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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水道，特指人工开的河道或水沟。”这是字典上对“渠”的解释。参观了红旗渠，寻访了红旗渠建设的参与者与亲历者后才感觉这种解释不全面，“能带来一种力量的暗能量之源头”似乎也可以为“渠”的另一义项。
1960年代，30万英雄儿女，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胆魄和勇气，靠一锤、一钎、一双手，苦干10个春秋，在万仞壁立、千峰如削的太行山上，斩断1250个山头，架设152座渡槽，凿通211个隧洞，生生在太行山脉间开辟了一条全长达1500公里的渠道，将北部的漳河水引入林县（现为林州），也将“红旗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险恶的自然环境间。
太行山如一条青色的巨龙，蜿蜒千里护佑着华北大地。构筑在太行山巍巍峭壁上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和旖旎的太行风光融为一体，“天河”的婀娜柔美与山崖的雄壮巍峨相得益彰。富泽一方百姓的不仅仅是红旗渠的水，还有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为内核的红旗渠精神——这种极具张力的精神感动了中国乃至世界。
在红旗渠纪念馆里能看到几十种野菜和树叶的标本，这些标本完全可以视作是当年修渠民工们肠胃内容物的展示。当今天的少先队员们面对那些苦涩的米谷菜、红萝卜缨、车前子、灰灰菜、麻丝菜、桑叶、柳叶、红薯叶……瞪大吃惊的眼睛时，他们用自己所学过的数学公式是无论如何也计算不出修渠的先辈们是怎样地把这些低热量的野生植物转化成巨大的能量的。
红旗渠建设排险队队长任羊成接受专访（余玮/摄）
林州位于中国中部晋冀豫三省交界处，1994年撤林县设市。在《林县志》里，“旱”是一个高频字。从1436年到1949年的514年里，林州发生旱灾100多年次，大旱绝收30多次，有5次甚至酿成了“人相食”的惨剧。“掘地尽石，凿井无泉。”《林县志》上的短短8个字，写出了当地人民求水无果的惨痛记忆。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林县当初的农业产出极低。“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就成为林县过去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1954年5月，杨贵被任命为河南省林县县委第一书记。刚来林县不久，杨贵第一次下乡，大汗淋漓地来到一户老农家，想要碗水洗把脸，这个看似再正常不过的要求的的确确让老农十分为难。家里断水已经有些时日了，仅有烩面碗大小的洗脸盆半盆水。既然书记亲口提出来了，再不舍得老农也只得把它端出来。原本想着杨书记也会像家里人一样，洗完脸把水留下。没承想，杨书记洗完后把水给倒了！这真真是把这家人的心都疼坏了。
“洗脸事件”成了杨贵挥之不去的愧疚，也变成了他改变林县“水贵如油”的决心和信念。
1959年，林县水利建设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还没有摆脱干旱缺水的威胁。这年发生大旱，河渠断流，井塘干涸，水库底见天，已建成的水渠没水可引，旱灾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严重损失，有些村庄群众依然还得爬山越岭远道担水吃。事实证明，仅依靠已建水利设施，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林县干旱缺水的状况，在水的问题上，不容盲目乐观。人们又在思索：挖山泉，打水井，地下不给水；挖旱池，打旱井，天上不给水；修水渠，河里没水可引；建水库，依然蓄不住水。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才能彻底解决林县缺水问题？
