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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一二九运动85周年。85年前，北平学生率先发动一二九运动，身处南国边陲的广西学生迅疾响应，他们以本地区特殊社会环境为依托，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对促进全国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4年3月，在南宁召开广西国民基础研究院党史资料专题座谈会上，一些老同志回忆了南宁地下党于1935年在广西国民基础研究院（简称“教育研究院”）建立党团组织的情况。时为广西学运亲历者之一、南宁高中学生郑少东回忆道：“1934年秋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学院建立的党支部，推动着南宁的进步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1935年夏经过中共郁江特委的同意，南宁市建立了党的和团的县委，以教育研究院的徐敬五、李志坚、李俊成等为领导成员。他们就成为广西学生运动的领导者或直接参加者……南宁高中的李茜、黄克夫、岳平和南宁初中的黄孔修、区济文、黄维良等便是一二九后不久入党的。接着在南宁高中和南宁初中等学校建立了党支部。”
1935年12月18日、19日《南宁民国日报》的报道
1995年，广西党史研究室黄茑查找到当年南宁地下党成员徐敬五于70年代写的材料及方与严、李俊成二人所写的自传，并撰文指出：“南宁地下党于1934年开始重建组织，这时广西教育厅在南宁所建立的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有一批进步的教师如黄齐生、徐敬五、方与严、杭苇、梁金声、潘一尘、孙铭勋等。他们有的过去曾经参加党的活动，因组织受破坏而失去联系，有的受到我党的影响，向往革命，这些进步教师在南宁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宣传教育改革和文字改革，在知识界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宁地下党重建后，即在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发展组织吸收该院的教师徐敬五、方与严、孙铭勋、李志坚、梁金声等入党，建立了党支部。……共青团南宁县委书记李俊成在这次活动中起了主要作用。”
将郑少东等人的回忆与徐敬五、方与严和李俊成三人档案材料里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对照整合，可以得知，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南宁地下党即以教育研究院为基地存在数月。该院以教师为主建立的党支部和学生中的团员骨干，在运动初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冲在最前面的是青年团负责人李俊成。运动发起后，地下党又不失时机地在本院及其他学校的学生中发展一些积极分子入党，从而加强了对南宁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从现存史料看，当时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除北平外，像南宁这样在运动之前就有较为健全的党团组织，其成员直接领导和发动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确为罕见。
遗憾的是，有关广西地下党和广西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之间密切联系的详情，今天我们已无从知晓。由于广西一二九运动亲历者中写出回忆文章留存后世的仅郑少东、杨富凡两位，缺少当年地下党领导成员和学运骨干如徐敬五、李志坚、方与严、孙铭勋、梁金声和李俊成等人的回忆，因种种原因，他们都在80年代前过早离世，也带走了一段珍贵史实。
20世纪30年代中期，广西高等教育相对落后于内地省份，全省只有广西大学（在梧州）、广西师专（在桂林）和广西医学院（在南宁）三所大学，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学运以大学生为主体不同，源于南宁的广西一二九运动，自始至终以中学生充当排头兵和主力军。
据1935年12月18日、19日出版的《南宁民国日报》记载，北平一二九运动消息传来后，南宁各校于12月17日下午3时在南宁初中召开全市中等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席会议，议定18日中午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广西省会全体学生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大会，并推选出由陆秀峰、梁琼、黄洪涛、李俊成、韦志坚等五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当晚，各校学生开始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抗日。同时，主席团于21时在南宁初中学生自治会办事处开会，研究次日各项行动事宜和具体步骤，如安排大会议程、发布声援通电、向广西国民党当局请愿、确定游行路线和口号等问题，并指定由南宁高中承担布置会场和大会总指挥工作。
