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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拐点，出现的频率都很低。各种权威机构在拐点的预测上都无一例外地显得不权威，如何适当地选择买卖时机，一直是谁都无法破解的难题。因此，在投资或交易策略上，不如等到拐点形成、趋势显现时再顺势操作，其收益率应该比寻找拐点要高。
在资本市场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人们的经济行为已经离“需求一供给”理论越来越远了，比如，买股票的人大部分没有成为上市公司股东的需求，九成做期货的人也不是想把铜或者石油往家里放，而是为了获取价差收入频繁交易的行为，其实大多是基于对阶段性或长期性价格走势的拐点可能出现的判断，但事实上，无论是长期的拐点或是短期的拐点，其出现的频率都是很低的，这也证明每天全球如此大量的交易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如何适当地选择买卖时机，一直是谁都无法破解的难题。
寻找拐点：可遇而不可求
正是由于房地产、大宗商品、贵金属、股票和期权等资本品的交易在全球范围内存在，为这些交易活动提供依据的相关预测便存在大量的需求，如宏观经济、物价、汇率、投资率、石油库存等预测，大量的经济预测机构也应运而生，在美国，这类机构就有上千家。它们有的属于营利性机构，有的是大企业下属的研究机构，此外还包括政府部门、学术团体及新闻传媒的下属机构。
那么，它们预测的准确率又如何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曾专门对经济学家的预测失误做了一次“盘点”。它分析了上世纪90年代60个衰退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发现其中2／3的国家的经济状况未能被及时预测，1／4的国家则被错误地预测。有意思的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所的MichaelJ．Adis教授也曾对IMF从1971—1994年的经济预测记录作了研究，发现它除了对工业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误差比较大外，对工业国预测的最大弱项是预测经济周期的转折点。
权威机构在经济数据的预测方面都无一例外地显得不权威。据说，上世纪80年代，国研中心曾和世界银行合作一个研究项目，对我国宏观经济作了一个短期预测，结果证明，世行的多项结论都是错误的。对此，有参与研究的世行专家半是自嘲半是解释：“我们要能预测得百分之百准确，早到华尔街工作去了。”
那么，华尔街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是否就技高一筹呢?似乎也没有。很少听说他们以预测准确率高而出名，他们的知名度通常与出镜率或所在机构的江湖地位相关。偶尔也有某个历史性的拐点被某个经济学家言中的，但毕竟不是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言中——恰恰证明了这不过是类似瞎猫碰到死老鼠的小概率事件。
自中国经济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经济研究机构或投资银行的分析师们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并预言中国经济波动的拐点，遗憾的是，从1997年至今，他们基本上是“屡败屡战”。如1997年出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也将崩溃，但没有想到中国经济一枝独秀；2003年中国非典肆虐时，有大行经济学家惊呼其“对中国经济的打击不亚于上一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事实证明太言过其实了；2004年中国政府开始出台调控政策，香港H股暴跌，当时经济圈内讨论最多的话题是“硬着落还是软着陆”，境外研究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将硬着陆，现在看来，既非硬着陆也非软着陆，而是没有着陆。
由此看来，要找准经济波动的拐点确实太困难了，而进一步想通过经济波动与股市的相关分析来找中国股市的拐点，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中国股市属于新兴市场，市场的制度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对股市的影响非常大，它对经济增长的反应更多是结构层面(如行业结构)，而非趋势层面的，这就是从2001年6月到2005年6月的4年内，上证指数从最高点2245点下挫至998点，跌幅达到55％左右，而同期H股的涨幅却超过200％的原因。此外，经济学家的预测大多是基于理性的思考，但市场的波动却带有情绪的成分，这就导致涨过头或跌过头。所以，预测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
