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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可及性是一个评价服务系统与服务对象间“适合度”的概念。通过建构由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和可适应性四个维度组成的理论政策宣讲可及性评价“4A”框架，对县乡理论政策宣讲的可及性进行了评估，探讨了进一步完善县乡理论政策宣讲体系的对策。
关键词：县乡理论政策宣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及性评价；桂林市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6）01-0048-08
理论宣讲相伴于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成长历程，是我党用理论武装群众的永恒使命。县乡基层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政策大众化和理论政策惠民富民的重要阵地，通过理论政策面对面宣讲，使党和政府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政策浸润到基层广大党员群众心中，进而指导实践，是推进理论政策宣讲的核心任务。2014年9月，笔者参加了广西桂林市委宣传部组织的“理论政策面对面”宣讲调研。通过随堂听课和座谈交流，深入了解了广西桂林市灵川县、兴安县、资源县、龙胜县、叠彩区、雁山区“四县二区”的理论政策宣讲情况。显然，对理论政策宣讲工作是否有效地满足了群众的基本理论需求，是否有效保障了群众获得政策的权利，我们不能只是看讲了多少次课，多少人参加，而忽视它的可及性（access）问题。本文试图以由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和可适应性四个维度组成的理论政策宣讲服务可及性评价框架来评估理论政策宣讲成效，诊断其存在的问题并进而加以改进。
一、研究综述
在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发现以往的相关研究文献中，从服务视角研究县乡基层理论宣讲问题的学者和成果可以说是几近阙如。从农村（农民）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这个侧面反映或是介绍各地经验做法的研究却有一些，其中理论宣讲经验介绍类文章多见诸于报刊媒体。总体来说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可能性、现实性及其实现路径的研究
相关研究阐述了理论宣讲教育是当前我们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路径。例如，肖芳、李安增从战略意义、科学思维、路径选择三个维度论述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同时阐明我党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思考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村环境、农民个体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观点、方法的契合度，如何最大限度地调配宣传文化资源，实现农民的政治认同和积极支持[1]。商志晓指出，群众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关注农民利益驱动因素，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深度融合，系统阐明并解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任务、要求、途径、方式等，才能真正架起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桥梁[2]。
（二）关于农村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例如，杨和天等通过实地调查，揭示了农村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存在不平衡性、覆盖面低、内容单调、方法落后、经费缺乏等问题，需要理清思路、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创新方法、注重实践[3]。基层理论工作者叶晓华提出调查研究是基层理论宣讲工作者的基本功，“精气神”是基层理论宣讲工作者的制胜法宝，理论宣讲细节决定理论宣讲成败。
（三）各地理论政策宣讲的经验介绍
例如，一些地方组建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模范、老教师组成的“五老”宣讲队伍，报告到乡镇、宣讲进企业、政策下农村、理论入社区的经验做法；山东省以品牌活动为载体创新党员干部群众理论宣传方式方法，用“百姓话”讲好“百姓事”，用“身边事”讲实“硬道理”，用“新角度”讲透“老道理”，用“小角度”讲清“大道理”，用“土教材”讲活“新道理”[4]。
从以上研究来看，各研究者把重点或是放在了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虽然更具学理性，但理论宣讲只是被作为一种方式几笔带过，缺乏系统性。或是各地经验介绍和工作体会的宣传报道，缺乏学理性。根据本次对广西桂林“四县二区”理论宣讲工作的调查研究，笔者发现县乡理论政策宣讲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农村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研究。
二、县乡理论政策宣讲的主要亮点
总的来看，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桂林市坚持不懈地致力于“理论政策面对面”宣讲工作，在科学理论和各项政策的指导下，县乡（镇）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为当前提高基层理论政策宣讲水平提供了宝贵的鲜活资源和充分的现实积淀，凸显县乡理论政策宣讲成效，主要亮点有：
（一）把握理论前沿
通过调研，笔者分别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解读》《如何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中国梦·我的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6堂理论宣讲课并与教学骨干座谈交流。从授课内容上看，多数县区能把握当前宣传理论教育的政治生态和主旋律。当前，桂林正在探索“百师入社区、入企业、入校园、入村屯”等活动，让不同类型的宣讲团更受基层欢迎，化枯燥理论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二）讲课主题鲜明、逻辑性强
各县区授课教师几乎都是本县党校骨干教师、中学教师和理论宣讲骨干，表达能力强，讲课经验丰富，掌控课堂的能力强。讲课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常规逻辑，条理清晰。县区大课宣讲时间一般在1个半小时，乡镇（社区）一般是45分钟-60分钟。有的专题已经讲了7遍了，内容娴熟，运用自如，其中也不乏“精彩一课”，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三） 运用新载体、新方法能力强
以文艺、互动、演讲等方式为载体，力求上短课、上小课，核心是确保宣讲有吸引力。采用启发式、互动式等灵活、有效的方式进行宣讲，大胆面对基层干部群众的理论政策困惑。运用多媒体技术，通过文字、音乐、图片、视频等的编辑，制作图文并茂、清晰生动的教学软件，进行形象化展示、故事化表达。实施“理论政策面对面”网格化工程，即在农村建设“五个有”（有场地、有教师、有书籍、有音响、有活动）的理论小广场；在机关单位、企业、社区设立理论中心；以理论小广场和理论中心为点，以200个宣讲骨干为经纬线，优化理论政策宣讲服务资源配置，并不断努力缩小城乡理论服务半径之间的差距，巩固好主流意识形态宣传阵地。 （四）寓教于乐、互动性强
桂林市多年来精心打造“百姓大舞台”公益文化品牌，在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百姓大舞台”先后走进荔浦、阳朔、资源、全州、秀峰等县区，还组织当地文艺骨干将理论编成山歌、彩调等曲目，通过进社区、进乡镇村屯，“送戏”面对面、入脑又入心。
三、县乡理论政策宣讲面临的困境
