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历史教学，本科生，培养指标，“器”与“道”
[中图分类号]G40－01 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3－0057－04
新世纪以来，回归传统，复兴国学，重建人文精神，呼声日蹙。上世纪末跌入边缘处境的现代史学，面临此景，借机转向，在“大众化”的浪潮中，收拾山河，陶铸学子，期于得见往昔盛况之一斑。同昔日相较，传媒时代下的现代高校运作机制、人才市场供需规则、历史教学观念及其对象属性的异变等等，无不改写了历史本科生传统培养指标的各项“函数”。无视此端，现代史学走出“边缘化”的努力，终必流为镜花水月。基此，我们拟就日趋变化的各项指标函数略作解析。
一、能“听”到的“活”史
讲坛课堂，悉心于听，这已是传统授课的主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师道尊严、谆谆善诱之风，养就的是一群惯于学堂生活的“史学雅士”。在这样一个半封闭的子系统里，一是对外界动态信息的缺失，一是趋于贵族化史学的成型。
前者常常促动个体离却鲜活的当下处境，泛游书海，与古典同眠，这的确能滋生出好古慕道的品性。然而，钻进去而无法抽身的“蠹虫”生态，哺育的仅仅就是一批批“史学老道”。忘却了现实，但又时常以古衡今、以古非今，并抒发些今不如昔、遥尊三代的慨叹，长此以往，闭目塞听，高校史学实成料理“聋史”的“死学”。
后者又鼓舞学子亲聆圣谕，表章皇恩，斡旋官场，率为王者之师。然而，以史学装裱政治，这与“以儒学缘饰吏术”皆一丘之貉。史学隔离了基层大众，做成了官场的牌面，沦为他人之妇，唯马首是瞻；仰息于上，漠视于下，敏感的就只剩主子的喜怒哀乐。这与其说传统历史教学是在培养后学，不如说是在训练贵族的忠实奴婢。所以，走出学堂，走近乡村，“降落民间”，听听底下的声息，堪为重要。
首先，就历史文献学而言，地方上大量未成文字记载的风谣民谚、山歌巷曲、神话传说、志怪异俗……已突破传统史料学的文本体系，另辟蹊径。这些未加修饰的“另类”文献，流传千年，封存绝代，难登大雅之堂，但始终与民生息，患难相恤，真正是传承历史、见证裂变的合格之链。聆听这样一种下里巴人式的田园牧歌，既足资考补、征实和辨伪阳春白雪式的黄钟大吕，更能让人亲眼得见“活”史，亲身体验到触摸历史脉搏的真实动感。
其次，就历史观念而言，中国区域博大，差异性鲜明突出，但历代整理国故、修撰“正史”、勒为经典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统一思想、隐没多元化存在的政治谋略。现在，与自上而下的方向大相径庭，个体能从底层听到具体生命的呼吸和基层生活的旋律，这就会在“正统”历史观念之外置下了新史学增长的思维空间。
再次，就史学渊源而论，文字出现以前，原始初民口耳相传，“族史”不断。英雄创世、民族灾变、部落冲突……皆凝成朗朗上口的故事，汇成历史资源，一一传教后人，民与史合，史魂不辍。这样一种在后世不彰的“口耳之学”，虽则因情就俗，自然化成而精致不足，然而实为史学根本。但是，文字形成之后，“传注训诂之学”大盛，以文载史，史学多为世家大族把持，成为一种立户扬名的权舆。于是，一家之学，代不外传，在“文字化”的学术生态里，史学始与目不识丁的下层民众无涉。无怪，在这样一种生产机制下打造出来的“二十四史”，实质就是历代帝王将相“家史”，与“民史”格格不入。能“听”出远隔千年的史学原型，并寻找出一个现代史学借以增长的平台，进而推动“口述史”大众化，善莫大焉!
