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国现实司法实践证明，对于那些罪行较轻，确有悔改诚意，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判处缓刑，放在社会上，置于广大群众的监督下，不仅有利于教育和改造罪犯，而且有利于犯人家属生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还可以减轻监所的压力，对于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群防群治的意识和机制，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都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试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论述我国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实质条件和限制条件，分析缓刑适用制度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对如何正确适用缓刑以及对缓刑法律制度的完善，谈点粗浅看法和认识。
一、刑事缓刑法律制度的适用条件
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据此可知我国刑法中缓刑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适用的对象必须是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是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对此笔者认为应明确两点：
1、必须是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才可以考虑适用缓刑。其他主刑，如超过3年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都不能适用缓刑，因为处这些刑罚的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都是严重犯罪；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由于不被关押，放在社会上一样可以对其进行考察，没有必要适用缓刑；对于附加刑，不管是独立适用，还是附加适用，都不适用缓刑。
2、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指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其一，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比较大。绝大多数犯罪都挂有多个刑种或跨有较长刑期，如果依法定刑为准，就会使缓刑的适用范围大大减少，不利于缓刑的积极作用的发挥。其二， 依宣告刑为标准，更能体现缓刑的要求，实现缓刑的积极作用。宣告刑较法定刑而言，更能体现具体犯罪的个性差异，因为宣告刑是法官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的客观危害及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而综合具体案情得出来的。缓刑适用的依据是在考虑犯罪客观危害的同时，更加注重犯罪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如果犯罪人主观恶性较大，再次犯罪的危险性很强，法官就会在法定刑幅度内处较重的刑罚，反之，就会处较轻的刑罚。
(二)适用的标准必须是根据“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犯罪分子“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某一犯罪分子虽然被判处拘役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并不一定必然会引起缓刑的适用。只有当他具备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时，才会被适用缓刑。如何理解“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根据刑法规定，只能从犯罪情节、悔罪表现这两个方面来把握。
1、犯罪情节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客观标准
犯罪罪情节，通俗地讲，就是关于犯罪的各种事实情况。作为判断行为人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从而决定缓刑适用的犯罪情节，笔者认为，应以直接反应犯罪行为客观危害情况的各种事实情况为准，不宜包括犯罪成立后，行为人的各种表现。换言之，这里的犯罪情节应是侧重于实施犯罪行为时及其以前行为人的各种主、客观事实情况，包括犯罪时间、犯罪地点、犯罪对象、犯罪手段、犯罪目的、犯罪动机、犯罪危害、犯罪数额等等。这里的犯罪情节，不管其内容是表现主观方面的问题还是反应客观方面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事实情况，是已被固定下来的，易于把握的客观情况。此时的犯罪情节，可以说是判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客观标准。
2、悔罪表现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主观标准
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时，还要注意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罪犯的认罪及悔罪表现，反映了被告人归案后的主观恶性程度及认罪态度的好坏，被告人认罪，不仅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而且还积极检举他人的犯罪事实，同时被告人在交待了全部的犯罪事实后，陈述自己所犯罪的事实，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弥补或者挽回其所犯罪行所造成的损失，并在内心深处深刻认识所犯的罪行，有真诚的自我谴责、反省等才算是悔罪的表现，这也是在实践中应注意和把握的标准。
