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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第三届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年会在上海举行的机会，笔者对联合国代理副秘书长让雅克·格拉伊塞先生和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佛朗茨·鲍曼先生，就联合国的运作、国际组织公务员的职业生涯、联合国译员招募，及联合国语言人才竞争性选拔考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访谈。
关键词：联合国；国际组织公务员；译员招募；译员培训
2013年4月22日至24日，由联合国总部大会及会议管理部（Department of General Assembly and Conference Management，DGACM）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承办的第三届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MoU Universities）年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这是该高端会议首次来到中国。来自联合国总部及各分支机构、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的官员和专业译员，以及上外高级翻译学院等全球21所联合国签约高校代表出席本届年会，共同商讨高端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评判与使用等一系列议题。
所谓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是联合国为了培养符合它要求的相关翻译人才，在它的6种工作语言的对象国中各挑选2～3所大学，与这些大学签署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目前全球共有21所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上海外国语大学是其中最早签约的高校之一。联合国每年都要举行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年会，其宗旨是使联合国总部大会及会议管理部、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聚在一起，加强合作，共同比较和交流各签约高校在培养语言类专业人才方面的方法和经验，探讨如何利用签约高校这个平台，使高校语言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能符合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的需求。与此同时，这种交流与合作也有效地推动和促进了当前世界各国相关高校的专业翻译教学和研究（柴明颎，张爱玲2013）。
以本次会议为契机，我们对联合国代理副秘书长让雅克·格拉伊塞（Jean-Jacques Graisse）先生以及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佛朗茨·鲍曼（Franz Baumann）先生进行了深入访谈。访谈中，让雅克·格拉伊塞先生谈到了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现今面临的最大挑战，千年发展目标的达成情况，以及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作用，并以他自己先后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等部门供职的经历为例，谈了一个国际组织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及在国际组织工作的利弊。佛朗茨·鲍曼先生讲述了作为联合国最大的部门，大会及会议管理部的由来及其在联合国中的职能，联合国招募译员的要求，联合国和欧盟的异同，以及如何准备联合国语言人才竞争性选拔考试等。访谈内容有助于国内的翻译教育者及有志于在国际组织谋职的年轻人了解联合国的运作、联合国的作用、在国际组织就职的注意事项等重要问题。
让雅克·格拉伊塞先生于2012年7月被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为主管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代理部长。作为一名国际公务员，格拉伊塞先生在联合国系统内服务超过40年，拥有丰富的工作和管理经验，对于联合国的运作有着透彻的理解。
佛朗茨·鲍曼先生自2009年6月起担任联合国纽约秘书处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助理秘书长。
戴惠萍：格拉伊塞先生，您如何看待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在现今世界的作用和当初成立时是一样的吗？如有不同，您认为不同在哪里？
让雅克·格拉伊塞：谢谢您的问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当时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建立和平。但是，在战胜国间建立和平只与一小部分国家相关。联合国成立时只有50个成员国，现在有将近200个成员国。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联合国的主要目的基本是处理冷战中的问题。这是相当困难的。联合国当时还参与了欧洲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971年11月，我供职于联合国大会。当时，北京最终被认定为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拥有者。承认北京是中国在联合国的真正代表经历了从1945年到1971年的26年，这也反映了当时事务运作的缓慢。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获得独立。亚洲的独立运动开始得更早一些，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获得了独立。20世纪60年代是非洲的独立年代。到了70年代，联合国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联合国第一个大规模的环境会议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自那时以来，联合国仍然与困难的政治问题、内战和地区紧张局势打交道，但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已经演变成一个处理经济、社会及环境事务的组织。我认为这是联合国作用的演变。