最后，就方法论而言，“听”出来的所有情结、心态、理智、思念……已经超出了传统史学方法掌控的界面。洞悉蛛丝马迹，针对各种刺激作出合理及时的反应，仅仅依赖校订文字，“纸”上谈兵，必将无果而终。因此，无论是考证史学还是义理史学，都不得不求助于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方法。高校史学听音识性，皆离不开“科际整合”。
二、“说”得出来的“民史”
中国古代目录学素存“说部”，《世说新语》开其先声，后世概以“小说”、“传奇”、“演义”之属充之。因其记事离奇怪诞、考之无证，历来皆为谨守“言必有据”原则的“信史”者所诋毁。史家一事未明，则皆“失语”无方，噤若寒蝉，形同木讷。
相反，“说部”诸君附会野史，罕究事实，街头巷尾，穷曲乡里，歆动民众，挥洒自如。一部《三国志》何堪一部《三国演义》!郭沫若先生掀起曹操“翻案风”，与其说是一场学术之争，倒不如说是史学与“说部”的一场旷世较量。现代大众传媒时代到来后，“说部”翻成新曲，“戏说”成风。一部《铁齿铜牙纪晓岚》胜却《清史稿》无数!民众的“戏说”之嗜，一步步都在膨胀所谓“架空历史小说”、“历史幻想小说”之类文本的市场需求。长此以往，谁还能相信“民史”不会“娱乐至死?”谁还能保证中国民众的知识体系不会经由“戏说”而“架空”得面目全非?谁又能保证中国现代化进程不会在这种“架空”的知识背景中轰然瓦解?
换言之，难道中国民众获取历史知识的渠道，自“文字化”时代以来，就已终结不继?难道“经典下移”、唐宋新知识群体独开风气、宋元史学“义理化”等诸多现象，皆是民间遥不可及的贵族游戏?难道历代诸多史家毕生寻究的历史知识，一经产生即就宣告死亡?难道史家就是阻碍民众亲聆“民史”的祸首?难道真的应了“沉默是金”这句俗语?看来，普及历史，启蒙民众，高校史学非“说”不可!
当然，古今史界也不乏好“说”之徒。一者鹦鹉学舌，泛陈新意；一者装腔作势，代言他人。但是，二者都不是实践的典范。前者以剽窃为能事，拾拣他人牙慧，据为己说。古代史钞、史汇，即是其类。今日学术腐败甚于往昔，仅就高校历史教材而言，辗转抄袭，已蔚为大观。而为人师者，在“本本主义”的促逼下，所说出来的只怕也都是违心之语。难怪高校历史课频炒剩饭，味同嚼蜡!古代御用史家、殿前经筵、两制翰林之属，概以史学之才，代行圣谕草制诏表之属，说的都不是本心话!
以上种种畸变，“无我”、“无民”之言，是祸是福，已无需多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史家囿于身份品位上的“高贵”，过于谨守“道、器之辨”的学统原则，言道不言“器”，对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思想价值、工具理性缺乏深度认识，还未能长成自觉性的革新主体，而依旧在传统之路上流连忘返，以至坐失良机，葬送前景。最终，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大众传媒这一“公共空间”的建构与经营，更重要的是，在一种自慰的幻影里，史家只为他们自己所属的狭小群体涂脂抹粉，史学仅仅只是史家的玩物，史学命运也就在这样一种沉默中走向默默无闻。没有了现代大众性的表达与倾诉，史学自掘其墓，只能为“史学危机”写就篇篇华丽的葬辞。
所以，“说”得出来的历史，既要符合史学的学科特性，坚持自由和独立的思想精神，同样，也只有在与众人 交流的过程中，“说”者才能将自己所属的学科特性潜移默化地传达给他者，达到与人为善的目的。其实，传统史学本身就拥有优良的修辞学特征，它足以为现代理性提供真正说服人的雄辩支持。
换言之，史学虽则是一个传统学科，但它的内骨却与现代性息息相关：史家面向民众“讲故事”，要营造的就是一个说者与听者同悲共乐的开放性“公共空间”，要寻索的就是一个个由“历史事实”组建的人文精神之链，要进行的就是多角度的“移情”理解与多元文化对话。在“公共领域”里，双方增进和谐，建构友谊，激荡灵魂，陶冶精神，都是有责任的参与者，而不再只是“无恶意的看客”：要么“失语”无措，作掉头西顾的壁上观；要么“呜呼哀哉”，暗自销魂落魄。
列奥·斯特劳斯认为，“历史不再是沉思的，而是实践的”。现代史学大众化的实践策略，不外就是降落民间，走入基层；先言后行，言行合一：讲清的是故事，说明的是道理，做出的是行动。
三、读史、读经与读诗
历来读史，主流就是圈点“正史”、浏览方志、捃拾私家野史笔记。近现代以来，还会增加涉猎期刊、点击网页、搜罗国际汉学专著等等。此外，现今诸多冠以种种荣誉和奖励光环的教材，还不在其列。学子终其一生，懈于“读”，恐怕也未必能读出个究竟。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为了删繁就简，以便读者通览古今，然而其时能终其篇者，也仅仅是王益柔一人而已自从印刷术成熟之后，历史读本快速递增，读者更是望尘莫及。
这是一个日趋专业化的时代，史学已非博闻强记、“多识前代旧事”之学。高校史学做惯了“加法”，习惯于广征博引，以知识量的增加为指标，朝向“电子数据库”型历史本科生发展，这也就忘却了做“减法”的时代价值和史，学的专业性要求。学习虽不是一项减负的运动，但是合理加重，实为必要。