判断行为人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必须坚持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的统一，注意防止走向极端。《刑法》第72条规定，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由此可见，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的。但是，被告人的悔罪表现是其在犯罪后对自己所犯罪行悔悟的具体表现，是一种主观意识，而犯罪情节则是由被告人的动机、目的、手段、后果等诸方面来决定的，显然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客观真实性。因此，在适用缓刑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犯罪情节，其次才是悔罪表现。过分强调悔罪表现在适用缓刑中的作用是非常不妥的。在考察“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时，要反对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唯客观表现论。不顾犯罪人主观上是否悔罪，被犯罪人一时一事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适用缓刑。二是唯主观表现论。只要犯罪人主观上有悔罪表现，无视犯罪客观行为危害程度而一味地适用缓刑。在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与“确实不致危害社会”的关系中，“确实不致危害社会”是核心，犯罪情节与悔罪表现是“两个基本点”，是认定被告人适用缓刑后是否不致危害社会的客观基础。
(三)被适用缓刑的犯罪分子必须不是累犯
具备了前提条件与实质条件，也并不一定会引起缓刑的适用。因为刑法规定，只有在犯罪分子不是累犯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缓刑。这是缓刑法律制度适用的限制条件。累犯是指实施犯罪以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再次实施犯罪的犯罪人。累犯有普通累犯与特别累犯。普通累犯又叫非同种累犯，特别累犯又叫同种累犯。这两种累犯的构成条件有所不同。特别累犯要求前后所犯的是同一种犯罪，普通累犯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在我国，特别累犯只有两种：刑法总则部分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刑法分则356条规定的毒品犯罪累犯。除了这两种特别累犯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累犯。累犯由于主观恶性深，屡教不改、不易改造，所以不能适用缓刑。
二、缓刑法律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法律制度的适用，应当说是比较原则，缺乏具体的适用操作规定，也为法官的自由裁量带来很大的随意性，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
1、适用缓刑只注重被告人案发后的悔罪表现，而不综合考察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条件、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以及被告人的一贯表现等这些与案件有关情况，往往很难准确、全面认识被告人是真诚悔罪，还是虚假悔罪，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否则，一旦对虚假悔罪的人适用了缓刑，就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
2、忽视适用缓刑的实质性条件，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重新犯罪率上升。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将孕妇、患重病、家庭生活困难、工作需要等作为适用缓刑的理由；而不注重分析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综合考证被告人的悔罪表现，不全面了解被告人回归社会后的改造环境。致使部分被宣告缓刑的罪犯，缺乏对社会的负疚感，不能珍惜对他们不予关押的宽大处理，在緩刑考验期内，违法违规，再犯新罪，从而严重损害了缓刑制度的信誉和功效。
3、缓刑适用中利益驱动明显，将罚金刑及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是否执行到位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从经济上剥夺犯罪分子赖以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条件，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同一地区的各个家庭亦贫富不均，犯罪分子对财产占有量的差异很大，所以，犯罪分子对罚金及赔偿数额的承受能力不尽相同。特别是先行羁押的被告人对财产刑的先予执行与否，完全取决于亲友。因此，罚金刑及民事赔偿是否执行到位并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被告人的悔罪程度。将罚金刑及民事赔偿是否执行到位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极易误导“金钱万能”，诱发司法腐败。
4、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以及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犯罪的案件，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宣告缓刑。这种把缓刑当作万能胶、缓冲器的和稀泥做法，严重地违背了适用缓刑的前提条件，混淆了罪非罪的界限、处刑与免处的界限。
5、缓刑监管考察的机构设置及管理存在弊端。根据《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我国现行缓刑的监管机关是公安机关，缓刑犯的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只是配合公安机关实施监管。目前尚没有对考察的具体操作程序、方法作出统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监督机关设置不合理，监管考察没有衡量标准，监管考察程序无章可循，诸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对缓刑犯的监管流于形式，甚至监管失控。
6、缓刑适用只有法官裁量权而没有检察官裁量权(求刑权)。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主要限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起作用，是否适用缓刑是基于法官的主观性判断。而在检察机关方面，当前检察机关比较关注的是自己提起公诉的案件是否得到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是否对被告人判处了实刑，而几乎没有在提起公诉的同时要求对被告人宣告缓刑，并且也极少就人民法院对某个案件的判缓刑发表不同意见。
