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春秋时期是一个历经动荡的时期，诸侯争霸、战争频繁，各阶层私欲膨胀，都在为自身谋求最大的利益分配，等级意识逐渐淡薄，等级僭越的行为频繁发生。各阶层对礼的僭越冲击着礼乐制度，加速了礼崩乐坏的速度。在《左传》的记载中，出现了大量僭礼的事件，预示着礼崩乐坏的背景下人性和社会的变化。
　　【关键词】《左传》;僭礼;礼崩乐坏
　　【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9-0036-02
　　春秋时期是一个经历巨变的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以及诸侯国的强大，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频繁，周天子失去天下共主的地位，周王朝名存实亡，不再处于众星拱月的中心地位，分封制和宗法制遭到破坏。各诸侯国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纷纷采取变法措施，四处网罗人才。文人、思想家纷纷提出各家主张，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僭越”礼制的思想主张开始出现，礼乐制度受到动摇。
　　《左传》作为记载春秋历史的史书，从侧面展现了春秋时期礼乐制度的破坏。在礼崩乐坏的大背景下，卿大夫背弃诸侯，诸侯背弃天子。各种僭礼的现象层出不穷，“变”成了当时的主旋律。本文主要以《左传》中的以弑君为代表的以下犯上、上层等级对“礼”的不当使用以及乐舞的阶级错位等现象来展现春秋时期的大裂变。
　　西周时期，周天子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①，以分封制和宗法制为基础确立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严格等级。在春秋时期，由于各等级势力的变化导致了权利的颠倒，诸侯弑君的现象并不少见。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弑其君光。” ②崔杼欲娶棠姜为妻，但崔杼是丁公的后代，棠姜是桓公的后代，而丁公和桓公都为姜姓，按照“同姓不婚”制，他们是不能够结为夫妻的，而且在占筮时他们的婚事也显出了凶兆，但崔杼却找理由开脱，认为棠姜的“凶”都作用在先夫身上，对自己不会有影响，因而仍然娶了棠姜为妻。婚姻是礼之大礼，崔杼和棠姜的结合既违背了婚姻制度的规定性，也冲击了占筮的神圣性。而崔杼对“礼”的违背并没有止于此，甚至走向了封建等级中最大的僭越——弑君。
　　崔杼与棠姜结合之后，棠姜成了改变崔杼和齐庄公关系的关键人物。棠姜的美色招来了齐庄公的垂涎，齐庄公与棠姜频繁私通并屡次羞辱崔杼，使得崔杼对齐庄公怀恨在心，产生了弑君的想法。公元前548年，崔杼联合手下杀死了齐庄公。虽然齐庄公的死与他自身的荒诞淫秽有很大关系，但在封建等级关系中，崔杼以“小宗”身份密谋杀掉“大宗”身份的国君，是与当时社会主流及正统相悖的。在尊崇国君和遵守礼义面前，崔杼放大了个人恩怨而犯下了弑君大罪。
　　《左传·昭公十九年》：“夏，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 ③“先饮药而后卒”“大子奔晋”都将许悼公的死指向太子，若无弑君之事，则大可不必采用这种写法，直接书“许悼疟，卒”便可。后有人认为《左传》在此的记载非常不清晰，但其实这只是一种隐晦的写法。用这种看似模糊的写法有多种可能性：第一个原因是他们身份的特殊性使得这一行为成了对“礼”的双重违背，既是子弑父，也是臣弑君。这种行为将会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猜测作者在此是想尽力减小这种冲击而不直接说明弑君与弑父之罪。第二个原因是太子弑杀许悼公之后并未登上国君之位，而是逃奔晋国，左丘明也许正是对太子不登国君之位感到疑惑，所以不明确地书写。
　　崔杼是作为大臣弑君，后者则是太子弑君，但从目的来说二者都是因为自己的私欲而弑君。崔杼是为了报复齐庄公对自己妻子的调戏和对自己的轻视，而且从他在齐庄公死后的一系列举措中也不排除他对权力的不正当渴求。在许悼公的死中，并无史料记载他与太子有过不和，因此太子弑君的目的也只能是对国君之位的觊觎。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已不再将国君视为自己的尊崇对象，而是淡化了礼乐制度、宗法制度的制约。所以，礼崩乐坏的一个很大原因就在于私欲的膨胀。作为最终的结果来看，崔杼最终自杀并被戮尸，太子许止出逃他国，这或许就是他们违背礼义与天意导致的结果。所以，从出发点到最终的结局，弑君都不是正当的行为，对礼乐制度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使得等级制度的根基逐渐动摇。
　　除了“以下犯上”的等级僭越现象频繁出现之外，上层阶级“僭礼”行为也同样存在。