为此，首先就是要清除“狼奶”，颠覆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所吸纳的“社会发展简史”式的潜观念，终止学生为充实此种庸俗简便的社会发展模式而埋头累积历史知识的“加法”进程。换言之，删减往昔非专业性的误导，屏蔽污染，腾出思维的空间，重建个体的历史知识体系，才是高校“读史”的第一步。
，
其次，“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史”海无边，“读”者无涯。“多多益善”式的增长理念，与精益求精的“史魂”相背而驰。贪多务广的史学，其结果只会提供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或佐料。所以，培养“专家之学”，个人兴趣与研究方向尤其重要。在司马迁看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最终归处，就是要“成一家之言!”
另外，“读史”与“读经”、“读诗”相结合，也是提高效率的有机组成。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研读史部之外的相关著述；一是以“经学”、“诗学”的理论方法寻求史学的大义希音和艺术风韵。
中国传统国学体系中，经以论道，史以载道。古人不乏“经史一体”的实例，要么以经统史，要么借史传经。到了清代，史家章学诚综论众说，直接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极富借鉴。所以，高校“读经”，既有助于启发史学思维，丰润史意，推动义理化史学的发展，同时，经学系列中的训诂名物、考订版本、校勘文字等学问，也为考证史学提供了支持。
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详论史学，以“诗”观史；尔后，雅各布·布克哈特认为，“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诗，它是最美最生动的篇章”。而海登·怀特更把历史研究和诗歌创作等同起来。可见，“读史”如“诗”，消解其真实客观性，西人长有此嗜。
在中国，文史不分，文质合一，历来是古人言谈的主题。孟子曾抒发“《诗》亡而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悲叹。到了近现代，无论是史家陈寅恪先生首创“诗史互证”之法，撰成《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还是文学家钱钟书先生坚信“古史即诗”，厘订出《宋诗选注》，在诗学范式与思维的进度上，二者迥然相异，但是，他们都在“史”中究出了“诗”的苗头。虽则这些观念、做法屡遭后人异议，但无论耿耿于“求真”的史家做何种否定，失去“读诗”的史学，只会是一躯散发腐臭的木乃伊。
四、从自传开始，究问本心
千古文章，历来皆为学子景仰、临摹。人以文贵，以文取人，亦皆渐积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游戏规则。编修史书是一项“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盛事，所以，论史“作文”，考究“写”的能力，诸多史家乐此不疲。一门中国历史编纂学，说到底，就是要身后留名、典册汗青。发展到今天，日常练习、期末测试、撰写毕业论文等高校教学环节，已或多或少地远离了古人的治史“大节”，史学学科特性的一般要求，在公整化的现代教学模式下，与他者无异，“史”迹难寻!
首先，史学“作文”皆源于“做人”。古谚：文如其人，学如其人。道德心性、文章气质、学术造次，三者缺一不可。在中国古代史界，刘知几首倡“史才三长论”，未及于人格品性，故此，后继者章学诚在“史才”、“史学”、“史识”之外，质问“著者之心术”，提出“史德”标准以补其不足。
其次，读史明智，前提是著者自智，然后达及他人。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王安石也认为，“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爱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能知人爱人者，未有不能知己爱己者也”。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碑铭亦日：“人啊，认识你自己!”所以，史学作为一种“为己之学”，中西亦然。
可见，撰写自传，寓史法、史意于一文，既钩沉索引，周详往事，又纵列编年，横系人事，历史文献学之学问高低，昭然若揭。甚者，思想嬗变之秋毫、心态倏忽之递变、交游人事地域之波折离奇、来日治事行世之祈望期盼……辨章学术，考镜渊流，点面结合，尽诉笔端。总结既往，认清自我；规模他日，以俟来者，皆在个人历史画卷的舒展之际。
另外，在个人自传的基础上，举一反三，由一到多，遍以亲朋好友人题，频更传主，博采“列传”、“世家”、“族谱”之旨，日渐悉知众生相之间的前后因缘或社会因果关系。如此治史，则生活如史，社会如史!