戴惠萍：在您看来，联合国现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联合国如何与普通大众联系起来？
让雅克·格拉伊塞：我认为联合国与普通大众的关联首先是通过许多人道主义活动来体现的。联合国的大型组织，无论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还是世界卫生组织（WHO），都与突发事件直接相关。人道主义危机占到其中很大比例，如干旱或饥荒，是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主要关注点，孩子们的美好生活，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要务。联合国的这些工作都是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在，对人们的现实生活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环境严重恶化的世界上生存。因此，联合国也十分关注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问题，以及在2015年达成千年发展目标后我们应当怎么做以保证世界可持续发展。
戴惠萍：据我所知，可能仅有部分的千年发展目标会在2015年达成。我想联合国为达成千年发展目标正在做出调整，并会在2015年制定新的目标。
让雅克·格拉伊塞：是这样的。但是，首先，正如潘基文秘书长反复强调的，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尽量多地达成千年发展目标。在有些目标上，我们有些落后。但是，如果您以中国为例，20年前，仍然有几千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中，遭受营养不良问题的困扰。所有这一切，如今都不复存在了，这一进步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在2015年前就达成了包括消除贫困、消除大规模的饥荒等目标。在千年目标之后，我们必须考虑世界接下来的发展，制定新的发展目标，并保证不会为了发展而牺牲环境。 戴惠萍：1971年，您在联合国大会时，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大家庭一员的历史时刻。您如何看待中国在联合国所起的作用？
让雅克·格拉伊塞：21世纪初，我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时，中国是粮食援助的接受国。今天，很明显，中国已经不再需要粮食援助；相反，中国已经掌握如何防止粮食短缺的技术，并将之传授给许多非洲国家。
戴惠萍：您已经在联合国体系中工作了40多年，先后供职于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等多个机构。您如何看待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公务员的职业发展之路？
让雅克·格拉伊塞：在联合国有两种职业发展模式。一种很多人青睐的模式是为联合国的某个组织工作，如联合国驻纽约或日内瓦办事处、驻罗马的粮农组织（FAO）。另一种是为所谓的联合国基金和方案工作，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儿童基金会（UNICEF）、粮食计划署（WFP）、人口基金（UNFPA）、联合国难民署（UNHCR）等。一开始我选择了第二种模式。我所关注的一直是受雇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世界事务中最关键的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初，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是世界的主要问题。当时，许多国家获得了独立，但却不具备足够的行政能力、智力能力、教育能力来管理自己的国家。所以，60年代，联合国在提供技术援助中起着重要作用。到了20世纪70年代，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举行，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我加入了当时在肯尼亚内罗毕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主张出口拉动增长。所有经济体都因出口得到发展，亚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加入了驻日内瓦的国际贸易中心（ITC），后来回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大量人道主义危机爆发，吸引了我到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工作。综上所述，我认为在联合国的职业发展道路有很多可能性。我们应当将工作和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务联系在一起。
戴惠萍：我想很多人都会羡慕您。但另一方面，您的例子很难效仿，您接受了这么多不同的挑战。如今，对于像您这样有才华的人，许多年轻人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公司，成为百万甚至亿万富翁。是什么最初吸引您成为一名国际组织公务员？这一动因一直支撑您坚持了这么多年吗？您对有志于到联合国工作的年青一代有什么建议？
