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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做粟裕将军在苏中抗战的一个课题研究，在查阅资料时看到军事科学院编辑的《粟裕纪念文集》中，讲到粟裕创建的苏中军区海防团是“新四军、八路军中的第一支‘土海军’”，便产生了循此进行深入了解的兴趣。在阅读相关文献后，为加深感性认识，我专程去镇江寻访当年海防团的老战士潘和明。新四军苏中军区海防大队大队长凌海波（后任海防团参谋长）年逾七旬的女儿女婿凌树清陈玉林热情给我提供了很多珍贵资料，并陪我一起去丹徒荣炳镇，走进一个巷子里，潘和明的儿子、退休教师潘留德已在等候我们。潘和明老人93岁高龄，身形瘦削，但耳聪目明，说起往事记忆清晰，滔滔不绝，仿佛那段战斗岁月就在昨天。
把抗日根据地扩展到海上
在抗战时期，苏中是我们党领导的19块根据地之一。它南临长江，东濒黄海，西界京杭大运河，北接盐城、淮阴至斗龙港沿东台、兴化旧县境北端之线，与南京、上海隔岸相望，面积2.3万平方公里，当年人口800多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侵占苏中后把它作为重要后方供应基地。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粟裕受命担任新四军一师师长（后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全面领导创建苏中根据地和对敌斗争。当时日军对苏中抗日根据地实行全面封锁，部署重兵，设立密集据点，频繁实施扫荡围剿，意图歼灭苏中新四军主力，进而北犯盐城，威胁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安全。1941年，苏中几乎所有城镇、靠近敌据点和主要交通线的农村都被日伪占据，主要水陆交通线被日伪控制，根据地被严重压缩，我新四军部队生存和发展空间严重受限，与外部的联系也变得极为困难。
潘和明1941年2月到师部任通信班副班长，给粟裕当通信员。他说，面对严峻形势，粟司令在1941年初春提出建立海上武装力量，开辟海上根据地，把同敌人的争夺扩大到海上，开展海上游击战，发展盐、渔业生产，从日军控制相对薄弱的大海上打开通道，建立苏中北到山东、南至浙东的海上交通线，加强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粟司令说，自吕四北至盐东有400余里，西起海岸，东至深海，约百余里范围，全是沙滩，只便于海船活动，不利于日军汽船行驶。而且其中既无敌据点，又难封锁，是我军有利机动地区。通过建立海上武装力量，苏中根据地基本区与海上根据地连为一体，为整个苏中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粟司令还说，发展海上武装力量，有利于我军将来向江南发展。关于这一点，笔者在《粟裕传》中看到粟裕当时是这样说的：“苏中与苏南唇齿相依，地扼京沪咽喉，控制长江下游河道，直接威胁日本侵略军的大本营南京、上海，威胁日军在长江中下游的占领区，在转入战略反攻时将对敌人构成更大的威胁。”不仅如此，他当时还指出：“现在的战争不仅是线的战争、面的战争，而且是立体的战争；不仅在平地上打，而且在水中打，在土里打，在空中打。”从中我们可以一窥粟裕战略上的远见卓识。