当然，史学作为一门传统学问，根深叶茂。在每一个具体的研究方向上，作好学术史的回顾，写出明辨大流主向、洞见曲折是非的专题研究综述，亦同样不容忽视。与重在“以学系人”的人物传记相比，史学综述偏好“以人系学”，二者相辅相成，其意不二。
最后，现代传媒甚嚣之世，各类取材于历史资源的文本相竞迭出。它们是否合理利用资源，是否有助于历史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是否偏离了史学之维而异化了历史之实……这些问题的提出，亦皆有待于高校史学由“内圣”开出“外王”，操笔成文，予以回击和解答：其一是书评短讯的撰写，其二是历史小说、历史剧本的编纂。尤其是后者，传统史学由于素鄙野史笔记之文，皆置身事外。结果，未谙史学、未识史性的好事之徒，趁势举事，喧嚷一世，赚 得名利双收。中国史界要到何日才能醒悟培养“现代写手”的重要性?历史系本科毕业生，又有几人能看破高校就业率的光环效应，而成为理直气壮的自由撰稿一族?
五、主善：道不远人
虽然现代社会是一个充分技术化的时代，但是，高校生仅仅依赖于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将史学技能成熟化、现代化，仍就迎来不了现代性的史学。换言之，在v=4X+1这一组方程中，即便无“技”可施，让x=0，但只要守得住本心，言“道”不言“器”，作为传统人文学科，史学仍就有值等于1!所以，由“器”人“道”，“道”“器”相合，才堪称建构史学现代性的最佳范式。
史学即人学，“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且，“历史叙述和阅读的私人化将促使历史学成为一种实验史学”。所以，道不远人，历史研究以记载中的古人为参照，它所能探讨和企及的只是研究者个人的心性道德、观念情感、行为模式等等，它所面对的不是什么抽象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团队，否则，史学就会蜕变为社会学等其他学问。例如，中国义理史学发展到宋元时代，在“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驱动下迅速哲学化。原本作为经学附庸的中国史学转手又沦为哲学的附庸，史学成了宋明理学深究远隔人寰的“天理”的帮凶。
同样，史学更是一种为己之学，主善，即是史学永恒的函数!在孔子看来，史学即仁学。它的功能莫过于“以史为鉴”，进而促动史家自身向善为仁，让自身的存在一次次灌注新的意义。然而，受古今“求真”、“科学主义”或“客观主义”的欺骗，史学功能一直都被扩大化，以至于上演出“史学救国”的闹剧。“真实”的谎言毫不足惜地一次次将众多的心智才识，浪费在诸多标榜具有同一性内质的“天理”、“定则”、“规律”的混战之中。诸多史家受其束缚和催眠，终其一生都在为某种绝对性、必然性而摇旗呐喊，都希冀以自己个人的思维活动来规定和统一他人活生生的物质行为。昆廷·斯金纳在驳斥功利性思想史家时指出：“试图从思想史中找到解决我们眼下问题的途径，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谬误，而且在某种程度是一种道德错误。”罗素亦认为：“过分肯定必然性是当今世界上许多最坏事情的根源，而且这正是历史深思所应当给我们纠正的东西。”此番言论，对于高校这一史学“培养基地”而言，堪为药石!
所以，在现代功利社会，历史本科生始终都要摒弃卖“史”求生、以“史”干世的幻想。史学实乃精神之学，与个人的仕途福利并无内在的逻辑关联性；作为文化之学，史学参与社会的方式，也不是轰轰烈烈、力挽狂澜的救世运动，她只以其自在自足的学术属性，江河万古，“人文化之!”
可见，现代诸多高校也并非就是现代史学唯一的生存发展之境，在高校繁忙的生产流水线上，谁还会指望史学的现代性破土而出?正因为如此，以上历史本科生培养指标的现代函数，决计不是此类高校指令性文件的翻版!希望高校在读者明察之、审视之，且能在高校之外重觅现代史学新的“培养基!”