调查表明，当前理论政策宣讲还面对许多新的困难、新的矛盾和新的挑战。从时代背景看，思想文化的多样化、多元化，意识形态斗争，网络信息的传播，腐朽观念沉渣泛起，对我们的理论武装形成新的挑战。从社会环境看，理论宣讲既包括正面教育、观念引导，更包括实践证明、绩效说服。从理论宣讲本身看，宣讲队伍还不够强，内容方法还不尽人意。从传播与受众看，理论话语的晦涩性以及政治话语的训导性、命令性和规范性不同程度的超过了普通群众的接受能力和水平，造成了大众接受力与沟通方式之间的矛盾。
（一） 生动性不足，吸引力弱。从老百姓的视角，用老百姓的语言，通俗易懂地阐述理论不够，联系当地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不够，联系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实际不够，联系当地党委、政府改革发展的中心工作不够，群众接受理论的意识和理论政策的吸引力都不强，影响了宣讲的生动性。如在给县乡（镇）领导干部宣讲“如何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时，宣讲者忽略了群众路线的实质以及新时期干群关系的解答。在宣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时，没有联系实际深入探讨全面深化改革中存在的思想障碍，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瓶颈是什么，如何做？显然是不完美的。长期从事哲学研究的孙正聿教授说过，教育和教学有讲理和不讲理之分。填鸭式教育和教学模式其实是“不讲理”的，是对理论的名词性诠释。也就是基层理论宣讲“号召式”“命令式”的方式和内容的囫囵吞枣、照本宣科，形式主义、教条八股的空洞说教。据此，对群众进行理论政策宣讲，一定要坚持“讲理”原则，将理论政策的精髓和内涵向群众说明白，讲清楚，真正做到展现理论具备彻底性、说服性、大众化的特质。应该说，理论政策宣讲的内容十分丰富，干部群众通过网络能很快获取各种信息，党的各种理论政策全民知晓率似乎很高，但因为缺少专家解读，群众入眼不入脑、入脑不入心，甚至还存在片面误读。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内容方法上下功夫，必须将上级文件精神、政策措施化为比较具体、通俗的内容，使群众易于接受，将教育的内容与县乡实情、本地实际相结合，实现内容创新。同时，还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灵活多样的方法，增强宣讲活力。
（二）理论政策宣讲覆盖面窄。理论宣讲难在基层、难在农村。城乡之间理论政策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乡镇服务资源匮乏，离城市愈远，理论政策服务愈弱。目前，理论宣讲基本上只覆盖到县直机关、乡镇机关干部、村两委成员这一层面，多数还进不了村、入不了户，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不易享受到。在兴安县严关镇宣讲时，一位68岁的老人拄着拐杖执意要来听政策宣讲，已然昭示出农民群众对低保政策、旧房改造政策、养老政策、强农富农政策等有强烈的需求。笔者感受到理论政策宣讲课最根本的目的是提升农民素质，指导农民发展，让农民群众真心喜爱、真正受益。
（三）对理论政策宣讲的执行力不够
宣传理论部门与实务部门仍然是“两张皮”。从宣传管理体制看，宣传部长多忙于易见成效的行政工作，对理论政策宣讲推动不够有力。宣传部门要进一步厘清县乡理论政策宣讲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现在面对哪些问题？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解决的是认同问题。从理论认同和价值认同来说，对话空间难度大，应着重情感认同和政策认同，而对理论、道路、价值观的认同度和党的感情，这要看基层党委政府从农民“三最”（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出发，贯彻理论指导，落实政策帮扶的力度和实效。值得一提的是，上级对理论政策宣讲工作的绩效考评多流于形式，不接地气。很多时候，理论宣讲工作检查只是看讲了多少次课，多少人参加，很少涉及诸如理论政策宣讲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基层群众的需求及产生的效果等指标。可以采取各县（区）、乡（镇）连片集中现场考核办法，特邀评委由职能部门领导、党代会代表、宣讲骨干代表、群众代表组成。宣传部长们面对面地接受现场领导、代表的提问。评委们根据工作报告和现场考核进行评分。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发现问题、正视问题，更能通过考核会相互学习交流，取长补短，推进理论政策宣讲工作协同发展。
（四）刚性理论政策服务供给与民众弹性需求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说的是工作中离开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和活生生的现实，去空谈所谓“理想”“信念”，只会暴露出自身的弱点，也可能会伤害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情。共产党过去的理论宣讲为什么有成效，主要是抓住了理论政策需求，懂得群众想要什么？如“打土豪、分田地”，直截了当顺应了农民的需求。从中国农村社会个体化看，社区认同日益弱化，公共文化生活日渐衰落，公共道德日趋式微，互助合作精神逐渐消解，“村社共同体”也处在解体之中[6]。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无疑增加了人们接受理论的难度。这就启示理论宣讲要少说空话多务实，注意研究真问题，回答真问题。面对人民群众关注的诸多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如住房难、看病难、养老难、上学难、就业难，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生态破坏、食品安全等，我们在理论政策宣讲时要积极回应、主动阐释，而不能漠视和回避。以群众“愿意听、听得进”为出发点，以群众的关注、疑惑和诉求为切入点，有针对性地解开部分群众思想“疙瘩”。当群众看到自己的关切被重视、农村热点焦点问题没有被遗忘、民生改善步伐加快时，就会认识到党的理论政策的非凡价值。
四、理论政策宣讲可及性评价“4A”框架
1974年美国卫生专家卢安·阿德（Lu Ann Aday）和罗纳德·安德森（Ronald Andersen）最早提出可及性概念。洛伊·潘查斯基（Roy Penchansky）和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于1981年将可及性定义为一个代表顾客与服务系统间“适合度”的概念，它包括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适合性、可承受性、可接受性5个方面的内容[7]。而阻碍服务体系的可及性，一般归咎于4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物理因素，即距离远近，是否容易抵达；二是经济因素，即客户是否具有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三是组织因素，即是否具有相应的服务机构和服务项目内容；四是社会因素，即是否存在社会歧视和语言障碍。这套可及性测量指标体系，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所采用，以此来评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与服务对象之间的“适合度”。1999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特别报告员卡塔琳娜·托马斯瑟夫斯基（Katarina Tomasevski）将卫生服务可及性概念引入到教育权的实现状况评价中，形成“4A”框架，它包括：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可适应性（Adaptability）[8]。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采用了她的“4A”框架，用于分析和评价国家初等教育体系与受教育对象的“适合度”，即国家提供的教育服务的“可及性”。 上述对卫生服务和教育服务可及性的研究表明，可及性代表着服务体系与服务对象之间的“适合度”，并且可及性评价是制定和改进服务政策的关键环节。那么，我们能否把县乡理论政策宣讲视为一种“（服务）体系”，县乡理论政策宣讲有没有可及性问题，进而能否运用可及性“4A”框架评价。众所周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群众服务，理论政策宣讲也不例外。