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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相关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记载的梳理，对菏泽元代沉船出土龙泉窑青釉大盘的具体年代和功能进行探讨，从出土器物研究的角度为进一步做好菏泽元代沉船的研究提供重要视角。
关键词：菏泽;元代沉船;龙泉窑;青釉盘
2010 年9月17日，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国贸中心工地内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经过两个多月的发掘，在沉船及其周围出土了包括陶瓷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和漆器等各类遗物240余件，初步推断其年代均属于元代及元代以前。这艘沉船的发掘及出土遗物情况，本刊2011年第11期刊发的《大朝余晖——泥沼下的菏泽元代沉船》一文有过简要介绍。本文拟结合相关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对该沉船出土的3件龙泉窑青釉盘进行初步的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青釉大盘的形制特征
在菏泽沉船出土的遗物中，瓷器数量最为丰富，共53件，分别来自龙泉窑、景德镇窑、钧窑、耀州窑、鹤壁集窑和哥釉等窑口，几乎没有重复的器形，只有3件精美的龙泉窑青釉盘是个例外。这3件龙泉青釉盘情况如下：
青釉印花牡丹纹盘（图1）：口径33.8、底径23.2、高5.8厘米。敞口，圆唇，曲腹，圈足。胎体厚重，胎色灰白，细腻坚致。通体施青釉，釉层肥厚，釉色青绿，釉面莹润，有较强的玻璃质感。虽然施釉至足跟，但圈足内有一圈刮釉形成的涩圈，露胎处呈火石红。外壁无纹饰，内底的盘心处模印牡丹纹，内壁下腹近底处饰有弦纹两周、凸线纹一周。值得注意的是，该盘的内壁粘有一大片铁锈，并有两处铁锈斑。青釉印花十字宝杵杂宝纹盘（图2）：口径34.3、底径23.5、高6厘米。敞口，圆唇，曲腹，下腹斜收，矮圈足。胎体较厚重，胎色灰白，细腻坚致。通体施青釉，釉层肥厚，积釉处泛青，釉色青绿微泛黄，釉面莹润，有较强的玻璃质感。虽然施釉至足跟，但圈足内有一圈刮釉形成的涩圈，露胎处呈火石红。外壁无纹饰，内壁模印一圈缠枝莲荷纹，下腹近底处饰两圈弦纹。内底平坦，盘心模印十字宝杵纹，外围印一圈杂宝纹。通体粘连少量铁锈，口沿处附着大块铁锈斑。
这件青釉盘最值得注意之处就是其内底的纹饰及其搭配。就纹饰而言，该盘的内底共有杂宝纹和十字杵纹两种，二者均为中国瓷器的传统装饰纹样之一，均始出现于元代、盛行于明清两朝。杂宝纹源自于藏传佛教，元代自元世祖开始即推崇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中各种表示吉庆祥瑞之物也就作为吉祥纹样被引入到瓷器制作中，包括双角、银锭、犀角、火珠、火焰、火轮、法螺、珊瑚、双钱、宝瓶、宝盖、双鱼、莲花、法螺、吉祥结、尊胜幢、法轮等。由于制作瓷器纹样时通常是任意选择两种以上的宝物组成吉祥纹样，没有定式，“杂宝纹”这一名称即源于此。此外，也有从上述宝物中任取八品组成的纹饰，亦有“八宝”之称。就这件青釉盘而言，其内底模印的是宝瓶、宝盖、双鱼、莲花、法螺、吉祥结、尊胜幢、法轮等八种宝物，所以其更应该称为八宝纹。宝杵纹亦源自于佛教的礼器或法器——宝杵，一般宝杵绘于盘、碗中心，以十字表现，故称“十字宝杵”。就纹饰的搭配而言，由于杂宝纹在元代通常是作为辅助纹饰，散于主纹的空间，因此这件青釉盘即将十字宝杵作为主纹，置于内底的正中心，而将杂宝纹置于十字宝杵纹的外围，体现了明显的时代特征，而瓷器上十字宝杵和杂宝纹纹饰共同出现，应与元代统治者自上而下大力推行藏传佛教有关。就整体而言，这件青釉盘内十字杵纹、八宝纹、莲荷纹的和谐相处，使此器更显气度恢宏、雍容华贵，堪称元代龙泉青瓷中的珍品。