7、只有实体性条件而没有程序性条件。刑法规定了适用缓刑的三个实体性条件。而由于条件之一的“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主观判断性很强，容易造成很大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刑法上没有对适用缓刑设置特定的程序性限制。
8、只有法官的裁量权而无社会(或群众)的参与权。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时，尽管在作出缓刑宣告之前法官也要考虑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与影响，但这种意见与影响一都是背靠背收集的，二所收集的意见可能并不全面，三群众与社会对这一过程看不见，他们无法对各方面的意见与影响作出自己的评判，因而难以使缓刑的决定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
9、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应当适用缓刑的而未适用，不该适用的却适用了，“人情缓刑”、“金钱缓刑”、“权力缓刑”屡见不鲜。这一不良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的尊严，使社会和个人双受其害，徒增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完善刑事缓刑法律制度之建议
缓刑制度是我国长期以来同刑事犯罪作斗争中行之有效的基本刑事政策，也是多年来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目的是为了改造罪犯，减少和预防犯罪，实现社会稳定。因此，要确实建立健全基层帮教组织，把监督考察工作落到实处。否则，就可能管理失控，使犯罪分子放任自流，一遇到犯罪诱因，就会继续危害社会，起不到改造罪犯的目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
1、缓刑判决从依法确定之日起，人民法院就应当立即交付执行。由于缓刑是把犯罪分子放在社会上考察改造，不予关押执行，犯罪分子享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权，并且这种权利是从判决确定之日起开始的，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开始计算。因此，对宣判前关押的罪犯，在宣判后予以“释放”，即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不应再继续关押。虽然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缓刑的期限作了规定，但实践当中，有的法院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缓刑犯的执行不及时，致使部分缓刑犯超期关押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当中也有公安机关的原因。比如，被宣告的缓刑犯在释放前要交纳生活费用，有的要通知家属来交纳，这样造成缓刑犯超期关押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人为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使缓刑犯的合法权益未能充分受到保护。
2、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交付考察。我国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实践中，公安机关对罪犯考察和罪犯改造情况因无暇顾及而出现空挡，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配合不力，对宣告缓刑的罪犯考察形同虚设。为了确保缓刑的正确执行，笔者认为采取以下方法较为妥当：(1)严格执行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缓刑犯的司法程序，由人民法院将执行通知书和罪犯结案登记表等手续送达县或市级公安局，由公安局给人民法院出具回执。然后，人民法院告知缓刑犯到公安局或其住地派出所报到，进行重点人口登记。(2)公安局在接到执行通知书后，应转送其下属的公安派出所，由派出所同缓刑犯所在单位或居委会、村委会等建立帮教考察组织，其职责是对缓刑犯制定一定的制度和限制其一定的行动自由与范围，教育缓刑犯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法令，做守法公民，督促其参加工作或生产，对好的要表扬鼓励，确定突出悔改或立功表现的，可以提出减刑意见，对发现有违法或重新犯罪的，应及时向派出所或公安局汇报，该撤销缓刑的，一定要撤销，使缓刑犯始终在监控中，一方面要防止其重新违法犯罪，另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其重新犯罪。
3、实行亲属责任担保和经济担保的方法，敦促缓刑犯自觉接受改造。为了更好有效地监控，敦促缓刑人员认罪伏法，自觉接受监督改造，在落实其他措施的同时，可让缓刑犯写出保证书，保证遵纪守法，不再犯罪等等，还可以让缓刑犯的亲属写出担保书，并填写监督缓刑考察责任书进行担保，使他们知道自己负有一定的监督、教育责任，如果缓刑犯重新违法犯罪，就要追究其担保亲属相应的责任。但在这方面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予以完善。
4、人民法院应当做好缓刑犯的回访考察工作，不定期检查缓刑的执行情况。我国刑法第76条虽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参加对缓刑犯的帮教考察工作，但笔者认为，人民法院是国家唯一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有责任运用审判职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缓刑犯帮教考察正是运用法律手段对“挽救失足者、改造违法犯罪”的具体表现。同时，人民法院对缓刑犯的回访考察还可以做到“考察一个、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利用回访者的机会，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法制，进行普法教育，对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5、做好缓刑考验期满的宣布工作。
对在缓刑考验期内能够认真改造、悔过自新、表现较好、没有重新违法犯罪的缓刑犯，缓刑考验期满，公安机关要向缓刑人员所在单位或组织宣布缓刑考验期届满，原判刑罚不需再执行，并对缓刑人员提出希望和要求，以便所在单位或组织给予缓刑人员重新正式分配工作，评定工资级别等，也促使缓刑在今后工作生活中遵纪守法，重新做人。
