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六，宜归家。
　　在翻看一本老皇历后，唐永柏决定这一天回家。过去15年，他一直待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背一根棒棒谋生。他早已熟悉这里的生活，但又感觉到力不从心了，毕竟，再过两天，就是他76岁的生日。
　　曾经，一段“重庆最老棒棒”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唐永柏在视频里说：“当棒棒自由，但挣不了多少钱。”纪录片《最后的棒棒》讲述了重庆棒棒从业者逐渐消失的故事，导演何苦说，时代变迁，他们的背影也将远去。
　　11月4日中午，重庆最老棒棒唐永柏回到了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常乐镇常郭村的老家。
　　最后这一天
　　11月3日，唐永柏见到熟人就打招呼：“明天就回去了！”他说，过两三年再来重庆看看。他的熟人不多，都集中在菜园坝火车站附近：同样扛着棒棒的几个人，以前的雇主吴老板，托运门市的彭老板。
　　有两笔账必须要还，他找朋友“周伯通”借了150元，是大半年前自己看病时借下的，“周伯通”再三没要；前两天他吃了一碗米粉，4元钱，当时身上没钱，他把钱交给托运门市的彭老板，请对方代为转交。
　　在重庆的最后一天，他没有闲下来，上午帮人搬箱子，从火车站出站口搬到200米外的汽车站里，挣了20元钱；下午帮人扛了一个口袋，挣了5元钱。他把5元钱攥在手里很久，在广场上又转了一圈，他的棒棒生涯就此结束。
　　最后一晚，唐永柏没睡踏实，但早上起来，穿得干干净净。他用多年来给别人挑东西的棒棒，挑着自己的两床棉被、一包衣服，慢慢地走过菜园坝火车站广场。当年毫无准备地来到重庆，一待就是15年。最后，他把棒棒放在了彭老板那里，说有人要就送给人家，他说“这个我就不带回去了”。
　　听说唐永柏回来了，左邻右舍的老人都来看看。“老了，背都弯了”。也有人调侃，“这么多年，混得怎么样嘛？”唐永柏声音低缓，又扬起脸说：“混得不好，但这么多年也没去要过饭，靠的都是力气挣钱。”他说，外面的钱哪里那么好挣。
　　关于15年前为什么离开村子去当棒棒，唐永柏一度不愿提及。村民口中的唐永柏，10多年前还是生产队长，因为欠债而外出。这么多年来，村里人少有他的音讯。
　　十五年棒棒生涯
　　2004年，吴善耐夫妇在菜园坝小商品批发市场做地毯生意，唐永柏就在他的门市干活，没事的时候在这里歇脚，主要候着吴善耐和旁边门市的貨物搬运工作。唐永柏在这里干到2012年左右，渐渐搬不动了。一捆货就是一百斤左右，70岁的唐永柏力气大不如从前。唐永柏扛着棒棒到车站转悠，捡轻的帮人挑一下行李，从此成为了一个“野棒棒”。按行话，有固定雇主的棒棒，叫“家棒棒”，四处揽活的叫“野棒棒”。
　　当了棒棒15年，生意都是看运气。运气好的时候，一天有五六十元，运气不好的时候，就二三十元。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车站旅客哪些需要棒棒，也很清楚从北京、哈尔滨开过来的车，旅客的行李往往更多。
　　累了，唐永柏常常在火车站一家本土连锁快餐店休息，这里可以随便坐，夏天还可以蹭空调。但他从来没在这里吃过饭，因为“一顿普通的就要二十几块”。
　　对于吃饭的花销，唐永柏每天计算得很准确，早上一杯豆浆、3个鹌鹑蛋、一个三角面包，3元钱，中午一顿5元，可以吃肉，晚上吃面5元。这些便宜的吃饭地点，都是他的固定选择。菜园坝车站背后半山坡上，有几栋老旧的砖瓦房，唐永柏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个月90元，与三个人合租一个房间。
　　渐行渐远“棒棒军”
　　很少有人比《最后的棒棒》导演何苦更了解棒棒这个群体，为了拍摄纪录片，他曾经当了一年的棒棒。听说“最老的棒棒”唐永柏要回家了，何苦专程从渝北区赶到渝中区的菜园坝火车站，握着老人的手聊了很久。何苦说，重庆一度多达数十万棒棒从业者，每条街道上都有他们的身影。“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慢慢变少的”，何苦认为，如果一个行业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消失了，那就说明这个社会不需要这个行业了。
　　现在还在从业的棒棒，大部分都在五六十岁，他们中一部分是为了给儿女减轻负担挣点生活费，真正像唐永柏这样靠这个职业谋生的并不多，所以，很多人觉得干不动了就回去了。而年轻人不愿意再来当棒棒，他们进了工厂，去了工地。还有一部分棒棒自己也转型做了生意。所以，棒棒这个群体，越来越少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何苦说，现代化的重庆离不开曾经数十万棒棒的贡献。他们朴实、勤劳、真诚，给重庆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他自己在拍摄的过程中，也常常感动落泪，舍不得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