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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死者》是詹姆斯·乔伊斯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压卷之作，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被李健吾称为最富有现代性的小说。两部作品在主导意象与主题、叙事手法和心理刻画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同时又体现了两位作家各自独具的艺术特色。本文对两部作品进行了对比研究，探讨两者间的异同及其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主导意象与主题 叙事手法 心理刻画
詹姆斯·乔伊斯和林徽因分属世界东西两端，但同为现代主义文学的积极开拓者和实验者，他们身上有着十分相似的文学创作理念，这一点可以在乔伊斯和林徽因各自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死者》和《九十九度中》里得到有力的佐证，两部作品在主导意象与主题、叙事手法和心理刻画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同时又体现了两位作家各自独具的艺术特色。
一
《死者》与《九十九度中》都选用天气作为主导意象：前者为雪，后者为高温。一个城市的天气就像一幅油画的底色，它可以左右整幅画面的色彩基调，运用天气作为主导意象有利于从总体上掌控整个城市的氛围。《死者》中对雪的主要描写约有八处，自始至终跟随着主人公加布里埃尔的活动。从他一出场雪的意象就相伴而生：“他站在擦鞋垫上，正擦拭着橡胶套鞋上的雪。”从而预设了小说的基调。小说第三部分开头描写了街道上的积雪以及人们关于雪的议论，着重突出了这场覆盖了整个爱尔兰的大雪，雪掩盖了一切，为爱尔兰着上了白茫茫的生活底色，没有任何其它色彩，单调乏味得令人窒息，这为加布里埃尔在虚无、空虚中产生最后的精神顿悟做足了准备。小说结尾主人公的孤独感随着阵阵飘雪达到了顶点，眼前豁然开朗，看清了生活的一切，灵魂僵死、消逝、融化于雪，又在雪中等待重生。雪的意象贯穿整篇小说，构成了丰富的隐喻世界。《九十九度中》对炎热天气的直接描写达十五处之多，几乎所有出场的人物都对天热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却有所不同，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来自下层贫民：张家仆人李贵为天热所引发的种种难题所困扰，担心无法完成东家的任务；杨三的饥饿感使他越发觉得热，气急败坏地顶着太阳去讨债；卖酸梅汤的老头儿抱怨天热冰化的快，耽误他的生意。他们多从生计的角度看待高温，高温天气加剧了其生存条件的恶劣程度。另一类来自悠闲的上层人士：局长夫人刘太太由于天热感觉到自己赴宴的衣服很不合身，望着别人时髦的装束更加烦躁起来；参加寿宴的五少奶奶在牌桌上心不在焉地与其他客人抱怨着天气。这些人本已衣食无忧，对北平高温的满腹牢骚暴露出了他们精神上的空虚与寂寥。一端是强忍着酷热苦求生计的贫民；另一端则是奢侈糜烂、内心空虚的富人，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九十九度的高温意象象征了这一系列矛盾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都柏林人和北平人在面对社会现实时，都采取了极端麻木的态度，这是乔伊斯和林徽因想要揭开的祖国脓疮。《死者》的主人公加布里埃尔的两位姨妈三十年来一直居住在一栋阴暗凄惨的房子中，她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相同的行为，满腔热情地践行着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程式，麻木到了极点。艾弗丝小姐虽远比两位姨妈更有活力，但她的整个生活都被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充斥着，不肯接受任何其它事物，瘫痪于民族主义的虚幻中。