让雅克·格拉伊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这一代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工作。那时人们刚工作时进入一家公司，基本会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直至结束职业生涯。我依然记得我在比利时大学的同学毕业后进入大公司工作，如IBM、联合利华、或者其他公司或银行。20年过去了，他们依然在IBM或联合利华工作。他们最关注的依然是公司在比利时市场取得新的利润和成功。而此时，我已经看过了世界，发现了世界上许多其他有趣的方面。加入联合国工作的目的显然不是拥有物质财富，而是拥有丰富的生活。我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拥有丰富的生活比拥有物质财富要有意义得多。
戴惠萍：您说得很好。拥有丰富的生活，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应当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标。您已经描述了在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工作的吸引力。那么，在国际组织工作有不利之处吗？如果有的话，您多年来经历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让雅克·格拉伊塞：可以说，我没有遇到太多挫折，但是，困难肯定是有的。其中一个困难就是拖家带口每两年、四年或六年从一个工作地点迁往另一个工作地点。当然，这有时会对孩子的学习造成影响，因为他们必须适应不同的教育体系。但是，幸运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国际学校。如果您的孩子在这些学校读书，那么他们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时，接受的教育体系可以基本不变。一方面，每二到四年要搬家，失去朋友，要适应新的不同的国家、语言和气候，会打乱一家人的生活。所以说是有一点不利之处。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一种挑战，可以是有趣的和吸引人的。我的孩子们经常搬家，但他们很幸运，我在肯尼亚时他们还很小。他们非常喜欢年幼时在肯尼亚度过的六年，喜欢那里的野生动物、美丽的国度、迷人的国家公园等。因此，即使困难的处境也总是有积极的一面，如到处搬家。
戴惠萍：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描述一下联合国大会及会议管理部的职能吗？这个部门如何同整个组织、员工、语言分布和不同的驻地联系在一起？
让雅克·格拉伊塞：作为这个联合国部门的副秘书长，我主要负责该部门的两项主要活动。顾名思义，其中一项是与联合国大会相关，这意味着给大会本身和大会各主要委员会提供所有的秘书服务。这不仅是给众多委员会提供文件编制方面的服务，还包括会议管理方面，那就是提供口译服务，笔译服务和会议室服务。这些也是贵校培养人才的重点。这个部门的前两个副秘书长实际上是中国人，第三个来自埃及，而我来自比利时，我的继任者将来自埃塞俄比亚。这是联合国最大的部门，设在纽约，有200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500人在纽约工作，其余在联合国的其他大型会议中心工作，包括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和肯尼亚。这是该部门的规模。该部门雇用大量语言工作人员，采用六种工作语言，即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俄语和阿拉伯语。以上这些都是该部门会议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能。
戴惠萍：鲍曼先生，您能跟我们谈一下您作为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助理秘书长的职责和工作吗？
佛朗茨·鲍曼：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从员工人数和预算金额来看，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是联合国最大的部门。我们在日内瓦、维也纳和内罗毕共有2000名员工。这个部门是时任秘书长科菲·安南于1998年创立的，当时他意识到会议管理是一个全球性的工作，而不地方性的。在那之前，联合国的会议管理工作是在各个驻地分别进行的。他创立了这个部门，这是他“革新联合国”改革项目的一部分。这一改革，就会议管理和对政府间机构的支持而言，意味着把两个不同的元素融合到一起。一个是政府间机构的服务，会议、委员会、会议方面的合作，不只是在一个驻地，而是协调所有驻地的会议日程安排，这样就不会有冲突，而是互补。第二个是各个驻地的会议管理也应该按同一个预算，同样的理念，同样的政策，同样的标准运行。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是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定于1998年成立的。我们共有约900名语言工作人员，都拥有至少硕士学位，担任口译、笔译、编辑、逐字记录和术语参考等工作。各种语言工作领域都采取相同的招聘标准和相同的工作标准。我的职责主要是负责部门的会议管理工作，副秘书长则负责会议和协作工作，以及成员国、大使、代表和秘书长及大会主席之间的联系。联合国大会主席选举任期为一年，而秘书处是具有连续性的。因此，副秘书长是秘书长和成员国之间的联系。文档处理、会议筹备与运行，为会议提供口译服务等事宜，是我的职责范围。 戴惠萍：自重组并成立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15年中，我想您已经看到了会议管理和服务方面的进步。全球统一管理而不是零散的碎片式的管理也节约了资源。
佛朗茨·鲍曼：历史会告诉我们，15年还很短，现在谈这一点还为时过早。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节省了很多钱。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改善了协调连贯性和质量。政府工作中的质量，与商业运作中的质量是不同的。对我们来说，质量是最重要的。质量当然意味着一致性。我们不能使用不同的术语描述同一问题领域，例如中东问题，我们在2013年使用的术语不能有别于2010年，所以历史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取得进步。我认为，我们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会议管理可能是联合国质量最高的产品。几乎很少有文件因为出错，或存在误导性的错误信息而被收回。因此，我们的质量是无与伦比的。至于高质量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员工的素质，还是管理的质量，或是15年前开始的协调工作？这很难说清楚。我所知道的就是高品质。我们一个星期要处理约3000页的手稿，超过90%的草稿都是英文的，需要将它们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并同时发出。
