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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健康素养
“健康素养”一词，最早出现于西蒙兹·SK在1974年发表的《健康教育和社会政策》论文中。该文章讨论了健康教育作为政策问题对卫生保健系统、教育系统、大众传播方面的影响，并提出应为各年级学生制定健康素养的最低标准。
此后，美国一些健康教育学者在研究中开始注意个人素养与健康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健康素养被陆续引入各种研究。1995年美国《国家健康教育标准》对健康素养提出了定义，即个体具有的获得、解释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与服务的能力，主要包括健康知识和相关技能两方面。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李长宁说，2006年，原卫生部对居民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健康危险因素和健康服务进行了深入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公民应具备的66条基本健康知识和技能。2008年，原卫生部以公告形式颁布了健康素养66条，这是世界上第一份政府界定公众健康素养的文件。
“健康素养涉及很多具体内容。” 世界卫生组织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健康问题亲善大使周柳建成说，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就是健康素养的一部分，如戴计步器督促自己每天走一万步，关注睡眠状况及时发现睡眠问题等；准确把握生活的“度”也是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运动有好处，但不能过度，否则会造成运动损伤等。
挪威健康理事会主席托尼·托格森补充说，健康素养不仅是个人的健康知识储备，还包括群体环境的影响，比如工作氛围、社区文化等。
国民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健康素养是健康中国的基础，也是国民综合素质的体现。当下高发的很多疾病都和生活方式相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人的健康素养普遍不高。
据李长宁介绍，为了解公众对健康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制定了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评价体系，并开发出相应的调查问卷。2008年，中国第一次开展健康素养监测，2012年后，变为例行的每年一次。从监测结果看，2008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6.48%，到2015年达到10.25%，呈缓慢上升趋势，但仍不高。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健康产业研究院院长、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主任鲍勇教授进一步解释说，考察个人健康素养的方式各国均有差异。我国采用的是问卷调查形式，虽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人的健康素养，但作为目前国内公认的标准，仍具有一定的考量价值。而不论采用哪种评测方法，国人健康素养低于国外发达国家都是目前的现实。曾有研究者将中国健康素养测评量表翻译成英文，拿到英美发达国家做小规模比较测试，结果发现，他们的健康素养平均为40%，明显高于我国的10.25%。
最大难点是形成全民观念
李长宁表示，影响健康素养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水平是长期工作，需要个人和全社会共同努力。
鲍勇认为，就目前来说，国人健康素养偏低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没有重视，很多政府官员不知道健康素养是怎么回事，更不清楚“健康素养66条”是什么；二是一些健康教育机构没有认真贯彻健康素养的落地工作；三是媒体对健康素养和“66条”宣传得还不够，缺少详细解读；四是老百姓没有主动需求，不去积极学习健康知识。
“我认为，提高健康素养最大的难点在于形成全民关注健康的观念。” 张伯礼说，很多人还没意识到对健康负责的重要性，不能主动提升健康素养，养成戒烟、少吃盐、不熬夜等生活习惯。也有不少人在主动追求健康，却没能找到适合自己、能够坚持的养生方案。从政策上说，政府还未能像重视社会道德宣传一样，引导人们提高健康素养；中小学健康素养教育做得还不够好。
在某些健康知识的宣教中，传统文化影响可能带来一些不便。周柳建成举例说，艾滋病的相关防治知识在中国普及度较低，就与东方文化的含蓄特征有一定关系。一方面，中国父母不愿向孩子开口讲跟性有关的话题；另一方面，孩子能从其他非正规渠道获取相关知识，其中错误的暗示很可能将孩子引入歧途。
提高民众素养需要三个阶段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要提高到30%。鲍勇告诉记者，这必然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推进起来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不断宣传、普及健康素养66条，打下好的群众基础，创造全社会学习的氛围；第二阶段，不断加深健康素养的内容，从基础到深化；第三阶段，出台政策、制度，保障健康素养提升工作，使其得到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们还处于第一阶段。鲍勇认为，有三点改变是当务之急。首先，制定《健康法》。健康相关问题多，涉及面广，如不通过法律和制度予以保障，包括健康素养提高等很多目标的实现都会遭遇障碍。目前《健康法》出台的最大阻力还是意识问题。其次，依托社区全科医生。全科医生是提高全民健康素养的主力军，在全科医生培养过程中，应设立健康素养模块。最后，提升大型医院医务工作者的健康素养。调查发现，一些医务工作者的健康素养仍不够高。如果他们都没有这方面意识，如何对老百姓进行健康教育？
