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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叶发出的声音，变了
腐烂的果核，刺痛路人的双眼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的一首诗的开头，作为一名职业写作者，一个成天与汉字打交道的作家，我通常不会有这样的行文，不会在一句话中，连续出现三个 “的”。今天却是例外，竟然在这篇小说开头，很认真地写下了如此不伦不类的一句：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的一首诗的开头。”
汉语中的“的”最好少用，能不用则不用，它是结构助词，会让我们的文字变得笨拙，变得慢腾腾，变得一本正经。但是，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还是要说一句，我喜欢这位诗人，喜欢这首诗，喜欢这首诗的开头。
事实上，我正是在念叨这首诗的时候，遇到了在江边散步的浦锡金。完全是一次非常意外的偶遇，浦锡金是我曾经的一名学生，我们当时都在江边散步，无意中他看到了我，认出了我是谁，试着喊了一声。我吓了一跳，一时想不起他是谁。时间已过去三十多年，老师和学生都完全改变了模样。他之所以能认出我，是因为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因为照片，他发现了当年那个喜欢写小说的老师已经成了老家伙。
江边有棵很大的银杏树，正好是个高坡，银杏树就栽在高坡上。进入秋天，银杏树叶开始发黄，渐渐变成金黄，开始像花瓣一样坠落，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金色落叶。偶尔会有行人过来捡几粒银杏。空气中飘浮着一种酸酸的气味，那是腐烂的银杏散发出来的，谈不上好闻，然而还是可以忍受。自从那次与浦锡金偶遇，接下来一段日子，我和他经常会在江边碰头，经常会在这棵银杏树下聚会。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家竟然住在同一家小区。当然，更准确地说，是浦锡金的儿子住在这里。为什么要住到儿子这里来，他没说，我也没好意思问。
小区太大，十几栋五十多层的高楼，像竖起的一条条街道，密密麻麻住着无数居民。说起来也算是邻居，住在这样的高楼群里，老死不相往来也很正常。很显然，我们只不过是都习惯在一个相同时间，到江边来散步。
2
在江邊散步，我们会漫不经心地聊天，回忆过去。有一天，浦锡金故作轻松地跟我解释，因为身体不太舒适，所以住到儿子这边来，江边景色好，更适合他休息，可以让他的情绪更稳定一些。我微笑着点了点头，由于没接他的话茬，我们的对话没办法继续下去。他欲言又止，仿佛在说，我的那些事，你既然知道，你肯定知道，也就没必要再说下去。他不往下说，我呢，似乎也不太方便追问。虽然听说他有抑郁症，听说他曾经自杀过一次，但是这种事，人家不主动跟你说，你也不太能问。
银杏树的落叶太美了，有那么几天，我几乎天天都要在那棵大银杏树下徘徊。南京的秋天十分短暂，满地的银杏叶，预示着匆匆而来的秋季，很快就要匆匆而去。我想起自己当年做老师时的情景，那时候我还年轻，同学们更年轻，学校组织开联欢会，男生女生各自出节目，浦锡金上台朗诵，朗诵的是高尔基的《海燕》，声音很高亢。他的普通话不太标准，结尾时为了表现有力，两手高举，摆出一个要展翅高飞的造型，惹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
事实上，我那时候只做了一年的大学老师，当过一年班主任。这个老师和班主任很不合格，对学生基本上是放鸭子，绝对地放任他们，学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期末考试监考，大家抄来抄去，根本不把我这个监考者放在眼里。我当时已考上了其他学校的研究生，马上就要离开这所学校，同学们也因此不把班主任放在眼里，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我也不愿意把自己当回事，除了监考时放任同学们抄来抄去，政治学习干脆给大家放录音带，让大家自己看报纸。
我所在的那个大学，太讲规矩，用老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中学加衙门。平时对学生管得挺严，当班主任的基本上都是老妈子作风，恨不得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过问。我成了一个异类，什么都不想管，什么都不愿意过问。同学们对我不仅不反感，甚至说是挺拥护。到了节假日，按规定，班主任要根据学校要求，对同学三令五申，要说明这个，要强调那个，反复说明注意事项。我觉得没必要说那些废话，开玩笑地对班上的同学说了一句：
“放假了，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别闯祸就行，别让我最后去派出所领你们。”
三十多年过后，在江边散步，重温这段经历，浦锡金说我们做学生时，都觉得你这个班主任很不一样，我们都喜欢你这样的老师。他说我们都还能记得你当时的神情，当时说的那些话，包括说不要让我去派出所接人。你真敢讲，我们当时就想，你这样的人，应该成为作家。他的话让我觉得惭愧，当年其实就是不负责任，不想负责任。事实上，我连班上同学名字都叫不全，能记住浦锡金，不是因为他喜欢文学，喜欢写诗，写过几首并不怎么样的诗，而是这个人的名字发音，竟然与俄国诗人“普希金”相同。
我那时候已开始写小说，喜欢和同学们吹牛聊文学，喜欢推荐外国小说。浦锡金曾问我借过一本书，苏联作家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那时候，他的志向也是要当一位作家。借这本书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想当作家，于是我就多事，觉得这本书值得读一读，尤其适合他这种想当作家的年轻人阅读。结果因为我的推荐，他开口向我借阅，借了就没还过。说好看完立刻物归原主，一直到我要离开那个学校，他也完全没有归还的意思。
他也许早把这事给忘了，在江边一起散步，我仍然还为当年借出的那本书耿耿于怀。虽然过了三十多年，借书不还的疙瘩依旧没解开。古人说过，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意思是说，书是不能随便借的，借书给别人是痴，借了别人的书，竟然还想到归还，同样也是痴。站在大银杏树下，脚下全是金色的叶片，我想到重提当年借的书，很想告诉他，借书不还这事我还没忘记。没忘记的原因，不是觉得这本书多么珍贵，而是它让我觉得自己有些书呆子气，干吗非要把自己喜欢的书借给他？事实上，浦锡金根本算不上什么读书人，在借书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书很可能会有去无回。
