”等复杂变化过程，不仅会逐渐缩小城乡差距，会有更高层次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而且会逐渐从历史遗留的因袭重负下解脱出来，人格日渐高尚，灵魂日臻完美！
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百读不厌，魅力长存，主要原因乃是作家以如椽大笔刻画了既具时代特征又极富个性的人物形象。
鲁迅的《阿Ｑ正传》和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虽相隔半个世纪，但两篇小说的写作背景、写作目的、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和性格特征各方面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试分析如下：
一、写作背景：把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问题联系在一起
《阿Ｑ正传》中鲁迅把主人公阿Ｑ放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向我们展示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中国人的真实面貌。小说共九章，自始至终以阿Ｑ活动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阿Ｑ是未庄一个不为世人所闻的，穷得连姓名、籍贯都十分模糊的流浪雇农，受尽压迫和剥削。“精神胜利法”贯穿他短暂而悲惨的一生。阿Ｑ在革命到来之后性格发生变化。他不满现状，起先对革命“深恶痛绝之”，但又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觉得“革命也好罢”，产生了“投降共产党”的念头。然而阿Ｑ要求革命而不可得，革命后反而被枪毙，他成了革命的牺牲品。小说显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人依旧麻木愚昧。作品通过对阿Ｑ的遭遇和阿Ｑ式的革命的描写，深刻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原因，告诉人们阿Ｑ式的“革命”和杀害阿Ｑ的“革命”都只能使中国一天天沉入黑暗，中国迫切需要真正的革命，而真正的革命要想获得真正的胜利，首先要有一场思想革命和一大批觉醒的人民！
《陈奂生上城》中，高晓声把陈奂生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向我们展示了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农民性格和农民命运。小说以陈奂生活动为线索展开故事情节。赶上了改革开放好政策，摘掉“漏斗户主”帽子的陈奂生“肚子吃得饱，身上穿得新”。上城卖油绳，准备买一顶簇新的刮刮叫的帽子。然而卖了油绳，帽子还没来得及买，却因患了感冒，昏睡在车站的长椅上。被县委吴书记用吉普车送到了高级宾馆，住了五块钱一夜的房间。陈奂生因受到吴书记关心而感动，却更因花了五块钱住一夜而心疼，于是实施了一系列阿Ｑ式的报复行为——使劲作践招待所的沙发、枕巾，方使心理平衡精神取胜。回村之后，便因这次传奇经历提高了身份，一直很神气。小说显示新时期的农民在物质生活刚刚得到改善后，也开始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尽管这追求是朦胧的、狭隘浅薄的。就在这一过程中，长期以来在他们身上积淀的自私狭隘和愚昧落后更明显地暴露了出来。一方面是摆脱贫困后的喜悦，一方面是新追求中的尴尬。小说告诉人们要想进一步解放国民思想，提高国民素质，改革开放必须深入持久有序地进行下去。
二、写作目的：提示国民弱点，引起疗救注意
《阿Ｑ正传》写于1921年到1922年2月间，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收入小说集《呐喊》。鲁迅旨在“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①，“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②，达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晓声从事专业创作，他是一位对生活有真知灼见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引人注目的是以陈奂生为主人公的系列小说：《“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和《陈奂生出国》。《陈奂生上城》是其中最为精彩的一篇。作者塑造了陈奂生这样一个历史感、时代感很强的典型农民形象，其用意何在呢？正如高晓声所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松又沉重，高兴又慨叹。我轻松、高兴的是，我们的境况改善了，我们终于前进了；我沉重、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我自己，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我的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④“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