相对于都柏林人空虚、单调的生活，《九十九度中》里北平国民的愚昧麻木更是随处可见：洋车上的卢二爷悠闲地在脑海中挑选着可口的解暑食品，却根本无视车夫汗流浃背的惨状；寿宴上的权贵们大口吞咽着满桌的美味佳肴，而侍候他们的小丫头寿儿却在挨饿。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读者心底吹起一阵寒心的冷风，这种腐化、麻木最后在丁大夫的见死不救中推向了高潮，挑夫辛辛苦苦为丁大夫等食客挑去美食，却因得不到大夫们的救治而一命呜呼，小报上挑夫毙命的消息就像一根沾了水的荆条，狠狠地抽打着麻木的国民们。乔伊斯和林徽因在混乱的社会现实中发出了自己意在唤醒麻木者的呐喊，形成了两部作品的共同主题。
二
乔伊斯与林徽因在两部作品中都摆脱了传统小说以时间为顺序的创作原则，采用了柏格森的心理时间，共同设置了以一日为框架的小说模式。他们将有限的时间扩展成无限的时空，将人物一生的复杂历程出色地展现在小说中的几个小时内。《死者》仅仅描绘了一场普通的圣诞晚宴，却生动地展示出主仆、客人们一生的生存状态，读者甚至可以根据人物们这一夜的亮相就能够猜测出他们今后的人生轨迹。《九十九度中》里的新娘在拜堂时那一小段时间内的回忆就道尽了她多年来的悲苦，往日的辛酸一一呈现在了读者面前；过整寿的老太太更是在打盹时的一眨眼功夫就历数了近七十年的沉浮。两位作家都充分发掘了时间的艺术功能，但在空间的安排上却有所不同：《死者》的场景少而固定，从两位姨妈阴暗凄惨的房子到覆盖着积雪的街道，最后结束于格雷沙姆旅店，始终跟随着情节的发展，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转移。《九十九度中》则截然不同，其场景地点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视角一开始从挑夫送菜的街角跟随着卢二爷的车夫来到了街头，又切回到摆寿宴的张宅，转念间又随着杨三来到喜宴堂门口找王康要帐，而后进入喜宴等，作者用蒙太奇手法将多个场景像幻灯片一样灵活自如地切换着，营造了一种独特的画面感。这种空间安排的差异主要缘于两位作家选用了不同的空间结构类型。乔伊斯为展现都柏林人的麻木僵化，将作品的空间结构一直控制在线型模式内。各种空间场景随着故事的发展按部就班地依次打开，为人物活动提供着所需的场所。这种单调、简洁的空间结构极易使读者感到生活的枯燥、乏味，进而理解人物的生存状态。林徽因采用的是碎片式的空间结构，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场所同时活动，同步推进。这种结构迫使读者在片刻时间内并置接受不同空间的不同意象，使文本本身足以唤起一种焦躁、迷茫、彷徨不安的情绪，正迎合了作品的主导意象所要体现的城市氛围。
另外，《死者》和《九十九度中》的情节已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开端、冲突、高潮和结局。《死者》描写了偶然发生在加布里埃尔身上的一连串小事，不曲折，不离奇却缜密地围绕人物展开：女仆莉莉的无礼顶撞；姨妈等人对橡胶套鞋的议论；与艾弗斯小姐共舞时的言语冲突；晚餐时的演讲以及妻子诉说的往昔情史等并不能引起读者太大的兴趣。事实上，它们只是人物思想爆发的导火线，在加布里埃尔的情绪上激起一点小火花又缓缓地引导着他的意识向最终的爆破点运行。这个爆破点被引爆于小说结尾，为主人公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这就是加布里埃尔的精神顿悟，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看似没有结局的故事的结局，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九十九度中》通过片段性的情节展示生活，作者使用拼图式手法将北平城一天之内发生的种种琐事拼接在了一起，用以记录北平纷繁复杂的生活景象。不同阶级人们的生活片段，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一起被平整地呈现在了同一个平面上，上面所有人物的故事都被平等地叙述着，小丫头、挑夫、车夫、卖酸梅汤的老头儿与名流、贵妇、阔少一同登上了北平城的生活舞台，他们互有关联，却又互不干扰，遵循着各自的人生轨迹演绎着真实的生活。当小说接近尾声时，卢二爷不耐烦地拍着扇子又回到了小说的原初，一切如昨，一如既往地身陷迷茫之中。人生的横切面其实就是由一圈圈曲线不同、大小不同的年轮组成的，这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死者》和《九十九度中》的情节安排十分相近，特别是结尾的情节设置更显异曲同工之妙。 三