浦锡金不当回事地拿走了这本书，显然不是觉得这本书好，不是因为喜欢这本书，才占为己有，而是压根就把这事给忘了。当时真是太傻，想到会有不愉快的结果，为什么又要把书借给别人？时至今日，重新进行评价，作为一本禁书，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谈不上是多好的苏联小说，对我个人的影响却非同小可。在这本书背面，印着“内部读物，供批判使用”的字样，恰恰是因为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当年追逐的时髦读物。当然，与这本书差不多一起让大家追捧的，还有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法国作家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加缪的《局外人》，英国作家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 3
事实上，我当年的学生，虽然读的是中文秘书专业，虽然很多人都表示以后要从事文学创作，都做过作家梦，但后来真正和文学发生关系的人，几乎没有，甚至可以说一个也没有。文学只是一场春梦，文学的热情说过去就过去。大多数学生都成了官员，他们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各级政府各机关急需年轻人，于是他们应时而出，步入官场，一个个很容易地就成了国家的公务员。
浦锡金毕业后，被分配去区财政局，进了办公室，很快成为局长大人最信任的笔杆子，入党提拔，顺风顺水，青云直上。过去这么多年，虽然在同一个城市生活，我们从未见过面。断断续续有些他的消息，都是如何得意，怎么牛逼，官的级别并不算太高，掌握的权力却很大，位置十分重要。据说有段时间，他逢人就忍不住显摆，见人就一定会问，要不要贷点款，有没有什么好的投资项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文学书籍没有市场，出版社追求经济效益，出书比较困难，或者说非常困难。浦锡金出过一本诗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小杨，正好也在编我的一本小说集。有一次谈起浦锡金，小杨说你这位学生很牛，很厉害，抱了一堆诗稿来出版社，问能不能为他出一本书。最初没有一个编辑肯接手，结果浦锡金就直接捧着他的手稿去总编室，也不知道他在那儿撂下了一句什么狠话，留了张自己的名片在那儿，扬长而去。然后呢，总编把那堆诗稿交给了小杨，说你看一下，把个关，看能不能出。
小杨说：“看过了，不能出。”
总编说：“那就再看看。”
“不用再看，就是写得不怎么样。”
这本诗集最后还是出版了，浦锡金大大咧咧地对小杨说，现在很多人出书都要自费买书号，反正他不会花这个冤枉钱，不过听说自己老师也要在这出书，如果需要什么赞助，他可以考虑帮忙。言下之意，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為我，也就是他曾经的老师，掏钱买个书号。当时的出版社，对是否要出版我的小说集，正处在犹豫之中。
我对浦锡金的一些了解，基本上都是二手，都是听别人描述。他如何出轨，怎么离婚，离婚以后又如何如何，怎么样怎么样。他的前妻沈月也是我当年的学生，和他是一个班的同学，大学毕业分配去了市政协。沈月父亲属于市领导级别，我当班主任那段时间，曾分管过我所在这个城市的公共建设。沈月长得挺漂亮，大眼睛，翘鼻子，不高的个子，性格十分外向。班上好多位男生追求过她，临了，还是浦锡金过关斩将，扮演了最后的胜利者。
沈月和浦锡金有个儿子。有一年，省里组织去苏北的兴化看油菜花，她正好是负责接待的领队之一。那时候，沈月已跟浦锡金离婚，很愿意与我这个已经成为作家的当年老师聊天，并不避讳谈自己的婚变。不止不避讳，而且还不断地说：
“离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离就离吧。”
关于浦锡金的话开了头，只要有机会，沈月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离婚有时候就是赌那么一口气，说给别人听都不会相信，当时真要离婚的，你知道是谁？竟然是他，竟然是浦锡金。你说这事好玩不好玩，他的脑子真是出了问题，明明是他犯错，明明是他出了轨，过错全在他。他可真是错大了，临了，一本正经想要离婚的，却还是他。”
重提往事，沈月显得很坦然，很漠然。我们坐在看油菜花的游船上，周围是一块块大小不等的金色油菜田，风景如画，船娘在慢悠悠地划桨，其他的人都在拍照，一边欣赏油菜花，一边感叹发议论。沈月此时无心观赏美景，手上抓着一把油菜花，告诉我，自己发现浦锡金出轨，纯属偶然，完全是个意外，因为根本没想到过会发生这种事。沈月说她绝对不会想到浦锡金会背叛自己。
有一段时间，单位里某一个领导，总是骚扰沈月。官场上，这样没出息的无聊小领导并不少见，考虑到沈月的家庭背景，这家伙也可以算是色胆包天。先还只是语言骚扰，动不动故意对沈月说黄段子，渐渐地越来越过分。最为可恶的一点，他常常当着别人的面，故意表现出他们的交往非同一般，暗示两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沈月忍无可忍，干脆就跟他撕破了脸。脸一撕破，这个小领导开始处处给沈月小鞋穿。
那是她非常苦闷的一段时期，作为一名干部子女，沈月养尊处优，很少被人这么欺负。有些事情挺为难的，既说不清楚，也抓不住把柄，没地方说理，打不了官司。单位里一位有过类似经历的女同事告诉沈月，遇到这种事，对付这种无聊男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老公出面，将他痛打一顿。女同事老公是打篮球的，有一次来单位找小领导算账，就在电梯里，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往上这么一顶，双脚已经离地了，然后照他眼角就是一拳。
沈月告诉我，有那么一段时间，她也真心希望，希望浦锡金能像女同事的老公一样，狠狠教训一下那家伙，起码扇他两个耳光。浦锡金是个书生，听了沈月的故事，不说无动于衷，反正也没太当回事。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浦锡金突然提出要去健身房学习柔道。这让沈月很吃惊，问他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学习柔道。浦锡金解释说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健身，说别人送了两张健身卡，不用掉也是浪费。
浦锡金不光自己上柔道课，还拉着沈月一起去锻炼。那段时间，他们的儿子刚上小学，平时是退休的外公外婆帮着照料。沈月夫妇通常是在外面先上个小馆子，然后再去健身房锻炼出汗，卡是那种很高档的VIP健身卡。刚开始，沈月还当回事地上过几天瑜伽课，很快没了兴趣，只是在跑步机上慢步小跑，心不在焉地看看电视连续剧。