[中图分类号]G40－01 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3－0057－04
新世纪以来，回归传统，复兴国学，重建人文精神，呼声日蹙。上世纪末跌入边缘处境的现代史学，面临此景，借机转向，在“大众化”的浪潮中，收拾山河，陶铸学子，期于得见往昔盛况之一斑。同昔日相较，传媒时代下的现代高校运作机制、人才市场供需规则、历史教学观念及其对象属性的异变等等，无不改写了历史本科生传统培养指标的各项“函数”。无视此端，现代史学走出“边缘化”的努力，终必流为镜花水月。基此，我们拟就日趋变化的各项指标函数略作解析。
一、能“听”到的“活”史
讲坛课堂，悉心于听，这已是传统授课的主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师道尊严、谆谆善诱之风，养就的是一群惯于学堂生活的“史学雅士”。在这样一个半封闭的子系统里，一是对外界动态信息的缺失，一是趋于贵族化史学的成型。
前者常常促动个体离却鲜活的当下处境，泛游书海，与古典同眠，这的确能滋生出好古慕道的品性。然而，钻进去而无法抽身的“蠹虫”生态，哺育的仅仅就是一批批“史学老道”。忘却了现实，但又时常以古衡今、以古非今，并抒发些今不如昔、遥尊三代的慨叹，长此以往，闭目塞听，高校史学实成料理“聋史”的“死学”。
后者又鼓舞学子亲聆圣谕，表章皇恩，斡旋官场，率为王者之师。然而，以史学装裱政治，这与“以儒学缘饰吏术”皆一丘之貉。史学隔离了基层大众，做成了官场的牌面，沦为他人之妇，唯马首是瞻；仰息于上，漠视于下，敏感的就只剩主子的喜怒哀乐。这与其说传统历史教学是在培养后学，不如说是在训练贵族的忠实奴婢。所以，走出学堂，走近乡村，“降落民间”，听听底下的声息，堪为重要。
首先，就历史文献学而言，地方上大量未成文字记载的风谣民谚、山歌巷曲、神话传说、志怪异俗……已突破传统史料学的文本体系，另辟蹊径。这些未加修饰的“另类”文献，流传千年，封存绝代，难登大雅之堂，但始终与民生息，患难相恤，真正是传承历史、见证裂变的合格之链。聆听这样一种下里巴人式的田园牧歌，既足资考补、征实和辨伪阳春白雪式的黄钟大吕，更能让人亲眼得见“活”史，亲身体验到触摸历史脉搏的真实动感。
其次，就历史观念而言，中国区域博大，差异性鲜明突出，但历代整理国故、修撰“正史”、勒为经典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统一思想、隐没多元化存在的政治谋略。现在，与自上而下的方向大相径庭，个体能从底层听到具体生命的呼吸和基层生活的旋律，这就会在“正统”历史观念之外置下了新史学增长的思维空间。
再次，就史学渊源而论，文字出现以前，原始初民口耳相传，“族史”不断。英雄创世、民族灾变、部落冲突……皆凝成朗朗上口的故事，汇成历史资源，一一传教后人，民与史合，史魂不辍。这样一种在后世不彰的“口耳之学”，虽则因情就俗，自然化成而精致不足，然而实为史学根本。但是，文字形成之后，“传注训诂之学”大盛，以文载史，史学多为世家大族把持，成为一种立户扬名的权舆。于是，一家之学，代不外传，在“文字化”的学术生态里，史学始与目不识丁的下层民众无涉。无怪，在这样一种生产机制下打造出来的“二十四史”，实质就是历代帝王将相“家史”，与“民史”格格不入。能“听”出远隔千年的史学原型，并寻找出一个现代史学借以增长的平台，进而推动“口述史”大众化，善莫大焉!