　　《左传·宣公八年》：“有事于大庙，襄仲卒而绎，非礼也。” ④在太庙举行祭祀时，襄仲去世，卿佐之丧，高于绎祭，所以鲁宣公应该废除绎祭并实行卿佐之丧礼。但经中记载鲁宣公“犹绎” ⑤，这是臣居君丧而不哀的表现，“居丧尚哀”是春秋时期丧礼的一个根本原则，在《礼记·檀弓上》中记载：“子路曰：‘吾闻诸夫子，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 ⑥在孔子看来，丧礼中人的情感比礼的形式更重要，但此处鲁宣公不仅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哀敬之情，就连最基本的與襄仲身份相称的丧礼也没有举行。而鲁宣公作为一国之君，在尊崇礼义上并没有做到好的表率，他对“礼”的僭越也会对臣民造成负面影响，导致臣民们对国君以及礼仪的重视程度大大降低。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子产相郑伯以如晋，晋侯以我丧故，未之见也。” ⑦子产向晋国朝觐，晋侯以鲁国国君生病为由而拒绝接见，这其实也是一种违礼的表现。朝觐活动看似是以弱国的朝觐者为主体，但事实上它是由进贡和接受进贡两个环节组成的，只有两个环节都能顺利完成，朝觐活动才算圆满。而此处晋国国君的做法明显切断了朝觐的两个环节，使得朝觐活动不能进行下去。所以，晋侯身为国君，并没有国家的整体意识，他因为自己的个人行为导致了国家间的朝觐活动受阻，诸侯间的外交礼仪也遭到破坏，使得晋国担上了“无礼”的罪。 　　鲁宣公作为国君，没有保证大臣正当的丧礼，晋国作为大国，没有保障小国的朝觐顺利进行，这都是作为“礼”所维护的主体而妨碍了“礼”的进行。在西周，等级越高的人所享受的权力越大，也能更多地受益于“礼”。到了春秋时期，虽然“礼乐制度”遭到冲击，但等级制度与观念仍然有所保留。而此时，即使是“礼”的受益者也做出了违背“礼”之事，就更不难想象那些受“礼”所剥削、压迫的阶级对礼“僭越”现象之常见了。
　　上面提到的都是对“礼”的触犯，礼乐制度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即是“乐”。“乐”在宗教祭祀、诸侯宴飨等场合都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王室贵族日常多与“乐”联系在一起。不同场合以及不同等级用乐不同，因而也对等级制度有所巩固。春秋时期，“僭礼”现象产生的同时，也使“乐”的使用不再严格限制于特定阶层。
　　《左传·成公二年》：“既，卫人赏之以邑，辞。请曲县、繁缨以朝，许之。”⑧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曾解救卫国上卿孙良夫，使其幸免于难。卫国因此想要赏赐他，但他拒绝了城邑而请求“曲县”和“繁缨以朝”。按照周朝的乐悬之制，天子乐悬将钟、罄等乐器悬挂排列东西南北的四面墙上，诸侯则缺少南面，仅三面悬挂，大夫乐器应是判悬，即左右两面悬挂。这是特权和身份的象征，通过乐器悬挂排列的不同来区别各等级的身份。仲叔于奚作为大夫而请求以诸侯乐器相待，是不符合礼乐规定的，卫侯却“许之” ⑨。因为礼乐与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允许仲叔于奚享受曲悬待遇，实际上也就等同于承认了其诸侯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卫侯的无知与愚昧，但更多的是因为一直以来对礼乐制度的冲击与破坏，使得对“乐”使用的严格性与区别等级性大大减弱。
　　从《左传》中频繁出现的僭越行为来看，随着周王朝的没落、诸侯势力的强大以及社会的动荡性，西周固定的一套等级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与之配套的礼乐制度也遭到严重破坏。诸侯争霸、战乱频繁，使得宗法制和分封制在此时的作用甚微，诸侯、大夫、士阶层所受约束大大减少，因而僭礼行为常有发生。而多数阶层在这一环节中的行为都是双面性的，既是僭越的主动实施者，也是被动接受者，他们在对上级或日常礼仪有所僭越时，也必须承受着下一级对自身的僭越，各阶层的僭礼行为不断加重着礼崩乐坏的局面，同时，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也反过来影响着各阶层，这是一个双向影响的过程。在礼崩乐坏的大环境下，地位等级中以下犯上者更甚，乐器、乐礼之滥用更为严重。这样的一种往复式的关系冲击了西周时形成的严格等级关系，将各阶层的权力与义务混淆，社会制度瓦解、人之私欲膨胀，致使春秋时期发生了大裂变。
　　注释：
　　①高亨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页。
　　②③④⑤⑦⑧⑨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206页，第1556页，第760页，第758页，第1311页，第788页，第788页。
　　⑥（元）陈澔注、金晓东校点：《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 戰化军，姜颖.齐国人物志[M].济南：齐鲁书社，2004.
　　[3]杨茂义.《左传》之礼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4]万丽华.《左传》中的先秦丧礼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尹婧，女，土家族，湖北恩施人，武汉大学本科在读，人文科学试验班汉语言文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