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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22-02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撕毁和议，兀术统帅金兵大举南攻。由于没有防备，宋军节节败退，城池相继失陷。随后高宗命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出师迎击。很快，在东、西两线均取得对金大胜，失地相继收回。岳飞挥兵从长江中游挺进，实施锐不可当的反击。这年七月，岳飞亲率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和金兀术一万五千精骑发生激战。岳飞亲率将士，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和“拐子马”，把金兀术打得大败。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集合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准备撤逃。
正当岳飞率军进击开封之际，朝廷连发十二道金牌命其班师。岳飞立即奔赴临安（今杭州）晋见皇帝，随即被解除兵权，授枢密副使，使十年之功，废于一旦。那么朝廷为什么在这种有利的战局之下突然下令召回前线大将，最后更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杀害。历史上常把岳飞的死说成是秦桧的阴谋。但笔者认为，当时的皇帝宋高宗嫌疑更大。
《宋史·岳飞传》记载：“方指日渡河，而桧欲画淮以北弃之，风台臣请班师。”秦桧主张与金以淮河为界，放弃北方故土，偏安于南。于是在岳飞即将收复汴京之时，暗示朝中大臣，向宋高宗请命班师。下文又有记载：“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不难看出，正史把岳飞突然南撤的原因归结在权臣秦桧身上。认为这是内臣和外将之间的政治斗争的逻辑结果。
首先，权倾朝野的秦桧担心岳飞战功卓著，权势过大，威胁到自己宰相的权势以及在宋高宗面前的地位。其次，要是岳飞真的抗金成功，迎二圣还朝，那么赵构的皇位也可能保不住。熟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到时候，一向主和的秦桧的利益绝对受损，弄不好性命不保。所以“秦桧谋害说”这一种解释也是符合古代官场情理的。第三，历史上常常认为秦桧是金朝安插在南宋的奸细，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秦桧迫使岳飞南撤的企图也就理所当然了。
但如果作为当时的最高决策者的高宗赵构一心复国，在这种大好形式下又怎么会放弃？难道只是因为孤军深入，所以要谨慎行军吗？那他为什么不把已调回的张俊、杨沂中等军队派往支援？有人说，高宗后来逐步趋向主和。既然如此，那么岳家军继续北进，收复失地，难道不会增加他和金人谈判的筹码吗？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但为何岳飞归朝之后的结局是风波亭的悲剧呢？如果单是秦桧一人，他也不可能这么轻易把岳飞紧急召回，接着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谋害。可以看出，除秦桧之外，谁还能迫使岳飞“班师”最后加害于他呢？矛头应该指向宋高宗赵构。而秦桧只不过是他的代理人，也可以说是作为皇帝日后谋害岳飞的替罪羊。
高宗谋害岳飞，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除掉的原因恐怕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宋高宗本人的狭隘观念。宋高宗的意思非常清楚，他所看重的仅仅是南宋小朝廷的那张“皇龙宝椅”，至于什么“国恨家仇” “故土旧地”全都要退而为其次。这其实也是在中央集权制高度集中的封建社会中，极个别君主能够跳出的“欲望圈”。在这个“欲望圈”的束缚下，无论是令宗泽抵抗金军的凌厉攻势，还是命岳飞挥师北上﹑主动出击，他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保住皇位，二是积累屈膝求和的资本和对金和谈时讨价还价的砝码。要是岳飞果真迎回二圣，那他往哪里摆就成了大问题。因此站在现任皇帝的立场来说，赵构是不容许这种局面出现的。因此对赵构来说，他不希望岳飞抗金取得胜利。在双方势力均衡情况下进行和谈是他最明智的选择。
同时，宋代历来重文轻武，主张以文制武，宋太祖本就是黄袍加身做的皇帝，因此自开朝以来，一直对功大权重的武将十分防范。一旦岳飞真消灭了金国，论及实力和声望，岳飞功高盖主，将会威胁赵氏皇权。所以，在即将消灭金国之前，将岳飞紧急召回。继而除去岳飞。
其次，岳飞本人的情况也是重要原因，他让宋高宗太不放心。