中央强调，地方县级和城乡基层宣传文化队伍担负着用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以及教育引导群众的重要职责[9]。由此可见，理论政策宣讲属于党委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包括宣传服务设施、资源和服务内容，以及人才、资金、技术和政策保障机制等方面内容。有学者从各地农村文化服务的实际和改革实践出发，总结出“部门供给”“以钱养事”“以县为主”三种农村文化服务的典型模式[10]。其实，县乡理论政策宣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理论政策宣讲同时也是一个体系，主要包括理论政策宣讲组织领导体系、理论政策研究服务体系、理论政策传授服务体系、宣讲队伍培训服务体系、理论政策宣讲平台服务体系、菜单式宣讲和定制化服务体系等七个方面。关于县乡理论政策宣讲的可及性问题，早在1941年6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就提出了宣传鼓动工作必须正确估计客观的环境，了解宣传鼓动的对象，引起群众的兴趣与行动，采用通俗化的形式，群众所能理解的语言[11]。其实讲的就是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可适应性问题。理论政策宣讲为什么收不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忽视了理论政策宣讲服务的可及性。由此，所谓可及性，就是基层群众需求与理论政策宣讲服务之间的“适合度”（the degree of“fit”），即服务的距离、时间、内容和方式是否便于服务对象享受服务。有鉴于此，理论政策宣讲服务体系作为党委为保障群众基本理论政策需求而建构的系统，可以充分借鉴“4A”评价框架。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12]理论政策宣讲作为文化教育和培训服务的重要部分，如何满足基层群众基本理论政策需求，参考上述可及性概念及其“4A”评价框架，我们认为，理论政策宣讲服务体系的可及性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和评估。
（一）可获得性
可获得性代表理论政策宣讲服务设施资源、服务类型与数量能否足够满足群众的需要，尤其是服务的内容是否多样化，能否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理论政策需求。表现在理论政策宣讲服务的数量、时间、地点是否便利县乡群众、服务设施是否能满足群众需要、理论政策服务体系建设向县乡基层倾斜，进一步丰富基层理论政策服务。根据地方和基层特色，尤其是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不断拓展和丰富村民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生态乡村建设、新型农民培育、乡土文化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等理论政策服务的项目和内容，丰富基层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理论政策需求。针对城乡居民的需求差异，地方党委和政府应有针对性地提供更多差异化的理论政策服务内容。
（二）可接近性
可接近性代表理论政策宣讲服务半径是否合理，群众是否具有学习理论政策的意识，参与理论政策宣讲活动是否具备必要的时间、机会和能力。表现在理论政策宣讲服务能否延伸到群众家门口，使群众便捷地享受服务。服务程序是否符合县乡群众文化习惯、服务内容是否贴近群众生活等。需要合理规划布局理论政策服务网点，优化服务资源配置，逐步形成城镇15分钟文化圈、乡村半小时文化圈。譬如，将设在乡镇（片区）的党校、农民培训中心和村落、社区（街道）的文化广场、宣传点纳入县党校、文化服务体系，实行“理论宣讲+”体制，理论宣讲是必选课。县、乡镇、城区联动，点面结合，将服务延伸到基层，延伸到企业、园区和居民生活区，方便群众就近获得理论政策信息。
（三）可适合性
可适合性代表群众是否适应以及是否认可提供理论政策服务的方式，所提供的服务内容是否跟特定的群体需求一致。是否存在内容单一、供给过于刚性等问题，是否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相对接。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趋势，加快理论政策服务与新科技融合。根据年轻人上网和手机阅读的习惯，加快公共阅读服务、公共视听服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加快研发、推广数字智能终端、移动终端等新型载体，开发移动阅读平台，方便用户在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享受便捷式、及时性的理论政策阅读。比如，在许多农村地区，留守在家的大多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而一些政策宣讲服务却是千篇一律的，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特性和实际需求，其服务绩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可接受性
可接受性代表群众对理论宣讲效果是否满意，理论宣讲是否具有吸引力。表现在，宣讲队伍是否老中青结合传帮带，既讲好普通话（理论政策）又讲好地方话（当地实际），群众是否想听、爱听，内容是否讲清、讲准、讲透，是否了解当地党委政府的决策、经济发展状况、群众所需、所盼，是否运用通俗语言、通俗故事、身边典型，是否回应经济社会热点难点和群众关切，是否坚持问题导向，回应改革发展的短板问题、重点问题和群众生产生活的不同需要，基层理论宣讲是否有硬性的考核指标、动态管理和听众满意度、接受程度评估评价。探索建立城乡群众理论政策需求表达、评价和反馈机制。健全基层群众参与机制，推动理论政策服务和文化惠民项目与城乡居民文化需求有效对接。
简单地说，所谓可获得性就是群众可以得到的理论政策宣讲服务（但由于各种限制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所谓可接近性就是群众实际所能得到的理论政策宣讲服务，所谓可适合性就是群众得到自己想要的理论政策宣讲服务，所谓可接受性就是群众能够真心喜爱、真正受益地得到理论政策宣讲服务。当群众真切地体验到党的群众立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体验到理论政策以民为本、服务人民的价值指向和目标追求，就不会对科学理论武装敬而远之，不再视理论政策宣讲与己无关。 五、进一步完善县乡理论政策宣讲体系
对比上述可及性要求，理论宣讲要讲出“味道”、接地气，既要解决好群众的理论认同问题，又要解决好增强理论宣讲的实效性问题。既要关注农民的利益需要和利益表达，还要用通俗的内容、有效的形式、平等的态度、多样的手段开展宣讲。要逐步形成“重心在村社、协调在乡镇、管理在县市”的县乡理论政策宣讲服务网络结构，采用以群众需求为主导的最优服务模式，使县乡群众都能便捷地享受理论政策服务。
（一）以进村（社区）入户为立足点，夯实县乡理论政策服务基础
农民群众最需要理论政策的指导，他们以当下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在为关注点，以日常的生产生活、民生福利、文化娱乐和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的有效解决为评价取向，而对空谈说教缺乏兴趣。作为党的理论政策的“传播者”，要坚持“三贴近”原则，把理论的种子种到田间地头、街委会、村头巷尾，把政策的红利撒进千家万户，扎根农民的心田。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农民三者的关系中，农村发展实际是理论政策宣讲实效性的基础，农民利益是理论政策宣讲针对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活是理论政策宣讲通俗性的源泉[13]。县委做好规划管理、县乡（镇）协调抓好试点、搞好示范，重点将理论政策送到村干部、农村党员、乡村致富带头人、种养殖大户、农民代表心中。面对面地回答群众关心的理论热点和现实问题，实打实地向农民讲清楚、说明白农业产业化、乡风文明、土地流转、林权制度改革、生态农业、农村低保、危旧房改造、强农惠农等政策。让农民知晓自己需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党和政府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为什么这样做。理论政策被群众认同的关键是能否给他们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物质需要和利益的满足是群众接受理论政策最基本的内动力，党和政府应该感情上贴近群众，思想上尊重群众，从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出发，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真实反映群众的实际困难和合理诉求，把对群众的感情渗透到理论政策的宣传阐释之中，落实到政策帮扶的力度和实效之中。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4]