可见鲁迅塑造阿Ｑ和高晓声塑造陈奂生，虽相隔半个多世纪，时易世移，但目的都在于探索国民性问题，指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国民尤其是农民身上存在的或同或异的弱点，引起疗救的注意，进而提高国民素质。
三、典型意义：铸造特定时期国民性的镜子
正是因为两位作家将文学的使命与启发人民群众的觉悟结合起来，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才使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丰满厚重，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阿Ｑ是鲁迅从历史的积淀里，从辛亥革命前后旧中国现实和人生的深刻剖析中，“杂取种种人”，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铸造出来的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特征和深邃社会历史内容的不朽典型。作品发表之时，就有不少人惴惴不安，甚至“对号入座”。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少人身上仍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残存着阿Ｑ的“精神胜利法”。
高晓声继承了鲁迅改造国民性这一传统，他为自己的创作确定的总主题“就是促使人们的灵魂完美起来。”⑤正因为如此，陈奂生性格包蕴着丰富的内容，既有现实感又有历史感。陈奂生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初期国民性的镜子越来越显示其认识价值和美学价值。
四、人物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
所谓“精神胜利法”是指用虚幻的精神胜利来掩饰或替代事实上的失败，即对于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采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象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虽然阿Ｑ和陈奂生两人性格中“精神胜利法”的内涵不尽相同，但都存在着妄自尊大、狭隘保守、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自轻自贱、自欺欺人、靠作践东西发泄怨愤以求胜利等主要病症，以下逐一分析。
㈠妄自尊大，狭隘保守
“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诸如此类的“名言”表现出阿Ｑ在现实失败中寻求精神安慰。阿Ｑ一方面以进过城“更自负”，另一方又“鄙薄城里人”，可以说这是一种矛盾心态。“阿Ｑ很自尊，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甚至于两位‘文童’也有以为一值一笑的神情。”以进过城而自负，是对于未庄人的自负，某种程度上表现出盲目趋时，以为进城看到未庄人未曾看过的东西（譬如杀头）就非常了不起；而“鄙薄城里人”则是以为城里人把包括阿Ｑ在内的未庄人都称为长凳的东西叫条凳是错误的，可笑的！这充分表明阿Ｑ妄自尊大，狭隘保守。
较阿Ｑ进步的是陈奂生开始注意精神需求。然而他的精神需求不过是“能碰上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讲给大家听听就好了，就神气了。”何其微不足道！何其狭隘浅薄！然而这样的事情还真让他“碰上了”！他坐上了县委吴书记的汽车，住上了五块钱一夜的县招待所高级房间！一夜间花掉了两顶帽子钱！陈奂生心疼肉也疼。然而转念一想：这五块钱花得值透！他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于是“自豪”、“精神陡增”、“高大了许多”，这不正是妄自尊大、狭隘保守的阿Ｑ精神吗？
㈡自轻自贱
阿Ｑ被逼说人打畜生时，他自轻自贱地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但又高兴自己是“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因为除去“自轻自贱”，就只剩下“第一个”！陈奂生口拙、经历贫乏，因此“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服务员大姑娘当他是吴书记客人时笑靥如花，断定他“不是个人物”时则“冷若冰霜”，面对如此不正之风，陈奂生则认为是自己“说错了话，得罪了人”。可见，陈奂生也相当自卑，相当自轻自贱。
㈢等级观念根深蒂固
阿Ｑ灵魂里积淀的奴隶意识很深，姓名、籍贯乃至行状皆渺茫的阿Ｑ居然自称是赵太爷的本家，因这件事“蒙赵太爷”把他嘴巴之后，阿Ｑ竟出了名，“他又觉得赵太爷高人一等了”，且因此人们对阿Ｑ“不如尊敬一些稳当”，阿Ｑ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阿Ｑ不把自己当人看，面对强者加诸他的肉体和精神的凌辱，他敢怒而不敢言，甚至以挨赵太爷打为荣。他也不把同胞当人看，畏强欺弱。“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当他做不成奴隶时，他也想做主子，然后，变本加厉地凌辱比他更弱小的人物。