“1941年4月，苏中军区海防大队成立，粟司令派作战参谋凌海波当大队长，我去给凌大队长当警卫员。当时大队只有200人，是从三旅抽调的。”潘和明说，海防大队刚组建时，都是木帆船，大家不太会开船，也不懂得气象、潮汐，在海上行动困难很多。我记得当时有句俗语：“一天能行十天路，十天难行一天船。”说的就是海上风浪变化多，对行船影响大。粟司令亲自上船体验海上生活和行动，走访沿海的船老大，向他们请教航海知识。船老大们一开始见到粟司令，有些拘束。但看到粟司令和蔼可亲，态度真诚，很快就如同一家人了。经过走访，粟司令摸清了沿海港口的潮汛和气候特点，如阴历的每个月月初、月半是大汛，初八、二十三是小汛，潮水每半天一次，一般持续两到三个小时。粟司令要求我们向渔民学习，掌握海上潮汐与气候变化的规律。当时海防大队主要的任务，一个是训练，请渔民教我们识风向、辨潮讯，学习掌舵划桨、扯篷撑篙，还学习海上游泳；二是保护渔民海上生产；再有就是在形势紧急时，把山炮连、军工厂等转移到海上。1941年12月至次年1月，日伪分三路合击丰利，粟司令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基本区激烈争夺战，期间也安排师直机关人员在海上隐蔽活动。通过建设海上武装力量，在沿海开辟和建立党政群工作，在近海海域开展游击战，建立后方基地，扩大了苏中抗日根据地。从军事上说，我们活动的范围变大了。
文献记载，粟裕在苏中时期始终十分重视海上武装力量发展，多次在会议、文电中强调相关问题。
靠两手壮大海上武装力量
潘和明回忆说，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发展，粟司令提出要发展壮大海上武装力量。这主要靠两手，一手是发动群众，一手是收编海匪。
从长江口到连云港一线的近海区，自古以来就是海匪出没之地。由于日军对苏中的残酷掠夺，造成沿海不少穷苦渔民流离失所成为海匪的现象。当时苏中沿海大大小小有几十支“划海为王”的海匪武装。他们袭扰沿海渔民，袭击过往船只，活动频繁。新四军建立海上武装后，有的海匪一度很嚣张，公开扬言“四老爷（即新四军）有种海上见”。
粟裕十分重视团结争取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力量，壮大海上武装力量。潘和明叙述：“粟司令通过调查了解，对大家说，海匪为匪，多数是被逼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民族意识，如果工作得当，经过教育可以直接吸收他们充实我们的海上武装力量。粟司令还说，海匪对海上情况和沿海港口非常熟悉，对海上作战比我们更熟悉，并且在岸上有情报关系，如果收编为我所用，可以大大提高我们海上武装力量的战斗能力。因而他提出大敌当前，抗日为重，策反海匪，化敌为友。1941年七八月份，粟司令决定派海防大队凌大队长去策反一股海匪，为了表示诚意，不带部队去。凌大队长就带我到了海匪那里，发现海匪中确实大多数是贫苦渔民和农民。那里蚊子很多，叮的人浑身痒，夜里觉也睡不好。凌大队长和他们同吃同住，做细致的说服工作，给他们介绍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是带领大家抗日的队伍，讲抗日救国是民族大义，是保家保自己的道理，动员他们参加新四军一起打日本。人心换人心，经过两个多月的朝夕相处，终于以真诚感化了他们。到9月份，凌大队长把这支策反成功的海匪带回来，一共有300多人，30多条船，浩浩荡荡。途中，由于人多，目标大，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他们开着铁皮船，在我们队伍后面打炮开枪。凌大队长指挥我们沉着应战，让小而快的船先走，火力强的大船在后面阻击鬼子。突然一发炮弹击中了凌大队长的指挥船，只见他落入水中后，游到别的船上继续指挥船队前进。由于近海水浅，又临近我军防区，鬼子只好撤了。粟司令亲自到码头来迎接我们，慰问策反过来的人员，还把自己的公文包送给凌大队长。海防大队的队伍一下子就扩大了。1942年2月，粟司令又提出建立海防团。”这年10月，苏中军区海防团在何家灶成立，四分区司令陶勇兼团长，罗湘涛兼政委，吴福海任副团长，李中任副政委，凌海波任参谋长，何振声任政治处主任，海防团总共有70多只船。