青釉印花牡丹菊瓣纹盘（图3）：口径33、底径21.5、高5.7厘米。花口外撇，曲腹，下腹斜收，矮圈足。胎体较厚重，胎色灰，细腻坚致。通体施青釉，釉层肥厚，积釉处泛青，釉色青绿，釉面莹润。虽然施釉至足跟，但圈足内有一圈刮釉形成的涩圈，露胎处呈火石红。内外壁通体压印菊瓣纹，下腹近底处饰一圈凸线纹。内底平坦，盘心模印牡丹纹，牡丹纹花大叶小，叶如葫芦，具有典型的元代特征。该盘的施釉具有独特之处，那就是釉面在纹饰的凸起部分有“出筋”现象，“出筋”的部分闪青白色，间以青翠莹澈的釉汁，更让人赏心悦目，使其成为元代龙泉青瓷中的上品。
很显然，菏泽元代沉船出土的这3件青釉盘在形制上有着诸多共同的特征：首先，均为敞口曲腹，虽然青釉印花牡丹菊瓣纹盘为花口，但其外撇后亦呈现为敞口状;其次，器形硕大，3件青釉盘的口径均超过30厘米，底径均超过20厘米，高均超过5厘米，是不折不扣的大盘。从这个意义上说，三者不仅是同一器形，而且亦可视为重复器形，这在菏泽元代沉船出土器物中是绝无仅有的。
二、青釉大盘的年代
根据沉船及同出的其他器物，学界已大致将这3件青釉大盘的年代定为元代。结合笔者目力所及的传世瓷器和考古出土瓷器，我们还可以根据青釉盘自身的特征，将这3件青釉盘的年代进一步精确。
传世瓷器方面，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元代龙泉窑青釉印莲花纹花口大盘，施茜认为，这一类的大盘原来应该都是陈列于皇宫大厨房。该盘（图4）为花口，口径32.7、底径23.2、高6.5厘米，圈足内有一周涩圈，露胎处呈火石红，通体施青釉，釉层肥厚，釉色青绿，釉面莹润，这些特征与菏泽元代沉船出土的青釉印花牡丹菊瓣纹盘几乎完全一致。有所不同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大盘在盘心底部模印的不是牡丹纹，而是莲花纹。
考古出土瓷器方面，1958年浙江省湖州市东西苕溪水利工地曾出土一件青釉印花盘（图5），口径26.7、底径18.4、高5厘米，敞口，圆唇，斜曲腹，圈足，胎骨厚重坚硬，胎色灰白，豆青釉，圈足底有一周涩圈，露胎之处呈朱砂色，内底中心印十字宝杵纹，外绕一周八宝纹，盘内壁四周刻饰缠枝花卉纹。除了尺寸略小外，这件青釉印花盘的器形和盘心内底纹饰，与菏泽元代沉船出土的青釉印花十字宝杵杂宝纹盘几无二致。对于该盘的年代，学界普遍认为其为元代中晚期，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其应属明代早期。
无独有偶，1960年发掘的江苏省南京市中华门外郎宅山明永乐十六年叶氏墓也出土有一件青釉印花十字宝杵纹盘，该盘（图6）口径29.4、底径21、高4.8厘米，敞口，圆唇，曲腹，下腹斜收，大圈足，足端比较宽平。胎体较厚重，胎色灰，细腻坚致。通体施青釉，釉层肥厚，釉色青绿微泛黄，釉面莹润。施釉至足跟，裹足支烧，圈足底有一周澀圈，露胎之处呈火烧红色，圈足内心施釉，盘内心饰印花十字宝杵纹。该盘的器形、尺寸和盘心内底纹饰，均与菏泽元代沉船出土的青釉印花十字宝杵杂宝纹盘十分类似，唯一不同的就是叶氏墓出土的青釉盘无杂宝纹。叶氏墓所出的这件青釉盘，除少数专家主张其年代为永乐时期外，学界普遍认为其年代为元末明初。另外，2003年发掘的河北灵寿县元至治二年（1322）泸州路总管夫妇合葬墓出土有一件龙泉窑青釉刻花莲纹盘，该盘口径25.6厘米，敞口略侈，曲腹，平底，圈足，通体施青绿色釉，盘心内底刻莲花纹，一张荷叶托起一朵莲花。这件青釉盘的器形、尺寸和纹饰的构图方法，与菏泽元代沉船出土的青釉印花牡丹纹盘极为相似。 