陈奂生感慨招待所房间的豪华，“心想吴书记照顾得太好了，这哪儿是我该住的地方！”“连沈万山都要住穷的；他一个农业社员，去年工分单价七角，困一夜做七天还要倒贴一角，这不是开了大玩笑！”“真是阴错阳差，他这副骨关能在那种床上躺尸吗？”然而“只要一提到吴书记，说这五块钱还是吴书记看得起他，才让他用掉的，老婆保证服贴……”
综上可见，阿Ｑ、陈奂生乃至他们周围的人灵魂深处的封建等级观念、尊卑意识都是根深蒂固的。
㈣自欺欺人，自安自慰
阿Ｑ对于头上的癞疮疤，先是忌讳，后来是自诩“你还不配”，被人打后心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足见阿Ｑ是以自欺求得自安自慰，求得精神胜利。陈奂生心疼自己的血汗钱，但“他是个看得穿的人，这时就有了兴头，想道：这等于出晦气钱——譬如买药吃掉！”难道不是在自欺吗？其实从自欺这方面讲，陈奂生似乎远胜阿Ｑ一筹，陈奂生不仅自欺，而且欺人，进而达到自负自傲，自足自满的地步。居然还有那么多人买他的账！自从上城有了奇遇，回家之后，陈奂生果然身价倍增，不仅村上的人要听他讲，连大队干部也对他友好起来，并且遗憾自己不如陈奂生幸运。这充分说明了陈奂生周围生活着许多和他一样精神世界的农民，陈奂生是这一时代农民形象的典型。
㈤作贱东西，发泄怨愤
在这一点上两个人目的相同：发泄怨愤，但做法略有区别。阿Ｑ作贱的是特殊的东西——阿Ｑ自己。阿Ｑ好不容易赌赢了一回，但却遭人抢劫，“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说是被儿子算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但他立刻转败为胜了。他擎起右手，用力在自己脸上连打两个嘴巴，热刺刺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另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陈奂生比阿Ｑ精明，他不作践自己，他作践的是招待所的枕巾、沙发等东西。以交钱为界，陈奂生心理变化极大。交钱之前，对所有东西爱惜备至，躺在床上生怕弄脏床单，走在地上生怕弄脏地板，“把鞋子拎在手里，光着脚跑出去。”但当听说住一夜要花五块钱且花五块钱还要受大姑娘的气时，他一反常态，进行了一系列阿Ｑ式的报复，拼命作践沙发枕巾。“再也不怕弄脏，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往弹簧太师椅上一坐：管它，坐瘪了不关我事，出了五元钱呢？”且“故意立直身子，扑通坐下去……试了三次”。用提花枕巾擦满脸油汗，也心安理得“——即使房间成了猪圈，也不值！”
阿Ｑ和陈奂生的行为和心理何其相似！在极为不顺心时，便进行可笑的报复，借作践东西来发泄怨愤，求得精神胜利。
综上可知，阿Ｑ和陈奂生“精神胜利法”的主要症状是极为相似的。然而两个艺术形象毕竟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又各有其独特的性格特征。20世纪80年代，学者林兴宅概括了阿Ｑ性格的十大方面：“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直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⑥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Ｑ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阿Ｑ几乎是国民弱点的别称；阿Ｑ精神（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历史和社会的“病状”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存在，它将作为一面镜子，使人们从中窥测到这种精神病容而时时警戒。阿Ｑ生逢乱世，一生短暂凄惨，遭遇可悲可叹，是病态社会里落后的，不觉悟的，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鲁迅对阿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陈奂生是幸运的，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囤里有米，橱里有衣。”他初步摆脱物质贫乏，同时也感到精神贫乏，有精神需求，尽管这需求是狭隘浅薄的。与阿Ｑ受尽欺压、不满现状不同，陈奂生受到了吴书记关心，对目前生活“满意透了”，并且“相信会越来越好”。可见陈奂生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有一定觉悟的农民。他忠厚憨直，纯朴勤劳，有开放意识和经营理念，能够与时俱进。作者写陈奂生时“情绪轻快又沉重，高兴又慨叹”。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新形势下的陈奂生们经历了“包户”、“转业”、“出国”等复杂变化过程，不仅会逐渐缩小城乡差距，会有更高层次的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而且会逐渐从历史遗留的因袭重负下解脱出来，人格日渐高尚，灵魂日臻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