因为上柔道课，浦锡金在家也会偶尔练几手，摆出几个造型。他告诉沈月，日本人玩的柔道，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以静制动，跟中国的太极拳道理差不多。沈月父亲退休后，喜欢国学，动不动掉书袋，听说女婿在练习柔道，便说柔道起源于中国汉朝，说汉朝有位皇帝喜欢柔道，这位皇帝的国策就是以柔道治国，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所以汉朝十分强大，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国家。浦锡金对退休的老丈人，早就不像过去那么尊重，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后冷笑着对沈月说：
“中国人就是喜欢自大。柔道这玩意，怎么可能起源于中国，真是笑话。” 4
沈月与浦锡金离婚，可以说非常戏剧性，纸包不住火，她终于发现了丈夫出轨的蛛丝马迹。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过，最让沈月气愤的是，浦锡金练习柔道，不是要为自己老婆出头，不是为了帮沈月教训那位不怀好意的小领导，只是为了要保护自己。与浦锡金有一腿的那位女士的老公，是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对太太的不忠已有所察觉，一直扬言要与给自己戴绿帽子的男人决斗。
结果想象中的决斗并没发生，体育老师与老婆轰轰烈烈吵了一架，扇了她几个响亮的耳光，便干干脆脆地把婚离了。这女人与男人离了婚，一门心思地要求浦锡金兑现承诺，依葫芦画瓢，他也应该跟老婆离婚，应该离了婚再娶她。浦锡金有些为难，很为难，他觉得自己必须要有骑士精神，要像个绅士。所谓骑士精神，就是如果人家男人找上门，要跟他打架，要决斗，他必须像个男人一样奉陪。所谓绅士风度，就是既然答应了要娶人家，就算是心里不是真的情愿，就算是想反悔，也要說话算话。
浦锡金于是要离婚，坚决要求离婚。离婚的理由冠冕堂皇，自己罪有应得。沈月父母坚决支持女儿离婚，这样的混账女婿，有多远就应该让他滚多远。沈月家没有男孩，五朵金花，个个都嫁了有出息有前途的男人。她最小，在家里也最得宠，老爸虽然退休失势，可是姐夫们一个个势头正旺，论头衔论级别，谁都比浦锡金更厉害。沈月母亲对女儿说，姓浦的现在用不着你爸爸了，想当陈世美，你就让他当好了。他当年追你的时候，就没安什么好心。
沈月愤愤地告诉浦锡金：“我妈还说你是陈世美，她其实也是高看你了，你算哪门子的陈世美？连陈世美的边恐怕都沾不上。人家陈世美好歹还中了状元，好歹还让人家千金小姐给看上了，你呢，就是个狗屁，就是一坨狗屎。”
浦锡金说：“我确实就是个狗屁，你就把我当一个狗屁放了算了！我就是一坨狗屎，你就把我当狗屎给屙掉吧。”
沈月说：“你确实是个狗屁，你确实是坨狗屎。”
沈月说：“浦锡金，我就跟你把话挑明了，你不是什么陈世美，我当然也不是秦香莲。我不仅不是秦香莲，更不会是什么‘陈人美’。知道什么叫‘陈人美’吗？你不要摇头，我告诉你，就是要专门成人美事。我告诉你，我不是雷锋，我不会成全你的，你想都不要想。”
沈月打定主意不跟浦锡金离婚，她告诉他，自己之所以会这么想，会这么做，只是因为她已经不爱他了。如果还爱，她会立刻撒手，会立刻成全他。可是她现在不爱了，爱已随风而去，爱悄悄溜走了，所以偏要跟他作对，就要为难他，就是不成全他，就是不离婚，就是要存心耗他，耗死他。性格倔强的沈月从来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她主动给那女的打电话，约她到外面喝茶，谈话，把该说的话全都挑明了。
浦锡金在这场离婚大战中精疲力尽，一个死逼着要离婚，一个誓死不离，离和不离都好像是在赌气，都好像是在说气话。一个说，最后跟不跟我结婚无所谓，只是你答应我的，说好大家一起离婚，现在我真的离了，你必须也要离。另一个说，谁都在劝我离婚，我们家上上下下，如今都跟你一样，都恨不得我能够立刻同意离婚，偏偏我这人就这毛病，不听劝，就是这样跟别人不一样，大家越是要我离，我就越是不离，坚决不离。有一天，大家都不希望我离婚了，都劝我不要离婚的时候，我呢，说不定就会跟你离。我告诉你，在这点上，我沈月就是要和别人不一样。
沈月真是说话算话，真是说到做到。等他们的儿子考上了一所好初中，看上去很多事都已经过去，都已经风平浪静，沈月突然与浦锡金离了婚。说离就离了，完全出乎大家意料。没人会想到这样的结局，浦锡金没想到，他出轨的那个女人没想到，沈月的家人没想到，甚至沈月自己也有些稀里糊涂。
沈月跟我详细解释，她当初是因为不爱，因为怨恨，所以没有与浦锡金离婚，因为不爱和怨恨，她要故意拖着他，就是不想让他称心。后来，就没什么感觉了，已经无所谓不爱，无所谓怨恨。反正儿子也上初中了，大家这样拖下去真没什么意思。于是就选择给儿子过生日那天，大家一起上馆子，一起去逛公园，一起去新华书店给儿子买书，最后还一起看了一场电影。最后，她对浦锡金说：
“我们分手吧。”
人们经常会说，恋人为了爱而结合，为了不爱而分手。他们的故事恰恰相反，沈月说，她是因为突然又有了一点爱，只是又有了那么一点点爱，才决定放手。因为爱，沈月决定放手。因为爱，沈月决定给浦锡金自由。她一放手，浦锡金便与出轨的那个女人结婚了，水到渠成，想不结婚都不行。故事就此留下了许多空白，说不清楚。他官场上继续得意，离开区财政局，去市委组织部，又去了纪委。当过纪检组副组长，专门清查别人的事。有人说他很快又离婚了，有人说还没离婚，只不过暂时分居。离婚也好，暂时分居也罢，总之谈不上有多好，有多么幸福，反正最后还是要离的。
因为有个儿子，为了儿子的学业，浦锡金和沈月偶尔也会有些来往。那个女人可没有沈月的气量，不止一次找上门来，还很凶猛地吵过一架。沈月有气量，可也不好惹，为了气她，有时候故意要和浦锡金通个电话，故意捣捣蛋。再后来，沈月也结婚了，对方是名心理学主任医师，九三学社委员，市政协常委，有身份，有地位。结婚以后，沈月和新任老公商量，请浦锡金夫妇吃了一顿饭，地点就在金陵饭店。
沈月的新任老公叫吕佳路，这位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很能聊天，吃饭期间，差不多都是他一个人在发表议论。听说浦锡金先是在财政局，以后又到组织部，最后又到巡视组，他感到很好奇，说你干的这些工作，都可以算是有权有势，很厉害的，非常非常厉害，很了不起。
浦锡金十分谦虚地回了一句：“有什么厉害不厉害的，谈不上了不起。”
“财政局，组织部，还有巡视组，怎么能说不厉害呢？厉害，绝对厉害。”