除纹饰和器形方面的特征外，菏泽元代沉船所出的3件青釉印花盘与上述传世和考古出土的3件青釉印花盘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圈足外底因刮釉而出现的涩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申浚先生曾对元、明两代的龙泉窑进行分期，其依据的特征之一就是圈足底部涩圈的情况，他认为延祐元年至后至元六年（1314—1340）为元明龙泉窑瓷器发展的第三期，从本期开始龙泉窑瓷器的圈足内开始出现涩圈，位置靠近足壁;至正元年至三十年（1341—1368）为元明龙泉窑瓷器发展的第四期，本期的涩圈虽仍靠近足壁，但涩圈的宽度却大于第三期。前述河北灵寿县元至治二年墓出土的3件龙泉窑青釉刻花盘和1件龙泉窑青釉印花盘恰好跟申浚的分期吻合，这4件青釉盘均是足底刮掉了一圈釉，露胎部位呈火石红色。著名陶瓷专家沈岳明也曾指出：“元代晚期另出现外底刮釉涩圈垫烧特征的器物，胎质相对较为精细，釉色多为较纯正的青色，釉层仍较薄，与明代产品烧成工艺比较，其涩圈离足壁较近，而涩圈宽度较窄。”显然，圈足外底出现涩圈的现象应是出现于元代中晚期，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则是因为龙泉窑的瓷器烧制从元代中期开始使用盂形垫具，这种垫具的存在使得瓷器圈足的外底中间自然出现一圈刮釉。
综上所述，从自身的一系列特征而言，菏泽元代沉船出土的这3件青釉大盘基本可以确定为元代中晚期，由此也可以将菏泽沉船的年代进一步精确到元代中晚期。
三、青釉大盘的功能
菏泽元代沉船出土的器物几乎没有重复器形，而且绝大部分的功能都十分明确，只有这3件青釉大盘是绝无仅有的重复器形，且其功能至今仍是困扰学界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这些青釉瓷盘是摆放酒具的器物，但这种观点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考虑，那就是菏泽元代沉船上只出土了一件青釉玉壶春瓶，玉壶春瓶作为盛酒器已经得到学界公认，而青釉大盘却有3件，显然无法构成酒器的组合，这一点在前所引南京中华门外永乐十六年叶氏墓的资料中也有所印证，该墓出土了4件口径超过30 厘米的青釉大盘，以及2件青釉执壶、2件青釉玉壶春瓶、2 件青釉带柄小壶，作为盛酒器的玉壶春瓶和作为斟酒器的执壶、带柄小壶均只有2件，也无法与4件大盘组成酒器组合。由此而言，青釉大盘可以用于摆放酒具，但又不限于摆放酒具。
北京故宫博物院王爱东先生认为菏泽元代沉船所出的这种口径超过30厘米的大盘具有显著的蒙元风格，几乎不见于元代之前，其“与中西亚金属器造型相似，土耳其托普卡比宫所藏15世纪的波斯绘画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尺寸（指口径超过30厘米——引者注）的大碗、大盘，其功能应为日常生活的饮食器皿”。施茜认为，中西亚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广大穆斯林习惯于席地而坐、共同吃饭，在这种生活习惯之下其生产的陶制和金属制的饮食器皿均体型较大，有大盘、大罐和高足杯等，而中国出土的类似于菏泽元代沉船青釉大盘这种尺寸的器物都与中西亚地区的十分相似，她还进一步指出：“游牧族特有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使他们对于便于携带的器皿及金银制品具有特殊的感情。西亚诸民族在毡毯上席地而坐及饮食的方式也与蒙古族有许多不约而同之处。这些生活上的相同之处，是元青花大罐、大盘、高足杯（碗）、扁壶等器形产生的依据。”这其实也解释了蒙元时期以大尺寸瓷器作为自己风格的原因。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蒙古族虽然在毡毯上席地而坐、共同吃饭，但元朝统治下的广大人民却并非全部如此，因此他们应该不会用这种大盘来盛放一日三餐的食物。关于这一点，河南郑州登封王上金代壁画墓中的壁画为我们提供了线索。该墓墓室西南壁的壁画（图7）上绘有三个侍女，右侧侍女手捧一个放有小酒杯的盘，中间侍女手捧一个内盛杏、梨和瓜三种水果的大盘，左侧侍女则手捧一个长颈瓶，这应该就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宴饮图景。也就是说，大盘在宴饮时还可以作为果盘之用。正如扬之水先生所指出的，宋元时代一套齐整的酒器，还应该包括果盘与果菜碟。
