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美国的一桩枪击案，让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也隔洋“中枪”，当然，他中的是一种特别的枪，叫“唇枪”。
　　7月28日，陈鸣明在转发一条美国枪击案微博时说：“怎么美国又发生枪击案了？！”有人在跟评中提到了中国也发生城管袭击案。陈鸣明回应说：“天天骂祖国的人，又赖着不去米国！快去啊！坚决支持！去之前，先整形，不要让人家看出是中国人！”
　　又有人认为批评是“爱之深责之切”，陈鸣明则回复道：“不是爱之切的问题，这些人不爱国，为成为中国人感到悲哀，让他们赶紧去美国，越快越好！败类，人渣！”
　　陈鸣明的话很快招来数万条的评论。大部分人批评这位副省长逻辑偏颇言语失当，因为批评城管、批评政府不等于不爱国；作为副省长，想把批评者“驱逐出国”，并爆出“败类”、“人渣”这样的粗口，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
　　迫于舆论压力，陈鸣明7月29日发表长微博，改口称“监督和批评本身就是爱国的表现”，表示要“有话好好说”，并为言词不妥请求原谅。
　　作为副省长，陈鸣明敢于实名开微博并且还能辛勤耕耘，这得到人们的认可，以致在一片骂声之中，也有人为他辩护，说他骂人反映了真性情；甚至有人呼吁批评他的人手下留情，避免让官员们不敢上微博。
　　尽管陈鸣明活跃于社交媒体之中，有别于多数信守“沉默是金”的官员，但他在初露“真性情”时就受到网民的“围殴”，还是显现了我们某些官员与群众之间存在着深阔的鸿沟。
　　这既是一道思想观念的鸿沟、逻辑思维的鸿沟，也是一道语言表达的鸿沟。在正常的观念中，无论对个人、群体还是国家，能够时时指出其缺点的，往往都是至亲至爱的人，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爱之切则求之苛”。
　　相反，那些只会一味阿谀奉承的人，则往往心怀企图。《战国策》里有个“城北徐公”的故事，说的是邹忌请妻、妾和客人在自己和美男子城北徐公之间“选美”，结果三者都说邹忌比城北徐公美。邹忌是个清醒者，他清楚自己比不上徐公，但为什么被问的人都说违心话？邹忌道出了此中真相：“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
　　把批评者视为“败类”和“人渣”，这不仅是思想观念问题，还是官员的素质教养问题。堂堂副省长，用如此粗劣的语言谩骂不同见解者，这在其他地方，一定是个爆炸性丑闻，甚至可能会被迫辞职。
　　陈鸣明的“真性情”流露或暴露，让人看到我们某些官员仍然习惯于向上表态，而不习惯于向下沟通。这一语言定势使言说者往往只想取悦那些看不见的“背后听众”，却顾不上“面前听众”的感受。他们知道，“背后听众”比“面前听众”更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在网络出现之前，官员怎么说，都会有“条件反射式的掌声”；但在网络里，在获得“背后听众”认可之前，先要经过“面前听众”真实而又残酷的评判；而那些潮水般的骂声，则可能反过来左右“背后听众”的评判。
　　缺乏面对多数听众的发声训练，使一些官员失去基本的大众言说技巧。他们因此选择在网上“潜水”。那些勇闯网络的官员，有时在按捺不住时想一露真性情，却因为观念系统与语言系统与网民格格不入，而被网民的语言之砖拍得遍体鳞伤，最终重新披上语言的盔甲。
　　社交媒体是一种真实得有点粗野和残酷的媒体，因其真实，它呈现了相当一部分民意民情的原生态，成为了解民意民情的重要通道。在强调“群众路线”的当下，它又是一个深入群众最直接最低碳的通道。在这样的通道上隐身，领导人将与许多真实失之交臂。
　　现在最该反思的是，我们某些官员的身上为什么会有“网络抗体”？换一句话说，为什么会有网络过敏反应？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