12月18日中午12时，南宁高中、南宁初中、教育研究院、省会计人员养成所、县会计人员养成所、邕宁县乡村师范、特种师资训练所、平旦中学、岭西中学、南宁女中、志成中学、电讯人员养成所、南宁医药研究所、广西医学院等十余所学校师生以及城区各中心小学全体高年级学生8000多人齐聚体育场召开声援大会，由南宁高中学生梁琼担任大会主席。依次上台发表演说的学生代表有教育研究院李俊成、南宁高中陆宣南和韦仲华、南宁初中黄略、广西医学院陈祯琳、邕宁乡师梁达如、南宁医药研究所蔡凯等。
12月21日，南宁各校代表在南宁初中召开第二次联席会议，商讨组织成立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议题，选举出李俊成、韦志坚、黄洪涛、蔡凯、薛少成、李茂青、李世兰、陆宏图、梁琼为筹备会委员。
广西一二九运动始发阶段的领导者及骨干分子几乎都出自中等学校和非正式学校系统的中等职业培训机构。在17日举行的各校联席会议上，推选出的大会主席团五人成员中，李俊成、韦志坚二人是教育研究院学生，陆秀峰和梁琼是南宁高中学生，黄洪涛是南宁初中学生。18日召开的声援北平学生大会，从大会主席到发言者共八人，仅陈祯琳一人为大学生。由于全南宁市只有广西医学院一所大学，大学生在参加大会的8000余人中所占比例不高，因而在21日选举出的成立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组九名成员中，无一人为大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南宁各校教职员工与学生同步站在运动前列。12月17日晚7时，南宁各学校教职员尹治、雷荣珂、黄尚钦、刘介等61人，以“国难日重，不忍坐视沦亡”，在广西省教育会会议厅“召开本市各校教职员代表会议，讨论救亡办法”。随后，雷荣珂、尹治、刘文学、谢冰莹等南宁各校教职员583人又联合签名，“对于北平学生伟大之救国运动极表同情，昨（18日）特发出通电声援，愿与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赴国难”。这样，在以南宁市中等学校学生为排头兵的带动及各校教师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广西全省學生抗日救亡运动得以蓬勃深入地开展起来。12月18日至23日，武鸣县、梧州市、龙州县、崇左县、贵县、桂平县、天保县、宜山县、柳州市、百色县、桂林市等县市的大中学生先后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并走上街头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国。
1936年2月，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在南宁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举行游行示威
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广西学联”）是运动爆发后成立的全国第一个省一级学联组织，在成立时间上大致存在两种说法。郑少东认为广西学联的成立时间是1936年2月——“首先是南宁市各校学生代表在12月21日开会，商量组织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选出李俊成、韦志坚等为筹备委员。到1936年2月底全省各地學生云集南宁，开大会宣布成立广西全省学生救国会。”郑的说法似可得到当年某些报刊印证。如，1936年3月南宁出版的《正路》上刊登一则题为《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的消息：“在全国学生运动遭遇横暴的压迫的现在，广西全省学生乃一齐起来参加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已于2月24日开幕于南宁”;1936年4月上海出版的《现代知识》亦记：“2月24日报载，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今日在南宁开幕并发表宣言云。”
然而，笔者在查检相关史料时却发现另有一些刊物记载广西学联成立日期为1936年4月24日。如，1936年5月16日出版的《学生呼声》上刊登一则题为《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的“最后消息”，称“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多日，业已于4月24日在南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职员，正式成立，会后举行游行示威以促民众猛醒。……最近全国学生救联筹委会已接到该会来信商讨联络办法。详情容后续志”。再看该刊登载于下一期（6月15日出版）的“详情”：“广西现在已有了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先是梧州、桂林、南宁等十余大城市先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后由南宁、桂林等发起筹备组织全省学联。经长时间的筹备，在4月24日正式成立，参加单位有七十余县。因当地环境的特殊关系，我们的一切活动是完全公开的。全省学联成立后，马上通令未加入的各县，立刻进行组织救国会，加入各县之学生救国会通称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如南宁）分会。”