林县人民在治水上认识到，把天降的雨水蓄起来，把地上地下的水挖出來，这些办法，都离不开“天”的摆布。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要改变林县干旱缺水面貌，确保工农业用水和人畜吃水，必须再寻求新的可靠水源，但在林县境内寻求新的水源，希望不大，林县县委把解决水问题的眼光移向县境外部。于是，县委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别赴临省山西的平顺县、陵川县、壶关县考察新水源。他们披荆斩棘，风餐露宿，本县境内找不到，就到邻县找，省内找不到，就到省外去找，不达目的不罢休。从调查考察的情况看，在淇河、淅河上游的壶关、陵川两县引水希望不大，有潜在能力的还是流经平顺县并绕林（县）涉（河北省涉县）两县边界的浊漳河。
杨贵把到浊漳河考察的情况和引漳入林的想法，同县委常委多次交谈议论，并在一般干部中征求意见。河南省委、省人委和新乡地委、专署的领导来林县，县委就抓住机会，汇报关于引漳入林的打算。
“同意林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建议林县引漳入林工程从平顺侯壁断下引水，并按此设计。”短短数语批复，对于林县县委班子来说，胜过新年最丰盛的大餐。
1960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四，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召开全县广播誓师大会，40余万人参加收听，全县轰动。次日，元宵节，3万多修渠大军陆续到达工地，引漳入林工程拉开序幕。不久，引漳入林工程被命名为“红旗渠”。
总干渠全线开工后，一场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战太行的战斗打响了。各公社修渠大军按照自己所承担的工程任务，进行紧张的施工，放炮崩山，挖土凿石。平时，荒芜寂静的山峦，如今热闹非凡。在火热的渠线上，营与营，连与连，人与人之间，展开比、学、赶、帮、超劳动竞赛，哪里进度快、质量高、有先进经验，总指挥部就及时在哪里召开战地现场会，总结推广。
按规定，年龄在18岁到60岁之间的青壮年负责修渠，但不符合条件的人往往瞒报年龄去了工地。林县人口50多万，其中30多万人先后参与了红旗渠的修建。
落石和塌方，是红旗渠工地上最大的危险。为排除隐患，指挥部成立了排险队，身材瘦小的任羊成第一个报了名，被推荐为排险队队长。接受采访时，他说：“要在太行山上凿壁修渠，除了放炮崩山之外，有一个工程隐患不得不重视：山上不断滚落下的松动石块。所以必须有人上去把松动的山石排除掉，不然在下面的工友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我开始是爆破队队长，后来由于红旗渠工地需要组建排险队，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领导说，‘除险是很危险的，你不怕死啊？’我回答，‘怕死不当共产党员！’我知道那是在拿着生命干的事儿，可是我想总得有人干吧，共产党员就要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一次，任羊成在鸻鹉崖进行空中作业。一块石头砸在任羊成的嘴上，4颗前门牙被砸倒了，压在舌头上。任羊成张不开嘴，舌头也动弹不得。他从腰间拔出钎子，插进嘴里，生生把牙别了起来。随后吐出一口血水，几颗门牙随着被吐了出去。任羊成就这样悬在半空作业，一直坚持到下午1点钟左右才收工。下来后，他的脸已经肿得很大，嘴也合不上，喝口水都很困难，但他稍稍休息后，下午又按时上工除险。第二天，他怕领导要他休息不让他参加劳动，便不让领导知道，戴着口罩，背上大绳又上山继续除险。
由于工作需要，任羊成要长时间用粗绳绑在腰上悬空作业，他的腰部经常被绳子磨出鸡蛋那么大的血泡。杨贵每次在工地上看到任羊成腰间的血泡都会心疼得流泪。有一次，任羊成在除险时不慎摔进了圪针窝（当地对带刺灌木丛的称呼），脊背上扎满了尖尖的枣刺儿，但他忍着疼痛挣扎着又爬上山崖，继续坚持除险。当晚，房东老大娘和儿媳妇给他挑刺，连续挑了一个钟头，圪针挑了一手窝，他一句疼也没喊……