（二）以实效性为落脚点，提升理论政策宣讲服务质量
理论宣讲要抛开“高大上”的目标，突出宣讲内容契合度，实现送需对接。教学内容不求面面俱到，从理论上讲清楚“为什么”的问题，从实践上说明白“怎么做”的问题。一是优化教学内容，紧贴百姓诉求。领导干部及公务员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普通群众以形势与政策教育为主，讲清楚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讲清楚如何看、怎么办，帮助人们正确看待机遇与挑战，引导人们以理性眼光看待改革和竞争，以平和心态面对社会矛盾。二是强化教学过程中的问题意识。在阐述理论与分析现实二者之间，搞懂理论是目的，用理论分析问题是途径[15]。把问题作为教学的切入点，要求教师勇于关注现实，敏锐地把握群众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离开了丰富的现实问题，从理论到理论，讲理论就没有针对性和现实性，就缺乏吸引力，必须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如在讲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讨论“该不该去扶那些跌倒老人”等问题。三是采用群众乐于接受的语言风格和话语习惯。奈斯比特曾经说过，当今中国有很好的“故事”，却缺少好的“话语”来讲述它[16]。据此，要将理论观点通俗化、规范化、生活化，如当前反腐工作中“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接地气的话语，契合大众生活。如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群众路线、中国精神、法治精神、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社会保障等话语，需要我们既讲好故事，又做好理论诠释。理论宣讲要“接地气”，必须先考虑群众是否爱听、能否听懂，不仅要让老百姓愿意来听，还要让他们“坐得住、笑着走”[17]。
（三）以丰富手段、创新形式为推进方式，增强理论政策宣讲吸引力
人民群众既是理论政策宣讲服务的对象，又是运用理论政策的主体。无论是作为受众还是作为主体，都要按照群众的需求和意愿，以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内容、项目、方式、载体，去关注群众需求，回应群众关切，解答群众困惑，使之更好地为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如《辩证看，务实办》《改革热点面对面》《法治热点面对面》等理论节目，以“百姓语言”讲道理，以“百姓眼光”看问题，以“百姓需求”找落点，以“百姓话语”举例子，解答群众普遍关注的难点、热点，用身边事实、用群众典型、用当地事例说话，把晦涩的理论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深受群众喜爱。目前理论政策宣讲主要有四种方式，即文艺宣讲（如山歌）、互动宣讲（如设问）、短小宣讲（如座谈）、穿插宣讲（如与农技局一道，穿插理论）。调研显示，人民群众需要问答式、坐诊式等喜闻乐见的宣讲方式，更乐意接受文艺和科普活动，如理论政策“三下乡”。理论宣讲要紧密联系农村改革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找准理论政策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结合点，切实做到有的放矢、情理交融。要坚持正面宣传、因势利导、普及科学理论和核心价值观，深入解读“三农”政策，把道理讲透彻、说明白，帮助他们用历史和辩证的观点看待问题和解决的途径，不断拓展理论政策宣讲的现实性和时代性[18]。在信息传媒时代，推进理论大众化、通俗化，还要恰当运用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微信、微博、多媒体等传播手段，增加宣讲的信息技术含量，增强群众的学习兴趣。要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清新朴实、细致入微的话语，增强科学理论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以提高理论宣讲队伍的素质为保障，增强理论政策宣讲说服力
“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9]要将理论政策宣讲做到深入浅出，既彻底又说服人，理论骨干就必须接地气，理论骨干首先要强起来、硬起来。其一，调查研究是基层理论宣讲工作者的基本功。鼓励教师走出书斋，走入生活，走进实践，参与相关课题的研究，深入探讨理论热点接地气问题，把枯燥的理论讲出“味道”。其二，完善考核、激励机制。通过“赛课”“公开课”培养专家，组织参加“精彩一课”比赛。如桂林市党建研究会培养党支部书记写论文，现在已经有50多个支部书记写论文。理论宣讲干部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宏观思维能力、理论武装能力等软实力，应当多提拔。其三，对宣讲员进行定期、有效的理论政策培训和重点培养，每年组织骨干到知名高校参加培训，让市级理论专家与基层宣讲员“结对子”、市县党校对口交流、宣讲队伍与农技专家对口交流、开设“理论政策面对面”QQ群进行网上交流等。其四，聘请相关专家学者以学术报告、专题讲座等形式对教师进行指导。其五，加强集体备课。对“怎么讲才有效果”集思广益，讲完后要有意见反馈，听听基层群众意见。如对授课教师的评价，教师对内容的把握是否精准、满意度怎样。其六，加强教师自身再学习的意识。进一步构建起内容完善、形式多样、更富成效的理论宣讲教师队伍培养方式，为提升队伍综合素质搭建更多实践平台，提供更多锻炼机会，让这支队伍能够“想教好、能教好”，真正做到“一口清”“问不倒”“难不住”，增强理论政策宣讲工作的认同力和说服力。 （五）以突出特色、培育亮点为目标，丰富理论政策宣讲服务内容
党的理论政策既是科学的又有强烈的价值关怀，真正的宣讲者应在基层研究的过程中真心关爱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群众的自主意识。调研显示，兴安县的理论政策进村入户，送课到田间地头。龙胜县委宣传部组织理论宣讲专家围绕医疗、拆迁、教育、保障、文化、发展等群众关心的政策法规、形势任务进行集体备课，并将备课“菜单”印发给乡镇基层单位按需“点课”，然后组成宣讲小分队深入“点课”单位调研交流，进一步修改完善教学内容。2014年该县理论宣讲设置理论类专题12个、技术类专题8个，宣讲86场。一些党员群众认为，这种“点课式”理论宣讲有利于政策上解渴、思想上解惑、精神上解压。2013年广西桂林市七星区开展了50场政策理论宣讲活动，理论专家深入农村、街道、社区等基层一线，用老百姓的视角、老百姓的语言、老百姓的切身感受，面对面宣讲，心贴心交流。宣讲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清洁城乡争做文明市民等内容，使老百姓听得懂、记得牢、坐得住、学得进、用得上，使党的政策理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20]。上述方式都是很好的亮点，应该加强提炼、完善和推广。龙胜县理论宣讲成员张值元坚持“老百姓喜爱是第一标准”，每每以生动的语言、群众身边真实的事例以事说理、现身说法。如在宣传党的支农强农惠农政策时，为了让农民实实在在看到政策的红利，感受到理论的实惠。他以提问式导入课堂，问村门口的路是哪个组织修的？种子、农机补贴是哪个给的？新农村建设如何留得住青山、记得住乡愁，等等，让农民群众在亲身感受和享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的物质成果和丰富的文化生活的同时，就会由衷地产生对理论政策的信赖、对农村改革发展的支持，进而确立起共同理想的坚守信念和持久信心；当人民群众自觉地拉近与党的新理论、新政策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距离时，理论政策宣讲就不再只是执政党的独家宣传，而成为群众的热切响应；当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贯彻党的理论政策与自己息息相关时，他也越来越愿意做一名理论政策的积极宣传者、拥护改革的坚定支持者、投身发展的主动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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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莫仲宁