乔伊斯和林徽因大胆地转向了对人物意识和内心自省的积极探索，两人都极擅长通过个体内心与外界的比照来表现人物的心理世界。《死者》的主人公加布里埃尔在大学任教，是个有教养、有身份的人，却拥有一颗无比空虚与孤寂的灵魂。他对于女仆莉莉原本出于同情的一丝怜爱却遭到了其轻蔑的抵触，而姨妈的无心耻笑、艾弗丝小姐对他的严厉指责以及宴会发言所带来的无形压力都激起了他内心的不满与愤懑，最后连他一直以来引以为豪的妻子也另有所爱，这令他彻底失望。热闹喜悦的晚宴气氛与主人公的孤独、哀怨形成了外喜内悲的鲜明对比，内心活动与外部世界的二元对立更加突显出了加布里埃尔的尴尬处境。《九十九度中》描述了喜宴和寿宴两件喜事，林徽因将一老一少两位女性安排在了主角的位置上，也形成了外喜内悲的模式，将悲哀在喜悦中传达更显无奈与凄凉。老寿星表面上风光无限，为她举办的寿宴宾朋满堂，极尽奢华，可她的脑海中并不是得到富贵、长寿的喜悦，而是历尽沧桑后的无限感慨，对生命、浮华的无比倦怠。她实际上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无聊地应酬着来客们的虚情假意，日日年年地重复着枯燥的程式。另一位女主角新娘阿淑在一片祥和的喜庆中终于嫁出了门，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但她内心未曾有过新婚的甜蜜，而是满溢着数不尽的悲苦，多年的挣扎抵抗毁于一旦，她只能告别昔日的梦想，屈从于现实的残酷安排，从一处悲哀跳进了另一个苦难，卸掉了父母肩上的包袱却成了他家的女奴，炽热的情感在世俗礼教的层层罗网中被扼杀殆尽。拨开人物表层的面纱，直面人物的内心世界，从整体上体察人物的生存状态，正是这种强调人物内外对照的心理描写的魅力所在。
此外，乔伊斯和林徽因还很好地运用了意识流描写这把开掘人性意识与情感的利器。《死者》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故事最后加布里埃尔精神顿悟时的意识流。加布里埃尔忽闪忽现的思绪随着窗外纷飞的大雪飘落到他内心最隐秘的角落，感觉自身正在灰色的世界里消融，他的灵魂随着隐隐飘落的飞雪迎来了精神顿悟的最后时刻。这段精彩的意识流让死者穿越了时空与生死的界限，直接站到生者面前进行了一场深刻而坦诚的灵魂交流，它涵盖了广阔的主题，扩展了无限的时距，模糊了一切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将过去、现在与将来聚集在了一起。《九十九度中》里人物众多，林徽因并不依靠描写人物的外在行动，而是通过刻画人物的心理，特别是捕捉部分人物的意识流动来塑造人物形象，这才使得各色人物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显得生动真实。小说开头写在大圆篓上的“美丰楼”三个黑字引发了卢二爷的意识流动，他精心设计起一顿避开家庭的午饭，他甚至还幻想听到了和记理发馆的伙计们招呼的声音。婚宴中少女丽丽身上的花露香味挑起了茶房心底的欲火，回想起昨晚唱戏的云娟，脑海中充满情欲暗示的图景揭示出茶房内心强烈的压抑。另外还有杨三讨债前阿Q式的心理暗示；新娘阿淑的悲苦倾诉等形形色色的意识流灵活地流动于《九十九度中》，令人目不暇接，反映出林徽因对于北平众生的长期关注与思考。读者在倾听各种人物心声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令人绝望的迷惘气息，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了作品的主题。
在这两部作品中，乔伊斯和林徽因都倾心于记录自己熟悉的生活和真实的情感，不约而同地将细腻、真诚的笔触停留在正处于混乱年代中的祖国首都——都柏林和北平，萌发了相似的写作动机，发掘着相同的主题，使用了相近的表现手法，完成了共同的对内转向，在乱世中唱响了撼人心魄的共鸣曲，于东西方之间形成了有力的回音。
[1] Joyce，James.Dubliners[M].New York：The Penguin Books，1967.