戴惠萍：进入联合国工作是中国许多年轻笔译员和口译员的梦想。对那些准备参加联合国语言人才竞争性选拔考试的考生，您有什么建议？
佛朗茨·鲍曼：加入联合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主要是因为想为联合国工作的人很多，而职位却相对较少。不存在这样一个秘诀：告诉你如果这样做，那么你就能成为联合国译员。然而，那些成功进入联合国工作的人，首先非常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母语。其次，他们受过非常广泛的教育。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对那些正在联合国讨论的问题有广博的知识。而这几乎是无止境的，从科学到政治，再到核武器或健康问题。因此，那些仅有语言能力和字典般的记忆能力的人无法成为优秀的语言工作人员。你必须了解背景情况。你必须知道人们都在谈论什么。译员不是摄影师。译员是画家或艺术家，需要了解整个事件，并忠实地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出来。我认为了解问题可能比语言掌握更重要。所以在准备时，有丰富的词汇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
戴惠萍：鲍曼先生，您在欧盟和联合国都工作过。作为一名国际组织公务员，您如何看待这两个组织的异同？
佛朗茨·鲍曼：这两个组织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两者都有实现乌托邦的愿望。欧盟显然是通过密切的整合防止欧洲土地上再次发生战争。我的背景不是政治学家。在政治学上，超国家组织（欧盟）和国际组织（联合国）是不同的。超国家的组织意味着成员国将主权让渡给超国家机构，即欧盟。所有的规范性法规现在在欧洲范围内有效，从葡萄牙到芬兰，从马耳他到丹麦都适用。因此，一个原本多样化的大陆通过欧盟的努力变得更加具有同质性。第一个重大的决定是承认德国——我的祖国，与法国进行过多次毁灭性战争——得出的结论是，钢铁、煤炭等行业不再是国家的，而是国际性的，这样，你就不能制造武器与邻国为敌。这是很有远见的。联合国也有类似的起源，即防止战争。但联合国更多的是一个规范性组织，没有执法权。欧盟征税，联合国不能征税。所以，27个相对同质的国家和来自整个世界范围的193个国家之间的是有明显差异的。因此，联合国更为分散，更长远，更注重汇集整个世界的愿景，这比汇集一个较小的大陆的迫切需要来得更有抱负。我认为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不能由像欧盟、非洲联盟，或美洲国家组织这样的区域性组织来解决，因为它们是区域性组织。这样的问题，无论是气候变化、能源，还是金融监管，必然是全球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真正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没有执法权，它是开展讨论，争取达成共识的重要论坛。然而，这些共识要实现，还是需要通过国家，而在欧洲是通过欧盟。
戴惠萍：因此，一方面，欧盟同质化更强，作为一个超级政府具有更多的行动或执法权，甚至可以在欧洲大陆征税。您是否也认为这可能产生问题，如一不小心，欧洲大陆某一部分有一定的问题，它可能影响到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而另一方面，联合国，如你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更为分散和长期的组织，由于主权国家不肯把主权让渡给联合国，因而权力非常有限，在解决一些问题时会有困难。就拿气候变化为例。我们已经召开了几轮国际会议，投入了很多资源，但目前还没有任何进展。
佛朗茨·鲍曼：我认为我们还是有进展的，只是比我们希望的慢些。由于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人们必须首先就它们展开讨论。但讨论并不是解决问题。联合国更多的是制定一般性规范的规范性组织。在这一点上联合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要知道，针对这些不同的问题，无论是不再允许征用未成年兵源、恐怖主义问题，还是贩毒等，首先你必须制定规范，然后你才能看到人们是否遵守这些规范。因此，联合国在制定规范方面，例如，规定如何看待外太空作为人类共同的资源，无法由区域性组织来完成，必须由全球性组织进行。正如您所说，欧洲也存在一些离心力。有些可以通过更大程度的一体化来克服。当然，也有其他力量与一体化相抵制。同样，我认为在世界层面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欧盟和联合国都在进步，有能力应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这两个机构的工作都在取得进展。作为联合国的热烈拥护者，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努力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不能放弃。这是唯一的机会，唯一的希望。
戴惠萍：您说您是联合国的热烈拥护者，在剩余有限的时间里，也许您可以继续谈一下关于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工作的吸引人之处。你会如何建议我们今天的年轻一代，在规划职业生涯时应该考虑成为一名国际组织公务员，而不是去私营企业工作赚大钱呢？
佛朗茨·鲍曼：也许这是性格和喜好的问题。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的兴趣是赚很多钱，私营企业是他应该选择的道路。如果一个人有兴趣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我会建议选择国际组织。如果你在公司工作，你和相同的人一起工作。如果你在联合国工作，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会议，极少有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我已经在联合国工作27年了。每天你走进大楼，会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人们不管你是来自哪里，是男还是女的。联合国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状态，在私营企业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你想要赚大钱，你就去私营企业工作。如果你有其他的愿望，比如果对文化多样性感兴趣，也许你应该考虑为国际组织工作。
