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是小城镇大发展的时代。小城镇“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成为当时的一大现象。三十年过去，当年有一批小城镇脱颖而出，成了大块儿头。浙江、山东、福建、广东等一些地方相继提出，要将人口比较多、实力比较强、后劲比较足的小城镇培育成为小城市，“小城市热”已在眼前。
　　小城市脱胎于小城镇，二者之间有着血脉联系。30年前的那一波小城镇热，现在演化成小城市热，也符合事物成长的内在规律。但是，今天当我们高调推进小城市发展的时候，有必要回顾与反思昔日小城镇论的思维误区。因为稍不注意，可能会如当年一样，跌入误区，影响小城市的健康发展。
　　80年代出现小城镇现象，除了有政策动力外，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小城镇论”在支撑。其中以费孝通的“小城镇论”影响最深远，明确提出“小城镇是一个大问题”。
　　客观而论，费老开创的小城镇论，至今仍熠熠生辉。只是后来小城镇论自身并无进一步发展，陷入了思维误区。如今的反思，也是针对这个思维误区而言。
　　首先是认识上的盲目夸大。就连费老本人也曾用“最”字来表述小城镇的作用，他说：“最合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大力发展小城镇”。说小城镇重要当然没问题，但上升到“最”，就偏离了正确的方向。说小城镇、大战略也没有错，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城市与农村协调进步，恐怕才是更大的战略。
　　过去的发展再三表明：农村有农村的一系列问题，但城市也滋生种种疑难杂症；大城市固然有大城市病，小城镇照样会染上小城镇病，如耕地浪费、能源浪费等等。
　　另一个思维误区是在城镇化过程中过度使用政策之力。198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对小城镇设置的标准进行了规定，这个标准有人为刺激小城镇数量增长的用意。当时的出发点之一，是希望通过小城镇的发展，在农村与城镇之间打开一个缺口，从而让农民进城；同时又希望通过小城镇发展，人为阻断农民进入大中城市。
　　可带来的结果却南辕北辙：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大中城市仍然人满为患；小城镇尽管遍地皆是，但却无法强力吸引人口和产业，集聚力较弱。从1982年至1987年的五年间，全国范围内的建制镇迅速扩张，数量增加了3倍，达到一万多个。但是，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不足七八千人，无法实现集聚效应，甚至出现无力运转的局面。
　　第三个思维误区是认为小城镇就是低等级城市，因而设计、建设就简单地按低于城市的标准进行。
　　实际上，小城镇兼具乡村禀赋，又有城市特性，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构成，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城市还复杂。但现实是骨感的，我们甚至连小城镇建设的许多具体标准都没有，几乎是套用城市的“模板”来进行。在过度开发建设的过程中，小城镇本色尽失，魅力全无，失去了最有价值的自我。
　　最后一个误区是过于推崇小城镇经济
　　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并且希望用经济数量来证明小城镇论的科学性。如此一来，地方政府普遍将小城镇制造业的发展摆在最显赫位置，用最宽容的姿态对待生态环境的破坏。高排放、高污染的制造业成为小城镇繁荣的追求，留下了许多后患。
　　如今小城市发展势头正足，正需要冷静地保持警惕。
　　有地方政府说，未来十年、二十年，小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消费水平提高等将构成最大的经济增长点，小城市因此被紧紧地套上GDP的枷锁；有的省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小城市培育计划，政府不遗余力地在小城镇的头上戴上小城市的帽子，许多行政性资源开始向若干小城市重点倾斜；还有的地方认为小城市的榜样就是中等城市与大城市，小城市套用中等城市规划的现象比比皆是，完全不顾其独特的定位与成长路径。
　　种种现象都让人想起彼时小城镇论的阴影。
　　现在是否存在着小城市论的误区？如果我们对城镇化的规律没有认识，对小城市没有清晰的思考与认识，一旦“热”出了问题，代价不可想象。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