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巴菲特等人的慈善事业，已经是众所周知。美国的“大款”，确实非常慷慨。当然，许多中国人会说：我要是成了盖茨、巴菲特，我也会捐。问题是我哪里来那么多钱？我们当然先要赚了钱以后再讲仁义道德。孟子不也是讲“衣食足而后知礼仪”吗？
　　我们很难责怪说这些话的人。但是，在美国，捐款的并不只是盖茨和巴菲特这样的“大款”，一般老百姓的慷慨才最是感人。你会读到这样的故事：一个一生省吃俭用、穿旧衣服、买减价商品的工薪层，突然捐出上百万美元来。一般人甚至想不通拿这样的工资怎么可能攒出这么多钱来。最近《华尔街日报》上有一篇文章，题为“Giving till it hurts”（直译是“捐到疼为止”），报道的就是这样的人。盖茨和巴菲特不管怎么捐，他们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不会受影响，乃至有人在电视上质问盖茨：“当今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生活在一天不到一美元的水平上。你住那么个豪宅，你觉得自己是老几？”
　　那些普通人的捐助，则必须以自己的生活为代价。比如纽约大都市博物馆的一个馆员 谷信子，从事布料收藏达37年。她生活清贫，走路上班，从不去餐馆吃饭。但是，退休后两年，居然给曼哈顿的亚洲文化委员会捐了一百万美元！一个人在37年中，靠一年几万的工资，在纽约这一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生活，怎么能省出这么多钱呢？她為了使自己的捐助成为可能，计划把自己早年买下的曼哈顿的公寓卖掉；而在战时日本长大的她，也习惯了在极端状态下节衣缩食。有个老年洗衣妇，1995年捐给南密西西比大学15万美元的奖学金。根据许多慈善机构的报告，这种挑战自己财政极限的捐助最近越来越多，捐助人的年龄也越来越小。甚至有学者对捐款人进行研究，得出了越捐越幸福、越捐越富裕的结论。因为捐助的需要给捐助人提供新的生活动力，使他们为了捐钱而更努力工作，最后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更加成功。有位大学教授甚至算出：在2000年每一美元的慈善捐助，会导致捐款人收入水平提高3.75美元。
　　这种慈善行为，当然和从小培养的价值观念有关。Joe Engle是在俄亥俄州一个小镇中长大的企业家。他清楚地记得，35年前生活得紧巴巴的父亲捐出大量的钱给教会，但除了俄亥俄大学外（本州州立大学的费用一般不及私立大学的一半），支付不起学费让他这个当儿子的上更好的大学。如今85岁的他，和妻子一起作出决定：把几千万美元的资产如数捐出，并告诉儿子他们不认同继承遗产这类行为。儿子则说：“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财政上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从五岁、十岁，或十五、二十岁就开始想这些问题，你很可能会有一个不幸福、没有成就的人生。”所有这些，其实就是亚当·斯密所描述的由“看不见的手”所支配的君子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为他人带来幸福，成了许多人终生追求的目标。
　　 云舒摘自《今晚报》
　　 编辑/叶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