笔者从何振声的回忆文章中看到，粟裕当时对团领导说：“我们创建的是我军第一支土海军，你们来干，一定要干好。” 据凌树清、陈玉林提供的资料，1943年4月，曾被陶勇亲自策反、后又出走的海匪孙二虎经争取带队伍反正回来，为表示我军团结的诚意，陶勇、吉洛（姬鹏飞）亲自到港口欢迎，并建议他改名孙仲明（重见光明之意）。为团结这股力量，使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革命队伍，粟裕将孙仲明带回的队伍与当年刚组建不久的水上公安纵队、孙出走时留下的人员组成的海防中队，合编为海防第二团，任命孙仲明为团长，按军区海防团的标准对该团进行组织设置和装备配置，下属五个连，人、枪约300左右，调三旅一个机枪连配合该团，从旅政治部和各部队调来近20名骨干，为连队配了政治指导员。1943年，经叶飞、季方、陶勇耐心做工作，多次反复的海匪、启东伪新亚救国军副司令陆舟舫终于反正，率三个排，人、枪各百余（含三挺机枪、一门火炮），海船三艘，于当年9月从海上到何家灶。10月，粟裕将该部编为海防第三团，任命陆舟舫为团长。对组建的这两个海防团，粟裕都从一师部队调干部战士和装备予以充实，体现了对收编人员的真心团结，以诚相待。1943年11月，苏中军区组建海防纵队，下设第一、二、三团，司令员陶勇（兼）、政委杨进（不久由吉洛兼），陆舟舫、孙仲明都获重用，陆兼任副司令员、孙兼任副参谋长不久任参谋长。粟裕以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团结争取，化敌为友，壮大我海上武装力量，先后收编海匪和伪方人员800多人，船200多条，枪400多支。潘和明说，老百姓对粟司令、陶司令收编海匪都很佩服，说以前祸害我们的海匪变成保护我们的“海军”了。
与此同时，粟裕注重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海上武装力量。潘和明说，粟司令和钟期光主任、陶勇司令等首长亲自到沿海村庄做群众工作，沿海群众纷纷参加我们海防部队。资料记载，何家灶、北坎等地渔村几乎家家都有男性加入新四军海防部队。富盐村张有礼、张有福、张有志、张有信一家四兄弟都加入了海防团。群众积极支持海防部队工作，有许多人往返于十里海堤、百里海疆为海防部队送淡水和物资。粟裕还指示“发动沿海渔民、盐民群众，建立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巩固苏中海防”，组织渔民、盐民成立抗敌协会、抗日自卫队，经过训练，一批批直接转入海防部队，使海上武装力量不断壮大。
建成遂行多样化任务的海上奇兵
潘和明介绍，海上武装力量建立后，粟司令非常关心。海上吃菜困难，为了保证大家的体力，陆上部队吃杂粮，他指示让海上部队吃大米。从作战部队调到海防部队的人很多晕船，怕海，粟司令就跟大家说，晕船与心理作用有很大关系，它也是纸老虎，我们要用自己的意志战胜它。笔者从文献中看到，粟裕对海防部队建设考虑很细，从人员装备配置、通讯联络、作战要求，都具体提出规范。比如，他按船的大小，规定每船的人员多则八人，少则四人，每个人既要是战斗员，也要是驾驶员，都要熟悉海上活动。提出对船只进行战斗编组，每三只为一组，每组配有一名指挥员，队形以一字队形和三角队形为主。在武器装备上，除了部分船只配备缴获的火炮外，每组要配有一挺机枪。要学会伪装成渔船迷惑敌人。关于通讯，提出要以鲜明颜色制作令旗，包括战斗识别旗、普通联络旗和总指挥旗，并进行反复演练。规定白天通讯用旗子，夜间则改为红绿灯和火把等。每个区域内，指令信号要统一，避免发生误会。在战斗过程中，不要与敌船迎面而上，而要从上风、上水的侧面进行包围，便于追击和发扬我们的火力，无论何时都要注意争取自己处于外线包围的位置。面对敌人的射击，不必急于开火，在距敌200米时，突然开火以取得奇效。应集中火力打敌掌舵部位或是船桅，以使敌船失去控制。