岳飞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十月在滁州（今安徽滁州）九里岗一带大破伪齐李成军，揭开江南抗金序幕，并自成一军，开始独当一面的抗金活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四月，飞率军收复建康（今南京），杀敌三千余，获兵器辎重无数，成为南宋抗金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此后数年，岳飞多次帅兵北伐，战功卓著。其中第四次北伐，攻克鲁山、郑州、洛阳，于郾城大破金军“拐于马”、“铁浮图”，收复颖昌、临颍，进军朱仙镇，使金军一败涂地。金军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飞戎马生涯历二百余战，战绩累累，功垂史册。若是岳飞朱仙镇大捷之后，继续北伐，一举收复失地。那么他显赫的战功，必然盖主，这对高宗而言是一个重要威胁。
最重要的是岳飞直接控制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岳飞的军队是他在不断的征战中建立起来的，兵将之间感情深厚。他在治军方面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掳”的严明纪律。南宋初年几员大将的部队，一般说来，军行所至总都不免勒索财帛，驱掳丁壮，掠人妻女，居人庐舍，而岳飞的部队却独独不是如此，他们平时全居住在军营中，街巷中很少有出外游逛的士兵。行军途中“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宋高宗曾夸奖他“师行而耕者不变”，“涉千里之途而樵苏无犯”等等。岳家军所到之处，都以这样严明的军纪和优良作风军风征服当地百姓。他们乐意与岳家军合作，并尽量给予一些精神的或物质的支援。岳家军的战斗力量强大，深得民心，这在封建朝代是非常罕见的。金人发出“捍山易，捍岳家军难”的感叹，相必赵构心里也是同样的想法。
此外，岳飞个人品格，廉洁奉公，养浩然气，不纵女色，忠孝两全，俨然完人。《宋史·岳飞传》记载：帝初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另外，南宋诸将中，唯有岳飞坚持一妻，且从不去青楼纵欲。吴阶曾花二千贯买了一名修养很好的女人送给岳飞，岳飞以屏风遮挡问道：“我家的人都穿布衣，吃粗食，娘子若能同甘苦，便请留下，否则，我不敢留你。”女子听了窃笑不已，显然不愿。岳飞便遣人送回。部将谏阻说不要伤了吴阶的情面，岳飞说：“而今国耻未雪，岂是大将安逸取乐之时？”岳飞这种圣人般的言行必然与其同僚张俊等好色之徒形成巨大的反差，并直接导致他们因怀恨在心而在高宗面前的诋毁。张俊联合秦桧以宋太祖陈桥兵变当上皇帝来提醒高宗，掌握太大兵权的岳飞一旦功高震主就后悔莫及，而高宗在他们游说下终于改变心意，收回承诺，最终导致“淮西事件”发生。
同时岳飞性情耿直，带点执拗，这导致了与高宗的矛盾冲突。一个是岳飞两次上疏建议立储，干预王位继承权问题，另一个就是岳飞所多次提到的“迎还二圣，恢复中原”。在封建社会，王位继承权一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历史上皇族内部“害父”“弑兄”“屠弟”事件屡见不鲜。岳飞在绍兴七年被高宗召见时正式宣读了请求立建国公赵伯琮为皇太子的奏章。尽管岳飞当时声望如日中天，最受信任和宠爱，但赵构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厌恶：“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岳飞的耿直使他犯了自古以来特别是在宋代最大的忌讳，即久握重兵在外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权发生兴趣。不管岳飞考虑这个问题时的动机是多么的单纯，可是一旦他提出了，就不得不使赵构对他有所提防。至于岳飞提到的“迎还二圣，恢复中原”的口号，宋高宗是怎么听都不会舒服的。就连不同意把岳飞冤案的责任推到宋高宗身上的邓广铭先生也曾指出：“倘金人真能把俘虏的两个皇帝送回，那他（宋高宗）将置身何地？对金人的斗争……是迫不得已而做的一些军事周旋。”而岳飞考虑的却不是这些，他只想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收复国土，迎回二主。
岳飞的功败垂成与冤死，无论是因为秦桧的奸佞，还是宋高宗的狭隘所导致。都反应了岳飞与他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伟大的军事天赋、人格作风、赤诚的爱国之心，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使得这一矛盾成为必然。在整个封建社会，统治者从来就不会因为平庸无才的臣子过多而烦恼，相反，他们所真正害怕的是那些手握实权，受民爱戴，同时又抱负远大的重臣，害怕他们会危及到自己的皇权。而岳飞就是这样一个令他们害怕，自己却完全不懂这些道理的权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分析岳飞的为人处世时就说他：“恃才不自晦”，锋芒毕露，不知道明哲保身。岳飞的优秀品质在南宋却成了招致杀身之祸的祸源，不得不说这是历史的悲哀。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岳飞之死的必然性，并不是说赵构和秦桧卖国求荣﹑迫害忠良的罪行可以饶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心寒的一场阴谋，岳飞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和整个名族的英雄永远地被人们所怀念。