[2] 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于海，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关键词：主导意象与主题 叙事手法 心理刻画
詹姆斯·乔伊斯和林徽因分属世界东西两端，但同为现代主义文学的积极开拓者和实验者，他们身上有着十分相似的文学创作理念，这一点可以在乔伊斯和林徽因各自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死者》和《九十九度中》里得到有力的佐证，两部作品在主导意象与主题、叙事手法和心理刻画等方面具有相似性，同时又体现了两位作家各自独具的艺术特色。
一
《死者》与《九十九度中》都选用天气作为主导意象：前者为雪，后者为高温。一个城市的天气就像一幅油画的底色，它可以左右整幅画面的色彩基调，运用天气作为主导意象有利于从总体上掌控整个城市的氛围。《死者》中对雪的主要描写约有八处，自始至终跟随着主人公加布里埃尔的活动。从他一出场雪的意象就相伴而生：“他站在擦鞋垫上，正擦拭着橡胶套鞋上的雪。”从而预设了小说的基调。小说第三部分开头描写了街道上的积雪以及人们关于雪的议论，着重突出了这场覆盖了整个爱尔兰的大雪，雪掩盖了一切，为爱尔兰着上了白茫茫的生活底色，没有任何其它色彩，单调乏味得令人窒息，这为加布里埃尔在虚无、空虚中产生最后的精神顿悟做足了准备。小说结尾主人公的孤独感随着阵阵飘雪达到了顶点，眼前豁然开朗，看清了生活的一切，灵魂僵死、消逝、融化于雪，又在雪中等待重生。雪的意象贯穿整篇小说，构成了丰富的隐喻世界。《九十九度中》对炎热天气的直接描写达十五处之多，几乎所有出场的人物都对天热表达过自己的看法，却有所不同，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来自下层贫民：张家仆人李贵为天热所引发的种种难题所困扰，担心无法完成东家的任务；杨三的饥饿感使他越发觉得热，气急败坏地顶着太阳去讨债；卖酸梅汤的老头儿抱怨天热冰化的快，耽误他的生意。他们多从生计的角度看待高温，高温天气加剧了其生存条件的恶劣程度。另一类来自悠闲的上层人士：局长夫人刘太太由于天热感觉到自己赴宴的衣服很不合身，望着别人时髦的装束更加烦躁起来；参加寿宴的五少奶奶在牌桌上心不在焉地与其他客人抱怨着天气。这些人本已衣食无忧，对北平高温的满腹牢骚暴露出了他们精神上的空虚与寂寥。一端是强忍着酷热苦求生计的贫民；另一端则是奢侈糜烂、内心空虚的富人，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九十九度的高温意象象征了这一系列矛盾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都柏林人和北平人在面对社会现实时，都采取了极端麻木的态度，这是乔伊斯和林徽因想要揭开的祖国脓疮。《死者》的主人公加布里埃尔的两位姨妈三十年来一直居住在一栋阴暗凄惨的房子中，她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着相同的行为，满腔热情地践行着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程式，麻木到了极点。艾弗丝小姐虽远比两位姨妈更有活力，但她的整个生活都被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充斥着，不肯接受任何其它事物，瘫痪于民族主义的虚幻中。相对于都柏林人空虚、单调的生活，《九十九度中》里北平国民的愚昧麻木更是随处可见：洋车上的卢二爷悠闲地在脑海中挑选着可口的解暑食品，却根本无视车夫汗流浃背的惨状；寿宴上的权贵们大口吞咽着满桌的美味佳肴，而侍候他们的小丫头寿儿却在挨饿。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读者心底吹起一阵寒心的冷风，这种腐化、麻木最后在丁大夫的见死不救中推向了高潮，挑夫辛辛苦苦为丁大夫等食客挑去美食，却因得不到大夫们的救治而一命呜呼，小报上挑夫毙命的消息就像一根沾了水的荆条，狠狠地抽打着麻木的国民们。乔伊斯和林徽因在混乱的社会现实中发出了自己意在唤醒麻木者的呐喊，形成了两部作品的共同主题。