两个男人毫无芥蒂，很随意地聊着天。两个女人心里还有隔阂，余恨未消，无话可说，就听这两个男人聊天。浦锡金说他当年去组织部，也是觉得财政局成天跟大笔的钱打交道，权力太大，风险太大，太容易出事。到组织部同样是重要单位，管干部嘛，让他负责纪检，最多也就是吃吃喝喝。有段日子天天喝酒，半斤八两绝对没事。但是要说受贿，是真的不敢，毕竟见到太多的人出事，看到太多的官员双规。再以后抽调到巡视组，见得更多，更害怕，现在是连吃吃喝喝都不敢了，绝对不敢。都说出事只是万一，是万分之一，可真要出了事，就是百分之百，一出事一双规，全都完蛋，好日子立刻到头。 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写过一个短篇《傅浩之死》，刊登在一本油印的民间刊物上。那是个文学十分火热的年代，很多人都在写小说，记得我当班主任时，曾经给同学们传阅过这本油印刊物，可能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小说情节依稀还有些印象，“文革”中一个被人检举的现行反革命，因为恐惧，选择了自杀。他跑到了悬崖上，在跳崖自杀之前，对着赶过来看热闹的观众，把检举他的人，骂了一个痛快，骂了一个淋漓尽致。没想到最后他却被救了下来，因为痛痛快快发泄过一通，别人害怕他要寻死，不敢再批判，结果呢，他也就不想死了，快快乐乐地活了下去。
前面说过，我所了解的浦锡金，基本上都是传说。除了沈月说的那些，当年的同班同学，特别喜欢转述跟他有关的故事。学生们见了我这位当年的班主任，话题不是回忆，就是同学现状。说起大家现在的生存状态，浦锡金最容易成为话题中心。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他可能是混得最好，混得最阔，混得最有能耐，而且也是最有故事的。关于他的传闻很多，大都是不太好的，尤其是他自杀未遂以后，有人说他身上光是高尔夫会员卡，就有好几张，这种会员卡据说每张都能值一百多万。还有人说他有女人缘，除了沈月说的出轨的那位，还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还是某高官的什么人。
浦锡金出事和双规的负面消息，时有耳闻，仿佛有特异功能，他总是可以轻易摆脱，毫发无损。当然，也可能从来就没真正有过什么事，所谓传闻，不过都是子虚乌有，都是些不太靠谱的八卦。真相究竟如何，说不清楚，凡事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一名小说家，我有时更喜欢八卦，更愿意相信传闻。事实上，最让人想不明白，也是最奇怪的一点，不是他怎么最后进了巡视组，当上了副组长，而是他怎么会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上，非常戏剧性地自杀过一次，仍然安然无恙。
根据心理学专家的观点，每个人的心理都会有些问题。浦锡金人生传奇的最高境界，就是他的自杀表演。别人看来很奇怪，医学上的解释却很典型，是属于标准的抑郁症。具体的症状，刚开始只是失眠，晚上迷迷糊糊睡着一会儿，就再也没办法入眠。能吃的安眠药都试过，大把大把吞服中药，最后不得不向沈月老公吕佳路求助。这个病正好对症，吕医生是非常专业的心理医生，他给出的结论很简单，你这个就是抑郁症，就是要吃治疗抑郁症的药，不仅现在要吃，而且很可能终身要服药。
于是浦锡金所经历的自杀表演，竟然与我当年写的小说情节不谋而合，既有惊人的相似，但又更戏剧化，更荒唐，关键是毫无预兆。他开始很虚心地听吕佳路医生的话，开始定时服药，药物也开始起了作用。吃了一段时间药，自作主张地停了，他觉得已没问题，已不怎么失眠了。可就是觉得没问题的那段日子，突然又出了问题，出了一个很不小的问题。
有一天，浦锡金毫无征兆地突然跑到沈月单位，直截了当对她说，我们还是复婚算了，我想来想去，觉得我们两个做夫妻最合适。他是在上班的时候忽然有了这么个想法，想到了就立刻做，放下手上的文件，出门拦了辆出租车，直奔沈月所在的政协。沈月被他说得摸不着头脑，说你肯定疯了，真的是有神经病。我们都到这一步了，还复什么狗屁的婚，你是不是脑子又出了问题。
两人你来我往地说了没几句，浦錫金就说：
“信不信，如果你不答应，我立刻从楼上跳下去。我立刻跳下去，信不信？”
沈月单位在四楼，四楼不算高，跳下去也足以送命。浦锡金说自己要像大鸟一样飞下去，像大鸟一样展开翅膀。沈月说：“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不要开玩笑好不好？”浦锡金很严肃地说：“我不想干什么，没有开玩笑。”沈月又说：“难怪吕佳路说你脑子出了大问题。”浦锡金说：“有什么大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就是想飞，就是想飞翔，一个人想飞又有什么错？”说话间，跑到了过道尽头。那里有扇窗户，他跨了上去，一条腿放在窗外，做出了要往下跳的模样。
然后他头朝下，展开双臂，像大鸟一样栽了下去。事发太突然，太快，谁都来不及反应。看到的人都目瞪口呆，因为是头朝下，应该必死无疑，应该没有任何生还希望。然而浦锡金命不该绝，他在空中神奇地翻了个跟头，横摔在一棵桂花树上，跌断了几根肋骨，摔折了一条腿，摔断了一条胳膊，脾脏破裂。那棵桂花树非常巨大，有很大的树冠，正是开花时节，整个政协大院都是刺鼻的香味。
过道上有监控，楼角也有监控，整个过程都被清晰地记录下来。浦锡金开始若无其事地出现在四楼的过道上，去敲沈月办公室的门，沈月出来，两人在过道上说话，很平静，他们身边还有人不断走过。沈月好像是在批评他，浦锡金突然转身，跑向过道尽头，玩儿似的跨上了窗台，沈月追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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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浦锡金一起在秋日的江边散步，他的腿受过伤，走路有些蹒跚。总是有种预感，他会主动跟我谈谈自杀未遂。有几次，感觉他话已到嘴边，就要说起这个事了，又硬生生地把话咽了回去。关于他的自杀，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传言，说什么的都有。然而没人说得清真相，所谓真相，有时就是人云亦云，就是流言蜚语。真相是罗生门，真相根本不存在。我知道，就算是浦锡金愿意跟我谈，仍然也不会是什么真相。
我想到浦锡金在学生时代，曾经喜欢诗歌，曾经写过诗，一起散步时，就随口问他，与南京的诗人有没有什么交往。结果没想到，他很傲慢地回了一句：
“南京有诗人吗？”
他的话让我语塞，因为不久前，我们曾谈到过当下的文学，浦锡金也是毫不客气地奚落说：
“中国有文学吗？”
中国有文学吗？这句话让人无地自容，让人不寒而栗，让人欲哭无泪。
天气越来越冷，北风凛冽，寒冬开始了。我依然保持去江边散步的习惯，雷打不动。浦锡金却不再出现，他的消失，跟他的出现一样，来得很突然，去得也很突然。曾经撒满金色叶片的银杏树，现在只剩下躯干，孤零零站在那儿，黑乎乎的，硬邦邦的枯树枝仿佛无数戳向天空的手指。江边风大，几乎没人，这里是每天工作后散步的目的地，也是掉头回家的转折之处。我已经习惯在这伫立，在这沉思，围绕银杏树绕上几圈，摘下棉手套，拍打它古老的身躯。我在倾听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回响，我似乎又听到了自己曾经喜欢的那首诗的结尾：
