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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常”是固定每个月都回家看父母的话，那么在外地打工的子女一 两年回趟家是否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
这几天一条法律草案让在北京做传媒的李林恐慌不已。近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
“是不是说我以后如果不常回家看爸妈，他们就可以诉诸法律了？”家住新疆的李林在京工作已经3年，繁忙的工作让他只有春节才能回家看看。作为家中独子，李林每逢春节还要为一张返乡的火车票绞尽脑汁。可是为了能回去和父母吃顿年夜饭，就算高价买黄牛票，李林也在所不惜。他告诉记者，“当孩子的，谁不想常回家看看父母？真正不能回去的原因是假期太少、路途太远，客观条件不允许。”
事实上，草案的修订源于一组数据：在我国1.67亿老人中，有一半过着“空巢”生活。全国老龄办曾发布《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其中指出，今后空巢现象将更加普遍，空巢期也将明显延长。与发达国家独居及夫妇空巢户高达70%～80%的比例相比，我国老年人空巢比例持续增加的趋势将是不可逆转的。全国老龄办相关人士表示：“空巢老人的主要问题是‘空心’。对于城市、农村较富裕地区的老人来说，他们最主要的需求是精神慰藉。”
“‘让子女常回家看看’这项法律草案如果想要执行，恐怕会困难重重。”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正伟告诉记者，如果一旦将“让子女常回家看看”这项条款写入法律之中就会形成法律义务，违反了义务就会接受相应的惩罚措施。但“常回家看看”的“常”在法律上很难得到定性。
董正伟举例说，如果这个“常”是固定每个月都回家看父母的话，那么在外地打工的子女一两年回趟家是否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并且如果因为子女没有经常看父母，而父母就要状告子女的话，很可能会给家庭关系造成更大的伤害。
“不回家看父母，已经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孝顺的问题，更多时候，是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之下很无奈的选择。”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主任黄卫平告诉《北京科技报》，现今社会急速发展变化，与过去的“一对父母由很多子女赡养”不同，现在的家庭模式为“421”，也就是一对夫妻要赡养4位父母还要供养1个孩子，压力自然很大。除此之外，过去很多人都选择在原地域居住，现今中国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而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或是很多大学毕业生毕业后选择在当地就业或成家，这都是导致子女无法经常看望父母的主要原因。
黄卫平认为，子女无法经常看望父母也不排除因为家庭条件本身过于窘迫，从而造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分离。甚至是父母对子女从小的教育存在很多不恰当之处，比如过于严厉的体罚，甚至是打骂，子女从小没有得到一种正确的爱的引导，渐渐与父母感情疏离，长大后也就很少回家。
“最重要的还是教育上的缺失，导致孩子很少会关心父母，父母又过于依赖自己的子女。”黄卫平说，在中国的教育中很少去教孩子如何关爱老人。并且中国的文化是一个“你要为我做主”的文化，人们不太懂得为自己创作一个独立生活的环境，总是要依赖周围的一切事物。黄卫平举例说，最集中的一个体现就是通常当老年夫妻的其中一位过世后，另外一位可能也会很快过世。甚至在中国，老年人的自杀率一直都保持着极高的比例，有关资料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中1/6患有抑郁症，每年的自杀者中有1/3是55岁以上的人。
但是在国外却大相径庭，黄卫平告诉记者：“很多外国人从小就在接受一种‘丧失’教育，也就是告诉他们每个阶段要失去什么，并学会适应这种失去。比如小学升初中时，意味着要丧失自己的童年；等到大学毕业就意味永远丧失了青少年时代，开始成为社会价值的创造者。于是人们会非常重视自己在每个阶段的新身份，不会停滞在‘失去的’东西自怨自艾。很少有外国人会待在家里吃低保，即便退休后他们也认为是一种新的人生开始。”
