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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高度概括为“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文革”期间，在上海远郊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内，竟然发生了一件“最人道”的事，红卫兵特派一位工人出身的研究员周生墨，以帮助批斗为名进驻复旦大学“牛棚”，目的是保护被造反派揪去批斗的研究所所长卢鹤绂。
为了防止卢鹤绂被“武斗”或因一时想不开发生意外，周生墨居然在“牛棚”里和卢鹤绂相伴同住了半个月，直至发现复旦师生其实和红卫兵一样，对卢鹤绂“形左实右”，实质是同情和保护他的，才放心地离开“牛棚”回到核所。
盧鹤绂，1914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山东莱州。1936年，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938年，因为精确测定了锂6、锂7的同位素丰度比而蜚声世界物理学界，这一比值是氢弹研制所必需的一个关键数据，一直沿用了大半个世纪，至今还是国际同位素表的标准取值。后来他又研制了可以大规模分离铀235同位素的质谱仪，被美国军方列为机密。这时的卢鹤绂才27岁，便已成为世界核子物理界备受瞩目的顶尖人才。
1941年，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卢鹤绂毅然离开美国，揣着一颗科学救国的心回到了战乱中的祖国。
他颠沛流离，奔波涉险，先后执教于中山、广西、浙江三所流亡中的大学。他在美国的老师、同学后来大都参与了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他的导师就是后来发明铀235工业分离法，使美国成功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科学家尼尔。
1945年，美国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举世震惊。卢鹤绂撰写了《原子能与原子弹》一文，公开发表在《美国物理月刊》上，他透过理论估算，推导出铀235原子弹及费米型反应堆的临界体积等一系列重要数据，使美国独家保有的绝对机密大白于天下，卢鹤绂因此被誉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
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他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授予“二十世纪成就奖”，并载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国际传记辞典》。美国传记研究院也授予他”国际成就奖”并载入美国传记研究院《世界五千人物》及《五百权威领导人名人榜》。
1998年，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第一浸信学校，建立起了名为“卢鹤绂实验室”的全美中学最好的科学实验室，并在校园里竖起了卢鹤绂的铜像，这是美国第一次为中国科学家塑立雕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卢鹤绂在复旦大学任教，接着在北京大学代号“546”的保密科系里执教了两年，那里专门培养原子核科研、工程专业人才。
1957年，卢鹤绂先生重回复旦大学，1959年被任命为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第一任业务所长。那时的研究所既没有设备也没有人才，调拨到他手底下的，是一批大学没有毕业、专业也不对口的数学系三年级大学生。虽然也有大学毕业后工作过两三年的人，但那是极个别情况。当时的情况可谓是“一位一级教授带着一批年轻的门外汉开始了一个大型研究所的创建”。他亲自授课，亲自选择研究课题，亲自决定科研方向，其艰难可想而知。原子核研究所能够发展到今天，卢先生的功绩不言而喻。
卢鹤绂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就是“疏权贵亲卒伍”，这一特性让他在“文革”中少吃了很多苦头。在当时，他是研究所最高领导，是学部委员（即后来的中科院院士），是一级教授，但对那些初出校门的年轻人，虽然在工作中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但在业余时间，却与他们没有任何隔阂，还与许多年轻人建立了超越师生和领导关系的忘年之交。
休息时，卢鹤绂与年轻的下属们无话不谈。他会应大家的要求，爽朗地唱上一段京剧，也曾绘声绘色地提起当年如何在美国开快车追求女友，就是他后来的夫人的故事。