最后，就方法论而言，“听”出来的所有情结、心态、理智、思念……已经超出了传统史学方法掌控的界面。洞悉蛛丝马迹，针对各种刺激作出合理及时的反应，仅仅依赖校订文字，“纸”上谈兵，必将无果而终。因此，无论是考证史学还是义理史学，都不得不求助于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方法。高校史学听音识性，皆离不开“科际整合”。
二、“说”得出来的“民史”
中国古代目录学素存“说部”，《世说新语》开其先声，后世概以“小说”、“传奇”、“演义”之属充之。因其记事离奇怪诞、考之无证，历来皆为谨守“言必有据”原则的“信史”者所诋毁。史家一事未明，则皆“失语”无方，噤若寒蝉，形同木讷。
相反，“说部”诸君附会野史，罕究事实，街头巷尾，穷曲乡里，歆动民众，挥洒自如。一部《三国志》何堪一部《三国演义》!郭沫若先生掀起曹操“翻案风”，与其说是一场学术之争，倒不如说是史学与“说部”的一场旷世较量。现代大众传媒时代到来后，“说部”翻成新曲，“戏说”成风。一部《铁齿铜牙纪晓岚》胜却《清史稿》无数!民众的“戏说”之嗜，一步步都在膨胀所谓“架空历史小说”、“历史幻想小说”之类文本的市场需求。长此以往，谁还能相信“民史”不会“娱乐至死?”谁还能保证中国民众的知识体系不会经由“戏说”而“架空”得面目全非?谁又能保证中国现代化进程不会在这种“架空”的知识背景中轰然瓦解?
换言之，难道中国民众获取历史知识的渠道，自“文字化”时代以来，就已终结不继?难道“经典下移”、唐宋新知识群体独开风气、宋元史学“义理化”等诸多现象，皆是民间遥不可及的贵族游戏?难道历代诸多史家毕生寻究的历史知识，一经产生即就宣告死亡?难道史家就是阻碍民众亲聆“民史”的祸首?难道真的应了“沉默是金”这句俗语?看来，普及历史，启蒙民众，高校史学非“说”不可!
当然，古今史界也不乏好“说”之徒。一者鹦鹉学舌，泛陈新意；一者装腔作势，代言他人。但是，二者都不是实践的典范。前者以剽窃为能事，拾拣他人牙慧，据为己说。古代史钞、史汇，即是其类。今日学术腐败甚于往昔，仅就高校历史教材而言，辗转抄袭，已蔚为大观。而为人师者，在“本本主义”的促逼下，所说出来的只怕也都是违心之语。难怪高校历史课频炒剩饭，味同嚼蜡!古代御用史家、殿前经筵、两制翰林之属，概以史学之才，代行圣谕草制诏表之属，说的都不是本心话!
以上种种畸变，“无我”、“无民”之言，是祸是福，已无需多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史家囿于身份品位上的“高贵”，过于谨守“道、器之辨”的学统原则，言道不言“器”，对现代大众传播技术的思想价值、工具理性缺乏深度认识，还未能长成自觉性的革新主体，而依旧在传统之路上流连忘返，以至坐失良机，葬送前景。最终，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大众传媒这一“公共空间”的建构与经营，更重要的是，在一种自慰的幻影里，史家只为他们自己所属的狭小群体涂脂抹粉，史学仅仅只是史家的玩物，史学命运也就在这样一种沉默中走向默默无闻。没有了现代大众性的表达与倾诉，史学自掘其墓，只能为“史学危机”写就篇篇华丽的葬辞。
所以，“说”得出来的历史，既要符合史学的学科特性，坚持自由和独立的思想精神，同样，也只有在与众人 交流的过程中，“说”者才能将自己所属的学科特性潜移默化地传达给他者，达到与人为善的目的。其实，传统史学本身就拥有优良的修辞学特征，它足以为现代理性提供真正说服人的雄辩支持。
换言之，史学虽则是一个传统学科，但它的内骨却与现代性息息相关：史家面向民众“讲故事”，要营造的就是一个说者与听者同悲共乐的开放性“公共空间”，要寻索的就是一个个由“历史事实”组建的人文精神之链，要进行的就是多角度的“移情”理解与多元文化对话。在“公共领域”里，双方增进和谐，建构友谊，激荡灵魂，陶冶精神，都是有责任的参与者，而不再只是“无恶意的看客”：要么“失语”无措，作掉头西顾的壁上观；要么“呜呼哀哉”，暗自销魂落魄。
列奥·斯特劳斯认为，“历史不再是沉思的，而是实践的”。现代史学大众化的实践策略，不外就是降落民间，走入基层；先言后行，言行合一：讲清的是故事，说明的是道理，做出的是行动。
三、读史、读经与读诗
历来读史，主流就是圈点“正史”、浏览方志、捃拾私家野史笔记。近现代以来，还会增加涉猎期刊、点击网页、搜罗国际汉学专著等等。此外，现今诸多冠以种种荣誉和奖励光环的教材，还不在其列。学子终其一生，懈于“读”，恐怕也未必能读出个究竟。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为了删繁就简，以便读者通览古今，然而其时能终其篇者，也仅仅是王益柔一人而已自从印刷术成熟之后，历史读本快速递增，读者更是望尘莫及。
这是一个日趋专业化的时代，史学已非博闻强记、“多识前代旧事”之学。高校史学做惯了“加法”，习惯于广征博引，以知识量的增加为指标，朝向“电子数据库”型历史本科生发展，这也就忘却了做“减法”的时代价值和史，学的专业性要求。学习虽不是一项减负的运动，但是合理加重，实为必要。
为此，首先就是要清除“狼奶”，颠覆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所吸纳的“社会发展简史”式的潜观念，终止学生为充实此种庸俗简便的社会发展模式而埋头累积历史知识的“加法”进程。换言之，删减往昔非专业性的误导，屏蔽污染，腾出思维的空间，重建个体的历史知识体系，才是高校“读史”的第一步。
，
其次，“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史”海无边，“读”者无涯。“多多益善”式的增长理念，与精益求精的“史魂”相背而驰。贪多务广的史学，其结果只会提供一种茶余饭后的谈资或佐料。所以，培养“专家之学”，个人兴趣与研究方向尤其重要。在司马迁看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最终归处，就是要“成一家之言!”