潘和明说，粟司令还提出要“把陆上斗争与海上斗争结合起来”，陆海配合开展对敌斗争。粟司令讲，我海上部队有陆上部队配合，陆上有了警戒阵地，海上行动就不致遭受敌人袭击，而且搜集情报，采办、补充水、粮草，都能有计划进行。而陆上部队则可以在海上部队配合下实施机动作战，运用配置在海上部队的火炮实施火力支援，还可以通过海上部队提供必要的后勤、装备保障。“五月初五过端午，上半夜上船，下半夜打南坎……”当时如东的这首民谣，说的就是一次陆海配合战斗。潘和明回忆说，在南坎战斗中，海防团配合特务四团、老七团作战，当时七团在河口阻击增援南坎的敌人，水路上我们就配合去打南坎的鬼子。伪军很快就投降了，鬼子不投降，我们就拿炮平射打鬼子的据点，把他轻重机枪给打坏了。这次陆海配合的战斗，一举歼灭了南坎据点和增援的日伪军。
苏中海上武装力量开展海上游击战，多次独立完成对敌作战任务，破坏敌海上运输线。如，1944年六七月份，海防纵队在吕四港、环港一带海面偷袭敌运输队，缴获日军运输船两艘和100多吨军用物资，船上日伪军除被歼灭外，有9名日军被我活捉。同年10月，海防三团在弶港以南海面击沉敌运输船两艘，俘获日军11名。海上武装力量还确保了转移到海上生产的军工厂、印刷厂、印钞厂以及野战医院、山炮连等单位和后勤物资的安全。成功开辟了海上交通运输线，打通了与苏北、山东和浙江根据地及上海浦东的联系，有效打破了日军对苏中根据地的封锁。抗战期间，海上武装力量从上海运回制造火炮、枪支的无缝钢管等各种材料，以及机械设备、医药用品等80多船，近2400吨，并护送很多人员来往上海等地及北上去延安。
海上武装力量建立稳定的海上根据地，配合和支持陆上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有效打乱敌部署，牵制敌力量，为苏中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日本《朝日新闻》在报道中惊呼：“华东沿海从连云港到上海，有游弋不定的新四军水兵！”
结束采访，告别潘和明老人的时候，我久久望着他，心里充满感动，感谢他的讲述让我触摸到了那段历史的温度，感谢他和无数革命前辈在抗战岁月里舍生忘死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贡献。
（责任编辑 魏冉）
把抗日根据地扩展到海上
在抗战时期，苏中是我们党领导的19块根据地之一。它南临长江，东濒黄海，西界京杭大运河，北接盐城、淮阴至斗龙港沿东台、兴化旧县境北端之线，与南京、上海隔岸相望，面积2.3万平方公里，当年人口800多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侵占苏中后把它作为重要后方供应基地。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粟裕受命担任新四军一师师长（后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全面领导创建苏中根据地和对敌斗争。当时日军对苏中抗日根据地实行全面封锁，部署重兵，设立密集据点，频繁实施扫荡围剿，意图歼灭苏中新四军主力，进而北犯盐城，威胁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安全。1941年，苏中几乎所有城镇、靠近敌据点和主要交通线的农村都被日伪占据，主要水陆交通线被日伪控制，根据地被严重压缩，我新四军部队生存和发展空间严重受限，与外部的联系也变得极为困难。