五月麦浪的翻译声，已是这般久远
树木，望着准备把她们嫁走的远方
牛群，用憋住粪便的姿态抵制天穹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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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叶发出的声音，变了
腐烂的果核，刺痛路人的双眼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的一首诗的开头，作为一名职业写作者，一个成天与汉字打交道的作家，我通常不会有这样的行文，不会在一句话中，连续出现三个 “的”。今天却是例外，竟然在这篇小说开头，很认真地写下了如此不伦不类的一句：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诗人的一首诗的开头。”
汉语中的“的”最好少用，能不用则不用，它是结构助词，会让我们的文字变得笨拙，变得慢腾腾，变得一本正经。但是，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还是要说一句，我喜欢这位诗人，喜欢这首诗，喜欢这首诗的开头。
事实上，我正是在念叨这首诗的时候，遇到了在江边散步的浦锡金。完全是一次非常意外的偶遇，浦锡金是我曾经的一名学生，我们当时都在江边散步，无意中他看到了我，认出了我是谁，试着喊了一声。我吓了一跳，一时想不起他是谁。时间已过去三十多年，老师和学生都完全改变了模样。他之所以能认出我，是因为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因为照片，他发现了当年那个喜欢写小说的老师已经成了老家伙。
江边有棵很大的银杏树，正好是个高坡，银杏树就栽在高坡上。进入秋天，银杏树叶开始发黄，渐渐变成金黄，开始像花瓣一样坠落，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金色落叶。偶尔会有行人过来捡几粒银杏。空气中飘浮着一种酸酸的气味，那是腐烂的银杏散发出来的，谈不上好闻，然而还是可以忍受。自从那次与浦锡金偶遇，接下来一段日子，我和他经常会在江边碰头，经常会在这棵银杏树下聚会。我们吃惊地发现，大家竟然住在同一家小区。当然，更准确地说，是浦锡金的儿子住在这里。为什么要住到儿子这里来，他没说，我也没好意思问。
小区太大，十几栋五十多层的高楼，像竖起的一条条街道，密密麻麻住着无数居民。说起来也算是邻居，住在这样的高楼群里，老死不相往来也很正常。很显然，我们只不过是都习惯在一个相同时间，到江边来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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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邊散步，我们会漫不经心地聊天，回忆过去。有一天，浦锡金故作轻松地跟我解释，因为身体不太舒适，所以住到儿子这边来，江边景色好，更适合他休息，可以让他的情绪更稳定一些。我微笑着点了点头，由于没接他的话茬，我们的对话没办法继续下去。他欲言又止，仿佛在说，我的那些事，你既然知道，你肯定知道，也就没必要再说下去。他不往下说，我呢，似乎也不太方便追问。虽然听说他有抑郁症，听说他曾经自杀过一次，但是这种事，人家不主动跟你说，你也不太能问。
银杏树的落叶太美了，有那么几天，我几乎天天都要在那棵大银杏树下徘徊。南京的秋天十分短暂，满地的银杏叶，预示着匆匆而来的秋季，很快就要匆匆而去。我想起自己当年做老师时的情景，那时候我还年轻，同学们更年轻，学校组织开联欢会，男生女生各自出节目，浦锡金上台朗诵，朗诵的是高尔基的《海燕》，声音很高亢。他的普通话不太标准，结尾时为了表现有力，两手高举，摆出一个要展翅高飞的造型，惹得全班同学哈哈大笑。
事实上，我那时候只做了一年的大学老师，当过一年班主任。这个老师和班主任很不合格，对学生基本上是放鸭子，绝对地放任他们，学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期末考试监考，大家抄来抄去，根本不把我这个监考者放在眼里。我当时已考上了其他学校的研究生，马上就要离开这所学校，同学们也因此不把班主任放在眼里，根本就不把我当回事。我也不愿意把自己当回事，除了监考时放任同学们抄来抄去，政治学习干脆给大家放录音带，让大家自己看报纸。
我所在的那个大学，太讲规矩，用老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中学加衙门。平时对学生管得挺严，当班主任的基本上都是老妈子作风，恨不得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过问。我成了一个异类，什么都不想管，什么都不愿意过问。同学们对我不仅不反感，甚至说是挺拥护。到了节假日，按规定，班主任要根据学校要求，对同学三令五申，要说明这个，要强调那个，反复说明注意事项。我觉得没必要说那些废话，开玩笑地对班上的同学说了一句：
“放假了，你们爱干什么干什么，别闯祸就行，别让我最后去派出所领你们。”
三十多年过后，在江边散步，重温这段经历，浦锡金说我们做学生时，都觉得你这个班主任很不一样，我们都喜欢你这样的老师。他说我们都还能记得你当时的神情，当时说的那些话，包括说不要让我去派出所接人。你真敢讲，我们当时就想，你这样的人，应该成为作家。他的话让我觉得惭愧，当年其实就是不负责任，不想负责任。事实上，我连班上同学名字都叫不全，能记住浦锡金，不是因为他喜欢文学，喜欢写诗，写过几首并不怎么样的诗，而是这个人的名字发音，竟然与俄国诗人“普希金”相同。
我那时候已开始写小说，喜欢和同学们吹牛聊文学，喜欢推荐外国小说。浦锡金曾问我借过一本书，苏联作家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那时候，他的志向也是要当一位作家。借这本书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想当作家，于是我就多事，觉得这本书值得读一读，尤其适合他这种想当作家的年轻人阅读。结果因为我的推荐，他开口向我借阅，借了就没还过。说好看完立刻物归原主，一直到我要离开那个学校，他也完全没有归还的意思。
他也许早把这事给忘了，在江边一起散步，我仍然还为当年借出的那本书耿耿于怀。虽然过了三十多年，借书不还的疙瘩依旧没解开。古人说过，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意思是说，书是不能随便借的，借书给别人是痴，借了别人的书，竟然还想到归还，同样也是痴。站在大银杏树下，脚下全是金色的叶片，我想到重提当年借的书，很想告诉他，借书不还这事我还没忘记。没忘记的原因，不是觉得这本书多么珍贵，而是它让我觉得自己有些书呆子气，干吗非要把自己喜欢的书借给他？事实上，浦锡金根本算不上什么读书人，在借书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书很可能会有去无回。