无论是用于盛放酒具，还是作为果盘，菏泽元代沉船出土的3件龙泉窑青釉大盘应当都是沉船上之人所用酒器中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能拥有如此一套由精美龙泉窑青釉玉壶春瓶和青釉大盘组成的酒器的人，身份和地位自然非同凡人，这一点对于确定菏泽元代沉船的性质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于中胜，单位：聊城市东昌府区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聊城市东昌府区博物馆），学历：本科，研究方向：运河文化、运河文物保护]
參考文献：
1.孙明.大朝余晖——泥沼下的菏泽元代沉船.东方收藏，2011，11.
2.王卫丹.沉船遗宝——菏泽古沉船出土元瓷.收藏，2011，5.
3.孙明.张启龙.元代沉船遗物现菏泽.收藏家，2011，6.
4.邵洛羊.中国美术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503.
5.董健丽.元龙泉窑青瓷特征及其时代风貌.收藏家，2019，3.
6.曹锦炎.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浙江卷）.科学出版社，2008，213.
7.张敏.宋建.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江苏·上海卷）.科学出版社，2008，170.
8.穆青.穆俏言.河北出土的元明龙泉窑瓷器.参见中国古陶瓷研究辑丛·龙泉窑瓷器研究.故宫出版社，2013，277-287.
9.申浚.元明时期龙泉窑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10.沈岳明.元代龙泉窑的工艺成就.参见福建平潭大练岛元代沉船遗址.科学出版社，2014，190-201.
11.王爱东.蒙元瓷器风格形成因素分析.北方文物，2017，2.
12.施茜.元代青花的造型与纹饰.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宋金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5，185-186.
14.扬之水.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三宋元明金银器皿.中华书局，2011，103.
关键词：菏泽;元代沉船;龙泉窑;青釉盘
2010 年9月17日，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国贸中心工地内发现了一艘古代沉船，经过两个多月的发掘，在沉船及其周围出土了包括陶瓷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和漆器等各类遗物240余件，初步推断其年代均属于元代及元代以前。这艘沉船的发掘及出土遗物情况，本刊2011年第11期刊发的《大朝余晖——泥沼下的菏泽元代沉船》一文有过简要介绍。本文拟结合相关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对该沉船出土的3件龙泉窑青釉盘进行初步的研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青釉大盘的形制特征