6、要改进缓刑制度，应当针对司法实践中的不足来改进缓刑适用的司法裁量权。主要的改进思路是：一要对缓刑宣告的权力进行重新配置，扩大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增加社会参与权，做到彼此分权，相互制约，以实现缓刑宣告的公正与公平；二要对缓刑宣告的程序予以公开化，把人民法院的缓刑裁量权、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发言权、社会的参与权都置于阳光之下，尽可能杜绝缓刑适用中的腐败与不公。具体想法是，在不突破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缓刑制度的大框架下，可以在审判阶段设置一个缓刑听证程序。总之，正确地适用与执行缓刑制度，有利于体现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群众群防群治的积极性，以便更好地改造罪犯，有利于社会与家庭和稳定，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济建设服务。
7、实施缓刑听证制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是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的一项重要条件，如何确定被告人确实不再危害社会，笔者认为，可以实施缓刑听证制度。日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实施缓刑听证制度，即凡对故意犯罪被告人拟适用缓刑的，必须经过缓刑听证程序。缓刑听证制度规定：承办法官到被告人辖区召开听证会，邀请辖区民警、基层组织领导、被告人的同事或邻居等参加，向听证对象阐述适用缓刑的条件、执行方式，同时向听证对象了解被告人的一贯表现，分析这次犯罪的原因等，并征询听证对象对被告犯罪可能性的判断意见，承办法官综合听证情况和案情作出是否适用缓刑的决定。如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不再犯罪可能性的认定，法官可凭听证制度的结果作出客观判断。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一定程度地保证主、客观的一致，防止适用缓刑的罪犯不再犯罪危害社会；另一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客观依据，在认定上减少了随意性，以阻却人情案、关系案。
8、健全缓刑适用的监管机制。笔者认为，对暂缓量刑罪犯监管考察的机构设置，应当设立专门考察管理机构，制定规范的考察管理工作制度，由具备一定素质的社工人员作为缓刑考察官，具体负责对缓刑犯的监管考察工作。由检察机关作为暂缓量刑罪犯的监督机关，负责对缓刑犯的考察情况进行监督。人民法院决定对罪犯适用暂缓量刑后，由检察机关通知考察机构，并办理暂缓量刑罪犯的交接手续，考察机构应指派具体缓刑考察官，并报检察机关备案。缓刑考察官应采取"一对一"的跟踪帮教管理，并以考察机构的名义定期向检察机关报告考察情况。检察机关根据考察机构提出的考察情况报告，及时对暂缓量刑罪犯的处理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建议，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决。
总而言之，对缓刑法律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明確缓刑的适用对象，设置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配备专职缓刑考察官，建立健全缓刑听证制度，规范缓刑考察处理程序，将能充分体现缓刑法律制度的功能，避免弊端，更好地发挥缓刑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
参考资料：
[1]肖扬主编：《中国新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闵永明、孙卫华、张元再：《缓刑制度比较研究》，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
[4]李洁：《定罪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载《北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
[5]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
[6]《缓刑犯考察监督有待完善》 朱润发 法制日报
一、刑事缓刑法律制度的适用条件
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74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据此可知我国刑法中缓刑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适用的对象必须是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是缓刑适用的前提条件。对此笔者认为应明确两点：
1、必须是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才可以考虑适用缓刑。其他主刑，如超过3年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都不能适用缓刑，因为处这些刑罚的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都是严重犯罪；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由于不被关押，放在社会上一样可以对其进行考察，没有必要适用缓刑；对于附加刑，不管是独立适用，还是附加适用，都不适用缓刑。
2、拘役、3年以下有期徒刑是指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其一，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比较大。绝大多数犯罪都挂有多个刑种或跨有较长刑期，如果依法定刑为准，就会使缓刑的适用范围大大减少，不利于缓刑的积极作用的发挥。其二， 依宣告刑为标准，更能体现缓刑的要求，实现缓刑的积极作用。宣告刑较法定刑而言，更能体现具体犯罪的个性差异，因为宣告刑是法官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的客观危害及人身危险性的基础上而综合具体案情得出来的。缓刑适用的依据是在考虑犯罪客观危害的同时，更加注重犯罪人主观恶性的大小。如果犯罪人主观恶性较大，再次犯罪的危险性很强，法官就会在法定刑幅度内处较重的刑罚，反之，就会处较轻的刑罚。