1960年2月，张运仁上了红旗渠总干渠建设工地，任南山施工排排长。5月13日傍晚收工放炮时，有一炮迟迟没有炸响。张运仁急忙跑出安全洞，劝阻民工注意躲避。没想到悲剧发生了，大家刚刚散开，炮响了，一块巨大的飞石击中了他的头部，张仁运当场牺牲。他从进工地到牺牲，仅仅3个月时间。
得知张运仁牺牲的消息后，妻子赵翠英悲痛欲绝。安葬了张运仁之后，赵翠英对排行老大、12岁的儿子张买江说：“你爹没有修成红旗渠就走了，你要接过他的担子，继续完成红旗渠建设。你去就得把水带回来，带不回来水，你就不要回来！”于是，张买江成为了红旗渠最年轻的建设者。
“我在红旗渠工地上经常跑来跑去送东西，临上工地时俺娘给我做了一双布鞋，不到一个月我就穿破了，脚底磨出了血泡。没鞋穿了，我就用废旧汽车轮胎做成鞋穿，时间长了，脚上就磨出了茧子，这茧子后来再也没有消失。”直到今天，张买江脚上的老茧隔一段时间还得用刀片刮一刮，不然就疼得走不成路。当年，张买江在红旗渠工地上一干就是10个年头，直到全面竣工。
那时，场面是何等壮观，父子同行，夫妻并肩，几代人走在一支队伍里，全家人编在一个施工队，锣鼓喧天，红旗漫卷，尘在飞，土在扬，不是去打仗，胜似上战场。没有水泥自己烧，没有炸药自己制，出现了“铁姑娘”“青年团”“神炮手”“凌空排险队”等动人事迹，连小学生放学后都要捎上块石头送到山上，真是全民皆兵，万众一心。
移山填谷
为了节省资金，红旗渠工地从上到下开展了高工效运动。县里要求修渠人员无论钢钎炸药还是抬筐石灰，能节约都要尽量节约，要做到花小钱办大事。县委发动群众精打细算，一个钱要当好几个钱用，工地出现了很多“以土代洋，废物利用”的勤俭办水利现象。抬土石没有筐子，人们就上山割荆条或者买荆条自己编抬筐；抬筐坏了自己修补，有的还把坏掉的抬筐泡到水里，泡软以后把长条拆下来再编新筐；有的抬筐拴了一次又一次，实在不能用了，才拿去烧石灰。为了节约资金，还做到一物多用，废物利用：抬杠坏了改为洋镐把，洋镐把坏了改为锤把，锤把坏了改为镢寨，镢寨磨得不能用了，也要当柴烧石灰。用完的炸药箱子还要把钉子起下来，用来钉制其他工具，箱板要做成灰斗、车厢、水桶等許多用具。
1965年4月5日，举行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庆典大会。会上，大家向牺牲的干部民工致哀。
青年洞（余玮/摄）
在通水的第二天早晨，张买江到村里的池塘去打水时，发现很多村民拿着空桶并没打水。“我走近一看，母亲坐在池塘边，听人说她在这里守了整整一夜，就等我去打这第一桶水，村民们都知道我家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在等我。”当张买江挑起第一担水准备送往地里时，他的母亲终于抑制不住5年来的悲痛，仰天痛哭，高喊着张买江父亲的名字说：“运仁啊，你放心吧，儿子把水带回来了！”在场的村民无不动容。
当天中午，张买江从地里干完活回到家时，发现母亲不在，炉灶也未生火，“我心里咯噔一下，快速跑向父亲的坟地，远远地看见母亲趴在坟上一动不动，我心里害怕极了，直到我把母亲摇醒后才松了一口气。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在我去地里干活后，用家里的一个小水罐舀满了水，到坟上去告慰我父亲，也许是过于悲伤，也许是过于疲惫，哭着哭着就晕了过去。所以，水对我家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无论我们吃过多少苦，又牺牲和奉献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把红旗渠建成了，把水引回家了，子孙后代都不用再为水发愁了，这就值了！”
1966年上半年，红旗渠一、二、三干渠相继建成通水。4月20日，在全县分五个地点同时举行通水典礼，12万人参加。此后的红旗渠建设，转入总干渠加高加固和支渠配套。
自1960年2月红旗渠总干渠动工，到1969年7月支渠配套竣工，红旗渠工程建设总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投资1025.98万元，县社队投资5839.66万元），红旗渠总投工3740.2万个（其中总干渠投工1466.7万个）。