作者简介：黄江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国撕毁和议，兀术统帅金兵大举南攻。由于没有防备，宋军节节败退，城池相继失陷。随后高宗命韩世忠、张俊、岳飞等出师迎击。很快，在东、西两线均取得对金大胜，失地相继收回。岳飞挥兵从长江中游挺进，实施锐不可当的反击。这年七月，岳飞亲率一支轻骑驻守河南郾城，和金兀术一万五千精骑发生激战。岳飞亲率将士，向敌阵突击，大破金军“铁浮图”和“拐子马”，把金兀术打得大败。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向朱仙镇进军（离金军大本营汴京仅四十五里），金兀术集合了十万大军抵挡，又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准备撤逃。
正当岳飞率军进击开封之际，朝廷连发十二道金牌命其班师。岳飞立即奔赴临安（今杭州）晋见皇帝，随即被解除兵权，授枢密副使，使十年之功，废于一旦。那么朝廷为什么在这种有利的战局之下突然下令召回前线大将，最后更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杀害。历史上常把岳飞的死说成是秦桧的阴谋。但笔者认为，当时的皇帝宋高宗嫌疑更大。
《宋史·岳飞传》记载：“方指日渡河，而桧欲画淮以北弃之，风台臣请班师。”秦桧主张与金以淮河为界，放弃北方故土，偏安于南。于是在岳飞即将收复汴京之时，暗示朝中大臣，向宋高宗请命班师。下文又有记载：“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不难看出，正史把岳飞突然南撤的原因归结在权臣秦桧身上。认为这是内臣和外将之间的政治斗争的逻辑结果。
首先，权倾朝野的秦桧担心岳飞战功卓著，权势过大，威胁到自己宰相的权势以及在宋高宗面前的地位。其次，要是岳飞真的抗金成功，迎二圣还朝，那么赵构的皇位也可能保不住。熟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到时候，一向主和的秦桧的利益绝对受损，弄不好性命不保。所以“秦桧谋害说”这一种解释也是符合古代官场情理的。第三，历史上常常认为秦桧是金朝安插在南宋的奸细，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秦桧迫使岳飞南撤的企图也就理所当然了。
但如果作为当时的最高决策者的高宗赵构一心复国，在这种大好形式下又怎么会放弃？难道只是因为孤军深入，所以要谨慎行军吗？那他为什么不把已调回的张俊、杨沂中等军队派往支援？有人说，高宗后来逐步趋向主和。既然如此，那么岳家军继续北进，收复失地，难道不会增加他和金人谈判的筹码吗？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为了保存抗金实力。但为何岳飞归朝之后的结局是风波亭的悲剧呢？如果单是秦桧一人，他也不可能这么轻易把岳飞紧急召回，接着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谋害。可以看出，除秦桧之外，谁还能迫使岳飞“班师”最后加害于他呢？矛头应该指向宋高宗赵构。而秦桧只不过是他的代理人，也可以说是作为皇帝日后谋害岳飞的替罪羊。
高宗谋害岳飞，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除掉的原因恐怕有以下两点。
首先是宋高宗本人的狭隘观念。宋高宗的意思非常清楚，他所看重的仅仅是南宋小朝廷的那张“皇龙宝椅”，至于什么“国恨家仇” “故土旧地”全都要退而为其次。这其实也是在中央集权制高度集中的封建社会中，极个别君主能够跳出的“欲望圈”。在这个“欲望圈”的束缚下，无论是令宗泽抵抗金军的凌厉攻势，还是命岳飞挥师北上﹑主动出击，他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保住皇位，二是积累屈膝求和的资本和对金和谈时讨价还价的砝码。要是岳飞果真迎回二圣，那他往哪里摆就成了大问题。因此站在现任皇帝的立场来说，赵构是不容许这种局面出现的。因此对赵构来说，他不希望岳飞抗金取得胜利。在双方势力均衡情况下进行和谈是他最明智的选择。
同时，宋代历来重文轻武，主张以文制武，宋太祖本就是黄袍加身做的皇帝，因此自开朝以来，一直对功大权重的武将十分防范。一旦岳飞真消灭了金国，论及实力和声望，岳飞功高盖主，将会威胁赵氏皇权。所以，在即将消灭金国之前，将岳飞紧急召回。继而除去岳飞。
其次，岳飞本人的情况也是重要原因，他让宋高宗太不放心。
岳飞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十月在滁州（今安徽滁州）九里岗一带大破伪齐李成军，揭开江南抗金序幕，并自成一军，开始独当一面的抗金活动。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四月，飞率军收复建康（今南京），杀敌三千余，获兵器辎重无数，成为南宋抗金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此后数年，岳飞多次帅兵北伐，战功卓著。其中第四次北伐，攻克鲁山、郑州、洛阳，于郾城大破金军“拐于马”、“铁浮图”，收复颖昌、临颍，进军朱仙镇，使金军一败涂地。金军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飞戎马生涯历二百余战，战绩累累，功垂史册。若是岳飞朱仙镇大捷之后，继续北伐，一举收复失地。那么他显赫的战功，必然盖主，这对高宗而言是一个重要威胁。