黄卫平认为，中国教育应该要将孝敬父母嵌入进去，从青少年时期就要引导人们与老年人交流。比如社会先关注缺少家庭关爱的孤寡或是空巢老人，然后落实到社区的志愿者，由他们对老年人进行关爱，最后这些志愿者在通过关爱老人的过程中学到如何关爱自己的父母，并且对周围的人产生一种影响。国外的教育观念其实非常值得借鉴，要让人们从观念上摈弃“养儿防老”的想法，人到中老年自然也就不会过度依赖自己的儿女。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社会要建立一整套保障老年人的体系。”黄卫平说，在国外对于老年人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没有人会觉得被社会隔离或歧视。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荷塞市，这里的每个区都有老年人文化学校，所有的教师都是学士或学士以上学位。学校实行义务教育，每个学期有290个课时，学校的房租、教师工资、电脑、文具等都由区财政负担。老人们来上课，连笔都不用带，讲义是课堂上免费发的，书也是免费的，但看完了要归还。如果有学员不来上课必须提前请假，3天不请假就要扣分。学期末，学校要组织考试，试卷并非由本校老师评改，而是拿到圣荷塞市的成人学校中心批改，10天后公布成绩，学员是升级还是降级一目了然。
如果不愿意去老人学校读书，还可以到圣荷塞市文化活动中心消遣。活动中心的人员、设备、场地等都由市政府投资。这里有图书馆和各种球场、健身房等文化体育娱乐设施，只要登个记，就可以免费使用。而且在活动中心的餐厅就餐也全部免费，早餐供应牛奶、咖啡、面包、奶油、奶酪、糖和多种糕点，中午还有三明治和多种汤菜，适合老年人口味。
“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往往是欠缺的，加之老年人的行动多有不便，如果配套设施与相关福利跟不上，老年人就要一个人应对从身体、心理直到社会衰竭的全过程，自然就会不‘给力’。仅仅从法律上给出‘常回家看看’的文字规定，功效的确有待商榷。”黄卫平说。
这几天一条法律草案让在北京做传媒的李林恐慌不已。近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草案在“精神慰藉”一章中规定，“家庭成员不得在精神上忽视、孤立老年人”，特别强调“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人”。
“是不是说我以后如果不常回家看爸妈，他们就可以诉诸法律了？”家住新疆的李林在京工作已经3年，繁忙的工作让他只有春节才能回家看看。作为家中独子，李林每逢春节还要为一张返乡的火车票绞尽脑汁。可是为了能回去和父母吃顿年夜饭，就算高价买黄牛票，李林也在所不惜。他告诉记者，“当孩子的，谁不想常回家看看父母？真正不能回去的原因是假期太少、路途太远，客观条件不允许。”
事实上，草案的修订源于一组数据：在我国1.67亿老人中，有一半过着“空巢”生活。全国老龄办曾发布《我国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研究》，其中指出，今后空巢现象将更加普遍，空巢期也将明显延长。与发达国家独居及夫妇空巢户高达70%～80%的比例相比，我国老年人空巢比例持续增加的趋势将是不可逆转的。全国老龄办相关人士表示：“空巢老人的主要问题是‘空心’。对于城市、农村较富裕地区的老人来说，他们最主要的需求是精神慰藉。”
“‘让子女常回家看看’这项法律草案如果想要执行，恐怕会困难重重。”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正伟告诉记者，如果一旦将“让子女常回家看看”这项条款写入法律之中就会形成法律义务，违反了义务就会接受相应的惩罚措施。但“常回家看看”的“常”在法律上很难得到定性。
董正伟举例说，如果这个“常”是固定每个月都回家看父母的话，那么在外地打工的子女一两年回趟家是否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并且如果因为子女没有经常看父母，而父母就要状告子女的话，很可能会给家庭关系造成更大的伤害。