(二)适用的标准必须是根据“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犯罪分子“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是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某一犯罪分子虽然被判处拘役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并不一定必然会引起缓刑的适用。只有当他具备适用缓刑的实质条件时，才会被适用缓刑。如何理解“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根据刑法规定，只能从犯罪情节、悔罪表现这两个方面来把握。
1、犯罪情节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客观标准
犯罪罪情节，通俗地讲，就是关于犯罪的各种事实情况。作为判断行为人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从而决定缓刑适用的犯罪情节，笔者认为，应以直接反应犯罪行为客观危害情况的各种事实情况为准，不宜包括犯罪成立后，行为人的各种表现。换言之，这里的犯罪情节应是侧重于实施犯罪行为时及其以前行为人的各种主、客观事实情况，包括犯罪时间、犯罪地点、犯罪对象、犯罪手段、犯罪目的、犯罪动机、犯罪危害、犯罪数额等等。这里的犯罪情节，不管其内容是表现主观方面的问题还是反应客观方面的问题，都是客观存在事实情况，是已被固定下来的，易于把握的客观情况。此时的犯罪情节，可以说是判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客观标准。
2、悔罪表现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主观标准
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时，还要注意犯罪分子的悔罪表现。罪犯的认罪及悔罪表现，反映了被告人归案后的主观恶性程度及认罪态度的好坏，被告人认罪，不仅如实交待自己的罪行，而且还积极检举他人的犯罪事实，同时被告人在交待了全部的犯罪事实后，陈述自己所犯罪的事实，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弥补或者挽回其所犯罪行所造成的损失，并在内心深处深刻认识所犯的罪行，有真诚的自我谴责、反省等才算是悔罪的表现，这也是在实践中应注意和把握的标准。
判断行为人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必须坚持客观标准与主观标准的统一，注意防止走向极端。《刑法》第72条规定，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由此可见，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的。但是，被告人的悔罪表现是其在犯罪后对自己所犯罪行悔悟的具体表现，是一种主观意识，而犯罪情节则是由被告人的动机、目的、手段、后果等诸方面来决定的，显然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客观真实性。因此，在适用缓刑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犯罪情节，其次才是悔罪表现。过分强调悔罪表现在适用缓刑中的作用是非常不妥的。在考察“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时，要反对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唯客观表现论。不顾犯罪人主观上是否悔罪，被犯罪人一时一事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适用缓刑。二是唯主观表现论。只要犯罪人主观上有悔罪表现，无视犯罪客观行为危害程度而一味地适用缓刑。在犯罪情节、悔罪表现与“确实不致危害社会”的关系中，“确实不致危害社会”是核心，犯罪情节与悔罪表现是“两个基本点”，是认定被告人适用缓刑后是否不致危害社会的客观基础。
(三)被适用缓刑的犯罪分子必须不是累犯
具备了前提条件与实质条件，也并不一定会引起缓刑的适用。因为刑法规定，只有在犯罪分子不是累犯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缓刑。这是缓刑法律制度适用的限制条件。累犯是指实施犯罪以后，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再次实施犯罪的犯罪人。累犯有普通累犯与特别累犯。普通累犯又叫非同种累犯，特别累犯又叫同种累犯。这两种累犯的构成条件有所不同。特别累犯要求前后所犯的是同一种犯罪，普通累犯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在我国，特别累犯只有两种：刑法总则部分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刑法分则356条规定的毒品犯罪累犯。除了这两种特别累犯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累犯。累犯由于主观恶性深，屡教不改、不易改造，所以不能适用缓刑。
二、缓刑法律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缓刑法律制度的适用，应当说是比较原则，缺乏具体的适用操作规定，也为法官的自由裁量带来很大的随意性，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
1、适用缓刑只注重被告人案发后的悔罪表现，而不综合考察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条件、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以及被告人的一贯表现等这些与案件有关情况，往往很难准确、全面认识被告人是真诚悔罪，还是虚假悔罪，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否则，一旦对虚假悔罪的人适用了缓刑，就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
2、忽视适用缓刑的实质性条件，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重新犯罪率上升。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将孕妇、患重病、家庭生活困难、工作需要等作为适用缓刑的理由；而不注重分析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不综合考证被告人的悔罪表现，不全面了解被告人回归社会后的改造环境。致使部分被宣告缓刑的罪犯，缺乏对社会的负疚感，不能珍惜对他们不予关押的宽大处理，在緩刑考验期内，违法违规，再犯新罪，从而严重损害了缓刑制度的信誉和功效。