当年，红旗渠动工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决定拍一部展示“人民公社的威力”的电影，便赶到林县拍摄。随着电影《红旗渠》在全国公映，“红旗渠”三字变得家喻户晓。红旗渠作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样板工程，成了名副其实的一面红旗，参观学习者蜂拥而至。
2012年，由河南省话剧院创作演出的话剧《红旗渠》以全景式的叙述展现了林县（现为林州）人民修建红旗渠的艰难历程，唱响了一曲撼天动地的英雄赞歌。
1960年代，30万英雄儿女，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胆魄和勇气，靠一锤、一钎、一双手，苦干10个春秋，在万仞壁立、千峰如削的太行山上，斩断1250个山头，架设152座渡槽，凿通211个隧洞，生生在太行山脉间开辟了一条全长达1500公里的渠道，将北部的漳河水引入林县（现为林州），也将“红旗渠精神”永远镌刻在了险恶的自然环境间。
太行山如一条青色的巨龙，蜿蜒千里护佑着华北大地。构筑在太行山巍巍峭壁上的“人工天河”红旗渠，和旖旎的太行风光融为一体，“天河”的婀娜柔美与山崖的雄壮巍峨相得益彰。富泽一方百姓的不仅仅是红旗渠的水，还有以“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为内核的红旗渠精神——这种极具张力的精神感动了中国乃至世界。
在红旗渠纪念馆里能看到几十种野菜和树叶的标本，这些标本完全可以视作是当年修渠民工们肠胃内容物的展示。当今天的少先队员们面对那些苦涩的米谷菜、红萝卜缨、车前子、灰灰菜、麻丝菜、桑叶、柳叶、红薯叶……瞪大吃惊的眼睛时，他们用自己所学过的数学公式是无论如何也计算不出修渠的先辈们是怎样地把这些低热量的野生植物转化成巨大的能量的。
跨省寻水：被连年大旱逼出来的引漳入林
林州位于中国中部晋冀豫三省交界处，1994年撤林县设市。在《林县志》里，“旱”是一个高频字。从1436年到1949年的514年里，林州发生旱灾100多年次，大旱绝收30多次，有5次甚至酿成了“人相食”的惨剧。“掘地尽石，凿井无泉。”《林县志》上的短短8个字，写出了当地人民求水无果的惨痛记忆。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林县当初的农业产出极低。“早上糠，中午汤，晚上稀饭照月亮”，就成为林县过去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1954年5月，杨贵被任命为河南省林县县委第一书记。刚来林县不久，杨贵第一次下乡，大汗淋漓地来到一户老农家，想要碗水洗把脸，这个看似再正常不过的要求的的确确让老农十分为难。家里断水已经有些时日了，仅有烩面碗大小的洗脸盆半盆水。既然书记亲口提出来了，再不舍得老农也只得把它端出来。原本想着杨书记也会像家里人一样，洗完脸把水留下。没承想，杨书记洗完后把水给倒了！这真真是把这家人的心都疼坏了。
“洗脸事件”成了杨贵挥之不去的愧疚，也变成了他改变林县“水贵如油”的决心和信念。
1959年，林县水利建设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还没有摆脱干旱缺水的威胁。这年发生大旱，河渠断流，井塘干涸，水库底见天，已建成的水渠没水可引，旱灾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严重损失，有些村庄群众依然还得爬山越岭远道担水吃。事实证明，仅依靠已建水利设施，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林县干旱缺水的状况，在水的问题上，不容盲目乐观。人们又在思索：挖山泉，打水井，地下不给水；挖旱池，打旱井，天上不给水；修水渠，河里没水可引；建水库，依然蓄不住水。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才能彻底解决林县缺水问题？