关键词：县乡理论政策宣讲；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及性评价；桂林市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6）01-0048-08
理论宣讲相伴于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成长历程，是我党用理论武装群众的永恒使命。县乡基层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政策大众化和理论政策惠民富民的重要阵地，通过理论政策面对面宣讲，使党和政府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政策浸润到基层广大党员群众心中，进而指导实践，是推进理论政策宣讲的核心任务。2014年9月，笔者参加了广西桂林市委宣传部组织的“理论政策面对面”宣讲调研。通过随堂听课和座谈交流，深入了解了广西桂林市灵川县、兴安县、资源县、龙胜县、叠彩区、雁山区“四县二区”的理论政策宣讲情况。显然，对理论政策宣讲工作是否有效地满足了群众的基本理论需求，是否有效保障了群众获得政策的权利，我们不能只是看讲了多少次课，多少人参加，而忽视它的可及性（access）问题。本文试图以由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和可适应性四个维度组成的理论政策宣讲服务可及性评价框架来评估理论政策宣讲成效，诊断其存在的问题并进而加以改进。
一、研究综述
在翻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发现以往的相关研究文献中，从服务视角研究县乡基层理论宣讲问题的学者和成果可以说是几近阙如。从农村（农民）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这个侧面反映或是介绍各地经验做法的研究却有一些，其中理论宣讲经验介绍类文章多见诸于报刊媒体。总体来说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有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可能性、现实性及其实现路径的研究
相关研究阐述了理论宣讲教育是当前我们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路径。例如，肖芳、李安增从战略意义、科学思维、路径选择三个维度论述中国共产党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同时阐明我党推进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思考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村环境、农民个体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观点、方法的契合度，如何最大限度地调配宣传文化资源，实现农民的政治认同和积极支持[1]。商志晓指出，群众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需要与被需要的关系，关注农民利益驱动因素，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与农民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深度融合，系统阐明并解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容、任务、要求、途径、方式等，才能真正架起人民群众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桥梁[2]。
（二）关于农村理论宣传教育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例如，杨和天等通过实地调查，揭示了农村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存在不平衡性、覆盖面低、内容单调、方法落后、经费缺乏等问题，需要理清思路、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创新方法、注重实践[3]。基层理论工作者叶晓华提出调查研究是基层理论宣讲工作者的基本功，“精气神”是基层理论宣讲工作者的制胜法宝，理论宣讲细节决定理论宣讲成败。
（三）各地理论政策宣讲的经验介绍
例如，一些地方组建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模范、老教师组成的“五老”宣讲队伍，报告到乡镇、宣讲进企业、政策下农村、理论入社区的经验做法；山东省以品牌活动为载体创新党员干部群众理论宣传方式方法，用“百姓话”讲好“百姓事”，用“身边事”讲实“硬道理”，用“新角度”讲透“老道理”，用“小角度”讲清“大道理”，用“土教材”讲活“新道理”[4]。
从以上研究来看，各研究者把重点或是放在了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虽然更具学理性，但理论宣讲只是被作为一种方式几笔带过，缺乏系统性。或是各地经验介绍和工作体会的宣传报道，缺乏学理性。根据本次对广西桂林“四县二区”理论宣讲工作的调查研究，笔者发现县乡理论政策宣讲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农村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研究。
二、县乡理论政策宣讲的主要亮点
总的来看，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桂林市坚持不懈地致力于“理论政策面对面”宣讲工作，在科学理论和各项政策的指导下，县乡（镇）经济发展日新月异，为当前提高基层理论政策宣讲水平提供了宝贵的鲜活资源和充分的现实积淀，凸显县乡理论政策宣讲成效，主要亮点有：
（一）把握理论前沿
通过调研，笔者分别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解读》《如何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解读》《中国梦·我的梦》《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6堂理论宣讲课并与教学骨干座谈交流。从授课内容上看，多数县区能把握当前宣传理论教育的政治生态和主旋律。当前，桂林正在探索“百师入社区、入企业、入校园、入村屯”等活动，让不同类型的宣讲团更受基层欢迎，化枯燥理论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二）讲课主题鲜明、逻辑性强
各县区授课教师几乎都是本县党校骨干教师、中学教师和理论宣讲骨干，表达能力强，讲课经验丰富，掌控课堂的能力强。讲课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常规逻辑，条理清晰。县区大课宣讲时间一般在1个半小时，乡镇（社区）一般是45分钟-60分钟。有的专题已经讲了7遍了，内容娴熟，运用自如，其中也不乏“精彩一课”，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三） 运用新载体、新方法能力强
以文艺、互动、演讲等方式为载体，力求上短课、上小课，核心是确保宣讲有吸引力。采用启发式、互动式等灵活、有效的方式进行宣讲，大胆面对基层干部群众的理论政策困惑。运用多媒体技术，通过文字、音乐、图片、视频等的编辑，制作图文并茂、清晰生动的教学软件，进行形象化展示、故事化表达。实施“理论政策面对面”网格化工程，即在农村建设“五个有”（有场地、有教师、有书籍、有音响、有活动）的理论小广场；在机关单位、企业、社区设立理论中心；以理论小广场和理论中心为点，以200个宣讲骨干为经纬线，优化理论政策宣讲服务资源配置，并不断努力缩小城乡理论服务半径之间的差距，巩固好主流意识形态宣传阵地。 （四）寓教于乐、互动性强
桂林市多年来精心打造“百姓大舞台”公益文化品牌，在宣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百姓大舞台”先后走进荔浦、阳朔、资源、全州、秀峰等县区，还组织当地文艺骨干将理论编成山歌、彩调等曲目，通过进社区、进乡镇村屯，“送戏”面对面、入脑又入心。
三、县乡理论政策宣讲面临的困境
调查表明，当前理论政策宣讲还面对许多新的困难、新的矛盾和新的挑战。从时代背景看，思想文化的多样化、多元化，意识形态斗争，网络信息的传播，腐朽观念沉渣泛起，对我们的理论武装形成新的挑战。从社会环境看，理论宣讲既包括正面教育、观念引导，更包括实践证明、绩效说服。从理论宣讲本身看，宣讲队伍还不够强，内容方法还不尽人意。从传播与受众看，理论话语的晦涩性以及政治话语的训导性、命令性和规范性不同程度的超过了普通群众的接受能力和水平，造成了大众接受力与沟通方式之间的矛盾。