由平津学联牵头组织的全国学联成立于1936年5月29日，其成立宣言开篇即言“它经过了5个月辛苦的筹备，经过不少的困难挫折，终于在20（个）城市学生的拥护中，在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拥护中，完成全国学生空前的大团结”。这里，为何特别提到广西学联，而不提其他省份学联呢？个中缘由在全国学联筹备会写于6月5日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及其前前后后》一文中有进一步表述：“到会代表28人，代表了广西全省和以下十七城市：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杭州、温州、厦门、广州、济南、徐州、保定、青岛、巢县、武汉、香港、宁波、宜兴（苏州、无锡和南通代表已决定参加，当时因事未到）。……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学运，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各地同学英勇地抗争，看到了汉奸无耻的压迫，也看到了运动进展途上一切的障碍。除了少数特殊的情形（如广西）外我们所遭逢到的摧残压迫，大致相似。”
可见，当时全国学联虽然经过长达五个月的辛苦筹备，但直到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之日，也即广西学联成立一个多月后，在全国范围内仍仅有广西一家省级学联组织，17个城市中有的还是小县城。而且，广西学联“成立后工作极为紧张，全省学生均可在统一的指挥下行动，各校组织有乡村巡回宣传队，经常出发宣传，并一致推行新文字运动，得广西教育厅赞助，编行民众教育的拉丁化课本，按语言不同分为三区，努力普及新文字”。显然，相对其他省份学运横遭当局打压、学联组织不能健全的普遍情形，广西学联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却可以公开进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广西学联虽非全国学联筹建单位之一，却先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四大城市学联代表组成大会主席团，后被推选为大会执委会成员，并与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学联共同当选为全国学联五常委之一。
广西一二九运动，用当年学生的话说，属“特殊的情形”或“环境的特殊”，而所谓“特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广西学运得到了广西地方当局的默许和支持。运动发起后，官方与学生在抗日救亡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上较为一致。1935年12月18日出版的《南宁民国日报》用了整四版，以《本市全体学界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为大幅标题刊发长篇通讯，开宗明义指出：“近年以来，国家多难，日帝国主义者之谋我，贪婪无厌，自九一八事变，日帝国主义者继将我东北四省强夺之后，又复侵占我华北诸省，中央只知媚敌求存，节节退让，敌人则步步进迫，得寸进尺。近复有汉奸殷逆汝耕，受日方之利用，公然伪乱于冀东，昌当独立自治。际此千钧一发之民族危机，中央尚意苟且偷安，对报导不加讨伐，对强敌不加抵抗，北平各大学生，激于义愤，不忍坐视国家沦亡，乃起而作救国之运动，连日示威巡行，并向当局请愿，要求立即出兵讨逆，保全中国领土完整及主权统一，虽被当局迭加镇压，而其再接再厉之精神，忠勇爱国之情绪，则日益高涨。而为表率，本市各中等学校之学生，对北平学生此种之伟大救国运动，既表同情，尤深共愤。”
李宗仁（中）、白崇禧（右）、黄旭初（左）
由于《南宁民国日报》是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机关报，也即国民党新桂系的喉舌，这段报导，相对其他省份的国统区报刊在报导中根本不敢使用“日本帝国主义”这个词，甚至连“日本”一词都回避用，以“××”或“某国”指代的普遍现象，形成强烈反差。同时清楚地表达出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新桂系对学生爱国行动的肯定和支持态度，以及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日一味妥协退让、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和批评立场。其后，报纸对12月17日南宁各校举行学生代表会议议决18日举行示威大游行、大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事项、大会口号等各项准备工作一一详细报道，实则将次日学生举行声援大会和游行示威的重大行动提前向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预报，客观上对广西学运起到了推动作用。 