潘和明1941年2月到师部任通信班副班长，给粟裕当通信员。他说，面对严峻形势，粟司令在1941年初春提出建立海上武装力量，开辟海上根据地，把同敌人的争夺扩大到海上，开展海上游击战，发展盐、渔业生产，从日军控制相对薄弱的大海上打开通道，建立苏中北到山东、南至浙东的海上交通线，加强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粟司令说，自吕四北至盐东有400余里，西起海岸，东至深海，约百余里范围，全是沙滩，只便于海船活动，不利于日军汽船行驶。而且其中既无敌据点，又难封锁，是我军有利机动地区。通过建立海上武装力量，苏中根据地基本区与海上根据地连为一体，为整个苏中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粟司令还说，发展海上武装力量，有利于我军将来向江南发展。关于这一点，笔者在《粟裕传》中看到粟裕当时是这样说的：“苏中与苏南唇齿相依，地扼京沪咽喉，控制长江下游河道，直接威胁日本侵略军的大本营南京、上海，威胁日军在长江中下游的占领区，在转入战略反攻时将对敌人构成更大的威胁。”不仅如此，他当时还指出：“现在的战争不仅是线的战争、面的战争，而且是立体的战争；不仅在平地上打，而且在水中打，在土里打，在空中打。”从中我们可以一窥粟裕战略上的远见卓识。
“1941年4月，苏中军区海防大队成立，粟司令派作战参谋凌海波当大队长，我去给凌大队长当警卫员。当时大队只有200人，是从三旅抽调的。”潘和明说，海防大队刚组建时，都是木帆船，大家不太会开船，也不懂得气象、潮汐，在海上行动困难很多。我记得当时有句俗语：“一天能行十天路，十天难行一天船。”说的就是海上风浪变化多，对行船影响大。粟司令亲自上船体验海上生活和行动，走访沿海的船老大，向他们请教航海知识。船老大们一开始见到粟司令，有些拘束。但看到粟司令和蔼可亲，态度真诚，很快就如同一家人了。经过走访，粟司令摸清了沿海港口的潮汛和气候特点，如阴历的每个月月初、月半是大汛，初八、二十三是小汛，潮水每半天一次，一般持续两到三个小时。粟司令要求我们向渔民学习，掌握海上潮汐与气候变化的规律。当时海防大队主要的任务，一个是训练，请渔民教我们识风向、辨潮讯，学习掌舵划桨、扯篷撑篙，还学习海上游泳；二是保护渔民海上生产；再有就是在形势紧急时，把山炮连、军工厂等转移到海上。1941年12月至次年1月，日伪分三路合击丰利，粟司令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基本区激烈争夺战，期间也安排师直机关人员在海上隐蔽活动。通过建设海上武装力量，在沿海开辟和建立党政群工作，在近海海域开展游击战，建立后方基地，扩大了苏中抗日根据地。从军事上说，我们活动的范围变大了。
文献记载，粟裕在苏中时期始终十分重视海上武装力量发展，多次在会议、文电中强调相关问题。
靠两手壮大海上武装力量
潘和明回忆说，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发展，粟司令提出要发展壮大海上武装力量。这主要靠两手，一手是发动群众，一手是收编海匪。
从长江口到连云港一线的近海区，自古以来就是海匪出没之地。由于日军对苏中的残酷掠夺，造成沿海不少穷苦渔民流离失所成为海匪的现象。当时苏中沿海大大小小有几十支“划海为王”的海匪武装。他们袭扰沿海渔民，袭击过往船只，活动频繁。新四军建立海上武装后，有的海匪一度很嚣张，公开扬言“四老爷（即新四军）有种海上见”。
粟裕十分重视团结争取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力量，壮大海上武装力量。潘和明叙述：“粟司令通过调查了解，对大家说，海匪为匪，多数是被逼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具有民族意识，如果工作得当，经过教育可以直接吸收他们充实我们的海上武装力量。粟司令还说，海匪对海上情况和沿海港口非常熟悉，对海上作战比我们更熟悉，并且在岸上有情报关系，如果收编为我所用，可以大大提高我们海上武装力量的战斗能力。