浦锡金不当回事地拿走了这本书，显然不是觉得这本书好，不是因为喜欢这本书，才占为己有，而是压根就把这事给忘了。当时真是太傻，想到会有不愉快的结果，为什么又要把书借给别人？时至今日，重新进行评价，作为一本禁书，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谈不上是多好的苏联小说，对我个人的影响却非同小可。在这本书背面，印着“内部读物，供批判使用”的字样，恰恰是因为这几个字，它成了我们当年追逐的时髦读物。当然，与这本书差不多一起让大家追捧的，还有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法国作家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加缪的《局外人》，英国作家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 3
事实上，我当年的学生，虽然读的是中文秘书专业，虽然很多人都表示以后要从事文学创作，都做过作家梦，但后来真正和文学发生关系的人，几乎没有，甚至可以说一个也没有。文学只是一场春梦，文学的热情说过去就过去。大多数学生都成了官员，他们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各级政府各机关急需年轻人，于是他们应时而出，步入官场，一个个很容易地就成了国家的公务员。
浦锡金毕业后，被分配去区财政局，进了办公室，很快成为局长大人最信任的笔杆子，入党提拔，顺风顺水，青云直上。过去这么多年，虽然在同一个城市生活，我们从未见过面。断断续续有些他的消息，都是如何得意，怎么牛逼，官的级别并不算太高，掌握的权力却很大，位置十分重要。据说有段时间，他逢人就忍不住显摆，见人就一定会问，要不要贷点款，有没有什么好的投资项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文学书籍没有市场，出版社追求经济效益，出书比较困难，或者说非常困难。浦锡金出过一本诗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小杨，正好也在编我的一本小说集。有一次谈起浦锡金，小杨说你这位学生很牛，很厉害，抱了一堆诗稿来出版社，问能不能为他出一本书。最初没有一个编辑肯接手，结果浦锡金就直接捧着他的手稿去总编室，也不知道他在那儿撂下了一句什么狠话，留了张自己的名片在那儿，扬长而去。然后呢，总编把那堆诗稿交给了小杨，说你看一下，把个关，看能不能出。
小杨说：“看过了，不能出。”
总编说：“那就再看看。”
“不用再看，就是写得不怎么样。”
这本诗集最后还是出版了，浦锡金大大咧咧地对小杨说，现在很多人出书都要自费买书号，反正他不会花这个冤枉钱，不过听说自己老师也要在这出书，如果需要什么赞助，他可以考虑帮忙。言下之意，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為我，也就是他曾经的老师，掏钱买个书号。当时的出版社，对是否要出版我的小说集，正处在犹豫之中。
我对浦锡金的一些了解，基本上都是二手，都是听别人描述。他如何出轨，怎么离婚，离婚以后又如何如何，怎么样怎么样。他的前妻沈月也是我当年的学生，和他是一个班的同学，大学毕业分配去了市政协。沈月父亲属于市领导级别，我当班主任那段时间，曾分管过我所在这个城市的公共建设。沈月长得挺漂亮，大眼睛，翘鼻子，不高的个子，性格十分外向。班上好多位男生追求过她，临了，还是浦锡金过关斩将，扮演了最后的胜利者。
沈月和浦锡金有个儿子。有一年，省里组织去苏北的兴化看油菜花，她正好是负责接待的领队之一。那时候，沈月已跟浦锡金离婚，很愿意与我这个已经成为作家的当年老师聊天，并不避讳谈自己的婚变。不止不避讳，而且还不断地说：
“离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离就离吧。”
关于浦锡金的话开了头，只要有机会，沈月就会滔滔不绝地说下去。
“离婚有时候就是赌那么一口气，说给别人听都不会相信，当时真要离婚的，你知道是谁？竟然是他，竟然是浦锡金。你说这事好玩不好玩，他的脑子真是出了问题，明明是他犯错，明明是他出了轨，过错全在他。他可真是错大了，临了，一本正经想要离婚的，却还是他。”
重提往事，沈月显得很坦然，很漠然。我们坐在看油菜花的游船上，周围是一块块大小不等的金色油菜田，风景如画，船娘在慢悠悠地划桨，其他的人都在拍照，一边欣赏油菜花，一边感叹发议论。沈月此时无心观赏美景，手上抓着一把油菜花，告诉我，自己发现浦锡金出轨，纯属偶然，完全是个意外，因为根本没想到过会发生这种事。沈月说她绝对不会想到浦锡金会背叛自己。
有一段时间，单位里某一个领导，总是骚扰沈月。官场上，这样没出息的无聊小领导并不少见，考虑到沈月的家庭背景，这家伙也可以算是色胆包天。先还只是语言骚扰，动不动故意对沈月说黄段子，渐渐地越来越过分。最为可恶的一点，他常常当着别人的面，故意表现出他们的交往非同一般，暗示两人之间的关系不同寻常。沈月忍无可忍，干脆就跟他撕破了脸。脸一撕破，这个小领导开始处处给沈月小鞋穿。
那是她非常苦闷的一段时期，作为一名干部子女，沈月养尊处优，很少被人这么欺负。有些事情挺为难的，既说不清楚，也抓不住把柄，没地方说理，打不了官司。单位里一位有过类似经历的女同事告诉沈月，遇到这种事，对付这种无聊男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老公出面，将他痛打一顿。女同事老公是打篮球的，有一次来单位找小领导算账，就在电梯里，一把抓住他的衣领，往上这么一顶，双脚已经离地了，然后照他眼角就是一拳。
沈月告诉我，有那么一段时间，她也真心希望，希望浦锡金能像女同事的老公一样，狠狠教训一下那家伙，起码扇他两个耳光。浦锡金是个书生，听了沈月的故事，不说无动于衷，反正也没太当回事。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浦锡金突然提出要去健身房学习柔道。这让沈月很吃惊，问他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要学习柔道。浦锡金解释说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健身，说别人送了两张健身卡，不用掉也是浪费。
浦锡金不光自己上柔道课，还拉着沈月一起去锻炼。那段时间，他们的儿子刚上小学，平时是退休的外公外婆帮着照料。沈月夫妇通常是在外面先上个小馆子，然后再去健身房锻炼出汗，卡是那种很高档的VIP健身卡。刚开始，沈月还当回事地上过几天瑜伽课，很快没了兴趣，只是在跑步机上慢步小跑，心不在焉地看看电视连续剧。