另外，“读史”与“读经”、“读诗”相结合，也是提高效率的有机组成。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研读史部之外的相关著述；一是以“经学”、“诗学”的理论方法寻求史学的大义希音和艺术风韵。
中国传统国学体系中，经以论道，史以载道。古人不乏“经史一体”的实例，要么以经统史，要么借史传经。到了清代，史家章学诚综论众说，直接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极富借鉴。所以，高校“读经”，既有助于启发史学思维，丰润史意，推动义理化史学的发展，同时，经学系列中的训诂名物、考订版本、校勘文字等学问，也为考证史学提供了支持。
亚里士多德曾在《诗学》中详论史学，以“诗”观史；尔后，雅各布·布克哈特认为，“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诗，它是最美最生动的篇章”。而海登·怀特更把历史研究和诗歌创作等同起来。可见，“读史”如“诗”，消解其真实客观性，西人长有此嗜。
在中国，文史不分，文质合一，历来是古人言谈的主题。孟子曾抒发“《诗》亡而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的悲叹。到了近现代，无论是史家陈寅恪先生首创“诗史互证”之法，撰成《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还是文学家钱钟书先生坚信“古史即诗”，厘订出《宋诗选注》，在诗学范式与思维的进度上，二者迥然相异，但是，他们都在“史”中究出了“诗”的苗头。虽则这些观念、做法屡遭后人异议，但无论耿耿于“求真”的史家做何种否定，失去“读诗”的史学，只会是一躯散发腐臭的木乃伊。
四、从自传开始，究问本心
千古文章，历来皆为学子景仰、临摹。人以文贵，以文取人，亦皆渐积成中国传统社会的游戏规则。编修史书是一项“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盛事，所以，论史“作文”，考究“写”的能力，诸多史家乐此不疲。一门中国历史编纂学，说到底，就是要身后留名、典册汗青。发展到今天，日常练习、期末测试、撰写毕业论文等高校教学环节，已或多或少地远离了古人的治史“大节”，史学学科特性的一般要求，在公整化的现代教学模式下，与他者无异，“史”迹难寻!
首先，史学“作文”皆源于“做人”。古谚：文如其人，学如其人。道德心性、文章气质、学术造次，三者缺一不可。在中国古代史界，刘知几首倡“史才三长论”，未及于人格品性，故此，后继者章学诚在“史才”、“史学”、“史识”之外，质问“著者之心术”，提出“史德”标准以补其不足。
其次，读史明智，前提是著者自智，然后达及他人。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王安石也认为，“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爱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爱人也……能知人爱人者，未有不能知己爱己者也”。古希腊德尔斐神庙碑铭亦日：“人啊，认识你自己!”所以，史学作为一种“为己之学”，中西亦然。
可见，撰写自传，寓史法、史意于一文，既钩沉索引，周详往事，又纵列编年，横系人事，历史文献学之学问高低，昭然若揭。甚者，思想嬗变之秋毫、心态倏忽之递变、交游人事地域之波折离奇、来日治事行世之祈望期盼……辨章学术，考镜渊流，点面结合，尽诉笔端。总结既往，认清自我；规模他日，以俟来者，皆在个人历史画卷的舒展之际。
另外，在个人自传的基础上，举一反三，由一到多，遍以亲朋好友人题，频更传主，博采“列传”、“世家”、“族谱”之旨，日渐悉知众生相之间的前后因缘或社会因果关系。如此治史，则生活如史，社会如史!