12月19日的《南宁民国日报》同样用整四版，以《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本市全体学生示威大巡行》为大幅标题刊发通讯，分标题为《会前筹备》《会场一瞥》《开会情形》《请愿情形》《示威巡行》《出发宣传》《告同胞书》《大会通电》，并附全体学生致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桂军李（宗仁）白（崇禧）总副司令的三份请愿书和南宁全体教职员通电。该报道翔实细致，全程记录下18日南宁各校学生团结一致，群情激愤，坚决要求抗日救国的动人场景，尤其是学生们在声援大会上对国民党中央不抵抗政策的批评引人注目，其言论较之广西当局更为激烈尖锐。如：大会主席梁琼在宣布开會理由时，直斥“中央负责者昏庸柔懦，甘心媚敌图存，不顾丧权辱国”。《告同胞书》则严正指出，中央当局坚持不抵抗主义，“使我们的国家主权损失了不知多少，而且又由惧日而媚日，公然提倡中日亲善，奉了日人意旨，压迫全国民众，不准我们民众有救国的表示。到了最近，日人侵略华北，中央当局还是照旧这样，既不派兵讨伐殷逆，而且一面压迫北平学生的救国运动，一面撮人北上接洽，接受日本要求，打算把华北诸省的领土主权，实际上送给日本人，而表面上只说还是中国领土，这种不顾民族存亡的对外屈服政策，非弄到国亡种灭不可！”而“攘外必先安内这种话头，实是似是而非，完全是欺骗我们的……简直是奉了日本人的命令来安内，不然便是借安内为名来发展个人野心，只顾个人势力，不顾国家存亡！”
广西学联的性质属于官办，活动经费也由省党部供给。不久，新桂系与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发动反蒋抗日性质的“两广事变”，广西当局通令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停课一个月，号召学生下乡宣传抗日，广西学联及各地分会组织起几万人的学生宣传队浩浩荡荡下到农村向民众宣传反蒋抗日，全省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其间，广西地下党和进步学生不失时机地创办一些刊物，在大中学生中宣传中共《八一宣言》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由南宁学生组成的学生军出版的《动向》、南宁地下党出版的《联合战线》和广西师专学生出版的《月芽》成为广大青年学生争相阅读的刊物。
1936年8月下旬，绥远抗战消息传来，广西各地学生随即举行声援绥远抗战的示威游行，并向广西省政府请愿，要求组成慰问团赴绥慰问抗敌前线的军民。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肯定学生的抗战热情，并批拨经费让学生派出代表参加北上赴绥的慰问团。1936年11月中旬，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桂林召开，各市县有100多名代表参会。据1936年11月19日、20日两天出版的《桂林民国日报》的记载和1983年11月23日广西区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上部分老同志的回忆，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三人均出席了广西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作训话和宴请全体代表，足见新桂系当局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中共地下党会前的精心准备和周密布置，这次会议选出的常务干事，总务、宣传、组织、研究等干事均由进步分子或中共党员担任，会后，广西学联还出版了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不定期刊物《广西学生》。
二是加强青年军训与组建学生军。在1935年12月18日的请愿大游行中，南宁学生身着整齐划一的军训制服，沿途高呼抗日口号，其中一句为“加强青年军训，充实民众武力”，足显广西学生运动特色。
出于力保地方统治权和增强抗日实力的双重目的，新桂系当局非常注重学生军训，在大学和中学实行所谓“寓将于学”的政策，意即在各大中学校实施军训，培养预备将校人才。如，规定初中施行一年青年军事训练;高中则继续施行半年正规军事训练，学生毕业后平时可从事各种社会职业，而战时则可充当下级军官带兵作战。白崇禧曾诠释：“青年喜欢救国，但要先本身受过训练，能够领导民众，对内改造政治，对外抗拒侵略，才是有效的办法。”“现代国际的战争，就是民族的战争，国防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国防，非全国民族共同努力不可，所以对于学生要实施军训，使学生既能执笔，又能够执枪，遇国家有难时，不至光会喊口号、打通电、贴标语、请愿，现出可怜的样子，而能够挺身卫国，使敌人见而生畏，军训的目的，就在于这一点。”据统计，1934年至1940年，广西每年都要举行全省集中军训，参训中学生平均每年1677人。卢沟桥事变后，新桂系当局“在两个月内便装备好第7军和48军，新成立第31军;过去几个月又重新成立第84军。总共48个团，配备齐全，开上前线，动员的迅速，是全国所无的”。换言之，若无通过军训培养出将校人才，不可能迅速地组织起成建制能打仗的军队，而这一为抗战做准备的有力举措在一二九运动中得到广大学生的拥护和支持也在情理之中。