记者了解到，在积极探索有效推行方式上，上海的“健康自我管理模式”已經做出了有益尝试。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副会长李光耀介绍，该模式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慢病自我管理项目，上海在其基础上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从慢病病人拓展到普通健康人；二是把控制疾病的发展拓展到预防疾病的发生。
该项目的主要形式是：居委会负责招募组员、组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介入，提供健康支持性工具，并在小组活动时进行指导，帮助组员学习健康知识、制定个人健康计划，并保证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定期交流。
目前，上海已有2.6万个健康自我管理小组，42万居民参与其中。当组员把学到的知识介绍给周围人时，就能形成一传十、十传百的效果；小组成员兼任社区健康志愿者，能更进一步扩大普及面。效果监测显示，该政策试行后，居民在健康知识的“知、信、行”方面都有了明显变化。
国外专家建言献策
无论我国或全球，推动健康素养的提升，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都有很长的路要走。朱迪斯·麦基举例说，在欧盟布鲁塞尔总部，专门为酒精业、烟草业、制糖业游说的人保守估计有80人，他们出于经济目的，会尽可能诋毁相关的健康知识；专门从事健康游说的却仅有5人，提升健康素养的困难不言而喻。
针对中国情况，国外专家各自提出了解决建议。
出台政府禁令。智利国家公共健康保险局局长杰娜塔·维嘉说，提高健康素养不只是简单的宣传和教育。就像媒体宣传吸烟有害健康很多年，仍有人不为所动。此时，国家就应拿出相应措施，进行引导干预。比如，垃圾食品流行可能是因为人们去快餐店太方便了，那就规定小区门口不得开快餐店。改善生活方式虽然是个人的事，但很多时候都需要政府予以推动。
利用税收手段。麦基认为，在控烟问题上最管用的是税务手段。虽然这类政策本身不是健康素养，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提升健康素养。维嘉表示，向企业征收糖税也有利于督促人们形成低糖饮食的习惯。
加强学校教育。俄罗斯首席心脏病专家叶甫根尼·谢里克托表示，健康素养是影响个人一生生活习惯的重要素质，必须从小灌输，让孩子们懂得，健康的生活习惯将会让他们受益一生。托格森告诉记者，在挪威，最主要的健康素养数据收集和健康教育宣传都是由各地方学校完成的，因为学生健康素养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健康素养水平。
积极改善环境。托格森认为，对环境的改善，也是提高健康素养的当务之急。因为只有环境变好了，才能让更多人走出去，享受户外运动，养成积极运动的习惯。
麦基强调，提高健康素养最核心的，肯定还是思想上的转变。“比如，非典期间，香港人为了预防非典，几乎人人戴起了口罩；但香港每年因吸烟死亡的超过6000人，远大于非典危害，很多人却对吸烟行为视而不见。所以，只有当更多人对吸烟的危害重视起来，禁烟的健康素养才会进一步提升。”
“健康素养”一词，最早出现于西蒙兹·SK在1974年发表的《健康教育和社会政策》论文中。该文章讨论了健康教育作为政策问题对卫生保健系统、教育系统、大众传播方面的影响，并提出应为各年级学生制定健康素养的最低标准。
此后，美国一些健康教育学者在研究中开始注意个人素养与健康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健康素养被陆续引入各种研究。1995年美国《国家健康教育标准》对健康素养提出了定义，即个体具有的获得、解释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与服务的能力，主要包括健康知识和相关技能两方面。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李长宁说，2006年，原卫生部对居民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健康危险因素和健康服务进行了深入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公民应具备的66条基本健康知识和技能。2008年，原卫生部以公告形式颁布了健康素养66条，这是世界上第一份政府界定公众健康素养的文件。
“健康素养涉及很多具体内容。” 世界卫生组织可持续发展目标与健康问题亲善大使周柳建成说，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就是健康素养的一部分，如戴计步器督促自己每天走一万步，关注睡眠状况及时发现睡眠问题等；准确把握生活的“度”也是重要组成部分，比如，运动有好处，但不能过度，否则会造成运动损伤等。
挪威健康理事会主席托尼·托格森补充说，健康素养不仅是个人的健康知识储备，还包括群体环境的影响，比如工作氛围、社区文化等。
国民水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健康素养是健康中国的基础，也是国民综合素质的体现。当下高发的很多疾病都和生活方式相关，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人的健康素养普遍不高。
据李长宁介绍，为了解公众对健康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制定了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评价体系，并开发出相应的调查问卷。2008年，中国第一次开展健康素养监测，2012年后，变为例行的每年一次。从监测结果看，2008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6.48%，到2015年达到10.25%，呈缓慢上升趋势，但仍不高。