因为上柔道课，浦锡金在家也会偶尔练几手，摆出几个造型。他告诉沈月，日本人玩的柔道，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以静制动，跟中国的太极拳道理差不多。沈月父亲退休后，喜欢国学，动不动掉书袋，听说女婿在练习柔道，便说柔道起源于中国汉朝，说汉朝有位皇帝喜欢柔道，这位皇帝的国策就是以柔道治国，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所以汉朝十分强大，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厉害的国家。浦锡金对退休的老丈人，早就不像过去那么尊重，当面不敢说什么，背后冷笑着对沈月说：
“中国人就是喜欢自大。柔道这玩意，怎么可能起源于中国，真是笑话。” 4
沈月与浦锡金离婚，可以说非常戏剧性，纸包不住火，她终于发现了丈夫出轨的蛛丝马迹。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过，最让沈月气愤的是，浦锡金练习柔道，不是要为自己老婆出头，不是为了帮沈月教训那位不怀好意的小领导，只是为了要保护自己。与浦锡金有一腿的那位女士的老公，是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对太太的不忠已有所察觉，一直扬言要与给自己戴绿帽子的男人决斗。
结果想象中的决斗并没发生，体育老师与老婆轰轰烈烈吵了一架，扇了她几个响亮的耳光，便干干脆脆地把婚离了。这女人与男人离了婚，一门心思地要求浦锡金兑现承诺，依葫芦画瓢，他也应该跟老婆离婚，应该离了婚再娶她。浦锡金有些为难，很为难，他觉得自己必须要有骑士精神，要像个绅士。所谓骑士精神，就是如果人家男人找上门，要跟他打架，要决斗，他必须像个男人一样奉陪。所谓绅士风度，就是既然答应了要娶人家，就算是心里不是真的情愿，就算是想反悔，也要說话算话。
浦锡金于是要离婚，坚决要求离婚。离婚的理由冠冕堂皇，自己罪有应得。沈月父母坚决支持女儿离婚，这样的混账女婿，有多远就应该让他滚多远。沈月家没有男孩，五朵金花，个个都嫁了有出息有前途的男人。她最小，在家里也最得宠，老爸虽然退休失势，可是姐夫们一个个势头正旺，论头衔论级别，谁都比浦锡金更厉害。沈月母亲对女儿说，姓浦的现在用不着你爸爸了，想当陈世美，你就让他当好了。他当年追你的时候，就没安什么好心。
沈月愤愤地告诉浦锡金：“我妈还说你是陈世美，她其实也是高看你了，你算哪门子的陈世美？连陈世美的边恐怕都沾不上。人家陈世美好歹还中了状元，好歹还让人家千金小姐给看上了，你呢，就是个狗屁，就是一坨狗屎。”
浦锡金说：“我确实就是个狗屁，你就把我当一个狗屁放了算了！我就是一坨狗屎，你就把我当狗屎给屙掉吧。”
沈月说：“你确实是个狗屁，你确实是坨狗屎。”
沈月说：“浦锡金，我就跟你把话挑明了，你不是什么陈世美，我当然也不是秦香莲。我不仅不是秦香莲，更不会是什么‘陈人美’。知道什么叫‘陈人美’吗？你不要摇头，我告诉你，就是要专门成人美事。我告诉你，我不是雷锋，我不会成全你的，你想都不要想。”
沈月打定主意不跟浦锡金离婚，她告诉他，自己之所以会这么想，会这么做，只是因为她已经不爱他了。如果还爱，她会立刻撒手，会立刻成全他。可是她现在不爱了，爱已随风而去，爱悄悄溜走了，所以偏要跟他作对，就要为难他，就是不成全他，就是不离婚，就是要存心耗他，耗死他。性格倔强的沈月从来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她主动给那女的打电话，约她到外面喝茶，谈话，把该说的话全都挑明了。
浦锡金在这场离婚大战中精疲力尽，一个死逼着要离婚，一个誓死不离，离和不离都好像是在赌气，都好像是在说气话。一个说，最后跟不跟我结婚无所谓，只是你答应我的，说好大家一起离婚，现在我真的离了，你必须也要离。另一个说，谁都在劝我离婚，我们家上上下下，如今都跟你一样，都恨不得我能够立刻同意离婚，偏偏我这人就这毛病，不听劝，就是这样跟别人不一样，大家越是要我离，我就越是不离，坚决不离。有一天，大家都不希望我离婚了，都劝我不要离婚的时候，我呢，说不定就会跟你离。我告诉你，在这点上，我沈月就是要和别人不一样。
沈月真是说话算话，真是说到做到。等他们的儿子考上了一所好初中，看上去很多事都已经过去，都已经风平浪静，沈月突然与浦锡金离了婚。说离就离了，完全出乎大家意料。没人会想到这样的结局，浦锡金没想到，他出轨的那个女人没想到，沈月的家人没想到，甚至沈月自己也有些稀里糊涂。
沈月跟我详细解释，她当初是因为不爱，因为怨恨，所以没有与浦锡金离婚，因为不爱和怨恨，她要故意拖着他，就是不想让他称心。后来，就没什么感觉了，已经无所谓不爱，无所谓怨恨。反正儿子也上初中了，大家这样拖下去真没什么意思。于是就选择给儿子过生日那天，大家一起上馆子，一起去逛公园，一起去新华书店给儿子买书，最后还一起看了一场电影。最后，她对浦锡金说：
“我们分手吧。”
人们经常会说，恋人为了爱而结合，为了不爱而分手。他们的故事恰恰相反，沈月说，她是因为突然又有了一点爱，只是又有了那么一点点爱，才决定放手。因为爱，沈月决定放手。因为爱，沈月决定给浦锡金自由。她一放手，浦锡金便与出轨的那个女人结婚了，水到渠成，想不结婚都不行。故事就此留下了许多空白，说不清楚。他官场上继续得意，离开区财政局，去市委组织部，又去了纪委。当过纪检组副组长，专门清查别人的事。有人说他很快又离婚了，有人说还没离婚，只不过暂时分居。离婚也好，暂时分居也罢，总之谈不上有多好，有多么幸福，反正最后还是要离的。
因为有个儿子，为了儿子的学业，浦锡金和沈月偶尔也会有些来往。那个女人可没有沈月的气量，不止一次找上门来，还很凶猛地吵过一架。沈月有气量，可也不好惹，为了气她，有时候故意要和浦锡金通个电话，故意捣捣蛋。再后来，沈月也结婚了，对方是名心理学主任医师，九三学社委员，市政协常委，有身份，有地位。结婚以后，沈月和新任老公商量，请浦锡金夫妇吃了一顿饭，地点就在金陵饭店。
沈月的新任老公叫吕佳路，这位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很能聊天，吃饭期间，差不多都是他一个人在发表议论。听说浦锡金先是在财政局，以后又到组织部，最后又到巡视组，他感到很好奇，说你干的这些工作，都可以算是有权有势，很厉害的，非常非常厉害，很了不起。
浦锡金十分谦虚地回了一句：“有什么厉害不厉害的，谈不上了不起。”
“财政局，组织部，还有巡视组，怎么能说不厉害呢？厉害，绝对厉害。”
两个男人毫无芥蒂，很随意地聊着天。两个女人心里还有隔阂，余恨未消，无话可说，就听这两个男人聊天。浦锡金说他当年去组织部，也是觉得财政局成天跟大笔的钱打交道，权力太大，风险太大，太容易出事。到组织部同样是重要单位，管干部嘛，让他负责纪检，最多也就是吃吃喝喝。有段日子天天喝酒，半斤八两绝对没事。但是要说受贿，是真的不敢，毕竟见到太多的人出事，看到太多的官员双规。再以后抽调到巡视组，见得更多，更害怕，现在是连吃吃喝喝都不敢了，绝对不敢。都说出事只是万一，是万分之一，可真要出了事，就是百分之百，一出事一双规，全都完蛋，好日子立刻到头。 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写过一个短篇《傅浩之死》，刊登在一本油印的民间刊物上。那是个文学十分火热的年代，很多人都在写小说，记得我当班主任时，曾经给同学们传阅过这本油印刊物，可能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小说情节依稀还有些印象，“文革”中一个被人检举的现行反革命，因为恐惧，选择了自杀。他跑到了悬崖上，在跳崖自杀之前，对着赶过来看热闹的观众，把检举他的人，骂了一个痛快，骂了一个淋漓尽致。没想到最后他却被救了下来，因为痛痛快快发泄过一通，别人害怕他要寻死，不敢再批判，结果呢，他也就不想死了，快快乐乐地活了下去。