因此，诸多对经济或资本品走势的预测，都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都可以定义为市场的“噪音”。“噪音”是否能令市场参与者受益很难评估，但对刺激交易的作用是十分显见的。无论是做期货或是做股票的基金经理，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电子邮件，即便是散户，也可以通过各种媒体获得大量与交易相关的研究报告和评论。当基金经理和散户每分每秒地关注着行情的变化时，很容易把获得的信息和行情的波动联系起来，并产生交易冲动。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试验：把人关到一个密闭性非常好的橡皮屋里，外部的噪音分贝几乎为零。刚开始，实验者感觉非常安静和舒适，渐渐地，他听到了心跳的声音；再后来，他居然听到了血液流动的声音，此刻，人就感到非常浮躁了。实验者把一枚针掉在砖上，听到的声音犹如炸弹爆炸。实验表明，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样的房间呆上3小时。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当一个人过于专注某个事件的时候，与这一事件相关的信息都被过度放大了，从而导致信息失真和判断失误。资本市场的交易者每天都在惊心动魄地生活着，或以为大祸临头便仓皇出逃，或以为千载难逢又追高杀入；其实，基本面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正如禅语道破：非幡动，非风动，仁者心动也。
不仅交易者和经济学家们普遍偏好预测或寻找拐点，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也乐此不疲。遗憾的是，有的著名学者往往把5000年的历史很不均匀地切分成不同的阶段，年头越远切得越粗，年头越近切得越细，而且一般肯定会把最后一个阶段的拐点分配在自己还活着的那个年代里。如果把这种历史观应用于实践，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如新中国成立后不到10年，便开始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运动，显然是把这场运动作为从社会主义跨越到共产主义的拐点，这场运动以失败告终。40年后，中国共产党又重新把我们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意味着下拐点还很遥远，比较符合实际。
追随趋势：平庸的最佳策略
既然预测拐点如此之难，还不如在拐点形成并得以确认之后去追随趋势更为明智，做一个后知后觉者。拿国储局抛铜事件为例，据说国储去年下半年在伦敦期货交易所(LME)做空期铜的价格大概在3500美元／吨左右，同时它们也在国内现货市场拍卖铜，无奈力不从心，惨败而归。如今，期铜在上涨至8000美元／吨以上后暴跌，国储抛现货铜应该是没有太大风险了。铜价从2001年开始上涨，期间虽有回落，但断断续续竟然走了5年多牛市，期间有多少国人在预言拐点、介入“拐点”，却不料纷纷掉入“多头陷阱”，血本无归。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牛市起步于2000年，也已经持续了6年，期间也有很多中外经济学家们屡次预言房价见顶，至今被证明错了。近来又出“国六条”，也是为了平抑房价，但你敢说房地产的拐点到来了吗?比较英美的房地产牛市已经持续了10年，中国房地产的拐点恐怕也不会那么轻易到来。
再来讨论一下中国的股市。上一轮牛市是从1996年到2001年，经历了5年时间，而上一轮熊市如果以去年的998点为低点的话，也经历了4年，如今，股市已经比最低点上涨了60％左右，是否已经到顶了呢?也许中国经济需要调控，也许美国经济有许多问题值得担忧，但这是否构成出现拐点的理由呢?确实构成理由，但并不等于拐点会出现，因为在任何一个时点上，我们都可以找到正面和反面的理由，但唯独趋势能够因为人们的思维定势而延续，可以由于人们的情绪激昂而非理性地蔓延，因此，最好的策略还是平庸地追随趋势，毕竟中国股市涨了一年，涨幅才60％，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不符合历史上拐点出现的条件。
综上所述，至少有四个理由来证明探寻拐点不如追随趋势明智。第一，人类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获取更充分的信息。凯恩斯曾说，长期我们都是要死亡的。但历史却绵绵不绝，生命的短暂表明人类在观察和分析历史、预知未来时，视角有很大局限性，趋势的持续时间往往会比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乃至生命还要长得多。第二，“因”往往会有很多，“果”却只有一个：如用计量模型来预测经济指标时，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加起来可能接近一千个，但结论只有一个，拿其中一个因素来推导结果，无异于瞎子摸象。第三，如果预测的思维是理性的，但市场的行为却是带有情绪的，其推导的结果显然会有误差。比如经济波动一般都是从低迷到复苏再到繁荣，最后产生非理性的泡沫，泡沫破灭之后，又会矫枉过正。人们能估计到的往往是经济的理性波动阶段，对非理性阶段的预测则不能用理性的分析方法，而是需要艺术，但有多少经济学家能把握好“艺术”呢?第四，预测者本人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情绪、偏好和利益，也会导致结论的失真。所以，在投资或交易策略上，不如等到拐点形成、趋势显现时再顺势操作，其收益率应该比寻找拐点要高。