（一） 生动性不足，吸引力弱。从老百姓的视角，用老百姓的语言，通俗易懂地阐述理论不够，联系当地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不够，联系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实际不够，联系当地党委、政府改革发展的中心工作不够，群众接受理论的意识和理论政策的吸引力都不强，影响了宣讲的生动性。如在给县乡（镇）领导干部宣讲“如何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时，宣讲者忽略了群众路线的实质以及新时期干群关系的解答。在宣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时，没有联系实际深入探讨全面深化改革中存在的思想障碍，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目标的瓶颈是什么，如何做？显然是不完美的。长期从事哲学研究的孙正聿教授说过，教育和教学有讲理和不讲理之分。填鸭式教育和教学模式其实是“不讲理”的，是对理论的名词性诠释。也就是基层理论宣讲“号召式”“命令式”的方式和内容的囫囵吞枣、照本宣科，形式主义、教条八股的空洞说教。据此，对群众进行理论政策宣讲，一定要坚持“讲理”原则，将理论政策的精髓和内涵向群众说明白，讲清楚，真正做到展现理论具备彻底性、说服性、大众化的特质。应该说，理论政策宣讲的内容十分丰富，干部群众通过网络能很快获取各种信息，党的各种理论政策全民知晓率似乎很高，但因为缺少专家解读，群众入眼不入脑、入脑不入心，甚至还存在片面误读。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内容方法上下功夫，必须将上级文件精神、政策措施化为比较具体、通俗的内容，使群众易于接受，将教育的内容与县乡实情、本地实际相结合，实现内容创新。同时，还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灵活多样的方法，增强宣讲活力。
（二）理论政策宣讲覆盖面窄。理论宣讲难在基层、难在农村。城乡之间理论政策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乡镇服务资源匮乏，离城市愈远，理论政策服务愈弱。目前，理论宣讲基本上只覆盖到县直机关、乡镇机关干部、村两委成员这一层面，多数还进不了村、入不了户，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不易享受到。在兴安县严关镇宣讲时，一位68岁的老人拄着拐杖执意要来听政策宣讲，已然昭示出农民群众对低保政策、旧房改造政策、养老政策、强农富农政策等有强烈的需求。笔者感受到理论政策宣讲课最根本的目的是提升农民素质，指导农民发展，让农民群众真心喜爱、真正受益。
（三）对理论政策宣讲的执行力不够
宣传理论部门与实务部门仍然是“两张皮”。从宣传管理体制看，宣传部长多忙于易见成效的行政工作，对理论政策宣讲推动不够有力。宣传部门要进一步厘清县乡理论政策宣讲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想解决什么问题？现在面对哪些问题？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宣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解决的是认同问题。从理论认同和价值认同来说，对话空间难度大，应着重情感认同和政策认同，而对理论、道路、价值观的认同度和党的感情，这要看基层党委政府从农民“三最”（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出发，贯彻理论指导，落实政策帮扶的力度和实效。值得一提的是，上级对理论政策宣讲工作的绩效考评多流于形式，不接地气。很多时候，理论宣讲工作检查只是看讲了多少次课，多少人参加，很少涉及诸如理论政策宣讲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基层群众的需求及产生的效果等指标。可以采取各县（区）、乡（镇）连片集中现场考核办法，特邀评委由职能部门领导、党代会代表、宣讲骨干代表、群众代表组成。宣传部长们面对面地接受现场领导、代表的提问。评委们根据工作报告和现场考核进行评分。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发现问题、正视问题，更能通过考核会相互学习交流，取长补短，推进理论政策宣讲工作协同发展。
（四）刚性理论政策服务供给与民众弹性需求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说的是工作中离开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和活生生的现实，去空谈所谓“理想”“信念”，只会暴露出自身的弱点，也可能会伤害人民群众对党的感情。共产党过去的理论宣讲为什么有成效，主要是抓住了理论政策需求，懂得群众想要什么？如“打土豪、分田地”，直截了当顺应了农民的需求。从中国农村社会个体化看，社区认同日益弱化，公共文化生活日渐衰落，公共道德日趋式微，互助合作精神逐渐消解，“村社共同体”也处在解体之中[6]。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无疑增加了人们接受理论的难度。这就启示理论宣讲要少说空话多务实，注意研究真问题，回答真问题。面对人民群众关注的诸多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如住房难、看病难、养老难、上学难、就业难，贫富差距、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生态破坏、食品安全等，我们在理论政策宣讲时要积极回应、主动阐释，而不能漠视和回避。以群众“愿意听、听得进”为出发点，以群众的关注、疑惑和诉求为切入点，有针对性地解开部分群众思想“疙瘩”。当群众看到自己的关切被重视、农村热点焦点问题没有被遗忘、民生改善步伐加快时，就会认识到党的理论政策的非凡价值。
四、理论政策宣讲可及性评价“4A”框架
1974年美国卫生专家卢安·阿德（Lu Ann Aday）和罗纳德·安德森（Ronald Andersen）最早提出可及性概念。洛伊·潘查斯基（Roy Penchansky）和威廉·托马斯（William Thomas）于1981年将可及性定义为一个代表顾客与服务系统间“适合度”的概念，它包括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适合性、可承受性、可接受性5个方面的内容[7]。而阻碍服务体系的可及性，一般归咎于4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物理因素，即距离远近，是否容易抵达；二是经济因素，即客户是否具有消费意愿和支付能力；三是组织因素，即是否具有相应的服务机构和服务项目内容；四是社会因素，即是否存在社会歧视和语言障碍。这套可及性测量指标体系，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所采用，以此来评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与服务对象之间的“适合度”。1999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特别报告员卡塔琳娜·托马斯瑟夫斯基（Katarina Tomasevski）将卫生服务可及性概念引入到教育权的实现状况评价中，形成“4A”框架，它包括：可获得性（Availability）、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可适应性（Adaptability）[8]。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采用了她的“4A”框架，用于分析和评价国家初等教育体系与受教育对象的“适合度”，即国家提供的教育服务的“可及性”。 上述对卫生服务和教育服务可及性的研究表明，可及性代表着服务体系与服务对象之间的“适合度”，并且可及性评价是制定和改进服务政策的关键环节。那么，我们能否把县乡理论政策宣讲视为一种“（服务）体系”，县乡理论政策宣讲有没有可及性问题，进而能否运用可及性“4A”框架评价。众所周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群众服务，理论政策宣讲也不例外。中央强调，地方县级和城乡基层宣传文化队伍担负着用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以及教育引导群众的重要职责[9]。