前面说过，我所了解的浦锡金，基本上都是传说。除了沈月说的那些，当年的同班同学，特别喜欢转述跟他有关的故事。学生们见了我这位当年的班主任，话题不是回忆，就是同学现状。说起大家现在的生存状态，浦锡金最容易成为话题中心。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他可能是混得最好，混得最阔，混得最有能耐，而且也是最有故事的。关于他的传闻很多，大都是不太好的，尤其是他自杀未遂以后，有人说他身上光是高尔夫会员卡，就有好几张，这种会员卡据说每张都能值一百多万。还有人说他有女人缘，除了沈月说的出轨的那位，还有好几个，其中有一个还是某高官的什么人。
浦锡金出事和双规的负面消息，时有耳闻，仿佛有特异功能，他总是可以轻易摆脱，毫发无损。当然，也可能从来就没真正有过什么事，所谓传闻，不过都是子虚乌有，都是些不太靠谱的八卦。真相究竟如何，说不清楚，凡事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一名小说家，我有时更喜欢八卦，更愿意相信传闻。事实上，最让人想不明白，也是最奇怪的一点，不是他怎么最后进了巡视组，当上了副组长，而是他怎么会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上，非常戏剧性地自杀过一次，仍然安然无恙。
根据心理学专家的观点，每个人的心理都会有些问题。浦锡金人生传奇的最高境界，就是他的自杀表演。别人看来很奇怪，医学上的解释却很典型，是属于标准的抑郁症。具体的症状，刚开始只是失眠，晚上迷迷糊糊睡着一会儿，就再也没办法入眠。能吃的安眠药都试过，大把大把吞服中药，最后不得不向沈月老公吕佳路求助。这个病正好对症，吕医生是非常专业的心理医生，他给出的结论很简单，你这个就是抑郁症，就是要吃治疗抑郁症的药，不仅现在要吃，而且很可能终身要服药。
于是浦锡金所经历的自杀表演，竟然与我当年写的小说情节不谋而合，既有惊人的相似，但又更戏剧化，更荒唐，关键是毫无预兆。他开始很虚心地听吕佳路医生的话，开始定时服药，药物也开始起了作用。吃了一段时间药，自作主张地停了，他觉得已没问题，已不怎么失眠了。可就是觉得没问题的那段日子，突然又出了问题，出了一个很不小的问题。
有一天，浦锡金毫无征兆地突然跑到沈月单位，直截了当对她说，我们还是复婚算了，我想来想去，觉得我们两个做夫妻最合适。他是在上班的时候忽然有了这么个想法，想到了就立刻做，放下手上的文件，出门拦了辆出租车，直奔沈月所在的政协。沈月被他说得摸不着头脑，说你肯定疯了，真的是有神经病。我们都到这一步了，还复什么狗屁的婚，你是不是脑子又出了问题。
两人你来我往地说了没几句，浦錫金就说：
“信不信，如果你不答应，我立刻从楼上跳下去。我立刻跳下去，信不信？”
沈月单位在四楼，四楼不算高，跳下去也足以送命。浦锡金说自己要像大鸟一样飞下去，像大鸟一样展开翅膀。沈月说：“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不要开玩笑好不好？”浦锡金很严肃地说：“我不想干什么，没有开玩笑。”沈月又说：“难怪吕佳路说你脑子出了大问题。”浦锡金说：“有什么大问题？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就是想飞，就是想飞翔，一个人想飞又有什么错？”说话间，跑到了过道尽头。那里有扇窗户，他跨了上去，一条腿放在窗外，做出了要往下跳的模样。
然后他头朝下，展开双臂，像大鸟一样栽了下去。事发太突然，太快，谁都来不及反应。看到的人都目瞪口呆，因为是头朝下，应该必死无疑，应该没有任何生还希望。然而浦锡金命不该绝，他在空中神奇地翻了个跟头，横摔在一棵桂花树上，跌断了几根肋骨，摔折了一条腿，摔断了一条胳膊，脾脏破裂。那棵桂花树非常巨大，有很大的树冠，正是开花时节，整个政协大院都是刺鼻的香味。
过道上有监控，楼角也有监控，整个过程都被清晰地记录下来。浦锡金开始若无其事地出现在四楼的过道上，去敲沈月办公室的门，沈月出来，两人在过道上说话，很平静，他们身边还有人不断走过。沈月好像是在批评他，浦锡金突然转身，跑向过道尽头，玩儿似的跨上了窗台，沈月追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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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浦锡金一起在秋日的江边散步，他的腿受过伤，走路有些蹒跚。总是有种预感，他会主动跟我谈谈自杀未遂。有几次，感觉他话已到嘴边，就要说起这个事了，又硬生生地把话咽了回去。关于他的自杀，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传言，说什么的都有。然而没人说得清真相，所谓真相，有时就是人云亦云，就是流言蜚语。真相是罗生门，真相根本不存在。我知道，就算是浦锡金愿意跟我谈，仍然也不会是什么真相。
我想到浦锡金在学生时代，曾经喜欢诗歌，曾经写过诗，一起散步时，就随口问他，与南京的诗人有没有什么交往。结果没想到，他很傲慢地回了一句：
“南京有诗人吗？”
他的话让我语塞，因为不久前，我们曾谈到过当下的文学，浦锡金也是毫不客气地奚落说：
“中国有文学吗？”
中国有文学吗？这句话让人无地自容，让人不寒而栗，让人欲哭无泪。
天气越来越冷，北风凛冽，寒冬开始了。我依然保持去江边散步的习惯，雷打不动。浦锡金却不再出现，他的消失，跟他的出现一样，来得很突然，去得也很突然。曾经撒满金色叶片的银杏树，现在只剩下躯干，孤零零站在那儿，黑乎乎的，硬邦邦的枯树枝仿佛无数戳向天空的手指。江边风大，几乎没人，这里是每天工作后散步的目的地，也是掉头回家的转折之处。我已经习惯在这伫立，在这沉思，围绕银杏树绕上几圈，摘下棉手套，拍打它古老的身躯。我在倾听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回响，我似乎又听到了自己曾经喜欢的那首诗的结尾：
五月麦浪的翻译声，已是这般久远
树木，望着准备把她们嫁走的远方
牛群，用憋住粪便的姿态抵制天穹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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