上海交通大学国家健康产业研究院院长、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主任鲍勇教授进一步解释说，考察个人健康素养的方式各国均有差异。我国采用的是问卷调查形式，虽不能完全反映一个人的健康素养，但作为目前国内公认的标准，仍具有一定的考量价值。而不论采用哪种评测方法，国人健康素养低于国外发达国家都是目前的现实。曾有研究者将中国健康素养测评量表翻译成英文，拿到英美发达国家做小规模比较测试，结果发现，他们的健康素养平均为40%，明显高于我国的10.25%。
最大难点是形成全民观念
李长宁表示，影响健康素养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水平是长期工作，需要个人和全社会共同努力。
鲍勇认为，就目前来说，国人健康素养偏低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没有重视，很多政府官员不知道健康素养是怎么回事，更不清楚“健康素养66条”是什么；二是一些健康教育机构没有认真贯彻健康素养的落地工作；三是媒体对健康素养和“66条”宣传得还不够，缺少详细解读；四是老百姓没有主动需求，不去积极学习健康知识。
“我认为，提高健康素养最大的难点在于形成全民关注健康的观念。” 张伯礼说，很多人还没意识到对健康负责的重要性，不能主动提升健康素养，养成戒烟、少吃盐、不熬夜等生活习惯。也有不少人在主动追求健康，却没能找到适合自己、能够坚持的养生方案。从政策上说，政府还未能像重视社会道德宣传一样，引导人们提高健康素养；中小学健康素养教育做得还不够好。
在某些健康知识的宣教中，传统文化影响可能带来一些不便。周柳建成举例说，艾滋病的相关防治知识在中国普及度较低，就与东方文化的含蓄特征有一定关系。一方面，中国父母不愿向孩子开口讲跟性有关的话题；另一方面，孩子能从其他非正规渠道获取相关知识，其中错误的暗示很可能将孩子引入歧途。
提高民众素养需要三个阶段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要提高到30%。鲍勇告诉记者，这必然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推进起来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不断宣传、普及健康素养66条，打下好的群众基础，创造全社会学习的氛围；第二阶段，不断加深健康素养的内容，从基础到深化；第三阶段，出台政策、制度，保障健康素养提升工作，使其得到可持续发展。
当前，我们还处于第一阶段。鲍勇认为，有三点改变是当务之急。首先，制定《健康法》。健康相关问题多，涉及面广，如不通过法律和制度予以保障，包括健康素养提高等很多目标的实现都会遭遇障碍。目前《健康法》出台的最大阻力还是意识问题。其次，依托社区全科医生。全科医生是提高全民健康素养的主力军，在全科医生培养过程中，应设立健康素养模块。最后，提升大型医院医务工作者的健康素养。调查发现，一些医务工作者的健康素养仍不够高。如果他们都没有这方面意识，如何对老百姓进行健康教育？
记者了解到，在积极探索有效推行方式上，上海的“健康自我管理模式”已經做出了有益尝试。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副会长李光耀介绍，该模式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慢病自我管理项目，上海在其基础上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从慢病病人拓展到普通健康人；二是把控制疾病的发展拓展到预防疾病的发生。
该项目的主要形式是：居委会负责招募组员、组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介入，提供健康支持性工具，并在小组活动时进行指导，帮助组员学习健康知识、制定个人健康计划，并保证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定期交流。
目前，上海已有2.6万个健康自我管理小组，42万居民参与其中。当组员把学到的知识介绍给周围人时，就能形成一传十、十传百的效果；小组成员兼任社区健康志愿者，能更进一步扩大普及面。效果监测显示，该政策试行后，居民在健康知识的“知、信、行”方面都有了明显变化。
国外专家建言献策
无论我国或全球，推动健康素养的提升，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都有很长的路要走。朱迪斯·麦基举例说，在欧盟布鲁塞尔总部，专门为酒精业、烟草业、制糖业游说的人保守估计有80人，他们出于经济目的，会尽可能诋毁相关的健康知识；专门从事健康游说的却仅有5人，提升健康素养的困难不言而喻。
针对中国情况，国外专家各自提出了解决建议。
出台政府禁令。智利国家公共健康保险局局长杰娜塔·维嘉说，提高健康素养不只是简单的宣传和教育。就像媒体宣传吸烟有害健康很多年，仍有人不为所动。此时，国家就应拿出相应措施，进行引导干预。比如，垃圾食品流行可能是因为人们去快餐店太方便了，那就规定小区门口不得开快餐店。改善生活方式虽然是个人的事，但很多时候都需要政府予以推动。
利用税收手段。麦基认为，在控烟问题上最管用的是税务手段。虽然这类政策本身不是健康素养，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提升健康素养。维嘉表示，向企业征收糖税也有利于督促人们形成低糖饮食的习惯。
加强学校教育。俄罗斯首席心脏病专家叶甫根尼·谢里克托表示，健康素养是影响个人一生生活习惯的重要素质，必须从小灌输，让孩子们懂得，健康的生活习惯将会让他们受益一生。托格森告诉记者，在挪威，最主要的健康素养数据收集和健康教育宣传都是由各地方学校完成的，因为学生健康素养的高低会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健康素养水平。
积极改善环境。托格森认为，对环境的改善，也是提高健康素养的当务之急。因为只有环境变好了，才能让更多人走出去，享受户外运动，养成积极运动的习惯。
麦基强调，提高健康素养最核心的，肯定还是思想上的转变。“比如，非典期间，香港人为了预防非典，几乎人人戴起了口罩；但香港每年因吸烟死亡的超过6000人，远大于非典危害，很多人却对吸烟行为视而不见。所以，只有当更多人对吸烟的危害重视起来，禁烟的健康素养才会进一步提升。”