由此可见，理论政策宣讲属于党委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包括宣传服务设施、资源和服务内容，以及人才、资金、技术和政策保障机制等方面内容。有学者从各地农村文化服务的实际和改革实践出发，总结出“部门供给”“以钱养事”“以县为主”三种农村文化服务的典型模式[10]。其实，县乡理论政策宣讲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理论政策宣讲同时也是一个体系，主要包括理论政策宣讲组织领导体系、理论政策研究服务体系、理论政策传授服务体系、宣讲队伍培训服务体系、理论政策宣讲平台服务体系、菜单式宣讲和定制化服务体系等七个方面。关于县乡理论政策宣讲的可及性问题，早在1941年6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就提出了宣传鼓动工作必须正确估计客观的环境，了解宣传鼓动的对象，引起群众的兴趣与行动，采用通俗化的形式，群众所能理解的语言[11]。其实讲的就是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可适应性问题。理论政策宣讲为什么收不到实实在在的效果，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忽视了理论政策宣讲服务的可及性。由此，所谓可及性，就是基层群众需求与理论政策宣讲服务之间的“适合度”（the degree of“fit”），即服务的距离、时间、内容和方式是否便于服务对象享受服务。有鉴于此，理论政策宣讲服务体系作为党委为保障群众基本理论政策需求而建构的系统，可以充分借鉴“4A”评价框架。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发展，引导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12]理论政策宣讲作为文化教育和培训服务的重要部分，如何满足基层群众基本理论政策需求，参考上述可及性概念及其“4A”评价框架，我们认为，理论政策宣讲服务体系的可及性可以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和评估。
（一）可获得性
可获得性代表理论政策宣讲服务设施资源、服务类型与数量能否足够满足群众的需要，尤其是服务的内容是否多样化，能否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理论政策需求。表现在理论政策宣讲服务的数量、时间、地点是否便利县乡群众、服务设施是否能满足群众需要、理论政策服务体系建设向县乡基层倾斜，进一步丰富基层理论政策服务。根据地方和基层特色，尤其是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不断拓展和丰富村民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生态乡村建设、新型农民培育、乡土文化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等理论政策服务的项目和内容，丰富基层精神文化生活，满足不同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理论政策需求。针对城乡居民的需求差异，地方党委和政府应有针对性地提供更多差异化的理论政策服务内容。
（二）可接近性
可接近性代表理论政策宣讲服务半径是否合理，群众是否具有学习理论政策的意识，参与理论政策宣讲活动是否具备必要的时间、机会和能力。表现在理论政策宣讲服务能否延伸到群众家门口，使群众便捷地享受服务。服务程序是否符合县乡群众文化习惯、服务内容是否贴近群众生活等。需要合理规划布局理论政策服务网点，优化服务资源配置，逐步形成城镇15分钟文化圈、乡村半小时文化圈。譬如，将设在乡镇（片区）的党校、农民培训中心和村落、社区（街道）的文化广场、宣传点纳入县党校、文化服务体系，实行“理论宣讲+”体制，理论宣讲是必选课。县、乡镇、城区联动，点面结合，将服务延伸到基层，延伸到企业、园区和居民生活区，方便群众就近获得理论政策信息。
（三）可适合性
可适合性代表群众是否适应以及是否认可提供理论政策服务的方式，所提供的服务内容是否跟特定的群体需求一致。是否存在内容单一、供给过于刚性等问题，是否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相对接。适应社会信息化发展趋势，加快理论政策服务与新科技融合。根据年轻人上网和手机阅读的习惯，加快公共阅读服务、公共视听服务、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建设。加快研发、推广数字智能终端、移动终端等新型载体，开发移动阅读平台，方便用户在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享受便捷式、及时性的理论政策阅读。比如，在许多农村地区，留守在家的大多是老年人、妇女和儿童，而一些政策宣讲服务却是千篇一律的，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特性和实际需求，其服务绩效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可接受性
可接受性代表群众对理论宣讲效果是否满意，理论宣讲是否具有吸引力。表现在，宣讲队伍是否老中青结合传帮带，既讲好普通话（理论政策）又讲好地方话（当地实际），群众是否想听、爱听，内容是否讲清、讲准、讲透，是否了解当地党委政府的决策、经济发展状况、群众所需、所盼，是否运用通俗语言、通俗故事、身边典型，是否回应经济社会热点难点和群众关切，是否坚持问题导向，回应改革发展的短板问题、重点问题和群众生产生活的不同需要，基层理论宣讲是否有硬性的考核指标、动态管理和听众满意度、接受程度评估评价。探索建立城乡群众理论政策需求表达、评价和反馈机制。健全基层群众参与机制，推动理论政策服务和文化惠民项目与城乡居民文化需求有效对接。
简单地说，所谓可获得性就是群众可以得到的理论政策宣讲服务（但由于各种限制并不一定能够得到），所谓可接近性就是群众实际所能得到的理论政策宣讲服务，所谓可适合性就是群众得到自己想要的理论政策宣讲服务，所谓可接受性就是群众能够真心喜爱、真正受益地得到理论政策宣讲服务。当群众真切地体验到党的群众立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体验到理论政策以民为本、服务人民的价值指向和目标追求，就不会对科学理论武装敬而远之，不再视理论政策宣讲与己无关。 五、进一步完善县乡理论政策宣讲体系
对比上述可及性要求，理论宣讲要讲出“味道”、接地气，既要解决好群众的理论认同问题，又要解决好增强理论宣讲的实效性问题。既要关注农民的利益需要和利益表达，还要用通俗的内容、有效的形式、平等的态度、多样的手段开展宣讲。要逐步形成“重心在村社、协调在乡镇、管理在县市”的县乡理论政策宣讲服务网络结构，采用以群众需求为主导的最优服务模式，使县乡群众都能便捷地享受理论政策服务。
（一）以进村（社区）入户为立足点，夯实县乡理论政策服务基础
农民群众最需要理论政策的指导，他们以当下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在为关注点，以日常的生产生活、民生福利、文化娱乐和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的有效解决为评价取向，而对空谈说教缺乏兴趣。作为党的理论政策的“传播者”，要坚持“三贴近”原则，把理论的种子种到田间地头、街委会、村头巷尾，把政策的红利撒进千家万户，扎根农民的心田。在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农民三者的关系中，农村发展实际是理论政策宣讲实效性的基础，农民利益是理论政策宣讲针对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活是理论政策宣讲通俗性的源泉[13]。县委做好规划管理、县乡（镇）协调抓好试点、搞好示范，重点将理论政策送到村干部、农村党员、乡村致富带头人、种养殖大户、农民代表心中。面对面地回答群众关心的理论热点和现实问题，实打实地向农民讲清楚、说明白农业产业化、乡风文明、土地流转、林权制度改革、生态农业、农村低保、危旧房改造、强农惠农等政策。让农民知晓自己需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党和政府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为什么这样做。理论政策被群众认同的关键是能否给他们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物质需要和利益的满足是群众接受理论政策最基本的内动力，党和政府应该感情上贴近群众，思想上尊重群众，从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问题出发，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事，真实反映群众的实际困难和合理诉求，把对群众的感情渗透到理论政策的宣传阐释之中，落实到政策帮扶的力度和实效之中。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14]