有人开玩笑问他：“我们每月才50元人民币的工资，你一个月360元，怎么用得完啊？”接下来他会认真地给你一笔笔报细账，结果剩到他自己手里可以支配的钱比年轻人还少，引来一阵笑声。
卢先生平易近人的处世作风和纯真朴实的个人形象，给原子核所的职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文革”期间，虽然也开他的批斗会，但始终没有人对他采取过侮辱人格的过激行为。他在全所大会上做检查的时候，所说的“大实话”还常常引发全场阵阵笑声。
“文革”中曾盛行“考教授”，目的是丑化这些在普通群众中享有很高声望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了不让他尴尬，学校的红卫兵们尽量选择那些最简单、最普通的问题去考他，比如“三面红旗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广播里、报刊上、报告中，整天连篇累牍地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连没有上学的幼童都知道，可令红卫兵想不到的是，他却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说：“军旗、党旗和国旗。”引起全场哄然大笑。
卢鹤绂还有一个终生爱好，就是京剧。据说京剧是他幼年时期跟家里的厨师学的，那位烧饭师傅不仅唱得一口不错的京戏，还经常带着他去剧院看戏，所以从小他就对京戏格外感兴趣。当年他在慰问抗日将士时做的京剧表演，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卢鹤绂当年的同事李哲昭回忆说：“我们志同道合，都喜欢唱戏，卢先生的京戏唱得很好，是谭派老生，曾经在遵义演出过全本《四郎探母》，他扮演的杨四郎英武豪放、光彩照人。后来参加黄河赈灾义演，除《四郎探母》外，还演出了《空城计》。”
即使当上了一级教授，卢鹤绂照样演戏。1956年，他在北大办公楼礼堂演出《四郎探母》，引起轰动。担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期间，在给学生们上课的间隙，卢教授还会唱上几句。大家都被他那洪亮宽厚的嗓音、字正腔圆的演唱所折服。有一位学生说：“听卢老师的课我从不走神，因为他有京剧表演的功底，语言生动精彩。”
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王淦昌院士评价他说：“学生非常拥护他，因为他课讲得好，他会演戏的嘛！像演戏那样教，当然受大家欢迎了。”
科学和艺术是永远连在一起的，诚如钱老所说，“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丰富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无数事例表明，一旦科学的“真”和艺术的“美”完美地融合统一起来，就能达到“出神入化”的效果。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档案天地》2017年第7期〕
为了防止卢鹤绂被“武斗”或因一时想不开发生意外，周生墨居然在“牛棚”里和卢鹤绂相伴同住了半个月，直至发现复旦师生其实和红卫兵一样，对卢鹤绂“形左实右”，实质是同情和保护他的，才放心地离开“牛棚”回到核所。
盧鹤绂，1914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籍山东莱州。1936年，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1938年，因为精确测定了锂6、锂7的同位素丰度比而蜚声世界物理学界，这一比值是氢弹研制所必需的一个关键数据，一直沿用了大半个世纪，至今还是国际同位素表的标准取值。后来他又研制了可以大规模分离铀235同位素的质谱仪，被美国军方列为机密。这时的卢鹤绂才27岁，便已成为世界核子物理界备受瞩目的顶尖人才。
1941年，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卢鹤绂毅然离开美国，揣着一颗科学救国的心回到了战乱中的祖国。
他颠沛流离，奔波涉险，先后执教于中山、广西、浙江三所流亡中的大学。他在美国的老师、同学后来大都参与了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他的导师就是后来发明铀235工业分离法，使美国成功造出第一颗原子弹的科学家尼尔。
1945年，美国原子弹在日本爆炸，举世震惊。卢鹤绂撰写了《原子能与原子弹》一文，公开发表在《美国物理月刊》上，他透过理论估算，推导出铀235原子弹及费米型反应堆的临界体积等一系列重要数据，使美国独家保有的绝对机密大白于天下，卢鹤绂因此被誉为“第一个揭露原子弹秘密的人”。
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他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授予“二十世纪成就奖”，并载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国际传记辞典》。美国传记研究院也授予他”国际成就奖”并载入美国传记研究院《世界五千人物》及《五百权威领导人名人榜》。
