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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烛之武退秦师》中佚之狐的形象历来有两种基本看法：一种是伯乐说，持此说者基本认为佚之狐有识人之明，功不可没。他是一个胸藏韬略，临危不惧，遇事冷静，能谋善断，高瞻远瞩，有自知之明的杰出之士。另一种基本观点是“狐狸说”。持此论者认为佚之狐就是“一只狐狸”，他怕自己有危险就将年过古稀的烛之武推了出去，是一个很狡猾、奸诈的人。
这里面的分歧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不同的读者对文本解读的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产生的结果。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笔者倾向于前者，反对后面的观点。
首先，从时代背景来说，《烛之武退秦师》一文涉及的历史事件在春秋时期的公元前630年。这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及社会风尚是怎样的呢？春秋时期已经是孔子眼中的礼乐崩坏的年代。各诸侯国为了各自利益各自组团，捉對厮杀已经是当时社会的常态。这从孔子的一些话语中可以窥得一斑。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另外，我们结合《史记·刺客列传》及《史记·魏公子列传》等篇中的人物事迹也可知在战国时期的“士”阶层仍然崇尚“士为知己者死”这一英雄理念。依此向前反推，我们基本可以说：公元前630年发生“晋人秦人围郑”这一事件的时代，古人定然重“礼”，崇尚节侠仁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把佚之狐定位为推他人出头以保全自己、逃避厄运的偷奸耍滑的负面形象，这一想法太过脱离时代背景，对春秋社会风气缺少认知了解。
其次，我们细读“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一句，也可以看出佚之狐是具有超常的智慧和远见卓识的。
先看“国危矣”，这三个字里蕴含的信息是佚之狐对秦、晋兵临城下后当时形势的清醒判断。
结合《左转》叙事的飞白艺术我们可以想象：当相对弱小的郑国接到晋秦围城的消息必定是朝堂上下一片大乱，人人惊恐失措。郑伯也必定是第一时间集聚国家智囊要人共聚一堂，共商对策。但是结果可以想象，面对晋秦两国联军，弱小的郑国如何是对手，定是想遍千计皆不是，很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如何抗争，最后都难逃身死国灭得下场。郑国已经陷入了绝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作为郑国的高官，佚之狐耍小聪明找人前往敌营以保全自己，他所求的是什么呢？这样的猜测只能是一己臆想，缺乏说服力。
佚之狐响当当的一句“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掷地有声，他哪来的自信保证烛之武此事一定成功呢？只不过当时郑国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存亡时刻没有对策可行，朝堂上下的乱相可以想象，在众人无主的情况下，佚之狐此话反倒有不得不说的理由和妙处。可以想象，两国交锋，一方如尚未采取行动已经自乱阵脚，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佚之狐的话不仅是向郑伯献策，且以如此斩钉截铁的口吻就是要给郑国上下一颗速效救心丸，一粒镇静剂。我们读到的应该是一个耿耿老臣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吧。
那么，两国交恶，如何取胜？《孙子兵法》有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最次伐兵，最下攻城。”可以说，此时郑国面对秦晋联军来犯，必定有过一些讨论，正是因为明白坚守或出兵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才慌乱，所以才无措。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可能只有“伐交”。从“若使烛之武见秦君”中可见佚之狐对选择如何破除秦晋联盟已经胸有成竹。他或整个的郑国智囊团一定从秦晋分地驻扎中敏锐地察觉到了秦晋连盟并不坚固，所以认为破坏秦晋联盟是唯一的出路，也一定是商讨了答辩的重要内容和游说的重点。剩下的就是找一个口才好的人执行这一计划。烛之武因其在郑国能言善辩，早已名声在外。历史的机缘巧合给了他一个这样的机会。
关乎郑国生死存亡的一次出使焉能不在事先谋划，精挑细选？烛之武说服秦王的说辞中包含的几个要点，如何去说岂能全是烛之武一人临场发挥。就如同现代谈判中难道不需要提前拟定框架和各自的进退分寸，并对谈判走势做个评估么？所以说，结合故事的发展来看，最后的秦军退兵又怎么少得了佚之狐的预先筹划！
佚之狐的才干更像是适合于“伐谋”的决策者。然对方已然兵临城下，可谓是“非常之谋难于猝发”了。所剩之途，唯有“伐交”，“伐交”的关键自然是要选择好出使者。危难关头，国家存亡系于出使人一身之时，佚之狐能够把当时不受重用，且“才美不外见”的烛之武推荐给郑伯，可见其胆大英明。烛之武之与佚之狐，是千里马与伯乐的关系。有了佚之狐的举荐，才有了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夜，缒而出”。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更何况这是在“若郑王，子亦有不利焉”的道德绑架下的一次冒险。
成，便利国利己，永照汗青；败，也唇枪舌剑，死而无憾。这不正是一个“士”的情怀么！持“佚之狐举荐烛之武是找替罪羔羊”论者未免过于“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了”！
对文本进行恰切解读是教师做好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然而不同的语文教师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基于个人的价值观念、认知结构等原因的不同会选用不同的解读视角，形成不同的解读深度，产生不同的阅读体验和认知等。也正因此才有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一接受美学的经典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本可以无限制地接纳每一种解读，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对每一种解读都接受，就意味着对每个观点都不确信——这样的阅读很容易脱离实际陷入虚无主义。所以，文本解读中追求多元与个性应该有度，特别是对历史人物要从其时代性视野理解其言行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者通联：安徽蚌埠市第九中学。