3、缓刑适用中利益驱动明显，将罚金刑及对受害人的民事赔偿是否执行到位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从经济上剥夺犯罪分子赖以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条件，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同一地区的各个家庭亦贫富不均，犯罪分子对财产占有量的差异很大，所以，犯罪分子对罚金及赔偿数额的承受能力不尽相同。特别是先行羁押的被告人对财产刑的先予执行与否，完全取决于亲友。因此，罚金刑及民事赔偿是否执行到位并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被告人的悔罪程度。将罚金刑及民事赔偿是否执行到位作为决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极易误导“金钱万能”，诱发司法腐败。
4、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以及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犯罪的案件，判处有期徒刑或拘役，宣告缓刑。这种把缓刑当作万能胶、缓冲器的和稀泥做法，严重地违背了适用缓刑的前提条件，混淆了罪非罪的界限、处刑与免处的界限。
5、缓刑监管考察的机构设置及管理存在弊端。根据《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我国现行缓刑的监管机关是公安机关，缓刑犯的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只是配合公安机关实施监管。目前尚没有对考察的具体操作程序、方法作出统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监督机关设置不合理，监管考察没有衡量标准，监管考察程序无章可循，诸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对缓刑犯的监管流于形式，甚至监管失控。
6、缓刑适用只有法官裁量权而没有检察官裁量权(求刑权)。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主要限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起作用，是否适用缓刑是基于法官的主观性判断。而在检察机关方面，当前检察机关比较关注的是自己提起公诉的案件是否得到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是否对被告人判处了实刑，而几乎没有在提起公诉的同时要求对被告人宣告缓刑，并且也极少就人民法院对某个案件的判缓刑发表不同意见。
7、只有实体性条件而没有程序性条件。刑法规定了适用缓刑的三个实体性条件。而由于条件之一的“不致再危害社会”的主观判断性很强，容易造成很大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刑法上没有对适用缓刑设置特定的程序性限制。
8、只有法官的裁量权而无社会(或群众)的参与权。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时，尽管在作出缓刑宣告之前法官也要考虑社会有关方面的意见与影响，但这种意见与影响一都是背靠背收集的，二所收集的意见可能并不全面，三群众与社会对这一过程看不见，他们无法对各方面的意见与影响作出自己的评判，因而难以使缓刑的决定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
9、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应当适用缓刑的而未适用，不该适用的却适用了，“人情缓刑”、“金钱缓刑”、“权力缓刑”屡见不鲜。这一不良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律的尊严，使社会和个人双受其害，徒增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完善刑事缓刑法律制度之建议
缓刑制度是我国长期以来同刑事犯罪作斗争中行之有效的基本刑事政策，也是多年来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目的是为了改造罪犯，减少和预防犯罪，实现社会稳定。因此，要确实建立健全基层帮教组织，把监督考察工作落到实处。否则，就可能管理失控，使犯罪分子放任自流，一遇到犯罪诱因，就会继续危害社会，起不到改造罪犯的目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要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
1、缓刑判决从依法确定之日起，人民法院就应当立即交付执行。由于缓刑是把犯罪分子放在社会上考察改造，不予关押执行，犯罪分子享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权，并且这种权利是从判决确定之日起开始的，即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开始计算。因此，对宣判前关押的罪犯，在宣判后予以“释放”，即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不应再继续关押。虽然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对执行缓刑的期限作了规定，但实践当中，有的法院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缓刑犯的执行不及时，致使部分缓刑犯超期关押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当中也有公安机关的原因。比如，被宣告的缓刑犯在释放前要交纳生活费用，有的要通知家属来交纳，这样造成缓刑犯超期关押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人为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使缓刑犯的合法权益未能充分受到保护。
2、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交付考察。我国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实践中，公安机关对罪犯考察和罪犯改造情况因无暇顾及而出现空挡，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配合不力，对宣告缓刑的罪犯考察形同虚设。为了确保缓刑的正确执行，笔者认为采取以下方法较为妥当：(1)严格执行人民法院向公安机关移送缓刑犯的司法程序，由人民法院将执行通知书和罪犯结案登记表等手续送达县或市级公安局，由公安局给人民法院出具回执。然后，人民法院告知缓刑犯到公安局或其住地派出所报到，进行重点人口登记。(2)公安局在接到执行通知书后，应转送其下属的公安派出所，由派出所同缓刑犯所在单位或居委会、村委会等建立帮教考察组织，其职责是对缓刑犯制定一定的制度和限制其一定的行动自由与范围，教育缓刑犯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法令，做守法公民，督促其参加工作或生产，对好的要表扬鼓励，确定突出悔改或立功表现的，可以提出减刑意见，对发现有违法或重新犯罪的，应及时向派出所或公安局汇报，该撤销缓刑的，一定要撤销，使缓刑犯始终在监控中，一方面要防止其重新违法犯罪，另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其重新犯罪。