广西一二九运动与广西学生军的组建亦有一定内在关系。“两广事变”期间，新桂系当局在打出“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的旗号组成抗日救国军的同时，还组建了一支知识青年抗战队伍——学生军，其成员以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广西各地大中学生为主体。这次学生军虽因“两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而存在时间不长，但积累了一定经验。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学生们踊跃报名参加第二次（1937年8月）和第三次（1938年10月）组织的学生军，无论是在前线做战地慰问工作，还是在城镇乡村做宣传组织工作，学生军体现出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成为中国青年抗战的一面光辉夺目的旗帜。
（责任编辑 叶松）
南宁地下党是运动的引领者
1984年3月，在南宁召开广西国民基础研究院党史资料专题座谈会上，一些老同志回忆了南宁地下党于1935年在广西国民基础研究院（简称“教育研究院”）建立党团组织的情况。时为广西学运亲历者之一、南宁高中学生郑少东回忆道：“1934年秋广西国民基础教育学院建立的党支部，推动着南宁的进步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1935年夏经过中共郁江特委的同意，南宁市建立了党的和团的县委，以教育研究院的徐敬五、李志坚、李俊成等为领导成员。他们就成为广西学生运动的领导者或直接参加者……南宁高中的李茜、黄克夫、岳平和南宁初中的黄孔修、区济文、黄维良等便是一二九后不久入党的。接着在南宁高中和南宁初中等学校建立了党支部。”
1995年，广西党史研究室黄茑查找到当年南宁地下党成员徐敬五于70年代写的材料及方与严、李俊成二人所写的自传，并撰文指出：“南宁地下党于1934年开始重建组织，这时广西教育厅在南宁所建立的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有一批进步的教师如黄齐生、徐敬五、方与严、杭苇、梁金声、潘一尘、孙铭勋等。他们有的过去曾经参加党的活动，因组织受破坏而失去联系，有的受到我党的影响，向往革命，这些进步教师在南宁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宣传教育改革和文字改革，在知识界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宁地下党重建后，即在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发展组织吸收该院的教师徐敬五、方与严、孙铭勋、李志坚、梁金声等入党，建立了党支部。……共青团南宁县委书记李俊成在这次活动中起了主要作用。”
将郑少东等人的回忆与徐敬五、方与严和李俊成三人档案材料里透露出的一些信息对照整合，可以得知，在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前，南宁地下党即以教育研究院为基地存在数月。该院以教师为主建立的党支部和学生中的团员骨干，在运动初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冲在最前面的是青年团负责人李俊成。运动发起后，地下党又不失时机地在本院及其他学校的学生中发展一些积极分子入党，从而加强了对南宁青年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从现存史料看，当时在全国各大城市中，除北平外，像南宁这样在运动之前就有较为健全的党团组织，其成员直接领导和发动青年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情况确为罕见。
遗憾的是，有关广西地下党和广西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之间密切联系的详情，今天我们已无从知晓。由于广西一二九运动亲历者中写出回忆文章留存后世的仅郑少东、杨富凡两位，缺少当年地下党领导成员和学运骨干如徐敬五、李志坚、方与严、孙铭勋、梁金声和李俊成等人的回忆，因种种原因，他们都在80年代前过早离世，也带走了一段珍贵史实。
中学生是运动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20世纪30年代中期，广西高等教育相对落后于内地省份，全省只有广西大学（在梧州）、广西师专（在桂林）和广西医学院（在南宁）三所大学，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学运以大学生为主体不同，源于南宁的广西一二九运动，自始至终以中学生充当排头兵和主力军。
据1935年12月18日、19日出版的《南宁民国日报》记载，北平一二九运动消息传来后，南宁各校于12月17日下午3时在南宁初中召开全市中等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席会议，议定18日中午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广西省会全体学生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大会，并推选出由陆秀峰、梁琼、黄洪涛、李俊成、韦志坚等五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当晚，各校学生开始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抗日。同时，主席团于21时在南宁初中学生自治会办事处开会，研究次日各项行动事宜和具体步骤，如安排大会议程、发布声援通电、向广西国民党当局请愿、确定游行路线和口号等问题，并指定由南宁高中承担布置会场和大会总指挥工作。