在菏泽沉船出土的遗物中，瓷器数量最为丰富，共53件，分别来自龙泉窑、景德镇窑、钧窑、耀州窑、鹤壁集窑和哥釉等窑口，几乎没有重复的器形，只有3件精美的龙泉窑青釉盘是个例外。这3件龙泉青釉盘情况如下：
青釉印花牡丹纹盘（图1）：口径33.8、底径23.2、高5.8厘米。敞口，圆唇，曲腹，圈足。胎体厚重，胎色灰白，细腻坚致。通体施青釉，釉层肥厚，釉色青绿，釉面莹润，有较强的玻璃质感。虽然施釉至足跟，但圈足内有一圈刮釉形成的涩圈，露胎处呈火石红。外壁无纹饰，内底的盘心处模印牡丹纹，内壁下腹近底处饰有弦纹两周、凸线纹一周。值得注意的是，该盘的内壁粘有一大片铁锈，并有两处铁锈斑。青釉印花十字宝杵杂宝纹盘（图2）：口径34.3、底径23.5、高6厘米。敞口，圆唇，曲腹，下腹斜收，矮圈足。胎体较厚重，胎色灰白，细腻坚致。通体施青釉，釉层肥厚，积釉处泛青，釉色青绿微泛黄，釉面莹润，有较强的玻璃质感。虽然施釉至足跟，但圈足内有一圈刮釉形成的涩圈，露胎处呈火石红。外壁无纹饰，内壁模印一圈缠枝莲荷纹，下腹近底处饰两圈弦纹。内底平坦，盘心模印十字宝杵纹，外围印一圈杂宝纹。通体粘连少量铁锈，口沿处附着大块铁锈斑。
这件青釉盘最值得注意之处就是其内底的纹饰及其搭配。就纹饰而言，该盘的内底共有杂宝纹和十字杵纹两种，二者均为中国瓷器的传统装饰纹样之一，均始出现于元代、盛行于明清两朝。杂宝纹源自于藏传佛教，元代自元世祖开始即推崇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中各种表示吉庆祥瑞之物也就作为吉祥纹样被引入到瓷器制作中，包括双角、银锭、犀角、火珠、火焰、火轮、法螺、珊瑚、双钱、宝瓶、宝盖、双鱼、莲花、法螺、吉祥结、尊胜幢、法轮等。由于制作瓷器纹样时通常是任意选择两种以上的宝物组成吉祥纹样，没有定式，“杂宝纹”这一名称即源于此。此外，也有从上述宝物中任取八品组成的纹饰，亦有“八宝”之称。就这件青釉盘而言，其内底模印的是宝瓶、宝盖、双鱼、莲花、法螺、吉祥结、尊胜幢、法轮等八种宝物，所以其更应该称为八宝纹。宝杵纹亦源自于佛教的礼器或法器——宝杵，一般宝杵绘于盘、碗中心，以十字表现，故称“十字宝杵”。就纹饰的搭配而言，由于杂宝纹在元代通常是作为辅助纹饰，散于主纹的空间，因此这件青釉盘即将十字宝杵作为主纹，置于内底的正中心，而将杂宝纹置于十字宝杵纹的外围，体现了明显的时代特征，而瓷器上十字宝杵和杂宝纹纹饰共同出现，应与元代统治者自上而下大力推行藏传佛教有关。就整体而言，这件青釉盘内十字杵纹、八宝纹、莲荷纹的和谐相处，使此器更显气度恢宏、雍容华贵，堪称元代龙泉青瓷中的珍品。
青釉印花牡丹菊瓣纹盘（图3）：口径33、底径21.5、高5.7厘米。花口外撇，曲腹，下腹斜收，矮圈足。胎体较厚重，胎色灰，细腻坚致。通体施青釉，釉层肥厚，积釉处泛青，釉色青绿，釉面莹润。虽然施釉至足跟，但圈足内有一圈刮釉形成的涩圈，露胎处呈火石红。内外壁通体压印菊瓣纹，下腹近底处饰一圈凸线纹。内底平坦，盘心模印牡丹纹，牡丹纹花大叶小，叶如葫芦，具有典型的元代特征。该盘的施釉具有独特之处，那就是釉面在纹饰的凸起部分有“出筋”现象，“出筋”的部分闪青白色，间以青翠莹澈的釉汁，更让人赏心悦目，使其成为元代龙泉青瓷中的上品。
很显然，菏泽元代沉船出土的这3件青釉盘在形制上有着诸多共同的特征：首先，均为敞口曲腹，虽然青釉印花牡丹菊瓣纹盘为花口，但其外撇后亦呈现为敞口状;其次，器形硕大，3件青釉盘的口径均超过30厘米，底径均超过20厘米，高均超过5厘米，是不折不扣的大盘。从这个意义上说，三者不仅是同一器形，而且亦可视为重复器形，这在菏泽元代沉船出土器物中是绝无仅有的。
二、青釉大盘的年代
根据沉船及同出的其他器物，学界已大致将这3件青釉大盘的年代定为元代。结合笔者目力所及的传世瓷器和考古出土瓷器，我们还可以根据青釉盘自身的特征，将这3件青釉盘的年代进一步精确。