在资本市场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人们的经济行为已经离“需求一供给”理论越来越远了，比如，买股票的人大部分没有成为上市公司股东的需求，九成做期货的人也不是想把铜或者石油往家里放，而是为了获取价差收入频繁交易的行为，其实大多是基于对阶段性或长期性价格走势的拐点可能出现的判断，但事实上，无论是长期的拐点或是短期的拐点，其出现的频率都是很低的，这也证明每天全球如此大量的交易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如何适当地选择买卖时机，一直是谁都无法破解的难题。
寻找拐点：可遇而不可求
正是由于房地产、大宗商品、贵金属、股票和期权等资本品的交易在全球范围内存在，为这些交易活动提供依据的相关预测便存在大量的需求，如宏观经济、物价、汇率、投资率、石油库存等预测，大量的经济预测机构也应运而生，在美国，这类机构就有上千家。它们有的属于营利性机构，有的是大企业下属的研究机构，此外还包括政府部门、学术团体及新闻传媒的下属机构。
那么，它们预测的准确率又如何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曾专门对经济学家的预测失误做了一次“盘点”。它分析了上世纪90年代60个衰退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案例，发现其中2／3的国家的经济状况未能被及时预测，1／4的国家则被错误地预测。有意思的是，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欧洲大学研究所的MichaelJ．Adis教授也曾对IMF从1971—1994年的经济预测记录作了研究，发现它除了对工业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误差比较大外，对工业国预测的最大弱项是预测经济周期的转折点。
权威机构在经济数据的预测方面都无一例外地显得不权威。据说，上世纪80年代，国研中心曾和世界银行合作一个研究项目，对我国宏观经济作了一个短期预测，结果证明，世行的多项结论都是错误的。对此，有参与研究的世行专家半是自嘲半是解释：“我们要能预测得百分之百准确，早到华尔街工作去了。”
那么，华尔街的首席经济学家们是否就技高一筹呢?似乎也没有。很少听说他们以预测准确率高而出名，他们的知名度通常与出镜率或所在机构的江湖地位相关。偶尔也有某个历史性的拐点被某个经济学家言中的，但毕竟不是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言中——恰恰证明了这不过是类似瞎猫碰到死老鼠的小概率事件。
自中国经济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经济研究机构或投资银行的分析师们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并预言中国经济波动的拐点，遗憾的是，从1997年至今，他们基本上是“屡败屡战”。如1997年出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也将崩溃，但没有想到中国经济一枝独秀；2003年中国非典肆虐时，有大行经济学家惊呼其“对中国经济的打击不亚于上一次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事实证明太言过其实了；2004年中国政府开始出台调控政策，香港H股暴跌，当时经济圈内讨论最多的话题是“硬着落还是软着陆”，境外研究机构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将硬着陆，现在看来，既非硬着陆也非软着陆，而是没有着陆。
由此看来，要找准经济波动的拐点确实太困难了，而进一步想通过经济波动与股市的相关分析来找中国股市的拐点，更是难上加难。因为中国股市属于新兴市场，市场的制度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对股市的影响非常大，它对经济增长的反应更多是结构层面(如行业结构)，而非趋势层面的，这就是从2001年6月到2005年6月的4年内，上证指数从最高点2245点下挫至998点，跌幅达到55％左右，而同期H股的涨幅却超过200％的原因。此外，经济学家的预测大多是基于理性的思考，但市场的波动却带有情绪的成分，这就导致涨过头或跌过头。所以，预测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