[责任编辑：陈立民]
关键词：联合国；国际组织公务员；译员招募；译员培训
2013年4月22日至24日，由联合国总部大会及会议管理部（Department of General Assembly and Conference Management，DGACM）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承办的第三届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MoU Universities）年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这是该高端会议首次来到中国。来自联合国总部及各分支机构、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的官员和专业译员，以及上外高级翻译学院等全球21所联合国签约高校代表出席本届年会，共同商讨高端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评判与使用等一系列议题。
所谓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是联合国为了培养符合它要求的相关翻译人才，在它的6种工作语言的对象国中各挑选2～3所大学，与这些大学签署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目前全球共有21所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上海外国语大学是其中最早签约的高校之一。联合国每年都要举行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年会，其宗旨是使联合国总部大会及会议管理部、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聚在一起，加强合作，共同比较和交流各签约高校在培养语言类专业人才方面的方法和经验，探讨如何利用签约高校这个平台，使高校语言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能符合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的需求。与此同时，这种交流与合作也有效地推动和促进了当前世界各国相关高校的专业翻译教学和研究（柴明颎，张爱玲2013）。
以本次会议为契机，我们对联合国代理副秘书长让雅克·格拉伊塞（Jean-Jacques Graisse）先生以及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佛朗茨·鲍曼（Franz Baumann）先生进行了深入访谈。访谈中，让雅克·格拉伊塞先生谈到了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现今面临的最大挑战，千年发展目标的达成情况，以及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作用，并以他自己先后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等部门供职的经历为例，谈了一个国际组织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及在国际组织工作的利弊。佛朗茨·鲍曼先生讲述了作为联合国最大的部门，大会及会议管理部的由来及其在联合国中的职能，联合国招募译员的要求，联合国和欧盟的异同，以及如何准备联合国语言人才竞争性选拔考试等。访谈内容有助于国内的翻译教育者及有志于在国际组织谋职的年轻人了解联合国的运作、联合国的作用、在国际组织就职的注意事项等重要问题。
让雅克·格拉伊塞先生于2012年7月被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为主管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代理部长。作为一名国际公务员，格拉伊塞先生在联合国系统内服务超过40年，拥有丰富的工作和管理经验，对于联合国的运作有着透彻的理解。
佛朗茨·鲍曼先生自2009年6月起担任联合国纽约秘书处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助理秘书长。
戴惠萍：格拉伊塞先生，您如何看待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在现今世界的作用和当初成立时是一样的吗？如有不同，您认为不同在哪里？
让雅克·格拉伊塞：谢谢您的问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当时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建立和平。但是，在战胜国间建立和平只与一小部分国家相关。联合国成立时只有50个成员国，现在有将近200个成员国。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联合国的主要目的基本是处理冷战中的问题。这是相当困难的。联合国当时还参与了欧洲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971年11月，我供职于联合国大会。当时，北京最终被认定为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拥有者。承认北京是中国在联合国的真正代表经历了从1945年到1971年的26年，这也反映了当时事务运作的缓慢。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获得独立。亚洲的独立运动开始得更早一些，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获得了独立。20世纪60年代是非洲的独立年代。到了70年代，联合国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联合国第一个大规模的环境会议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自那时以来，联合国仍然与困难的政治问题、内战和地区紧张局势打交道，但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已经演变成一个处理经济、社会及环境事务的组织。我认为这是联合国作用的演变。