当然，史学作为一门传统学问，根深叶茂。在每一个具体的研究方向上，作好学术史的回顾，写出明辨大流主向、洞见曲折是非的专题研究综述，亦同样不容忽视。与重在“以学系人”的人物传记相比，史学综述偏好“以人系学”，二者相辅相成，其意不二。
最后，现代传媒甚嚣之世，各类取材于历史资源的文本相竞迭出。它们是否合理利用资源，是否有助于历史资源的可持续性开发，是否偏离了史学之维而异化了历史之实……这些问题的提出，亦皆有待于高校史学由“内圣”开出“外王”，操笔成文，予以回击和解答：其一是书评短讯的撰写，其二是历史小说、历史剧本的编纂。尤其是后者，传统史学由于素鄙野史笔记之文，皆置身事外。结果，未谙史学、未识史性的好事之徒，趁势举事，喧嚷一世，赚 得名利双收。中国史界要到何日才能醒悟培养“现代写手”的重要性?历史系本科毕业生，又有几人能看破高校就业率的光环效应，而成为理直气壮的自由撰稿一族?
五、主善：道不远人
虽然现代社会是一个充分技术化的时代，但是，高校生仅仅依赖于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将史学技能成熟化、现代化，仍就迎来不了现代性的史学。换言之，在v=4X+1这一组方程中，即便无“技”可施，让x=0，但只要守得住本心，言“道”不言“器”，作为传统人文学科，史学仍就有值等于1!所以，由“器”人“道”，“道”“器”相合，才堪称建构史学现代性的最佳范式。
史学即人学，“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且，“历史叙述和阅读的私人化将促使历史学成为一种实验史学”。所以，道不远人，历史研究以记载中的古人为参照，它所能探讨和企及的只是研究者个人的心性道德、观念情感、行为模式等等，它所面对的不是什么抽象的社会关系或阶级团队，否则，史学就会蜕变为社会学等其他学问。例如，中国义理史学发展到宋元时代，在“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驱动下迅速哲学化。原本作为经学附庸的中国史学转手又沦为哲学的附庸，史学成了宋明理学深究远隔人寰的“天理”的帮凶。
同样，史学更是一种为己之学，主善，即是史学永恒的函数!在孔子看来，史学即仁学。它的功能莫过于“以史为鉴”，进而促动史家自身向善为仁，让自身的存在一次次灌注新的意义。然而，受古今“求真”、“科学主义”或“客观主义”的欺骗，史学功能一直都被扩大化，以至于上演出“史学救国”的闹剧。“真实”的谎言毫不足惜地一次次将众多的心智才识，浪费在诸多标榜具有同一性内质的“天理”、“定则”、“规律”的混战之中。诸多史家受其束缚和催眠，终其一生都在为某种绝对性、必然性而摇旗呐喊，都希冀以自己个人的思维活动来规定和统一他人活生生的物质行为。昆廷·斯金纳在驳斥功利性思想史家时指出：“试图从思想史中找到解决我们眼下问题的途径，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谬误，而且在某种程度是一种道德错误。”罗素亦认为：“过分肯定必然性是当今世界上许多最坏事情的根源，而且这正是历史深思所应当给我们纠正的东西。”此番言论，对于高校这一史学“培养基地”而言，堪为药石!
所以，在现代功利社会，历史本科生始终都要摒弃卖“史”求生、以“史”干世的幻想。史学实乃精神之学，与个人的仕途福利并无内在的逻辑关联性；作为文化之学，史学参与社会的方式，也不是轰轰烈烈、力挽狂澜的救世运动，她只以其自在自足的学术属性，江河万古，“人文化之!”
可见，现代诸多高校也并非就是现代史学唯一的生存发展之境，在高校繁忙的生产流水线上，谁还会指望史学的现代性破土而出?正因为如此，以上历史本科生培养指标的现代函数，决计不是此类高校指令性文件的翻版!希望高校在读者明察之、审视之，且能在高校之外重觅现代史学新的“培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