二
乔伊斯与林徽因在两部作品中都摆脱了传统小说以时间为顺序的创作原则，采用了柏格森的心理时间，共同设置了以一日为框架的小说模式。他们将有限的时间扩展成无限的时空，将人物一生的复杂历程出色地展现在小说中的几个小时内。《死者》仅仅描绘了一场普通的圣诞晚宴，却生动地展示出主仆、客人们一生的生存状态，读者甚至可以根据人物们这一夜的亮相就能够猜测出他们今后的人生轨迹。《九十九度中》里的新娘在拜堂时那一小段时间内的回忆就道尽了她多年来的悲苦，往日的辛酸一一呈现在了读者面前；过整寿的老太太更是在打盹时的一眨眼功夫就历数了近七十年的沉浮。两位作家都充分发掘了时间的艺术功能，但在空间的安排上却有所不同：《死者》的场景少而固定，从两位姨妈阴暗凄惨的房子到覆盖着积雪的街道，最后结束于格雷沙姆旅店，始终跟随着情节的发展，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转移。《九十九度中》则截然不同，其场景地点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视角一开始从挑夫送菜的街角跟随着卢二爷的车夫来到了街头，又切回到摆寿宴的张宅，转念间又随着杨三来到喜宴堂门口找王康要帐，而后进入喜宴等，作者用蒙太奇手法将多个场景像幻灯片一样灵活自如地切换着，营造了一种独特的画面感。这种空间安排的差异主要缘于两位作家选用了不同的空间结构类型。乔伊斯为展现都柏林人的麻木僵化，将作品的空间结构一直控制在线型模式内。各种空间场景随着故事的发展按部就班地依次打开，为人物活动提供着所需的场所。这种单调、简洁的空间结构极易使读者感到生活的枯燥、乏味，进而理解人物的生存状态。林徽因采用的是碎片式的空间结构，不同的人物在不同的场所同时活动，同步推进。这种结构迫使读者在片刻时间内并置接受不同空间的不同意象，使文本本身足以唤起一种焦躁、迷茫、彷徨不安的情绪，正迎合了作品的主导意象所要体现的城市氛围。
另外，《死者》和《九十九度中》的情节已不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开端、冲突、高潮和结局。《死者》描写了偶然发生在加布里埃尔身上的一连串小事，不曲折，不离奇却缜密地围绕人物展开：女仆莉莉的无礼顶撞；姨妈等人对橡胶套鞋的议论；与艾弗斯小姐共舞时的言语冲突；晚餐时的演讲以及妻子诉说的往昔情史等并不能引起读者太大的兴趣。事实上，它们只是人物思想爆发的导火线，在加布里埃尔的情绪上激起一点小火花又缓缓地引导着他的意识向最终的爆破点运行。这个爆破点被引爆于小说结尾，为主人公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户，这就是加布里埃尔的精神顿悟，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看似没有结局的故事的结局，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九十九度中》通过片段性的情节展示生活，作者使用拼图式手法将北平城一天之内发生的种种琐事拼接在了一起，用以记录北平纷繁复杂的生活景象。不同阶级人们的生活片段，不同人物的心理活动一起被平整地呈现在了同一个平面上，上面所有人物的故事都被平等地叙述着，小丫头、挑夫、车夫、卖酸梅汤的老头儿与名流、贵妇、阔少一同登上了北平城的生活舞台，他们互有关联，却又互不干扰，遵循着各自的人生轨迹演绎着真实的生活。当小说接近尾声时，卢二爷不耐烦地拍着扇子又回到了小说的原初，一切如昨，一如既往地身陷迷茫之中。人生的横切面其实就是由一圈圈曲线不同、大小不同的年轮组成的，这里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死者》和《九十九度中》的情节安排十分相近，特别是结尾的情节设置更显异曲同工之妙。 三