戴惠萍：在您看来，联合国现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联合国如何与普通大众联系起来？
让雅克·格拉伊塞：我认为联合国与普通大众的关联首先是通过许多人道主义活动来体现的。联合国的大型组织，无论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还是世界卫生组织（WHO），都与突发事件直接相关。人道主义危机占到其中很大比例，如干旱或饥荒，是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主要关注点，孩子们的美好生活，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要务。联合国的这些工作都是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在，对人们的现实生活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环境严重恶化的世界上生存。因此，联合国也十分关注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问题，以及在2015年达成千年发展目标后我们应当怎么做以保证世界可持续发展。
戴惠萍：据我所知，可能仅有部分的千年发展目标会在2015年达成。我想联合国为达成千年发展目标正在做出调整，并会在2015年制定新的目标。
让雅克·格拉伊塞：是这样的。但是，首先，正如潘基文秘书长反复强调的，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尽量多地达成千年发展目标。在有些目标上，我们有些落后。但是，如果您以中国为例，20年前，仍然有几千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中，遭受营养不良问题的困扰。所有这一切，如今都不复存在了，这一进步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在2015年前就达成了包括消除贫困、消除大规模的饥荒等目标。在千年目标之后，我们必须考虑世界接下来的发展，制定新的发展目标，并保证不会为了发展而牺牲环境。 戴惠萍：1971年，您在联合国大会时，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大家庭一员的历史时刻。您如何看待中国在联合国所起的作用？
让雅克·格拉伊塞：21世纪初，我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时，中国是粮食援助的接受国。今天，很明显，中国已经不再需要粮食援助；相反，中国已经掌握如何防止粮食短缺的技术，并将之传授给许多非洲国家。
戴惠萍：您已经在联合国体系中工作了40多年，先后供职于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等多个机构。您如何看待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公务员的职业发展之路？
让雅克·格拉伊塞：在联合国有两种职业发展模式。一种很多人青睐的模式是为联合国的某个组织工作，如联合国驻纽约或日内瓦办事处、驻罗马的粮农组织（FAO）。另一种是为所谓的联合国基金和方案工作，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儿童基金会（UNICEF）、粮食计划署（WFP）、人口基金（UNFPA）、联合国难民署（UNHCR）等。一开始我选择了第二种模式。我所关注的一直是受雇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世界事务中最关键的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初，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是世界的主要问题。当时，许多国家获得了独立，但却不具备足够的行政能力、智力能力、教育能力来管理自己的国家。所以，60年代，联合国在提供技术援助中起着重要作用。到了20世纪70年代，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举行，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我加入了当时在肯尼亚内罗毕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主张出口拉动增长。所有经济体都因出口得到发展，亚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加入了驻日内瓦的国际贸易中心（ITC），后来回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大量人道主义危机爆发，吸引了我到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工作。综上所述，我认为在联合国的职业发展道路有很多可能性。我们应当将工作和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务联系在一起。
戴惠萍：我想很多人都会羡慕您。但另一方面，您的例子很难效仿，您接受了这么多不同的挑战。如今，对于像您这样有才华的人，许多年轻人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公司，成为百万甚至亿万富翁。是什么最初吸引您成为一名国际组织公务员？这一动因一直支撑您坚持了这么多年吗？您对有志于到联合国工作的年青一代有什么建议？
让雅克·格拉伊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这一代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工作。那时人们刚工作时进入一家公司，基本会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直至结束职业生涯。我依然记得我在比利时大学的同学毕业后进入大公司工作，如IBM、联合利华、或者其他公司或银行。20年过去了，他们依然在IBM或联合利华工作。他们最关注的依然是公司在比利时市场取得新的利润和成功。而此时，我已经看过了世界，发现了世界上许多其他有趣的方面。加入联合国工作的目的显然不是拥有物质财富，而是拥有丰富的生活。我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拥有丰富的生活比拥有物质财富要有意义得多。