最重要的是岳飞直接控制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岳飞的军队是他在不断的征战中建立起来的，兵将之间感情深厚。他在治军方面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掳”的严明纪律。南宋初年几员大将的部队，一般说来，军行所至总都不免勒索财帛，驱掳丁壮，掠人妻女，居人庐舍，而岳飞的部队却独独不是如此，他们平时全居住在军营中，街巷中很少有出外游逛的士兵。行军途中“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宋高宗曾夸奖他“师行而耕者不变”，“涉千里之途而樵苏无犯”等等。岳家军所到之处，都以这样严明的军纪和优良作风军风征服当地百姓。他们乐意与岳家军合作，并尽量给予一些精神的或物质的支援。岳家军的战斗力量强大，深得民心，这在封建朝代是非常罕见的。金人发出“捍山易，捍岳家军难”的感叹，相必赵构心里也是同样的想法。
此外，岳飞个人品格，廉洁奉公，养浩然气，不纵女色，忠孝两全，俨然完人。《宋史·岳飞传》记载：帝初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另外，南宋诸将中，唯有岳飞坚持一妻，且从不去青楼纵欲。吴阶曾花二千贯买了一名修养很好的女人送给岳飞，岳飞以屏风遮挡问道：“我家的人都穿布衣，吃粗食，娘子若能同甘苦，便请留下，否则，我不敢留你。”女子听了窃笑不已，显然不愿。岳飞便遣人送回。部将谏阻说不要伤了吴阶的情面，岳飞说：“而今国耻未雪，岂是大将安逸取乐之时？”岳飞这种圣人般的言行必然与其同僚张俊等好色之徒形成巨大的反差，并直接导致他们因怀恨在心而在高宗面前的诋毁。张俊联合秦桧以宋太祖陈桥兵变当上皇帝来提醒高宗，掌握太大兵权的岳飞一旦功高震主就后悔莫及，而高宗在他们游说下终于改变心意，收回承诺，最终导致“淮西事件”发生。
同时岳飞性情耿直，带点执拗，这导致了与高宗的矛盾冲突。一个是岳飞两次上疏建议立储，干预王位继承权问题，另一个就是岳飞所多次提到的“迎还二圣，恢复中原”。在封建社会，王位继承权一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历史上皇族内部“害父”“弑兄”“屠弟”事件屡见不鲜。岳飞在绍兴七年被高宗召见时正式宣读了请求立建国公赵伯琮为皇太子的奏章。尽管岳飞当时声望如日中天，最受信任和宠爱，但赵构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厌恶：“卿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也。”岳飞的耿直使他犯了自古以来特别是在宋代最大的忌讳，即久握重兵在外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权发生兴趣。不管岳飞考虑这个问题时的动机是多么的单纯，可是一旦他提出了，就不得不使赵构对他有所提防。至于岳飞提到的“迎还二圣，恢复中原”的口号，宋高宗是怎么听都不会舒服的。就连不同意把岳飞冤案的责任推到宋高宗身上的邓广铭先生也曾指出：“倘金人真能把俘虏的两个皇帝送回，那他（宋高宗）将置身何地？对金人的斗争……是迫不得已而做的一些军事周旋。”而岳飞考虑的却不是这些，他只想通过军事上的胜利，收复国土，迎回二主。
岳飞的功败垂成与冤死，无论是因为秦桧的奸佞，还是宋高宗的狭隘所导致。都反应了岳飞与他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伟大的军事天赋、人格作风、赤诚的爱国之心，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使得这一矛盾成为必然。在整个封建社会，统治者从来就不会因为平庸无才的臣子过多而烦恼，相反，他们所真正害怕的是那些手握实权，受民爱戴，同时又抱负远大的重臣，害怕他们会危及到自己的皇权。而岳飞就是这样一个令他们害怕，自己却完全不懂这些道理的权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分析岳飞的为人处世时就说他：“恃才不自晦”，锋芒毕露，不知道明哲保身。岳飞的优秀品质在南宋却成了招致杀身之祸的祸源，不得不说这是历史的悲哀。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岳飞之死的必然性，并不是说赵构和秦桧卖国求荣﹑迫害忠良的罪行可以饶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心寒的一场阴谋，岳飞作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和整个名族的英雄永远地被人们所怀念。
作者简介：黄江林，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