12月18日中午12时，南宁高中、南宁初中、教育研究院、省会计人员养成所、县会计人员养成所、邕宁县乡村师范、特种师资训练所、平旦中学、岭西中学、南宁女中、志成中学、电讯人员养成所、南宁医药研究所、广西医学院等十余所学校师生以及城区各中心小学全体高年级学生8000多人齐聚体育场召开声援大会，由南宁高中学生梁琼担任大会主席。依次上台发表演说的学生代表有教育研究院李俊成、南宁高中陆宣南和韦仲华、南宁初中黄略、广西医学院陈祯琳、邕宁乡师梁达如、南宁医药研究所蔡凯等。
12月21日，南宁各校代表在南宁初中召开第二次联席会议，商讨组织成立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议题，选举出李俊成、韦志坚、黄洪涛、蔡凯、薛少成、李茂青、李世兰、陆宏图、梁琼为筹备会委员。
广西一二九运动始发阶段的领导者及骨干分子几乎都出自中等学校和非正式学校系统的中等职业培训机构。在17日举行的各校联席会议上，推选出的大会主席团五人成员中，李俊成、韦志坚二人是教育研究院学生，陆秀峰和梁琼是南宁高中学生，黄洪涛是南宁初中学生。18日召开的声援北平学生大会，从大会主席到发言者共八人，仅陈祯琳一人为大学生。由于全南宁市只有广西医学院一所大学，大学生在参加大会的8000余人中所占比例不高，因而在21日选举出的成立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组九名成员中，无一人为大学生。
值得一提的是，南宁各校教职员工与学生同步站在运动前列。12月17日晚7时，南宁各学校教职员尹治、雷荣珂、黄尚钦、刘介等61人，以“国难日重，不忍坐视沦亡”，在广西省教育会会议厅“召开本市各校教职员代表会议，讨论救亡办法”。随后，雷荣珂、尹治、刘文学、谢冰莹等南宁各校教职员583人又联合签名，“对于北平学生伟大之救国运动极表同情，昨（18日）特发出通电声援，愿与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赴国难”。这样，在以南宁市中等学校学生为排头兵的带动及各校教师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广西全省學生抗日救亡运动得以蓬勃深入地开展起来。12月18日至23日，武鸣县、梧州市、龙州县、崇左县、贵县、桂平县、天保县、宜山县、柳州市、百色县、桂林市等县市的大中学生先后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并走上街头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国。
在全国率先成立省级学生救国联合会
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广西学联”）是运动爆发后成立的全国第一个省一级学联组织，在成立时间上大致存在两种说法。郑少东认为广西学联的成立时间是1936年2月——“首先是南宁市各校学生代表在12月21日开会，商量组织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选出李俊成、韦志坚等为筹备委员。到1936年2月底全省各地學生云集南宁，开大会宣布成立广西全省学生救国会。”郑的说法似可得到当年某些报刊印证。如，1936年3月南宁出版的《正路》上刊登一则题为《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的消息：“在全国学生运动遭遇横暴的压迫的现在，广西全省学生乃一齐起来参加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已于2月24日开幕于南宁”;1936年4月上海出版的《现代知识》亦记：“2月24日报载，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今日在南宁开幕并发表宣言云。”
然而，笔者在查检相关史料时却发现另有一些刊物记载广西学联成立日期为1936年4月24日。如，1936年5月16日出版的《学生呼声》上刊登一则题为《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的“最后消息”，称“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多日，业已于4月24日在南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职员，正式成立，会后举行游行示威以促民众猛醒。……最近全国学生救联筹委会已接到该会来信商讨联络办法。详情容后续志”。再看该刊登载于下一期（6月15日出版）的“详情”：“广西现在已有了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先是梧州、桂林、南宁等十余大城市先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后由南宁、桂林等发起筹备组织全省学联。经长时间的筹备，在4月24日正式成立，参加单位有七十余县。因当地环境的特殊关系，我们的一切活动是完全公开的。全省学联成立后，马上通令未加入的各县，立刻进行组织救国会，加入各县之学生救国会通称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如南宁）分会。”