戴惠萍：您说得很好。拥有丰富的生活，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应当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标。您已经描述了在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工作的吸引力。那么，在国际组织工作有不利之处吗？如果有的话，您多年来经历的最大的挫折是什么？
让雅克·格拉伊塞：可以说，我没有遇到太多挫折，但是，困难肯定是有的。其中一个困难就是拖家带口每两年、四年或六年从一个工作地点迁往另一个工作地点。当然，这有时会对孩子的学习造成影响，因为他们必须适应不同的教育体系。但是，幸运的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国际学校。如果您的孩子在这些学校读书，那么他们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时，接受的教育体系可以基本不变。一方面，每二到四年要搬家，失去朋友，要适应新的不同的国家、语言和气候，会打乱一家人的生活。所以说是有一点不利之处。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一种挑战，可以是有趣的和吸引人的。我的孩子们经常搬家，但他们很幸运，我在肯尼亚时他们还很小。他们非常喜欢年幼时在肯尼亚度过的六年，喜欢那里的野生动物、美丽的国度、迷人的国家公园等。因此，即使困难的处境也总是有积极的一面，如到处搬家。
戴惠萍：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描述一下联合国大会及会议管理部的职能吗？这个部门如何同整个组织、员工、语言分布和不同的驻地联系在一起？
让雅克·格拉伊塞：作为这个联合国部门的副秘书长，我主要负责该部门的两项主要活动。顾名思义，其中一项是与联合国大会相关，这意味着给大会本身和大会各主要委员会提供所有的秘书服务。这不仅是给众多委员会提供文件编制方面的服务，还包括会议管理方面，那就是提供口译服务，笔译服务和会议室服务。这些也是贵校培养人才的重点。这个部门的前两个副秘书长实际上是中国人，第三个来自埃及，而我来自比利时，我的继任者将来自埃塞俄比亚。这是联合国最大的部门，设在纽约，有2000多名工作人员。其中500人在纽约工作，其余在联合国的其他大型会议中心工作，包括日内瓦、维也纳、内罗毕和肯尼亚。这是该部门的规模。该部门雇用大量语言工作人员，采用六种工作语言，即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俄语和阿拉伯语。以上这些都是该部门会议管理方面的主要职能。
戴惠萍：鲍曼先生，您能跟我们谈一下您作为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助理秘书长的职责和工作吗？
佛朗茨·鲍曼：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从员工人数和预算金额来看，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是联合国最大的部门。我们在日内瓦、维也纳和内罗毕共有2000名员工。这个部门是时任秘书长科菲·安南于1998年创立的，当时他意识到会议管理是一个全球性的工作，而不地方性的。在那之前，联合国的会议管理工作是在各个驻地分别进行的。他创立了这个部门，这是他“革新联合国”改革项目的一部分。这一改革，就会议管理和对政府间机构的支持而言，意味着把两个不同的元素融合到一起。一个是政府间机构的服务，会议、委员会、会议方面的合作，不只是在一个驻地，而是协调所有驻地的会议日程安排，这样就不会有冲突，而是互补。第二个是各个驻地的会议管理也应该按同一个预算，同样的理念，同样的政策，同样的标准运行。大会和会议管理部是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定于1998年成立的。我们共有约900名语言工作人员，都拥有至少硕士学位，担任口译、笔译、编辑、逐字记录和术语参考等工作。各种语言工作领域都采取相同的招聘标准和相同的工作标准。我的职责主要是负责部门的会议管理工作，副秘书长则负责会议和协作工作，以及成员国、大使、代表和秘书长及大会主席之间的联系。联合国大会主席选举任期为一年，而秘书处是具有连续性的。因此，副秘书长是秘书长和成员国之间的联系。文档处理、会议筹备与运行，为会议提供口译服务等事宜，是我的职责范围。 戴惠萍：自重组并成立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15年中，我想您已经看到了会议管理和服务方面的进步。全球统一管理而不是零散的碎片式的管理也节约了资源。
佛朗茨·鲍曼：历史会告诉我们，15年还很短，现在谈这一点还为时过早。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节省了很多钱。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改善了协调连贯性和质量。政府工作中的质量，与商业运作中的质量是不同的。对我们来说，质量是最重要的。质量当然意味着一致性。我们不能使用不同的术语描述同一问题领域，例如中东问题，我们在2013年使用的术语不能有别于2010年，所以历史一致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取得进步。我认为，我们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准，会议管理可能是联合国质量最高的产品。几乎很少有文件因为出错，或存在误导性的错误信息而被收回。因此，我们的质量是无与伦比的。至于高质量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员工的素质，还是管理的质量，或是15年前开始的协调工作？这很难说清楚。我所知道的就是高品质。我们一个星期要处理约3000页的手稿，超过90%的草稿都是英文的，需要将它们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并同时发出。
戴惠萍：进入联合国工作是中国许多年轻笔译员和口译员的梦想。对那些准备参加联合国语言人才竞争性选拔考试的考生，您有什么建议？