这里面的分歧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不同的读者对文本解读的不同角度、不同方法产生的结果。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笔者倾向于前者，反对后面的观点。
首先，从时代背景来说，《烛之武退秦师》一文涉及的历史事件在春秋时期的公元前630年。这个时期的时代背景及社会风尚是怎样的呢？春秋时期已经是孔子眼中的礼乐崩坏的年代。各诸侯国为了各自利益各自组团，捉對厮杀已经是当时社会的常态。这从孔子的一些话语中可以窥得一斑。孔子在《论语·季氏》中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另外，我们结合《史记·刺客列传》及《史记·魏公子列传》等篇中的人物事迹也可知在战国时期的“士”阶层仍然崇尚“士为知己者死”这一英雄理念。依此向前反推，我们基本可以说：公元前630年发生“晋人秦人围郑”这一事件的时代，古人定然重“礼”，崇尚节侠仁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把佚之狐定位为推他人出头以保全自己、逃避厄运的偷奸耍滑的负面形象，这一想法太过脱离时代背景，对春秋社会风气缺少认知了解。
其次，我们细读“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一句，也可以看出佚之狐是具有超常的智慧和远见卓识的。
先看“国危矣”，这三个字里蕴含的信息是佚之狐对秦、晋兵临城下后当时形势的清醒判断。
结合《左转》叙事的飞白艺术我们可以想象：当相对弱小的郑国接到晋秦围城的消息必定是朝堂上下一片大乱，人人惊恐失措。郑伯也必定是第一时间集聚国家智囊要人共聚一堂，共商对策。但是结果可以想象，面对晋秦两国联军，弱小的郑国如何是对手，定是想遍千计皆不是，很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如何抗争，最后都难逃身死国灭得下场。郑国已经陷入了绝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作为郑国的高官，佚之狐耍小聪明找人前往敌营以保全自己，他所求的是什么呢？这样的猜测只能是一己臆想，缺乏说服力。
佚之狐响当当的一句“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掷地有声，他哪来的自信保证烛之武此事一定成功呢？只不过当时郑国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存亡时刻没有对策可行，朝堂上下的乱相可以想象，在众人无主的情况下，佚之狐此话反倒有不得不说的理由和妙处。可以想象，两国交锋，一方如尚未采取行动已经自乱阵脚，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佚之狐的话不仅是向郑伯献策，且以如此斩钉截铁的口吻就是要给郑国上下一颗速效救心丸，一粒镇静剂。我们读到的应该是一个耿耿老臣的深谋远虑和远见卓识吧。
那么，两国交恶，如何取胜？《孙子兵法》有言：“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最次伐兵，最下攻城。”可以说，此时郑国面对秦晋联军来犯，必定有过一些讨论，正是因为明白坚守或出兵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才慌乱，所以才无措。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可能只有“伐交”。从“若使烛之武见秦君”中可见佚之狐对选择如何破除秦晋联盟已经胸有成竹。他或整个的郑国智囊团一定从秦晋分地驻扎中敏锐地察觉到了秦晋连盟并不坚固，所以认为破坏秦晋联盟是唯一的出路，也一定是商讨了答辩的重要内容和游说的重点。剩下的就是找一个口才好的人执行这一计划。烛之武因其在郑国能言善辩，早已名声在外。历史的机缘巧合给了他一个这样的机会。
关乎郑国生死存亡的一次出使焉能不在事先谋划，精挑细选？烛之武说服秦王的说辞中包含的几个要点，如何去说岂能全是烛之武一人临场发挥。就如同现代谈判中难道不需要提前拟定框架和各自的进退分寸，并对谈判走势做个评估么？所以说，结合故事的发展来看，最后的秦军退兵又怎么少得了佚之狐的预先筹划！
佚之狐的才干更像是适合于“伐谋”的决策者。然对方已然兵临城下，可谓是“非常之谋难于猝发”了。所剩之途，唯有“伐交”，“伐交”的关键自然是要选择好出使者。危难关头，国家存亡系于出使人一身之时，佚之狐能够把当时不受重用，且“才美不外见”的烛之武推荐给郑伯，可见其胆大英明。烛之武之与佚之狐，是千里马与伯乐的关系。有了佚之狐的举荐，才有了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夜，缒而出”。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更何况这是在“若郑王，子亦有不利焉”的道德绑架下的一次冒险。
成，便利国利己，永照汗青；败，也唇枪舌剑，死而无憾。这不正是一个“士”的情怀么！持“佚之狐举荐烛之武是找替罪羔羊”论者未免过于“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了”！
对文本进行恰切解读是教师做好教学工作的一个重要前提。然而不同的语文教师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基于个人的价值观念、认知结构等原因的不同会选用不同的解读视角，形成不同的解读深度，产生不同的阅读体验和认知等。也正因此才有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一接受美学的经典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本可以无限制地接纳每一种解读，某种意义上说，如果对每一种解读都接受，就意味着对每个观点都不确信——这样的阅读很容易脱离实际陷入虚无主义。所以，文本解读中追求多元与个性应该有度，特别是对历史人物要从其时代性视野理解其言行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作者通联：安徽蚌埠市第九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