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表面看，《我的帝王生涯》有着严峻的、极其厚重的历史内容，因而也应该有与此相关的种种发人深省的“历史意义”，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各种惊心动魄的事件居然统统汇集于这十余万字的作品之中，从昏君炼丹驾崩开始——废长立幼——垂帘听政——和亲通婚——微服出访——狸猫换太子——边关吃紧——御驾亲征——忠良毙命——农民起义——蕃王割据——奸臣谋反——大宝易位……一一幕幕相继上演又互相穿插，有些场景甚至惨酷无比，如大燮王端白命太监将打入冷宫怨泣的妃子的舌头割下来等等，加之苏童的笔触又是如此地绘声绘色，这些都构成了“催胆裂肝”的，控诉封建专制帝政的昏庸无道，灭绝人性的最有力的陈辞。
　　然而，这些本该有的力度和深闳的意义都被作家行云流水般的叙述消解了，苏童以他圆熟的叙事技巧表明，这仅仅是一个复制了所有封建帝王故事的最简明、精巧的文本。这个文本的特点是包罗万象，又摆脱了历史的纵深感，所有的为人熟悉的或似曾相识的同类故事都被作家经济地挤压在同一平面中，且呈现出一副标准的、合乎典型的面孔。所谓典型是公众读者早已认同的那一种共相，“我”的帝王生涯实际上毫无某一个帝王的个性，大燮王端白是所有帝王的代表，一个符号！由于小说叙述中历代官制的混用，如丞相、大学士、六部尚书、参军等同时参与高层决策；历朝掌故的交汇如蕃王割据与垂帘听政共于一朝、和亲通婚与白狐换太子现于一身，遂使叙述对象超出了具体的年代界限而取得了某种永恒性，这种永恒性又消除了“我”，一个大燮王的独立存在价值，因此有关大燮王的生平的文本也没有独立的意义可言，这个文本的各种意义早被先于此文本诞生的各类史书、演义、小说、宫廷秘闻、戏剧电影等等占有了、占完了。故作家的任务不是通过帝王的生涯来探寻新的意义，而是借助于已有的意义来铸成一个完美的、八面玲珑的文本。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知识和人生经验赋予小说以意义，但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文本，它不为某些具体的意义所限制，它只是企图保持“永恒”的风貌。
　　应当说，苏童设计这样一个文本既是为了满足公众的阅读期待，又展示自己的符号体验。为满足前者，作家让自己笔下的人物、事件受封建社会某些“必然规律”的支配，正是利用了这种必然性，在复制这类故事时作家省却了来龙去脉的种种交代、铺垫，省却了人物的心理刻划，所有的尔虞我诈、阴谋诡计都属理所当然，叙事顺序、意象运用、词汇选择、象征和暗示等等诸方面。所有手段的采用不是为了模拟宫廷生活，以达到“再现”的目的，而是为了勾起读者以往的阅读经验，勾起他们对曾读过的同类文本和语言符号的记忆来充实眼下这一文本。一个快乐的文本，功能正在于疏离具体的历史内容，成为某种抽象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读者能获取文本和符号方面的联想和体验的种种乐趣而不必思索其深远的意义。
　　小说后半部中，大燮王端白被废黜，流入民间，成为身怀绝技，高空走索的杂耍艺人，他游历江湖饱经沧桑又超然于尘世之外，这种结局超出一般帝王的故事结构之外，似有突破之举，文本也因此而变得沉重起来，其中出现了许多改变文本预定方向的契机，但是最终并没有出人意料之笔，许多细节只教人想起落魄江湖的浪人才子，它令我失望，但它恢复了其轻快、欢悦文本的原貌。
　　
　　(《我的帝王生涯》，苏童著，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月版，3.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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