佛朗茨·鲍曼：加入联合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主要是因为想为联合国工作的人很多，而职位却相对较少。不存在这样一个秘诀：告诉你如果这样做，那么你就能成为联合国译员。然而，那些成功进入联合国工作的人，首先非常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母语。其次，他们受过非常广泛的教育。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对那些正在联合国讨论的问题有广博的知识。而这几乎是无止境的，从科学到政治，再到核武器或健康问题。因此，那些仅有语言能力和字典般的记忆能力的人无法成为优秀的语言工作人员。你必须了解背景情况。你必须知道人们都在谈论什么。译员不是摄影师。译员是画家或艺术家，需要了解整个事件，并忠实地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出来。我认为了解问题可能比语言掌握更重要。所以在准备时，有丰富的词汇是绝对必要的，但是仅有这一点是不够的。
戴惠萍：鲍曼先生，您在欧盟和联合国都工作过。作为一名国际组织公务员，您如何看待这两个组织的异同？
佛朗茨·鲍曼：这两个组织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两者都有实现乌托邦的愿望。欧盟显然是通过密切的整合防止欧洲土地上再次发生战争。我的背景不是政治学家。在政治学上，超国家组织（欧盟）和国际组织（联合国）是不同的。超国家的组织意味着成员国将主权让渡给超国家机构，即欧盟。所有的规范性法规现在在欧洲范围内有效，从葡萄牙到芬兰，从马耳他到丹麦都适用。因此，一个原本多样化的大陆通过欧盟的努力变得更加具有同质性。第一个重大的决定是承认德国——我的祖国，与法国进行过多次毁灭性战争——得出的结论是，钢铁、煤炭等行业不再是国家的，而是国际性的，这样，你就不能制造武器与邻国为敌。这是很有远见的。联合国也有类似的起源，即防止战争。但联合国更多的是一个规范性组织，没有执法权。欧盟征税，联合国不能征税。所以，27个相对同质的国家和来自整个世界范围的193个国家之间的是有明显差异的。因此，联合国更为分散，更长远，更注重汇集整个世界的愿景，这比汇集一个较小的大陆的迫切需要来得更有抱负。我认为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不能由像欧盟、非洲联盟，或美洲国家组织这样的区域性组织来解决，因为它们是区域性组织。这样的问题，无论是气候变化、能源，还是金融监管，必然是全球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真正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没有执法权，它是开展讨论，争取达成共识的重要论坛。然而，这些共识要实现，还是需要通过国家，而在欧洲是通过欧盟。
戴惠萍：因此，一方面，欧盟同质化更强，作为一个超级政府具有更多的行动或执法权，甚至可以在欧洲大陆征税。您是否也认为这可能产生问题，如一不小心，欧洲大陆某一部分有一定的问题，它可能影响到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而另一方面，联合国，如你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更为分散和长期的组织，由于主权国家不肯把主权让渡给联合国，因而权力非常有限，在解决一些问题时会有困难。就拿气候变化为例。我们已经召开了几轮国际会议，投入了很多资源，但目前还没有任何进展。
佛朗茨·鲍曼：我认为我们还是有进展的，只是比我们希望的慢些。由于这些问题是全球性的，人们必须首先就它们展开讨论。但讨论并不是解决问题。联合国更多的是制定一般性规范的规范性组织。在这一点上联合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要知道，针对这些不同的问题，无论是不再允许征用未成年兵源、恐怖主义问题，还是贩毒等，首先你必须制定规范，然后你才能看到人们是否遵守这些规范。因此，联合国在制定规范方面，例如，规定如何看待外太空作为人类共同的资源，无法由区域性组织来完成，必须由全球性组织进行。正如您所说，欧洲也存在一些离心力。有些可以通过更大程度的一体化来克服。当然，也有其他力量与一体化相抵制。同样，我认为在世界层面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欧盟和联合国都在进步，有能力应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挑战。这两个机构的工作都在取得进展。作为联合国的热烈拥护者，在我看来，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努力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不能放弃。这是唯一的机会，唯一的希望。
戴惠萍：您说您是联合国的热烈拥护者，在剩余有限的时间里，也许您可以继续谈一下关于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工作的吸引人之处。你会如何建议我们今天的年轻一代，在规划职业生涯时应该考虑成为一名国际组织公务员，而不是去私营企业工作赚大钱呢？
佛朗茨·鲍曼：也许这是性格和喜好的问题。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的兴趣是赚很多钱，私营企业是他应该选择的道路。如果一个人有兴趣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我会建议选择国际组织。如果你在公司工作，你和相同的人一起工作。如果你在联合国工作，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会议，极少有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我已经在联合国工作27年了。每天你走进大楼，会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人们不管你是来自哪里，是男还是女的。联合国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状态，在私营企业是不存在的。因此，如果你想要赚大钱，你就去私营企业工作。如果你有其他的愿望，比如果对文化多样性感兴趣，也许你应该考虑为国际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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