因而他提出大敌当前，抗日为重，策反海匪，化敌为友。1941年七八月份，粟司令决定派海防大队凌大队长去策反一股海匪，为了表示诚意，不带部队去。凌大队长就带我到了海匪那里，发现海匪中确实大多数是贫苦渔民和农民。那里蚊子很多，叮的人浑身痒，夜里觉也睡不好。凌大队长和他们同吃同住，做细致的说服工作，给他们介绍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是带领大家抗日的队伍，讲抗日救国是民族大义，是保家保自己的道理，动员他们参加新四军一起打日本。人心换人心，经过两个多月的朝夕相处，终于以真诚感化了他们。到9月份，凌大队长把这支策反成功的海匪带回来，一共有300多人，30多条船，浩浩荡荡。途中，由于人多，目标大，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他们开着铁皮船，在我们队伍后面打炮开枪。凌大队长指挥我们沉着应战，让小而快的船先走，火力强的大船在后面阻击鬼子。突然一发炮弹击中了凌大队长的指挥船，只见他落入水中后，游到别的船上继续指挥船队前进。由于近海水浅，又临近我军防区，鬼子只好撤了。粟司令亲自到码头来迎接我们，慰问策反过来的人员，还把自己的公文包送给凌大队长。海防大队的队伍一下子就扩大了。1942年2月，粟司令又提出建立海防团。”这年10月，苏中军区海防团在何家灶成立，四分区司令陶勇兼团长，罗湘涛兼政委，吴福海任副团长，李中任副政委，凌海波任参谋长，何振声任政治处主任，海防团总共有70多只船。笔者从何振声的回忆文章中看到，粟裕当时对团领导说：“我们创建的是我军第一支土海军，你们来干，一定要干好。” 据凌树清、陈玉林提供的资料，1943年4月，曾被陶勇亲自策反、后又出走的海匪孙二虎经争取带队伍反正回来，为表示我军团结的诚意，陶勇、吉洛（姬鹏飞）亲自到港口欢迎，并建议他改名孙仲明（重见光明之意）。为团结这股力量，使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革命队伍，粟裕将孙仲明带回的队伍与当年刚组建不久的水上公安纵队、孙出走时留下的人员组成的海防中队，合编为海防第二团，任命孙仲明为团长，按军区海防团的标准对该团进行组织设置和装备配置，下属五个连，人、枪约300左右，调三旅一个机枪连配合该团，从旅政治部和各部队调来近20名骨干，为连队配了政治指导员。1943年，经叶飞、季方、陶勇耐心做工作，多次反复的海匪、启东伪新亚救国军副司令陆舟舫终于反正，率三个排，人、枪各百余（含三挺机枪、一门火炮），海船三艘，于当年9月从海上到何家灶。10月，粟裕将该部编为海防第三团，任命陆舟舫为团长。对组建的这两个海防团，粟裕都从一师部队调干部战士和装备予以充实，体现了对收编人员的真心团结，以诚相待。1943年11月，苏中军区组建海防纵队，下设第一、二、三团，司令员陶勇（兼）、政委杨进（不久由吉洛兼），陆舟舫、孙仲明都获重用，陆兼任副司令员、孙兼任副参谋长不久任参谋长。粟裕以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团结争取，化敌为友，壮大我海上武装力量，先后收编海匪和伪方人员800多人，船200多条，枪400多支。潘和明说，老百姓对粟司令、陶司令收编海匪都很佩服，说以前祸害我们的海匪变成保护我们的“海军”了。
与此同时，粟裕注重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海上武装力量。潘和明说，粟司令和钟期光主任、陶勇司令等首长亲自到沿海村庄做群众工作，沿海群众纷纷参加我们海防部队。资料记载，何家灶、北坎等地渔村几乎家家都有男性加入新四军海防部队。富盐村张有礼、张有福、张有志、张有信一家四兄弟都加入了海防团。群众积极支持海防部队工作，有许多人往返于十里海堤、百里海疆为海防部队送淡水和物资。粟裕还指示“发动沿海渔民、盐民群众，建立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巩固苏中海防”，组织渔民、盐民成立抗敌协会、抗日自卫队，经过训练，一批批直接转入海防部队，使海上武装力量不断壮大。
