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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管理教学模式转型的积极影响是改变了长期以来决策拍脑袋的经验模式：响则是相对弱化了对企业组织的人性面、政治面及意识形态面的关注。
近年来，西方商学院及其代表性产品MBA教育在国际管理学界受到很多批评。曾任美国总统顾问的领导学权威沃伦·本尼斯(WarrenBennis)教授将西方商学院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三个失败：“有效技能传授的失败、领导力培养的失败和道德规范塑造的失败。”导致这种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大量现有的MBA教学案例携有“病毒”。
典型的哈佛型案例通常是这样开篇的：窗外乌云密布，案头文件堆积，某高管正在办公室里独自苦思公司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案例随后介绍企业历史、市场状况、当前问题及相关的备选方案；并列举有关组织结构、行业趋势、财务报表等一系列理性数据。案例结尾则回到开篇的场景发问：形势严峻、事态紧急，必须立刻作出决策了。应当选择哪一备选方案呢?
现有研究发现，这类哈佛型案例至少包含了五个方面的偏向：片面强调对问题的理性分析，忽略管理问题的人性面；片面强调战略制订、忽略组织建设；机械地看待企业、忽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假设“总裁”的视角为唯一正确视角；以“价值中立”的假象将管理决策表现为不含价值判断的“纯科学”，回避管理者自身的道德规范问题。
中国在引进西方管理教育的过程中，是否也传染了西方MBA教育的常见病?中国本土MBA案例是否也感染了哈佛型病毒?为此，我们对比了134个中国本土MBA案例，以1994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广MBA教育为分界点，我们将1994年之前出版的中国本土案例称为“前西方”案例，之后的称为“后西方”案例。从衡量企业组织的四个基本维度(经济理性、人性情感、权力政治、精神文化)出发，我们对57篇前西方案例和77篇后西方案例进行了内容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管理教学模式在引进西方MBA教育体制后发生了基本范式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型的积极影响是强化了对管理问题的理性分析，改变了长期以来决策拍脑袋的经验模式；其消极影响则是相对弱化了对企业组织的人性面、政治面以及意识形态面的关注。整体而言，后西方案例有明显的模仿西方案例的倾向，其形式、内容均接近哈佛型案例。具体而言，在引进西方MBA教育之后，中国本土教学案例在内容上发生了如下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案例主角从各层级的管理者转变为以CEO等高管为中心。在前西方样本中，大多数案例是多主角的，案例问题从多种不同视角予以描绘。而在后西方样本中，绝大多数案例以一位高管为主角，前西方案例中频繁出现的中层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再难见到。这导致大多数后西方案例从单一的高管视角阐述问题，对现实的描绘失之于简单化。
二是核心议题从企业实际管理工作中的各类难题转变为以战略制定为中心。前西方案例较为本原地呈现了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最棘手的管理难题，其内容丰富、人物鲜明，生动地再现了企业从战略决策、思想工作、人际纠纷、员工福利以至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管理前沿问题。后西方样本则普遍以公司战略为核心话题，有73％的案例将战略作为唯一主题，而战略问题又被简单化到等同于战略规划的制订，问题虽然很大，内容却很单薄。
三是领导者角色从凝聚团队、协调沟通转变为拍板决策。大多数前西方案例将管理问题的解决过程描述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社会互动，领导者的角色主要在于凝聚团队、协调矛盾、促进众人达成共识。而后西方样本却倾向于将管理视同于分析；领导者的角色被单一化为分析问题、拍板决策。
四是决策的背景材料从全视角刻画案例焦点问题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情境转变为“去历史化”的就事论事描述。前西方案例重视问题根源的深度开掘，通常对组织历史、体制背景、政治社会因素进行深入描述；决策不只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它同时受情感、习惯、自我形象、道德舆论、政治及象征意义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后西方案例一般就经营管理问题谈经营管理问题，案例提供的问题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社会和历史环境。
五是价值取向从公开讨论各种冲突转变为规避矛盾的表面中立。从潜在价值取向来说，前西方案例强调和谐与公平，后西方案例则侧重效率和利润。前西方样本不回避管理者的弱点、自利行为或意识形态领域的敏感问题(例如关于工人是不是企业主人的争论)。后西方样本却在貌似中立的描述背后明显地“为尊者讳”。企业遭遇的“问题”不是来自外部竞争，便是来自中下层员工，最高领导班子内部的问题，或敏感问题(如行贿受贿，群体事件)在后西方案例中从不出现。
此外，后西方案例还有着明显的去文化倾向。大多数前西方案例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烙印，其提出的问题、背景、叙事者的思维／行动方式极具中国特色。但在后西方案例中，这些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如集体认同、长期导向、对历史和权威的尊重、处理问题时的关系／面子考虑)和政治因素(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消失殆尽。
教学案例范式转型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原因之一可能在于中国本土案例作者对西方主流教育模式的过分崇拜，编写案例时简单地模仿哈佛模式。原因之二可能与案例写作团队的变化有关。前西方案例有较大部分出自企业管理工作者之手，而后西方案例则多出自商学院案例中心的职业撰写者，缺乏一手管理经验。原因之三可能与商学院作为现行教育模式的既得利益者地位有关。
应当看到，现行的MBA教育模式是有缺陷的。我们有必要重新推敲在本土MBA教育中简单照搬西方教学案例模式的做法，开发出更全面更真实反映中国实际的管理案例，总结提炼出更能反映中国优秀企业家管理者智慧和经验的思维框架和管理理念，从而培养出更多知识技能全面、领导能力杰出、行为诚信道德的商界精英。
近年来，西方商学院及其代表性产品MBA教育在国际管理学界受到很多批评。曾任美国总统顾问的领导学权威沃伦·本尼斯(WarrenBennis)教授将西方商学院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三个失败：“有效技能传授的失败、领导力培养的失败和道德规范塑造的失败。”导致这种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大量现有的MBA教学案例携有“病毒”。
典型的哈佛型案例通常是这样开篇的：窗外乌云密布，案头文件堆积，某高管正在办公室里独自苦思公司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案例随后介绍企业历史、市场状况、当前问题及相关的备选方案；并列举有关组织结构、行业趋势、财务报表等一系列理性数据。案例结尾则回到开篇的场景发问：形势严峻、事态紧急，必须立刻作出决策了。应当选择哪一备选方案呢?