1998年，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第一浸信学校，建立起了名为“卢鹤绂实验室”的全美中学最好的科学实验室，并在校园里竖起了卢鹤绂的铜像，这是美国第一次为中国科学家塑立雕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卢鹤绂在复旦大学任教，接着在北京大学代号“546”的保密科系里执教了两年，那里专门培养原子核科研、工程专业人才。
1957年，卢鹤绂先生重回复旦大学，1959年被任命为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第一任业务所长。那时的研究所既没有设备也没有人才，调拨到他手底下的，是一批大学没有毕业、专业也不对口的数学系三年级大学生。虽然也有大学毕业后工作过两三年的人，但那是极个别情况。当时的情况可谓是“一位一级教授带着一批年轻的门外汉开始了一个大型研究所的创建”。他亲自授课，亲自选择研究课题，亲自决定科研方向，其艰难可想而知。原子核研究所能够发展到今天，卢先生的功绩不言而喻。
卢鹤绂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就是“疏权贵亲卒伍”，这一特性让他在“文革”中少吃了很多苦头。在当时，他是研究所最高领导，是学部委员（即后来的中科院院士），是一级教授，但对那些初出校门的年轻人，虽然在工作中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但在业余时间，却与他们没有任何隔阂，还与许多年轻人建立了超越师生和领导关系的忘年之交。
休息时，卢鹤绂与年轻的下属们无话不谈。他会应大家的要求，爽朗地唱上一段京剧，也曾绘声绘色地提起当年如何在美国开快车追求女友，就是他后来的夫人的故事。
有人开玩笑问他：“我们每月才50元人民币的工资，你一个月360元，怎么用得完啊？”接下来他会认真地给你一笔笔报细账，结果剩到他自己手里可以支配的钱比年轻人还少，引来一阵笑声。
卢先生平易近人的处世作风和纯真朴实的个人形象，给原子核所的职工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文革”期间，虽然也开他的批斗会，但始终没有人对他采取过侮辱人格的过激行为。他在全所大会上做检查的时候，所说的“大实话”还常常引发全场阵阵笑声。
“文革”中曾盛行“考教授”，目的是丑化这些在普通群众中享有很高声望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了不让他尴尬，学校的红卫兵们尽量选择那些最简单、最普通的问题去考他，比如“三面红旗是什么”。因为那时候，广播里、报刊上、报告中，整天连篇累牍地宣传“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连没有上学的幼童都知道，可令红卫兵想不到的是，他却牛头不对马嘴地回答说：“军旗、党旗和国旗。”引起全场哄然大笑。
卢鹤绂还有一个终生爱好，就是京剧。据说京剧是他幼年时期跟家里的厨师学的，那位烧饭师傅不仅唱得一口不错的京戏，还经常带着他去剧院看戏，所以从小他就对京戏格外感兴趣。当年他在慰问抗日将士时做的京剧表演，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卢鹤绂当年的同事李哲昭回忆说：“我们志同道合，都喜欢唱戏，卢先生的京戏唱得很好，是谭派老生，曾经在遵义演出过全本《四郎探母》，他扮演的杨四郎英武豪放、光彩照人。后来参加黄河赈灾义演，除《四郎探母》外，还演出了《空城计》。”
即使当上了一级教授，卢鹤绂照样演戏。1956年，他在北大办公楼礼堂演出《四郎探母》，引起轰动。担任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期间，在给学生们上课的间隙，卢教授还会唱上几句。大家都被他那洪亮宽厚的嗓音、字正腔圆的演唱所折服。有一位学生说：“听卢老师的课我从不走神，因为他有京剧表演的功底，语言生动精彩。”
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王淦昌院士评价他说：“学生非常拥护他，因为他课讲得好，他会演戏的嘛！像演戏那样教，当然受大家欢迎了。”
科学和艺术是永远连在一起的，诚如钱老所说，“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丰富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无数事例表明，一旦科学的“真”和艺术的“美”完美地融合统一起来，就能达到“出神入化”的效果。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档案天地》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