由平津学联牵头组织的全国学联成立于1936年5月29日，其成立宣言开篇即言“它经过了5个月辛苦的筹备，经过不少的困难挫折，终于在20（个）城市学生的拥护中，在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的拥护中，完成全国学生空前的大团结”。这里，为何特别提到广西学联，而不提其他省份学联呢？个中缘由在全国学联筹备会写于6月5日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及其前前后后》一文中有进一步表述：“到会代表28人，代表了广西全省和以下十七城市：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杭州、温州、厦门、广州、济南、徐州、保定、青岛、巢县、武汉、香港、宁波、宜兴（苏州、无锡和南通代表已决定参加，当时因事未到）。……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学运，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各地同学英勇地抗争，看到了汉奸无耻的压迫，也看到了运动进展途上一切的障碍。除了少数特殊的情形（如广西）外我们所遭逢到的摧残压迫，大致相似。”
可见，当时全国学联虽然经过长达五个月的辛苦筹备，但直到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之日，也即广西学联成立一个多月后，在全国范围内仍仅有广西一家省级学联组织，17个城市中有的还是小县城。而且，广西学联“成立后工作极为紧张，全省学生均可在统一的指挥下行动，各校组织有乡村巡回宣传队，经常出发宣传，并一致推行新文字运动，得广西教育厅赞助，编行民众教育的拉丁化课本，按语言不同分为三区，努力普及新文字”。显然，相对其他省份学运横遭当局打压、学联组织不能健全的普遍情形，广西学联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却可以公开进行。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广西学联虽非全国学联筹建单位之一，却先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四大城市学联代表组成大会主席团，后被推选为大会执委会成员，并与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学联共同当选为全国学联五常委之一。
广西一二九运动的特殊性
广西一二九运动，用当年学生的话说，属“特殊的情形”或“环境的特殊”，而所谓“特殊”，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广西学运得到了广西地方当局的默许和支持。运动发起后，官方与学生在抗日救亡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上较为一致。1935年12月18日出版的《南宁民国日报》用了整四版，以《本市全体学界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为大幅标题刊发长篇通讯，开宗明义指出：“近年以来，国家多难，日帝国主义者之谋我，贪婪无厌，自九一八事变，日帝国主义者继将我东北四省强夺之后，又复侵占我华北诸省，中央只知媚敌求存，节节退让，敌人则步步进迫，得寸进尺。近复有汉奸殷逆汝耕，受日方之利用，公然伪乱于冀东，昌当独立自治。际此千钧一发之民族危机，中央尚意苟且偷安，对报导不加讨伐，对强敌不加抵抗，北平各大学生，激于义愤，不忍坐视国家沦亡，乃起而作救国之运动，连日示威巡行，并向当局请愿，要求立即出兵讨逆，保全中国领土完整及主权统一，虽被当局迭加镇压，而其再接再厉之精神，忠勇爱国之情绪，则日益高涨。而为表率，本市各中等学校之学生，对北平学生此种之伟大救国运动，既表同情，尤深共愤。”
由于《南宁民国日报》是国民党广西省党部机关报，也即国民党新桂系的喉舌，这段报导，相对其他省份的国统区报刊在报导中根本不敢使用“日本帝国主义”这个词，甚至连“日本”一词都回避用，以“××”或“某国”指代的普遍现象，形成强烈反差。同时清楚地表达出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新桂系对学生爱国行动的肯定和支持态度，以及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日一味妥协退让、实行不抵抗政策的强烈不满和批评立场。其后，报纸对12月17日南宁各校举行学生代表会议议决18日举行示威大游行、大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事项、大会口号等各项准备工作一一详细报道，实则将次日学生举行声援大会和游行示威的重大行动提前向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预报，客观上对广西学运起到了推动作用。 12月19日的《南宁民国日报》同样用整四版，以《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本市全体学生示威大巡行》为大幅标题刊发通讯，分标题为《会前筹备》《会场一瞥》《开会情形》《请愿情形》《示威巡行》《出发宣传》《告同胞书》《大会通电》，并附全体学生致国民党省政府、省党部、桂军李（宗仁）白（崇禧）总副司令的三份请愿书和南宁全体教职员通电。该报道翔实细致，全程记录下18日南宁各校学生团结一致，群情激愤，坚决要求抗日救国的动人场景，尤其是学生们在声援大会上对国民党中央不抵抗政策的批评引人注目，其言论较之广西当局更为激烈尖锐。如：大会主席梁琼在宣布开會理由时，直斥“中央负责者昏庸柔懦，甘心媚敌图存，不顾丧权辱国”。《告同胞书》则严正指出，中央当局坚持不抵抗主义，“使我们的国家主权损失了不知多少，而且又由惧日而媚日，公然提倡中日亲善，奉了日人意旨，压迫全国民众，不准我们民众有救国的表示。到了最近，日人侵略华北，中央当局还是照旧这样，既不派兵讨伐殷逆，而且一面压迫北平学生的救国运动，一面撮人北上接洽，接受日本要求，打算把华北诸省的领土主权，实际上送给日本人，而表面上只说还是中国领土，这种不顾民族存亡的对外屈服政策，非弄到国亡种灭不可！”而“攘外必先安内这种话头，实是似是而非，完全是欺骗我们的……简直是奉了日本人的命令来安内，不然便是借安内为名来发展个人野心，只顾个人势力，不顾国家存亡！”