建成遂行多样化任务的海上奇兵
潘和明介绍，海上武装力量建立后，粟司令非常关心。海上吃菜困难，为了保证大家的体力，陆上部队吃杂粮，他指示让海上部队吃大米。从作战部队调到海防部队的人很多晕船，怕海，粟司令就跟大家说，晕船与心理作用有很大关系，它也是纸老虎，我们要用自己的意志战胜它。笔者从文献中看到，粟裕对海防部队建设考虑很细，从人员装备配置、通讯联络、作战要求，都具体提出规范。比如，他按船的大小，规定每船的人员多则八人，少则四人，每个人既要是战斗员，也要是驾驶员，都要熟悉海上活动。提出对船只进行战斗编组，每三只为一组，每组配有一名指挥员，队形以一字队形和三角队形为主。在武器装备上，除了部分船只配备缴获的火炮外，每组要配有一挺机枪。要学会伪装成渔船迷惑敌人。关于通讯，提出要以鲜明颜色制作令旗，包括战斗识别旗、普通联络旗和总指挥旗，并进行反复演练。规定白天通讯用旗子，夜间则改为红绿灯和火把等。每个区域内，指令信号要统一，避免发生误会。在战斗过程中，不要与敌船迎面而上，而要从上风、上水的侧面进行包围，便于追击和发扬我们的火力，无论何时都要注意争取自己处于外线包围的位置。面对敌人的射击，不必急于开火，在距敌200米时，突然开火以取得奇效。应集中火力打敌掌舵部位或是船桅，以使敌船失去控制。
潘和明说，粟司令还提出要“把陆上斗争与海上斗争结合起来”，陆海配合开展对敌斗争。粟司令讲，我海上部队有陆上部队配合，陆上有了警戒阵地，海上行动就不致遭受敌人袭击，而且搜集情报，采办、补充水、粮草，都能有计划进行。而陆上部队则可以在海上部队配合下实施机动作战，运用配置在海上部队的火炮实施火力支援，还可以通过海上部队提供必要的后勤、装备保障。“五月初五过端午，上半夜上船，下半夜打南坎……”当时如东的这首民谣，说的就是一次陆海配合战斗。潘和明回忆说，在南坎战斗中，海防团配合特务四团、老七团作战，当时七团在河口阻击增援南坎的敌人，水路上我们就配合去打南坎的鬼子。伪军很快就投降了，鬼子不投降，我们就拿炮平射打鬼子的据点，把他轻重机枪给打坏了。这次陆海配合的战斗，一举歼灭了南坎据点和增援的日伪军。
苏中海上武装力量开展海上游击战，多次独立完成对敌作战任务，破坏敌海上运输线。如，1944年六七月份，海防纵队在吕四港、环港一带海面偷袭敌运输队，缴获日军运输船两艘和100多吨军用物资，船上日伪军除被歼灭外，有9名日军被我活捉。同年10月，海防三团在弶港以南海面击沉敌运输船两艘，俘获日军11名。海上武装力量还确保了转移到海上生产的军工厂、印刷厂、印钞厂以及野战医院、山炮连等单位和后勤物资的安全。成功开辟了海上交通运输线，打通了与苏北、山东和浙江根据地及上海浦东的联系，有效打破了日军对苏中根据地的封锁。抗战期间，海上武装力量从上海运回制造火炮、枪支的无缝钢管等各种材料，以及机械设备、医药用品等80多船，近2400吨，并护送很多人员来往上海等地及北上去延安。
海上武装力量建立稳定的海上根据地，配合和支持陆上根据地的对敌斗争，有效打乱敌部署，牵制敌力量，为苏中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日本《朝日新闻》在报道中惊呼：“华东沿海从连云港到上海，有游弋不定的新四军水兵！”
结束采访，告别潘和明老人的时候，我久久望着他，心里充满感动，感谢他的讲述让我触摸到了那段历史的温度，感谢他和无数革命前辈在抗战岁月里舍生忘死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贡献。
（责任编辑 魏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