3、实行亲属责任担保和经济担保的方法，敦促缓刑犯自觉接受改造。为了更好有效地监控，敦促缓刑人员认罪伏法，自觉接受监督改造，在落实其他措施的同时，可让缓刑犯写出保证书，保证遵纪守法，不再犯罪等等，还可以让缓刑犯的亲属写出担保书，并填写监督缓刑考察责任书进行担保，使他们知道自己负有一定的监督、教育责任，如果缓刑犯重新违法犯罪，就要追究其担保亲属相应的责任。但在这方面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予以完善。
4、人民法院应当做好缓刑犯的回访考察工作，不定期检查缓刑的执行情况。我国刑法第76条虽然没有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参加对缓刑犯的帮教考察工作，但笔者认为，人民法院是国家唯一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有责任运用审判职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缓刑犯帮教考察正是运用法律手段对“挽救失足者、改造违法犯罪”的具体表现。同时，人民法院对缓刑犯的回访考察还可以做到“考察一个、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利用回访者的机会，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法制，进行普法教育，对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5、做好缓刑考验期满的宣布工作。
对在缓刑考验期内能够认真改造、悔过自新、表现较好、没有重新违法犯罪的缓刑犯，缓刑考验期满，公安机关要向缓刑人员所在单位或组织宣布缓刑考验期届满，原判刑罚不需再执行，并对缓刑人员提出希望和要求，以便所在单位或组织给予缓刑人员重新正式分配工作，评定工资级别等，也促使缓刑在今后工作生活中遵纪守法，重新做人。
6、要改进缓刑制度，应当针对司法实践中的不足来改进缓刑适用的司法裁量权。主要的改进思路是：一要对缓刑宣告的权力进行重新配置，扩大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发言权，增加社会参与权，做到彼此分权，相互制约，以实现缓刑宣告的公正与公平；二要对缓刑宣告的程序予以公开化，把人民法院的缓刑裁量权、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发言权、社会的参与权都置于阳光之下，尽可能杜绝缓刑适用中的腐败与不公。具体想法是，在不突破现行刑法所规定的缓刑制度的大框架下，可以在审判阶段设置一个缓刑听证程序。总之，正确地适用与执行缓刑制度，有利于体现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群众群防群治的积极性，以便更好地改造罪犯，有利于社会与家庭和稳定，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济建设服务。
7、实施缓刑听证制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是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的一项重要条件，如何确定被告人确实不再危害社会，笔者认为，可以实施缓刑听证制度。日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实施缓刑听证制度，即凡对故意犯罪被告人拟适用缓刑的，必须经过缓刑听证程序。缓刑听证制度规定：承办法官到被告人辖区召开听证会，邀请辖区民警、基层组织领导、被告人的同事或邻居等参加，向听证对象阐述适用缓刑的条件、执行方式，同时向听证对象了解被告人的一贯表现，分析这次犯罪的原因等，并征询听证对象对被告犯罪可能性的判断意见，承办法官综合听证情况和案情作出是否适用缓刑的决定。如此，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不再犯罪可能性的认定，法官可凭听证制度的结果作出客观判断。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一定程度地保证主、客观的一致，防止适用缓刑的罪犯不再犯罪危害社会；另一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客观依据，在认定上减少了随意性，以阻却人情案、关系案。
8、健全缓刑适用的监管机制。笔者认为，对暂缓量刑罪犯监管考察的机构设置，应当设立专门考察管理机构，制定规范的考察管理工作制度，由具备一定素质的社工人员作为缓刑考察官，具体负责对缓刑犯的监管考察工作。由检察机关作为暂缓量刑罪犯的监督机关，负责对缓刑犯的考察情况进行监督。人民法院决定对罪犯适用暂缓量刑后，由检察机关通知考察机构，并办理暂缓量刑罪犯的交接手续，考察机构应指派具体缓刑考察官，并报检察机关备案。缓刑考察官应采取"一对一"的跟踪帮教管理，并以考察机构的名义定期向检察机关报告考察情况。检察机关根据考察机构提出的考察情况报告，及时对暂缓量刑罪犯的处理向人民法院提出具体建议，由人民法院作出裁决。
总而言之，对缓刑法律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明確缓刑的适用对象，设置专门的监督考察机构，配备专职缓刑考察官，建立健全缓刑听证制度，规范缓刑考察处理程序，将能充分体现缓刑法律制度的功能，避免弊端，更好地发挥缓刑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
参考资料：
[1]肖扬主编：《中国新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闵永明、孙卫华、张元再：《缓刑制度比较研究》，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报》(社科版)1999年第2期。
[4]李洁：《定罪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载《北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
[5]马克昌、杨春洗、吕继贵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4月第1版。
[6]《缓刑犯考察监督有待完善》 朱润发 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