林县人民在治水上认识到，把天降的雨水蓄起来，把地上地下的水挖出來，这些办法，都离不开“天”的摆布。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要改变林县干旱缺水面貌，确保工农业用水和人畜吃水，必须再寻求新的可靠水源，但在林县境内寻求新的水源，希望不大，林县县委把解决水问题的眼光移向县境外部。于是，县委组织三个调查组，分别赴临省山西的平顺县、陵川县、壶关县考察新水源。他们披荆斩棘，风餐露宿，本县境内找不到，就到邻县找，省内找不到，就到省外去找，不达目的不罢休。从调查考察的情况看，在淇河、淅河上游的壶关、陵川两县引水希望不大，有潜在能力的还是流经平顺县并绕林（县）涉（河北省涉县）两县边界的浊漳河。
杨贵把到浊漳河考察的情况和引漳入林的想法，同县委常委多次交谈议论，并在一般干部中征求意见。河南省委、省人委和新乡地委、专署的领导来林县，县委就抓住机会，汇报关于引漳入林的打算。
“同意林县兴建引漳入林工程，建议林县引漳入林工程从平顺侯壁断下引水，并按此设计。”短短数语批复，对于林县县委班子来说，胜过新年最丰盛的大餐。
1960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四，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召开全县广播誓师大会，40余万人参加收听，全县轰动。次日，元宵节，3万多修渠大军陆续到达工地，引漳入林工程拉开序幕。不久，引漳入林工程被命名为“红旗渠”。
劈山凿崖：千军万马战太行的英雄史诗
总干渠全线开工后，一场男女老少齐上阵、千军万马战太行的战斗打响了。各公社修渠大军按照自己所承担的工程任务，进行紧张的施工，放炮崩山，挖土凿石。平时，荒芜寂静的山峦，如今热闹非凡。在火热的渠线上，营与营，连与连，人与人之间，展开比、学、赶、帮、超劳动竞赛，哪里进度快、质量高、有先进经验，总指挥部就及时在哪里召开战地现场会，总结推广。
按规定，年龄在18岁到60岁之间的青壮年负责修渠，但不符合条件的人往往瞒报年龄去了工地。林县人口50多万，其中30多万人先后参与了红旗渠的修建。
落石和塌方，是红旗渠工地上最大的危险。为排除隐患，指挥部成立了排险队，身材瘦小的任羊成第一个报了名，被推荐为排险队队长。接受采访时，他说：“要在太行山上凿壁修渠，除了放炮崩山之外，有一个工程隐患不得不重视：山上不断滚落下的松动石块。所以必须有人上去把松动的山石排除掉，不然在下面的工友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我开始是爆破队队长，后来由于红旗渠工地需要组建排险队，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领导说，‘除险是很危险的，你不怕死啊？’我回答，‘怕死不当共产党员！’我知道那是在拿着生命干的事儿，可是我想总得有人干吧，共产党员就要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一次，任羊成在鸻鹉崖进行空中作业。一块石头砸在任羊成的嘴上，4颗前门牙被砸倒了，压在舌头上。任羊成张不开嘴，舌头也动弹不得。他从腰间拔出钎子，插进嘴里，生生把牙别了起来。随后吐出一口血水，几颗门牙随着被吐了出去。任羊成就这样悬在半空作业，一直坚持到下午1点钟左右才收工。下来后，他的脸已经肿得很大，嘴也合不上，喝口水都很困难，但他稍稍休息后，下午又按时上工除险。第二天，他怕领导要他休息不让他参加劳动，便不让领导知道，戴着口罩，背上大绳又上山继续除险。
由于工作需要，任羊成要长时间用粗绳绑在腰上悬空作业，他的腰部经常被绳子磨出鸡蛋那么大的血泡。杨贵每次在工地上看到任羊成腰间的血泡都会心疼得流泪。有一次，任羊成在除险时不慎摔进了圪针窝（当地对带刺灌木丛的称呼），脊背上扎满了尖尖的枣刺儿，但他忍着疼痛挣扎着又爬上山崖，继续坚持除险。当晚，房东老大娘和儿媳妇给他挑刺，连续挑了一个钟头，圪针挑了一手窝，他一句疼也没喊……
1960年2月，张运仁上了红旗渠总干渠建设工地，任南山施工排排长。5月13日傍晚收工放炮时，有一炮迟迟没有炸响。张运仁急忙跑出安全洞，劝阻民工注意躲避。没想到悲剧发生了，大家刚刚散开，炮响了，一块巨大的飞石击中了他的头部，张仁运当场牺牲。他从进工地到牺牲，仅仅3个月时间。
得知张运仁牺牲的消息后，妻子赵翠英悲痛欲绝。安葬了张运仁之后，赵翠英对排行老大、12岁的儿子张买江说：“你爹没有修成红旗渠就走了，你要接过他的担子，继续完成红旗渠建设。你去就得把水带回来，带不回来水，你就不要回来！”于是，张买江成为了红旗渠最年轻的建设者。