乔伊斯和林徽因大胆地转向了对人物意识和内心自省的积极探索，两人都极擅长通过个体内心与外界的比照来表现人物的心理世界。《死者》的主人公加布里埃尔在大学任教，是个有教养、有身份的人，却拥有一颗无比空虚与孤寂的灵魂。他对于女仆莉莉原本出于同情的一丝怜爱却遭到了其轻蔑的抵触，而姨妈的无心耻笑、艾弗丝小姐对他的严厉指责以及宴会发言所带来的无形压力都激起了他内心的不满与愤懑，最后连他一直以来引以为豪的妻子也另有所爱，这令他彻底失望。热闹喜悦的晚宴气氛与主人公的孤独、哀怨形成了外喜内悲的鲜明对比，内心活动与外部世界的二元对立更加突显出了加布里埃尔的尴尬处境。《九十九度中》描述了喜宴和寿宴两件喜事，林徽因将一老一少两位女性安排在了主角的位置上，也形成了外喜内悲的模式，将悲哀在喜悦中传达更显无奈与凄凉。老寿星表面上风光无限，为她举办的寿宴宾朋满堂，极尽奢华，可她的脑海中并不是得到富贵、长寿的喜悦，而是历尽沧桑后的无限感慨，对生命、浮华的无比倦怠。她实际上是一个任人摆布的玩偶，无聊地应酬着来客们的虚情假意，日日年年地重复着枯燥的程式。另一位女主角新娘阿淑在一片祥和的喜庆中终于嫁出了门，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但她内心未曾有过新婚的甜蜜，而是满溢着数不尽的悲苦，多年的挣扎抵抗毁于一旦，她只能告别昔日的梦想，屈从于现实的残酷安排，从一处悲哀跳进了另一个苦难，卸掉了父母肩上的包袱却成了他家的女奴，炽热的情感在世俗礼教的层层罗网中被扼杀殆尽。拨开人物表层的面纱，直面人物的内心世界，从整体上体察人物的生存状态，正是这种强调人物内外对照的心理描写的魅力所在。
此外，乔伊斯和林徽因还很好地运用了意识流描写这把开掘人性意识与情感的利器。《死者》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莫过于故事最后加布里埃尔精神顿悟时的意识流。加布里埃尔忽闪忽现的思绪随着窗外纷飞的大雪飘落到他内心最隐秘的角落，感觉自身正在灰色的世界里消融，他的灵魂随着隐隐飘落的飞雪迎来了精神顿悟的最后时刻。这段精彩的意识流让死者穿越了时空与生死的界限，直接站到生者面前进行了一场深刻而坦诚的灵魂交流，它涵盖了广阔的主题，扩展了无限的时距，模糊了一切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将过去、现在与将来聚集在了一起。《九十九度中》里人物众多，林徽因并不依靠描写人物的外在行动，而是通过刻画人物的心理，特别是捕捉部分人物的意识流动来塑造人物形象，这才使得各色人物能够在有限的篇幅内显得生动真实。小说开头写在大圆篓上的“美丰楼”三个黑字引发了卢二爷的意识流动，他精心设计起一顿避开家庭的午饭，他甚至还幻想听到了和记理发馆的伙计们招呼的声音。婚宴中少女丽丽身上的花露香味挑起了茶房心底的欲火，回想起昨晚唱戏的云娟，脑海中充满情欲暗示的图景揭示出茶房内心强烈的压抑。另外还有杨三讨债前阿Q式的心理暗示；新娘阿淑的悲苦倾诉等形形色色的意识流灵活地流动于《九十九度中》，令人目不暇接，反映出林徽因对于北平众生的长期关注与思考。读者在倾听各种人物心声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令人绝望的迷惘气息，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了作品的主题。
在这两部作品中，乔伊斯和林徽因都倾心于记录自己熟悉的生活和真实的情感，不约而同地将细腻、真诚的笔触停留在正处于混乱年代中的祖国首都——都柏林和北平，萌发了相似的写作动机，发掘着相同的主题，使用了相近的表现手法，完成了共同的对内转向，在乱世中唱响了撼人心魄的共鸣曲，于东西方之间形成了有力的回音。
[1] Joyce，James.Dubliners[M].New York：The Penguin Books，1967.
[2] 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于海，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