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上大二，“五一六通知”公布，“文革”烽火遍燃。大批判、大串联，一阵冲杀的狂热过后，不少人厌倦了。何时是头呢？我们是学生，是专业的学习者。将来走上社会，在校学了什么？何以安身立命？还是读书吧，这是正道。
　　读什么书呢？图书馆书多，可早就封门了。可以光明正大读的或曰必读的是马列著作。此外是“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但这在同学眼中不在愿读之列。全国十亿多人可看的书实在少得可怜。
　　20岁出头的人，精力充沛，求知欲极旺盛，找书读成了同学们心照不宣的要务。大家各显神通，找书妙法怪招迭出。先去旧书店淘书，可公开的门市部多数关门，或仅有马列看家。与店员聊天得知，可以到中国书店总店去看看，那里书多，地址在北京琉璃厂海王村。得知此讯息如获至宝，与同学跑去却吃了闭门羹。原来进去买书必须有单位介绍信。我们跑到系里说是找大批判材料，顺利开出介绍信，再一次由学校所在的北太平庄跑到和平门外，还是被拒之门外。原来我们所持介绍信级别不够，北师大校办的介绍信够级别。同学感叹，昔日刘备三顾茅庐是为打天下，我们为买书得三访海王村。我们终于如愿以偿。趟出路子，不少同学如法炮制。我购得：《马克思传》《列宁传》以及《唐诗一百首》《宋词三百首》等，特别重要的是郑易里的《英汉大辞典》、王五云的《四角号码新辞典》等工具书。
　　有的同学另辟蹊径，提出去废品收购站碰碰运气。大家觉得是条路子，但也担心：人家会接待吗？不试怎么知道？说干就干。恰好我家附近就有。我们拿着系里介绍信，跟人家说是为了搞革命大批判，要找一些材料。人家看了看盖有系革委会红印介绍信，知道是大学生，四个人三副眼镜，就让我们进去了。大家强忍心中的喜悦，到乱书堆中寻找。书不少，但多数是理、工、农、医，品相不佳，毕竟我们是文科生，关注的是文史哲方面的经典。文史哲书籍，大都会被认为是“封资修”，最稳妥的办法是烧掉或者密藏，大约是不敢卖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收获的。大约是抄家得来也未可知。但在过秤付钱时还是遇到了麻烦。一位同学选的书中有一套是线装书，（清刻本《唐诗别集》）纸质黄色。过秤的是一位40多岁女师傅，一见此书，说这是“黄书”。我们说这是唐诗，不是那种书。她坚决不同意，说不能让“黄书”去害人。大家不敢恋战，生怕再生枝节。过了两周，我们卷土重来，想再淘些书，却未能如愿。师傅告知：上级通知，一律不准接待社会人员挑书，收上来的书要由专门机构统一挑选，剩下的送造纸厂。看到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只好打道回府。这条找书的路断了。
　　淘了书是为了读。读书的方法多种多样，各人并不同。可那时，在特定条件、特殊环境下，我们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读书方法，名之曰：“颠三倒四读书法”。1968年夏秋之交的一个晚上，同宿舍的调干生大老杨（班党支部副书记）不知从哪儿（几十年后得知是从外交部）借来一本《拿破仑传》。那本书的摸样实在可怜，已不见了封面、装订线漏出，几乎就要散了——不知此前已经为多少人服务过。大老杨关上门，压低声对同室的同学说：“我这儿借来一本书，《拿破仑传》，谁想看？”“我想看。”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回答。“可人家就给我今天一个晚上的时间。”大家沉默了，这怎么办？书是死的，人是活的，到底人聪明，有人说，书快散了，不如按章拆开，大家交叉读，明天再让胖子（徐绍荣同学外号，他是个巧手）给订上。真是个绝妙的主意。大家立刻动手分章订好，拉上窗帘，一同挤在宿舍的八屉桌周围，在一盏昏黄的白炽灯下开始了紧张的阅读。有的看第一章，有的看第二章……有的人还做笔记。一章看完后再交换。就这样一直到学校广播站的高音喇叭响起雄壮的国际歌，整整一夜。到底是年轻人，30万字的一本书，大家居然颠三倒四地读完了。事不宜迟迅速装订，完璧归赵，大家又去“干革命”了。过后，意犹未尽的我们还交换笔记对照，记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多少年后，我在新华书店看到再版的《拿破仑传》，回忆起学生时代读此书的情景，忍不住买了一本，回来翻了翻，放在书架上，再也找不回当年阅读它的激情。
　　（选自《我的北师大情怀——献给建校110周年》。董志铁，教授，博士生导师。1964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