“我在红旗渠工地上经常跑来跑去送东西，临上工地时俺娘给我做了一双布鞋，不到一个月我就穿破了，脚底磨出了血泡。没鞋穿了，我就用废旧汽车轮胎做成鞋穿，时间长了，脚上就磨出了茧子，这茧子后来再也没有消失。”直到今天，张买江脚上的老茧隔一段时间还得用刀片刮一刮，不然就疼得走不成路。当年，张买江在红旗渠工地上一干就是10个年头，直到全面竣工。
那时，场面是何等壮观，父子同行，夫妻并肩，几代人走在一支队伍里，全家人编在一个施工队，锣鼓喧天，红旗漫卷，尘在飞，土在扬，不是去打仗，胜似上战场。没有水泥自己烧，没有炸药自己制，出现了“铁姑娘”“青年团”“神炮手”“凌空排险队”等动人事迹，连小学生放学后都要捎上块石头送到山上，真是全民皆兵，万众一心。
为了节省资金，红旗渠工地从上到下开展了高工效运动。县里要求修渠人员无论钢钎炸药还是抬筐石灰，能节约都要尽量节约，要做到花小钱办大事。县委发动群众精打细算，一个钱要当好几个钱用，工地出现了很多“以土代洋，废物利用”的勤俭办水利现象。抬土石没有筐子，人们就上山割荆条或者买荆条自己编抬筐；抬筐坏了自己修补，有的还把坏掉的抬筐泡到水里，泡软以后把长条拆下来再编新筐；有的抬筐拴了一次又一次，实在不能用了，才拿去烧石灰。为了节约资金，还做到一物多用，废物利用：抬杠坏了改为洋镐把，洋镐把坏了改为锤把，锤把坏了改为镢寨，镢寨磨得不能用了，也要当柴烧石灰。用完的炸药箱子还要把钉子起下来，用来钉制其他工具，箱板要做成灰斗、车厢、水桶等許多用具。
1965年4月5日，举行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红旗渠总干渠通水庆典大会。会上，大家向牺牲的干部民工致哀。
在通水的第二天早晨，张买江到村里的池塘去打水时，发现很多村民拿着空桶并没打水。“我走近一看，母亲坐在池塘边，听人说她在这里守了整整一夜，就等我去打这第一桶水，村民们都知道我家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在等我。”当张买江挑起第一担水准备送往地里时，他的母亲终于抑制不住5年来的悲痛，仰天痛哭，高喊着张买江父亲的名字说：“运仁啊，你放心吧，儿子把水带回来了！”在场的村民无不动容。
当天中午，张买江从地里干完活回到家时，发现母亲不在，炉灶也未生火，“我心里咯噔一下，快速跑向父亲的坟地，远远地看见母亲趴在坟上一动不动，我心里害怕极了，直到我把母亲摇醒后才松了一口气。后来我才知道，母亲在我去地里干活后，用家里的一个小水罐舀满了水，到坟上去告慰我父亲，也许是过于悲伤，也许是过于疲惫，哭着哭着就晕了过去。所以，水对我家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无论我们吃过多少苦，又牺牲和奉献了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把红旗渠建成了，把水引回家了，子孙后代都不用再为水发愁了，这就值了！”
1966年上半年，红旗渠一、二、三干渠相继建成通水。4月20日，在全县分五个地点同时举行通水典礼，12万人参加。此后的红旗渠建设，转入总干渠加高加固和支渠配套。
自1960年2月红旗渠总干渠动工，到1969年7月支渠配套竣工，红旗渠工程建设总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投资1025.98万元，县社队投资5839.66万元），红旗渠总投工3740.2万个（其中总干渠投工1466.7万个）。
当年，红旗渠动工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决定拍一部展示“人民公社的威力”的电影，便赶到林县拍摄。随着电影《红旗渠》在全国公映，“红旗渠”三字变得家喻户晓。红旗渠作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样板工程，成了名副其实的一面红旗，参观学习者蜂拥而至。
气壮山河：精神传承是对参建者的最好致敬
2012年，由河南省话剧院创作演出的话剧《红旗渠》以全景式的叙述展现了林县（现为林州）人民修建红旗渠的艰难历程，唱响了一曲撼天动地的英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