（二）以实效性为落脚点，提升理论政策宣讲服务质量
理论宣讲要抛开“高大上”的目标，突出宣讲内容契合度，实现送需对接。教学内容不求面面俱到，从理论上讲清楚“为什么”的问题，从实践上说明白“怎么做”的问题。一是优化教学内容，紧贴百姓诉求。领导干部及公务员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普通群众以形势与政策教育为主，讲清楚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讲清楚如何看、怎么办，帮助人们正确看待机遇与挑战，引导人们以理性眼光看待改革和竞争，以平和心态面对社会矛盾。二是强化教学过程中的问题意识。在阐述理论与分析现实二者之间，搞懂理论是目的，用理论分析问题是途径[15]。把问题作为教学的切入点，要求教师勇于关注现实，敏锐地把握群众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离开了丰富的现实问题，从理论到理论，讲理论就没有针对性和现实性，就缺乏吸引力，必须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如在讲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讨论“该不该去扶那些跌倒老人”等问题。三是采用群众乐于接受的语言风格和话语习惯。奈斯比特曾经说过，当今中国有很好的“故事”，却缺少好的“话语”来讲述它[16]。据此，要将理论观点通俗化、规范化、生活化，如当前反腐工作中“老虎、苍蝇一起打”，这些接地气的话语，契合大众生活。如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群众路线、中国精神、法治精神、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社会保障等话语，需要我们既讲好故事，又做好理论诠释。理论宣讲要“接地气”，必须先考虑群众是否爱听、能否听懂，不仅要让老百姓愿意来听，还要让他们“坐得住、笑着走”[17]。
（三）以丰富手段、创新形式为推进方式，增强理论政策宣讲吸引力
人民群众既是理论政策宣讲服务的对象，又是运用理论政策的主体。无论是作为受众还是作为主体，都要按照群众的需求和意愿，以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内容、项目、方式、载体，去关注群众需求，回应群众关切，解答群众困惑，使之更好地为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所运用。如《辩证看，务实办》《改革热点面对面》《法治热点面对面》等理论节目，以“百姓语言”讲道理，以“百姓眼光”看问题，以“百姓需求”找落点，以“百姓话语”举例子，解答群众普遍关注的难点、热点，用身边事实、用群众典型、用当地事例说话，把晦涩的理论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深受群众喜爱。目前理论政策宣讲主要有四种方式，即文艺宣讲（如山歌）、互动宣讲（如设问）、短小宣讲（如座谈）、穿插宣讲（如与农技局一道，穿插理论）。调研显示，人民群众需要问答式、坐诊式等喜闻乐见的宣讲方式，更乐意接受文艺和科普活动，如理论政策“三下乡”。理论宣讲要紧密联系农村改革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找准理论政策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结合点，切实做到有的放矢、情理交融。要坚持正面宣传、因势利导、普及科学理论和核心价值观，深入解读“三农”政策，把道理讲透彻、说明白，帮助他们用历史和辩证的观点看待问题和解决的途径，不断拓展理论政策宣讲的现实性和时代性[18]。在信息传媒时代，推进理论大众化、通俗化，还要恰当运用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微信、微博、多媒体等传播手段，增加宣讲的信息技术含量，增强群众的学习兴趣。要采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清新朴实、细致入微的话语，增强科学理论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四）以提高理论宣讲队伍的素质为保障，增强理论政策宣讲说服力
“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9]要将理论政策宣讲做到深入浅出，既彻底又说服人，理论骨干就必须接地气，理论骨干首先要强起来、硬起来。其一，调查研究是基层理论宣讲工作者的基本功。鼓励教师走出书斋，走入生活，走进实践，参与相关课题的研究，深入探讨理论热点接地气问题，把枯燥的理论讲出“味道”。其二，完善考核、激励机制。通过“赛课”“公开课”培养专家，组织参加“精彩一课”比赛。如桂林市党建研究会培养党支部书记写论文，现在已经有50多个支部书记写论文。理论宣讲干部有严密的逻辑推理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宏观思维能力、理论武装能力等软实力，应当多提拔。其三，对宣讲员进行定期、有效的理论政策培训和重点培养，每年组织骨干到知名高校参加培训，让市级理论专家与基层宣讲员“结对子”、市县党校对口交流、宣讲队伍与农技专家对口交流、开设“理论政策面对面”QQ群进行网上交流等。其四，聘请相关专家学者以学术报告、专题讲座等形式对教师进行指导。其五，加强集体备课。对“怎么讲才有效果”集思广益，讲完后要有意见反馈，听听基层群众意见。如对授课教师的评价，教师对内容的把握是否精准、满意度怎样。其六，加强教师自身再学习的意识。进一步构建起内容完善、形式多样、更富成效的理论宣讲教师队伍培养方式，为提升队伍综合素质搭建更多实践平台，提供更多锻炼机会，让这支队伍能够“想教好、能教好”，真正做到“一口清”“问不倒”“难不住”，增强理论政策宣讲工作的认同力和说服力。 （五）以突出特色、培育亮点为目标，丰富理论政策宣讲服务内容
党的理论政策既是科学的又有强烈的价值关怀，真正的宣讲者应在基层研究的过程中真心关爱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群众的自主意识。调研显示，兴安县的理论政策进村入户，送课到田间地头。龙胜县委宣传部组织理论宣讲专家围绕医疗、拆迁、教育、保障、文化、发展等群众关心的政策法规、形势任务进行集体备课，并将备课“菜单”印发给乡镇基层单位按需“点课”，然后组成宣讲小分队深入“点课”单位调研交流，进一步修改完善教学内容。2014年该县理论宣讲设置理论类专题12个、技术类专题8个，宣讲86场。一些党员群众认为，这种“点课式”理论宣讲有利于政策上解渴、思想上解惑、精神上解压。2013年广西桂林市七星区开展了50场政策理论宣讲活动，理论专家深入农村、街道、社区等基层一线，用老百姓的视角、老百姓的语言、老百姓的切身感受，面对面宣讲，心贴心交流。宣讲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清洁城乡争做文明市民等内容，使老百姓听得懂、记得牢、坐得住、学得进、用得上，使党的政策理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20]。上述方式都是很好的亮点，应该加强提炼、完善和推广。龙胜县理论宣讲成员张值元坚持“老百姓喜爱是第一标准”，每每以生动的语言、群众身边真实的事例以事说理、现身说法。如在宣传党的支农强农惠农政策时，为了让农民实实在在看到政策的红利，感受到理论的实惠。他以提问式导入课堂，问村门口的路是哪个组织修的？种子、农机补贴是哪个给的？新农村建设如何留得住青山、记得住乡愁，等等，让农民群众在亲身感受和享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的物质成果和丰富的文化生活的同时，就会由衷地产生对理论政策的信赖、对农村改革发展的支持，进而确立起共同理想的坚守信念和持久信心；当人民群众自觉地拉近与党的新理论、新政策和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距离时，理论政策宣讲就不再只是执政党的独家宣传，而成为群众的热切响应；当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贯彻党的理论政策与自己息息相关时，他也越来越愿意做一名理论政策的积极宣传者、拥护改革的坚定支持者、投身发展的主动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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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莫仲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