传世瓷器方面，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元代龙泉窑青釉印莲花纹花口大盘，施茜认为，这一类的大盘原来应该都是陈列于皇宫大厨房。该盘（图4）为花口，口径32.7、底径23.2、高6.5厘米，圈足内有一周涩圈，露胎处呈火石红，通体施青釉，釉层肥厚，釉色青绿，釉面莹润，这些特征与菏泽元代沉船出土的青釉印花牡丹菊瓣纹盘几乎完全一致。有所不同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这件大盘在盘心底部模印的不是牡丹纹，而是莲花纹。
考古出土瓷器方面，1958年浙江省湖州市东西苕溪水利工地曾出土一件青釉印花盘（图5），口径26.7、底径18.4、高5厘米，敞口，圆唇，斜曲腹，圈足，胎骨厚重坚硬，胎色灰白，豆青釉，圈足底有一周涩圈，露胎之处呈朱砂色，内底中心印十字宝杵纹，外绕一周八宝纹，盘内壁四周刻饰缠枝花卉纹。除了尺寸略小外，这件青釉印花盘的器形和盘心内底纹饰，与菏泽元代沉船出土的青釉印花十字宝杵杂宝纹盘几无二致。对于该盘的年代，学界普遍认为其为元代中晚期，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其应属明代早期。
无独有偶，1960年发掘的江苏省南京市中华门外郎宅山明永乐十六年叶氏墓也出土有一件青釉印花十字宝杵纹盘，该盘（图6）口径29.4、底径21、高4.8厘米，敞口，圆唇，曲腹，下腹斜收，大圈足，足端比较宽平。胎体较厚重，胎色灰，细腻坚致。通体施青釉，釉层肥厚，釉色青绿微泛黄，釉面莹润。施釉至足跟，裹足支烧，圈足底有一周澀圈，露胎之处呈火烧红色，圈足内心施釉，盘内心饰印花十字宝杵纹。该盘的器形、尺寸和盘心内底纹饰，均与菏泽元代沉船出土的青釉印花十字宝杵杂宝纹盘十分类似，唯一不同的就是叶氏墓出土的青釉盘无杂宝纹。叶氏墓所出的这件青釉盘，除少数专家主张其年代为永乐时期外，学界普遍认为其年代为元末明初。另外，2003年发掘的河北灵寿县元至治二年（1322）泸州路总管夫妇合葬墓出土有一件龙泉窑青釉刻花莲纹盘，该盘口径25.6厘米，敞口略侈，曲腹，平底，圈足，通体施青绿色釉，盘心内底刻莲花纹，一张荷叶托起一朵莲花。这件青釉盘的器形、尺寸和纹饰的构图方法，与菏泽元代沉船出土的青釉印花牡丹纹盘极为相似。 除纹饰和器形方面的特征外，菏泽元代沉船所出的3件青釉印花盘与上述传世和考古出土的3件青釉印花盘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圈足外底因刮釉而出现的涩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申浚先生曾对元、明两代的龙泉窑进行分期，其依据的特征之一就是圈足底部涩圈的情况，他认为延祐元年至后至元六年（1314—1340）为元明龙泉窑瓷器发展的第三期，从本期开始龙泉窑瓷器的圈足内开始出现涩圈，位置靠近足壁;至正元年至三十年（1341—1368）为元明龙泉窑瓷器发展的第四期，本期的涩圈虽仍靠近足壁，但涩圈的宽度却大于第三期。前述河北灵寿县元至治二年墓出土的3件龙泉窑青釉刻花盘和1件龙泉窑青釉印花盘恰好跟申浚的分期吻合，这4件青釉盘均是足底刮掉了一圈釉，露胎部位呈火石红色。著名陶瓷专家沈岳明也曾指出：“元代晚期另出现外底刮釉涩圈垫烧特征的器物，胎质相对较为精细，釉色多为较纯正的青色，釉层仍较薄，与明代产品烧成工艺比较，其涩圈离足壁较近，而涩圈宽度较窄。”显然，圈足外底出现涩圈的现象应是出现于元代中晚期，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则是因为龙泉窑的瓷器烧制从元代中期开始使用盂形垫具，这种垫具的存在使得瓷器圈足的外底中间自然出现一圈刮釉。