因此，诸多对经济或资本品走势的预测，都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都可以定义为市场的“噪音”。“噪音”是否能令市场参与者受益很难评估，但对刺激交易的作用是十分显见的。无论是做期货或是做股票的基金经理，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的电子邮件，即便是散户，也可以通过各种媒体获得大量与交易相关的研究报告和评论。当基金经理和散户每分每秒地关注着行情的变化时，很容易把获得的信息和行情的波动联系起来，并产生交易冲动。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试验：把人关到一个密闭性非常好的橡皮屋里，外部的噪音分贝几乎为零。刚开始，实验者感觉非常安静和舒适，渐渐地，他听到了心跳的声音；再后来，他居然听到了血液流动的声音，此刻，人就感到非常浮躁了。实验者把一枚针掉在砖上，听到的声音犹如炸弹爆炸。实验表明，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样的房间呆上3小时。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当一个人过于专注某个事件的时候，与这一事件相关的信息都被过度放大了，从而导致信息失真和判断失误。资本市场的交易者每天都在惊心动魄地生活着，或以为大祸临头便仓皇出逃，或以为千载难逢又追高杀入；其实，基本面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正如禅语道破：非幡动，非风动，仁者心动也。
不仅交易者和经济学家们普遍偏好预测或寻找拐点，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也乐此不疲。遗憾的是，有的著名学者往往把5000年的历史很不均匀地切分成不同的阶段，年头越远切得越粗，年头越近切得越细，而且一般肯定会把最后一个阶段的拐点分配在自己还活着的那个年代里。如果把这种历史观应用于实践，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是巨大的。如新中国成立后不到10年，便开始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运动，显然是把这场运动作为从社会主义跨越到共产主义的拐点，这场运动以失败告终。40年后，中国共产党又重新把我们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意味着下拐点还很遥远，比较符合实际。
追随趋势：平庸的最佳策略
既然预测拐点如此之难，还不如在拐点形成并得以确认之后去追随趋势更为明智，做一个后知后觉者。拿国储局抛铜事件为例，据说国储去年下半年在伦敦期货交易所(LME)做空期铜的价格大概在3500美元／吨左右，同时它们也在国内现货市场拍卖铜，无奈力不从心，惨败而归。如今，期铜在上涨至8000美元／吨以上后暴跌，国储抛现货铜应该是没有太大风险了。铜价从2001年开始上涨，期间虽有回落，但断断续续竟然走了5年多牛市，期间有多少国人在预言拐点、介入“拐点”，却不料纷纷掉入“多头陷阱”，血本无归。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牛市起步于2000年，也已经持续了6年，期间也有很多中外经济学家们屡次预言房价见顶，至今被证明错了。近来又出“国六条”，也是为了平抑房价，但你敢说房地产的拐点到来了吗?比较英美的房地产牛市已经持续了10年，中国房地产的拐点恐怕也不会那么轻易到来。
再来讨论一下中国的股市。上一轮牛市是从1996年到2001年，经历了5年时间，而上一轮熊市如果以去年的998点为低点的话，也经历了4年，如今，股市已经比最低点上涨了60％左右，是否已经到顶了呢?也许中国经济需要调控，也许美国经济有许多问题值得担忧，但这是否构成出现拐点的理由呢?确实构成理由，但并不等于拐点会出现，因为在任何一个时点上，我们都可以找到正面和反面的理由，但唯独趋势能够因为人们的思维定势而延续，可以由于人们的情绪激昂而非理性地蔓延，因此，最好的策略还是平庸地追随趋势，毕竟中国股市涨了一年，涨幅才60％，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不符合历史上拐点出现的条件。
综上所述，至少有四个理由来证明探寻拐点不如追随趋势明智。第一，人类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获取更充分的信息。凯恩斯曾说，长期我们都是要死亡的。但历史却绵绵不绝，生命的短暂表明人类在观察和分析历史、预知未来时，视角有很大局限性，趋势的持续时间往往会比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乃至生命还要长得多。第二，“因”往往会有很多，“果”却只有一个：如用计量模型来预测经济指标时，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加起来可能接近一千个，但结论只有一个，拿其中一个因素来推导结果，无异于瞎子摸象。第三，如果预测的思维是理性的，但市场的行为却是带有情绪的，其推导的结果显然会有误差。比如经济波动一般都是从低迷到复苏再到繁荣，最后产生非理性的泡沫，泡沫破灭之后，又会矫枉过正。人们能估计到的往往是经济的理性波动阶段，对非理性阶段的预测则不能用理性的分析方法，而是需要艺术，但有多少经济学家能把握好“艺术”呢?第四，预测者本人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情绪、偏好和利益，也会导致结论的失真。所以，在投资或交易策略上，不如等到拐点形成、趋势显现时再顺势操作，其收益率应该比寻找拐点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