现有研究发现，这类哈佛型案例至少包含了五个方面的偏向：片面强调对问题的理性分析，忽略管理问题的人性面；片面强调战略制订、忽略组织建设；机械地看待企业、忽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假设“总裁”的视角为唯一正确视角；以“价值中立”的假象将管理决策表现为不含价值判断的“纯科学”，回避管理者自身的道德规范问题。
中国在引进西方管理教育的过程中，是否也传染了西方MBA教育的常见病?中国本土MBA案例是否也感染了哈佛型病毒?为此，我们对比了134个中国本土MBA案例，以1994年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广MBA教育为分界点，我们将1994年之前出版的中国本土案例称为“前西方”案例，之后的称为“后西方”案例。从衡量企业组织的四个基本维度(经济理性、人性情感、权力政治、精神文化)出发，我们对57篇前西方案例和77篇后西方案例进行了内容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管理教学模式在引进西方MBA教育体制后发生了基本范式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型的积极影响是强化了对管理问题的理性分析，改变了长期以来决策拍脑袋的经验模式；其消极影响则是相对弱化了对企业组织的人性面、政治面以及意识形态面的关注。整体而言，后西方案例有明显的模仿西方案例的倾向，其形式、内容均接近哈佛型案例。具体而言，在引进西方MBA教育之后，中国本土教学案例在内容上发生了如下五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案例主角从各层级的管理者转变为以CEO等高管为中心。在前西方样本中，大多数案例是多主角的，案例问题从多种不同视角予以描绘。而在后西方样本中，绝大多数案例以一位高管为主角，前西方案例中频繁出现的中层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再难见到。这导致大多数后西方案例从单一的高管视角阐述问题，对现实的描绘失之于简单化。
二是核心议题从企业实际管理工作中的各类难题转变为以战略制定为中心。前西方案例较为本原地呈现了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最棘手的管理难题，其内容丰富、人物鲜明，生动地再现了企业从战略决策、思想工作、人际纠纷、员工福利以至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管理前沿问题。后西方样本则普遍以公司战略为核心话题，有73％的案例将战略作为唯一主题，而战略问题又被简单化到等同于战略规划的制订，问题虽然很大，内容却很单薄。
三是领导者角色从凝聚团队、协调沟通转变为拍板决策。大多数前西方案例将管理问题的解决过程描述为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的社会互动，领导者的角色主要在于凝聚团队、协调矛盾、促进众人达成共识。而后西方样本却倾向于将管理视同于分析；领导者的角色被单一化为分析问题、拍板决策。
四是决策的背景材料从全视角刻画案例焦点问题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情境转变为“去历史化”的就事论事描述。前西方案例重视问题根源的深度开掘，通常对组织历史、体制背景、政治社会因素进行深入描述；决策不只是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它同时受情感、习惯、自我形象、道德舆论、政治及象征意义等一系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后西方案例一般就经营管理问题谈经营管理问题，案例提供的问题背景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社会和历史环境。
五是价值取向从公开讨论各种冲突转变为规避矛盾的表面中立。从潜在价值取向来说，前西方案例强调和谐与公平，后西方案例则侧重效率和利润。前西方样本不回避管理者的弱点、自利行为或意识形态领域的敏感问题(例如关于工人是不是企业主人的争论)。后西方样本却在貌似中立的描述背后明显地“为尊者讳”。企业遭遇的“问题”不是来自外部竞争，便是来自中下层员工，最高领导班子内部的问题，或敏感问题(如行贿受贿，群体事件)在后西方案例中从不出现。
此外，后西方案例还有着明显的去文化倾向。大多数前西方案例带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烙印，其提出的问题、背景、叙事者的思维／行动方式极具中国特色。但在后西方案例中，这些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如集体认同、长期导向、对历史和权威的尊重、处理问题时的关系／面子考虑)和政治因素(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消失殆尽。
教学案例范式转型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原因之一可能在于中国本土案例作者对西方主流教育模式的过分崇拜，编写案例时简单地模仿哈佛模式。原因之二可能与案例写作团队的变化有关。前西方案例有较大部分出自企业管理工作者之手，而后西方案例则多出自商学院案例中心的职业撰写者，缺乏一手管理经验。原因之三可能与商学院作为现行教育模式的既得利益者地位有关。
应当看到，现行的MBA教育模式是有缺陷的。我们有必要重新推敲在本土MBA教育中简单照搬西方教学案例模式的做法，开发出更全面更真实反映中国实际的管理案例，总结提炼出更能反映中国优秀企业家管理者智慧和经验的思维框架和管理理念，从而培养出更多知识技能全面、领导能力杰出、行为诚信道德的商界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