综上所述，从自身的一系列特征而言，菏泽元代沉船出土的这3件青釉大盘基本可以确定为元代中晚期，由此也可以将菏泽沉船的年代进一步精确到元代中晚期。
三、青釉大盘的功能
菏泽元代沉船出土的器物几乎没有重复器形，而且绝大部分的功能都十分明确，只有这3件青釉大盘是绝无仅有的重复器形，且其功能至今仍是困扰学界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这些青釉瓷盘是摆放酒具的器物，但这种观点有一个问题必须要考虑，那就是菏泽元代沉船上只出土了一件青釉玉壶春瓶，玉壶春瓶作为盛酒器已经得到学界公认，而青釉大盘却有3件，显然无法构成酒器的组合，这一点在前所引南京中华门外永乐十六年叶氏墓的资料中也有所印证，该墓出土了4件口径超过30 厘米的青釉大盘，以及2件青釉执壶、2件青釉玉壶春瓶、2 件青釉带柄小壶，作为盛酒器的玉壶春瓶和作为斟酒器的执壶、带柄小壶均只有2件，也无法与4件大盘组成酒器组合。由此而言，青釉大盘可以用于摆放酒具，但又不限于摆放酒具。
北京故宫博物院王爱东先生认为菏泽元代沉船所出的这种口径超过30厘米的大盘具有显著的蒙元风格，几乎不见于元代之前，其“与中西亚金属器造型相似，土耳其托普卡比宫所藏15世纪的波斯绘画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尺寸（指口径超过30厘米——引者注）的大碗、大盘，其功能应为日常生活的饮食器皿”。施茜认为，中西亚地区伊斯兰国家的广大穆斯林习惯于席地而坐、共同吃饭，在这种生活习惯之下其生产的陶制和金属制的饮食器皿均体型较大，有大盘、大罐和高足杯等，而中国出土的类似于菏泽元代沉船青釉大盘这种尺寸的器物都与中西亚地区的十分相似，她还进一步指出：“游牧族特有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使他们对于便于携带的器皿及金银制品具有特殊的感情。西亚诸民族在毡毯上席地而坐及饮食的方式也与蒙古族有许多不约而同之处。这些生活上的相同之处，是元青花大罐、大盘、高足杯（碗）、扁壶等器形产生的依据。”这其实也解释了蒙元时期以大尺寸瓷器作为自己风格的原因。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蒙古族虽然在毡毯上席地而坐、共同吃饭，但元朝统治下的广大人民却并非全部如此，因此他们应该不会用这种大盘来盛放一日三餐的食物。关于这一点，河南郑州登封王上金代壁画墓中的壁画为我们提供了线索。该墓墓室西南壁的壁画（图7）上绘有三个侍女，右侧侍女手捧一个放有小酒杯的盘，中间侍女手捧一个内盛杏、梨和瓜三种水果的大盘，左侧侍女则手捧一个长颈瓶，这应该就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宴饮图景。也就是说，大盘在宴饮时还可以作为果盘之用。正如扬之水先生所指出的，宋元时代一套齐整的酒器，还应该包括果盘与果菜碟。
无论是用于盛放酒具，还是作为果盘，菏泽元代沉船出土的3件龙泉窑青釉大盘应当都是沉船上之人所用酒器中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能拥有如此一套由精美龙泉窑青釉玉壶春瓶和青釉大盘组成的酒器的人，身份和地位自然非同凡人，这一点对于确定菏泽元代沉船的性质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于中胜，单位：聊城市东昌府区文物保护修复中心（聊城市东昌府区博物馆），学历：本科，研究方向：运河文化、运河文物保护]
參考文献：
1.孙明.大朝余晖——泥沼下的菏泽元代沉船.东方收藏，2011，11.
2.王卫丹.沉船遗宝——菏泽古沉船出土元瓷.收藏，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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