广西学联的性质属于官办，活动经费也由省党部供给。不久，新桂系与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发动反蒋抗日性质的“两广事变”，广西当局通令全省中等以上学校停课一个月，号召学生下乡宣传抗日，广西学联及各地分会组织起几万人的学生宣传队浩浩荡荡下到农村向民众宣传反蒋抗日，全省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其间，广西地下党和进步学生不失时机地创办一些刊物，在大中学生中宣传中共《八一宣言》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由南宁学生组成的学生军出版的《动向》、南宁地下党出版的《联合战线》和广西师专学生出版的《月芽》成为广大青年学生争相阅读的刊物。
1936年8月下旬，绥远抗战消息传来，广西各地学生随即举行声援绥远抗战的示威游行，并向广西省政府请愿，要求组成慰问团赴绥慰问抗敌前线的军民。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肯定学生的抗战热情，并批拨经费让学生派出代表参加北上赴绥的慰问团。1936年11月中旬，广西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桂林召开，各市县有100多名代表参会。据1936年11月19日、20日两天出版的《桂林民国日报》的记载和1983年11月23日广西区政协文史工作座谈会上部分老同志的回忆，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三人均出席了广西学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并作训话和宴请全体代表，足见新桂系当局对这次会议的重视程度。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中共地下党会前的精心准备和周密布置，这次会议选出的常务干事，总务、宣传、组织、研究等干事均由进步分子或中共党员担任，会后，广西学联还出版了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不定期刊物《广西学生》。
二是加强青年军训与组建学生军。在1935年12月18日的请愿大游行中，南宁学生身着整齐划一的军训制服，沿途高呼抗日口号，其中一句为“加强青年军训，充实民众武力”，足显广西学生运动特色。
出于力保地方统治权和增强抗日实力的双重目的，新桂系当局非常注重学生军训，在大学和中学实行所谓“寓将于学”的政策，意即在各大中学校实施军训，培养预备将校人才。如，规定初中施行一年青年军事训练;高中则继续施行半年正规军事训练，学生毕业后平时可从事各种社会职业，而战时则可充当下级军官带兵作战。白崇禧曾诠释：“青年喜欢救国，但要先本身受过训练，能够领导民众，对内改造政治，对外抗拒侵略，才是有效的办法。”“现代国际的战争，就是民族的战争，国防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国防，非全国民族共同努力不可，所以对于学生要实施军训，使学生既能执笔，又能够执枪，遇国家有难时，不至光会喊口号、打通电、贴标语、请愿，现出可怜的样子，而能够挺身卫国，使敌人见而生畏，军训的目的，就在于这一点。”据统计，1934年至1940年，广西每年都要举行全省集中军训，参训中学生平均每年1677人。卢沟桥事变后，新桂系当局“在两个月内便装备好第7军和48军，新成立第31军;过去几个月又重新成立第84军。总共48个团，配备齐全，开上前线，动员的迅速，是全国所无的”。换言之，若无通过军训培养出将校人才，不可能迅速地组织起成建制能打仗的军队，而这一为抗战做准备的有力举措在一二九运动中得到广大学生的拥护和支持也在情理之中。
广西一二九运动与广西学生军的组建亦有一定内在关系。“两广事变”期间，新桂系当局在打出“北上抗日，收复失地”的旗号组成抗日救国军的同时，还组建了一支知识青年抗战队伍——学生军，其成员以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广西各地大中学生为主体。这次学生军虽因“两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而存在时间不长，但积累了一定经验。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学生们踊跃报名参加第二次（1937年8月）和第三次（1938年10月）组织的学生军，无论是在前线做战地慰问工作，还是在城镇乡村做宣传组织工作，学生军体现出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成为中国青年抗战的一面光辉夺目的旗帜。
（责任编辑 叶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