“不回家看父母，已经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孝顺的问题，更多时候，是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之下很无奈的选择。”上海浦东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主任黄卫平告诉《北京科技报》，现今社会急速发展变化，与过去的“一对父母由很多子女赡养”不同，现在的家庭模式为“421”，也就是一对夫妻要赡养4位父母还要供养1个孩子，压力自然很大。除此之外，过去很多人都选择在原地域居住，现今中国人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从而导致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或是很多大学毕业生毕业后选择在当地就业或成家，这都是导致子女无法经常看望父母的主要原因。
黄卫平认为，子女无法经常看望父母也不排除因为家庭条件本身过于窘迫，从而造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分离。甚至是父母对子女从小的教育存在很多不恰当之处，比如过于严厉的体罚，甚至是打骂，子女从小没有得到一种正确的爱的引导，渐渐与父母感情疏离，长大后也就很少回家。
“最重要的还是教育上的缺失，导致孩子很少会关心父母，父母又过于依赖自己的子女。”黄卫平说，在中国的教育中很少去教孩子如何关爱老人。并且中国的文化是一个“你要为我做主”的文化，人们不太懂得为自己创作一个独立生活的环境，总是要依赖周围的一切事物。黄卫平举例说，最集中的一个体现就是通常当老年夫妻的其中一位过世后，另外一位可能也会很快过世。甚至在中国，老年人的自杀率一直都保持着极高的比例，有关资料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中1/6患有抑郁症，每年的自杀者中有1/3是55岁以上的人。
但是在国外却大相径庭，黄卫平告诉记者：“很多外国人从小就在接受一种‘丧失’教育，也就是告诉他们每个阶段要失去什么，并学会适应这种失去。比如小学升初中时，意味着要丧失自己的童年；等到大学毕业就意味永远丧失了青少年时代，开始成为社会价值的创造者。于是人们会非常重视自己在每个阶段的新身份，不会停滞在‘失去的’东西自怨自艾。很少有外国人会待在家里吃低保，即便退休后他们也认为是一种新的人生开始。”
黄卫平认为，中国教育应该要将孝敬父母嵌入进去，从青少年时期就要引导人们与老年人交流。比如社会先关注缺少家庭关爱的孤寡或是空巢老人，然后落实到社区的志愿者，由他们对老年人进行关爱，最后这些志愿者在通过关爱老人的过程中学到如何关爱自己的父母，并且对周围的人产生一种影响。国外的教育观念其实非常值得借鉴，要让人们从观念上摈弃“养儿防老”的想法，人到中老年自然也就不会过度依赖自己的儿女。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社会要建立一整套保障老年人的体系。”黄卫平说，在国外对于老年人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没有人会觉得被社会隔离或歧视。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荷塞市，这里的每个区都有老年人文化学校，所有的教师都是学士或学士以上学位。学校实行义务教育，每个学期有290个课时，学校的房租、教师工资、电脑、文具等都由区财政负担。老人们来上课，连笔都不用带，讲义是课堂上免费发的，书也是免费的，但看完了要归还。如果有学员不来上课必须提前请假，3天不请假就要扣分。学期末，学校要组织考试，试卷并非由本校老师评改，而是拿到圣荷塞市的成人学校中心批改，10天后公布成绩，学员是升级还是降级一目了然。
如果不愿意去老人学校读书，还可以到圣荷塞市文化活动中心消遣。活动中心的人员、设备、场地等都由市政府投资。这里有图书馆和各种球场、健身房等文化体育娱乐设施，只要登个记，就可以免费使用。而且在活动中心的餐厅就餐也全部免费，早餐供应牛奶、咖啡、面包、奶油、奶酪、糖和多种糕点，中午还有三明治和多种汤菜，适合老年人口味。
“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往往是欠缺的，加之老年人的行动多有不便，如果配套设施与相关福利跟不上，老年人就要一个人应对从身体、心理直到社会衰竭的全过程，自然就会不‘给力’。仅仅从法律上给出‘常回家看看’的文字规定，功效的确有待商榷。”黄卫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