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艺术于张永红来说，无疑亦是其宣泄精神的渠道之一。认识张永红最初是因为书法。他的隶书的质朴，章草的灵动厚实，吸引我关注这位远离文化中心却沉淫于周原文化浑厚大气之中的青年书法篆刻家。应该说，我是较早在媒体推介张永红的，因了书法，因了篆刻，也因了他总是笑嘻嘻的快乐与阳光。数年以后，当我重新面对他的篆刻作品，我着实为这一位渐趋成熟的书法篆刻家而高兴。
　　


　　永红在他的一枚印款中跋，“余习印斯道，以汉人为宗，仅得皮毛”。细品之，“宗汉”确乎实话，而仅得皮毛云，则是自谦。他的印已开始在汉人的基础上出走了。这枚“虚往实归”印，也许能道破天机。如果从印面表现来看，他的印确乎已不同于汉印了，更加烂漫，也更富于灵性。但精神指向看得出仍然是汉印气象。他用刀如用笔，是在汉隶中寻找着烂漫天真，在封泥汉印中捕捉着那一分与他的灵魂相合的灵气拙朴；然后他把这些因素合在自我心性与创造之中，成就出“这一个”我来。看“张永红印”，“秦汉遗风”，“得玄即真”，“金石延年”，“福德长寿”等印，给人的第一印象都比较“闹腾”，他让印面诸因素相互纷争纠缠，最终却相拥相爱，一团和气，统一在一种烂漫与灵性的对话和谐之中，读来浑然一体，并不显得“语碎凌乱”。这便是他的过人处。因为永红长于隶，长于章草，因此，在他的印面上，在他的线条中，你会体认到汉隶中那些拙中藏巧，稚气却有老迈的气息；“西山道人”，“张氏”，“与君同行”，可以佐证。他以章草入边款等都可以想见，他在汉隶，尤其是近年新见的简帛书等方面所下过的工夫。永红的印用其烂漫而见灵性，可谓寓庄于谐，是那种可堪细品的风格，语颇解颐，也很浑重。如果说进境，我倒真诚希望再自然一些，那是一种精神的自然。先放下然后站立，然后奔跑；就此而言，永红路且长，从容些走吧。
　　


　　
　　延伸阅读·评论
　　永红生于文字之祖—仓颉故里，或许是那里的一方水土滋润过童年的他的心田，再加上仓颉神灵赋予他以聪慧和睿智，从骨子里似乎就与书法篆刻有着不解之缘。永红九十年代初毕业于大学艺术系，后留校工作，原本学美术的他，弃画从书，在公务繁忙之暇从事书法篆刻艺术已有些年头。我与他相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那时他虽然是二十多岁的小伙，但在宝鸡书坛已崭露头角，令人刮目相看。经过十多年的励炼，时至今日，永红在中国书协举办的全国书法篆刻大展中频频入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成了引领宝鸡书坛中青年书法队伍的佼佼者。
　　永红交往甚广，多与当代中青年书法家为朋，如于明诠、查仲林、米闹等人，常有书信往来探讨艺事，使其艺事日进。他在书法艺术中的造诣，我以为当以隶、行书，篆刻为最佳。其隶书取法于汉碑，他在《石门颂》、《张迁碑》、《广武将军碑》、《好大王碑》等用功尤勤。并得益于宝鸡青铜器铭文，诸如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及简椟帛书。以篆籀笔法书写隶书，用笔老辣而富于变化，线条力透纸背，张力强，结体方正，险象横生，古朴苍茫，寓金石气韵于其中。其隶书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仪态端庄，浑朴不雕，不激不厉，风规自远，看似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谦谦君子之态。
　　


　　其行书取法沈寐叟、王世镗、谢无量等人，他在追求帖学古韵的同时，兼收六朝碑板雄厚之气势，又多受其隶书、章草的影响，径取浑厚、高古气息一路。线条生拙、挥洒自如，不期工而工，不期拙而拙。笔法自由而不失法度。章法不事雕琢随遇而安，错落抑扬之际倍感其才情俱适之时跃然纸上的书卷气。
　　他的篆刻艺术受当代名家傅嘉仪先生亲传，在学习传统的基础上转益多师，博观约取、汲古得新。他的篆刻作品以白文印见长，敦厚刚劲而不失洒脱，气息豪放而古韵尤存。其刀法丰富且转换自然。实际上，永红在古今经典印作上下过很大功夫，他好学上进，求知若渴，在印学方面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再加上他在篆刻大家的门下谦虚求教，获益良多，这或许是他在篆刻艺术上取得成就的关键一面。当然，对一位年轻的书家来说，总免不了受时风的影响。如何更好地研究传统，演绎传统，在传统的基础上自出新意，这是当代书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因此，愿张永红在书法篆刻艺术道路上继续跋涉，不断扬弃，使自己的艺术水平日臻成熟和完美。
　　
　　延伸阅读·评论
　　宝鸡是周原文化发祥地、青铜器的故乡。近年，那里的书法活动又十分活跃，这两方面的因素成全了张永红。他曾长时间地在汉隶中摸爬滚打，苦苦地寻找着他自己的艺术语言，临《张迁》写《礼器》，又东奔西走请益于当代名家大腕。因此，才有他隶书的清丽高古，刚健多姿。依我的直觉，是三代青铜器铭那种雄浑苍茫的气象、峻爽瑰丽的风采和质实朴古的线条成就了永红。我曾将永红篆书《徐青藤梅花诗》、行草书《唐人诗三首》、金奖作品隶书联与宝鸡博物馆藏的《何尊铭》进行对照，其气息、格调甚至线条都有异曲同工的妙处。尤其是行草书，不事雕琢，朴实自然，茂密苍茫，错落有致，有一种乱头粗服的自然美。我无意亦无须非得证明永红的书法一定源自于《何尊铭》，但我得重申，一个书家隔离不了文化氛围对他成长的濡染。周原丰富的文化遗存必定深深地影响了这位年青的书家。聪明的张永红不用“耳鉴”而重“目鉴”，他也没有生搬硬套照搬古人，而是化古为新，将青铜器的盎然古意渗入笔情墨意的血脉之中，察其隶书，这种感觉特别突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永红在探求自己隶书道路的同时，也在为他人寻一途径，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在一作品的跋文中写道：“隶书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上承篆籀，下启楷行，兴于秦而盛于汉，于汉楦、灵之时最为兴盛。余学隶以张迁史晨礼器诸碑用功犹勤，卑服汉人淳朴古拙气息，学书十余载，而未得其厚重浑穆之万一也”。这些夫子自道式的话，看似谦虚，实为自许，足见他对艺术选择的自信，当然末一句也道出了厚重难得的苦衷，可谓一箭三雕，大慧语也。值得一提的是，永红的小字章草也出手不凡。他写给笔者的信札，古迈多姿，灵动生辣，几个朋友看了都说好，不像一个刚到而立之年的后生所写，足见功力不浅。张永红是以其看家本领—篆刻而创入书坛的，他的印作古朴典雅、耐人寻味，虽几分稚几份生拙却灵思独运，妙造自然，道心不薄。
　　 （吴振锋《过程中的张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